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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病，估计是重感冒一类。感冒是一种常见病，调理并不困难。可是，感冒对于一个人情感的挑战，却是非常突出的，任何人，一旦发着高烧，浑身无力地躺在病床上，那时便会凸现所有的性格弱点，便会极端的无助和孤独，思乡思亲之情，也会异乎寻常的强烈。
曾有许多名人谈到自己的这类感受，他们躺在病床上，心中所想的，往往是自己小时候，在父母身边，遇到发烧感冒，父亲或者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细心的呵护。如今，独自一人躺在异乡，父母还以为他生活得很好，丝毫不清楚他一个人在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
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周美青出现在马英九的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给他端茶送药，问寒问暖，那时，他心中所感受的温暖和浓情，绝非其它任何时候所能比拟，大概也就是那个时候，马英九在心中暗暗拿定主意，要用一辈子来回报她对自己的这份情。一世的姻缘，就这么定了。
马英九的四个姐妹，全都是北一女的毕业生。周美青毕业于北一女，这自然是与马家的一份渊源。此后，周美青进入台湾政治大学学习，而马英九的前两任女友，又都是这所学校的，这被马英九认定是一种宿命。
餐厅端盘子的妻子1977年 8月 20 日，马英九和周美青在台湾举行婚礼。
对于马家来说，这是一个极其特别的日子。33年前的这一天，也就是 1944年 8月 20 日，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和母亲秦厚修在重庆举行婚礼，那是一场典型的战地婚礼，当时正处于抗战末期，山城重庆，常常遭遇日本飞机的轰炸，空袭警报一旦响起，所有人便得放下手头的工作，往防空洞里钻，有些人就死在向防空洞奔跑的途中。在这种背景下举行婚礼，确实需要一点勇气，也需要一些好运。
马英九特别选择这个日子完婚，一方面，显示了他对父母的感恩，另一方面，也与马家当时的实际情形有关。他和周美青都在美国读书，除了学习之外，还有繁重的学生工作，不是假期，很难抽出时间返回台湾。而马英九的姐姐、妹妹们，大多也在美国工作或者学习，不利用假期，同样没有时间。
台湾有媒体说，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对这个儿媳的满意度并不高。根本原因在于周美青特立独行，凡事自有主张，甚至在许多方面，能够左右马英九的思想。这似乎对于父权形成了挑战。长期以来，马英九都是以乖宝宝的面目出现在父母面前，对于父亲的决定，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基本没有打折扣的时候。可自从和周美青恋爱，或者准确地说，应该是在去了美国之后，他似乎有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在许多方面，不仅不能和父亲保持一致，甚至和父亲站在了完全对立的立场。党工出身的马鹤凌，便将这笔账算到了周美青的头上，认为是她带坏了儿子。
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马英九毕竟长大了，又在美国接受了很多自由主义思想，何况站在台湾之外看台湾，在同美国政府、“台独”分子以及亲共派人士的广泛战斗中看台湾，对于台湾国民党内部所存在的种种腐败以及独裁实质，就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思想认识上，产生一次质的飞跃，是自然而然的事。即使没有周美青出现，这种认识的提高，也是迟早的事。而且马英九本来就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怎么可能一辈子生活在父亲的保护之下？当然，周美青在性格上和马英九形成互补，在事业上成为伙伴，其影响不可忽视，也是不争的事实。
客观地说，周美青是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好妻子。马英九成为台湾政坛惟一的特例，与周美青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台湾的每一次选举中，夫人均成为候选人手中一张极其重要的牌，有些人甚至当成王牌来打。比如陈水扁，与国民党斗争的时候，妻子发生车祸重伤而导致下肢瘫痪。这确实是一件悲剧，可是，历次竞选中，陈水扁都会推着轮椅出场，一方面显示几十年来，他对瘫痪的妻子不离不弃是一种美德，另一方面，也借以声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这张牌，陈水扁打得极其高明，为他赢得了不少选票。
马英九则不同，他每一次参加选举，周美青都只是一个幕后人物，除了为他准备各种资料，帮他润色演讲稿之外，她几乎不走到前台，只是在选举的最后时期，比如投票或者选举获胜需要出面答谢的时候，她才会出面。所以，在台湾政坛，不仅仅马英九是一种“不沾锅”形象，他的妻子周美青，同样是“不沾锅”，甚至比丈夫更加的“不沾”。以至很长一段时间，台湾人都不知道周美青是什么模样。
这次结婚时，马英九的岳父送给他一件当时还算是极其贵重的礼物：一只手表。直到今天，马英九手上戴的，还是这只手表，一戴就是几十年。以他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别说换一只手表，就算是换十只百只都可以。可他仍然戴着这只旧手表，这决不仅仅因为这只手表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也不仅仅因为他念旧，这只手表，很能体现马英九的为人和观念。
婚礼结束，夫妻俩蜜月没有度完，便双双回到美国。此时，他们已经拿到了纽约大学的硕士学位，而马英九还获得了更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这个时期，可算是马英九一生中经济最困窘的时期。攻读硕士学位，他拿的是中山奖学金。但这笔奖学金仅仅只能满足两年的学习时间，两年之后，奖学金已经用完，再深造就只能自己掏钱了。已经 27 岁并且已经成家立室的马英九，不可能也不好意思再向父母伸手，就算父母资助学费，生活费他们也得自己解决。
周美青的能力和聪明不在马英九之下，而且在他们这个小家庭中，她显然处于主导地位，她完全可以和马英九一起继续深造。但是，在当时那种经济环境下，他们最多只能供一个人上学，而另一个人不得不放弃学业为生活而奔波。在这个时刻，周美青作出了让马英九感激一生的决定：自己去打工赚钱，供丈夫继续读书。
美国是一个极其注重培养人才的国家，硕士学位在那里并不属于高学历，何况一个外国人，在当地举目无亲，又处于中美关系的微妙阶段，周美青要在短时间内在美国找到一份较为理想的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周美青每天出去，到处打听，结果都是空手而回。偏偏这时小家庭又需要金钱来运转，他们没有资本可以等待。
好在周美青从小便养成了独立生活的能力，适应能力之强，超乎马英九的意料之外。为了能够让丈夫没有任何负担地投入到学习生活之中，她竟然不顾身份，降格以求，主动找到一间中餐厅端盘子。这是一个不需要任何学历的即低档又辛苦的工作。
倒不是说这是一份怎样有失身份的工作，而是这份工作的辛苦，投入和得到的不成比例，尤其是自尊心常常受到挑战等，让马英九想起来，便痛心不已。有几次，马英九对妻子说：“我们的日子，也不是完全过不下去。这份工作，你先不要做了，等找到更好的工作再说吧。”可周美青却有自己的想法，苦和累，她并不怕，此时无论付出多少，她也不会觉得心理不平衡。她说，她惟一的期望，就是夫妻二人能够一条心，共同奋斗，渡过难关之后，为自己的未来打下基础。见妻子说得如此有理如此透彻，马英九便也只好由她了。
在哈佛，他们住的是学校安排的经济公寓，这种公寓是哈佛专为那些已婚学生准备的，叫 HoldenGreen，这是一种两层的老式公寓，前面有一个天井，天井中有一块草坪，草坪修剪得很好。马英九根据中国人的习惯，为这个公寓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挹翠轩”。
这类公寓不像普通的学生公寓那样会准备一些生活用具。已婚学生公寓，里面完全是空的，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需要学生自己解决。马英九也曾想，自己勒紧裤带，要尽可能给妻子一个稍稍好一点的生活环境。可是，周美青自有主张，她是一家之主，经济权掌握在她的手中，那点有限的钱，她绝对不同意丈夫乱花，哪怕是花在这个家里或者花在她的身上，都不行。
据马英九的同学回忆，他们结婚后，并没有渡蜜月。一般来说，美国人结婚，通常都会驾车在美国各地进行一番旅行，一些台湾来的留学生也受了影响，不少人会这么“蜜月”一次。马英九和周美青没有“蜜月”的原因，他们的同学认为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汽车。事实上不仅仅是没有汽车，就是家具，也都是捡来的。他家的沙发是前一任留下来的，那是一把长椅，摆在客厅的中间，旧是旧了点，却也能用。周美青不知从哪里弄来几只汽车轮胎，将其洗干净，再将里面塞些海绵之类的东西，迭起来便成了椅子。床就更简单了，是两张床垫铺在地上，根本没有床架。家里的家具和摆设，几乎没有是用钱买来的。
同学回忆说，马太太很能干，心灵手巧，她废物利用，找了很多被别人遗弃的废物，稍加改装，便成了家庭的装饰品，摆在那里，倒是别有一番风味。当时，一些同学去他们家做客，都说这个小窝虽然简陋，却十分温馨。这段时期，可算是马英九一生中的最困难时期。但他们没有被困难所压倒，反而愈来愈强。
逆境与磨难是人所不愿接受的，但又是注定是有些人无法逃避的。它是残酷的——使有些人一蹶不振，消沉堕落；它是公平的——使有些人建功立业，流芳百世。可见，磨难与逆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精神的贫困，意志的崩溃。法国大作家大仲马曾在名作中写到：“最值得骄傲的树苗是从平常的树枝上嫁接出来的，巨大芬芳的玫瑰是从素淡的四瓣蔷薇上开始的。”即使在简陋的茅屋草舍里，贫困的竹篱矮檐下，只要有一棵顽强而坚韧的种子，它就必将发芽、开花！
这还使我们想到，人生难免会遇到挫折，没有经历过苦难和挫折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没有河床的冲涮，便没有钻石的璀璨；没有苦难的考验，也便没有不屈的人格。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讲过“苦难对于一个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而对于一庸人却是一个万丈深渊。”挫折和苦难能磨练人的意志，增长人的才干。顺境与逆境都是生活赠给我们的财富，在顺境中不盲目乐观，在逆境中不轻言放弃，会让我们走好人生路上的每一步。
妻子的付出远比他多马英九的困难情况，很快被他的导师许传玺教授知道了。许传玺是一位很有名的法学专家，马英九当时担任博士研究的哈佛东亚法学中心，便是由许教授创立，并且在此培养了许多来自台湾以及后来来自中国大陆的法学学者，像前面提到的马英九一直当成老师的丘宏达，便是许传玺的学生。当时，东亚法学中心刚好需要一个研究助理，许传玺便将这个位置给了周美青。这可真是解决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大问题，至少维持两人在美国的生活，问题不是太大了。
不久，周美青又获得了一份兼职，在国际法学图书馆兼任管理员。有了这两份工作，应该说维持她和马英九在美国的生活，已经不成问题，可周美青仍然不满足，只要有时间，她仍然去以前工作的那家中餐厅打零工。日后，马英九和妻子的感情如此之深，与这段时间的相濡以沫，绝对大有关系。
在哈佛的这段时间，马英九在学业上，似乎压力并不是太大，所以，也是他和周美青婚后生活中最为快乐浪漫的时光，待他们经济上缓过劲来，并且买了一辆汽车之后，一旦有时间，夫妻俩便驾车出去旅行。他们直到结婚三年后，夫妇俩才决定要孩子。
之所以三年后他们才决定要孩子，经济紧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当时，他们两人的经济起点都很低，如果再要孩子，加上马英九又要学习，各方面都会异常紧张。直到马英九在哈佛的学习时间已经过去三年，离毕业不远了，况且，经过这两年多的努力，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具备了养育子女的能力了，于是他们才决定要孩子。
就在马英九拿到博士学位前夕，大女儿出世。他们从美国打电话回台湾向父母报喜，报喜原不过是一个程序，没料到，父亲一生严谨，连养育孩子这种事，也严谨得令马英九夫妇吃惊。早在得知媳妇怀孕的时候，马老先生便熬了许多个夜晚，翻阅了不少书籍，最终，他给孙女取的名字是“唯中”。这个名字，可以看出马老先生心灵深处的中华情结。
马英九夫妇虽然觉得这个名字不太像一个女孩的名字，却也觉得别致，且是父亲取的，自然是采用了，但做了一回父母，连给女儿取名字的机会都被剥夺了，颇有点不甘心，于是，夫妻俩便决定争取另一个权利，为女儿取个英文名。一部词典，被他们翻来翻去，几乎都快翻烂了，后来，周美青想起哈佛法学院旁边有一所很袖珍的女子学院，叫 LesleyCollege，便提议用 Lesley 作为女儿的英文名，这样才总算确定下来。
几十年后，回过头看他们的这段婚姻，问马英九，怎样评价自己的妻子？他诚恳地说，她是一个好妻子，他们的感情很好。他说，毕竟他们已经不再年轻，结婚已经二十多年，自然不可能像小青年那般浪漫感性，经历如此之长的人生，爱情已经得到了升华，“比较感性的成分慢慢褪色，理性的成分慢慢多一些，感情比较含蓄”。
同时，他也承认，对于这个家庭，妻子的付出远比他多。尤其是他当了台北“市长”之后，由于工作实在太多太忙，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即使在家，也需要考虑到为工作充电，所以，不是看书就是锻炼身体，真正能够陪伴她的时间少而又少。在这方面，她获得的回报太少了，所以，他对她，永远怀有一份歉疚。
在妻子的眼中，马英九是一个什么样的丈夫？有一次，媒体记者极其尖锐地将这个问题摆到了周美青面前，令记者们大为惊讶的是，周美青竟然丝毫没有考虑便回答说：“所有做丈夫的缺点，他都有。”当时，记者只是愣了一下，并没有追问。这种瞬间的迟钝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记者们见过太多的高官夫人，每当遇到这类问题时，他们得到的差不多是千篇一律的回答。只有这个周美青是那么的与众不同，一时之间，他们既没有料到，也反应不过来。
马英九的女粉丝很多，从三四十岁的师奶，到十几二十来岁的小姑娘都有，一些红遍亚洲的大牌女明星，像李玟、孙燕姿等人，见了马英九，丝毫不隐瞒对他的好感，又是吻又是抱，更特别的是政坛人物陈文茜，竟然公开表示，马英九是她心目中的最佳选择。
有记者提了一个刁钻的问题。既然马英九是那么多女性心目中的偶像，那么，他也是周美青的偶像吗？周美青坦率地说，他不是她的偶像，甚至也不是两个女儿的偶像。她没有任何偶像，两个女儿倒是有自己的偶像，可都不是自己的爸爸。
但她也承认，马英九是一个极其孝顺的人，无论工作再忙，他也一定要照顾到自己的家人，父母、妻子、女儿，都是他照顾的对象。他的照顾，也难说达到什么高度，所能做的，也就是尽可能抽时间陪一陪家人。每个星期的星期四，是他们雷打不动的家庭日，除非马英九有工作在外地不能回来，否则，他是一定要与家人共进晚餐的。为了这个家庭日，马英九到底推掉了多少应酬，她无法统计，她也因此对马英九非常感激，也能从此体会到他为家庭而努力的那份心，有那份心，一切都已经足够。
为了维持这种家庭的良好气氛，周美青也做了很多的努力，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这一点就非常难得，特别是对周美青这种即有高学历又性格直率的女性而言，更是难能可贵。因为中国的传统观念便是“树大要分杈，崽大要分家”，和父母亲住在一起，婆媳关系很不容易处理好，何况马英九的父亲又是个严肃得甚至有点专横的人。而这么多年来，却从没听说过他们家庭产生过什么矛盾。台湾有些记者，专喜欢刺探甚至无中生有的制造名人政要的家庭绯闻，而马英九的家庭，却从没传出什么绯闻来，一直是台湾名人政要家庭的楷模，马英九的女粉丝们甚至认为，马英九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不会背叛的男人。
马英九身边的人，还透露了一些他们夫妻生活中的细节。
因为陪太太以及家人的时间少，只要有机会，他便会以行动表示对太太的愧疚和情感。周美青喜欢吃台湾产的一种小点心苹果卷，两个女儿受母亲的影响，也喜欢这种食品，许多时候，他工作到很晚才回家。他知道太太一定会在家等他，回家途中，他往往会转个弯，前往福华点心店去给太太带回一些苹果卷。他们说，只要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