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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家在一座国营大型煤矿，离记者站所在的省会一百多公里。从长途公共汽车上走下来，周水明俨然是—副记者的形象、派头和风度。他西装笔挺，穿着皮鞋，打着领带，头发抿得一丝不乱，手里提着精致的真皮小皮包。他拉开小皮包，拿出一副眼镜带上了。他的眼睛不近视，也不散光，他戴眼镜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视力，也有那么一点向明星看齐的意思。他的眼镜是水晶平光镜，在阳光的照射下稍微有一点变色，变的色是蓝灰色。这样，他能看清别人的面目，别人看他的眼睛就看不大清楚。这副眼镜，是他参加一个水晶产品的推介会时主办方送给他的，据说值六百多块钱哪。他现在戴的红色领带也是厂家送给他的，领带上绣着金色小花儿，是世界名牌。周水明还没当上正式的记者，就得了这些实惠，等他真正当了记者，实惠不知道有多少呢。从国道边到矿里还有五六里路，一些开三轮蹦蹦车的司机冲他迎上来，叫他老板，请他坐车。他摆摆手，表示不坐。以他现在的身份，要么坐小轿车，要么步行，坐这等开起来扭来扭去的蹦蹦车算什么！
走到半路，周水明碰见了他当年在掘进队时一块儿摘掘进的一个工友，他先跟工友打了招呼。工友说：“嗬，周大记者！”工友向他身后看了看，问：“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你还要什么人？”
“这么大的记者，不带保镖怎么行广
大记者的称谓让周水明很受用，他说：“哪有记者带保镖的！你小子，说话还是这么幽默。”
周水明和工友的话还没说完，一辆黑色红旗牌小轿车从他身边开过去，他认出这是该矿矿长的车子。他正想不知矿长在车里坐着没有，车子在前面停了下来。他以为是矿长看见了他，从车窗里探出头的却是井庆平，井庆平让他上车。
他不想沾井庆平的光，往前挑了两下手梢儿说：“你先走吧，—会儿就到了。”
井庆平开门从车里下来，说：“快上来吧，我正要找你呢，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了。”
周水明只好紧走两步，上了车。矿长不在车上，井庆平在前排副驾驶的座位上坐着。井庆平吃得一头一脖子的肉，头发也留得很长，时髦得像是一个影视导演。井庆平说了正要找他，不说什么事，却回过头笑着问他：“怎么样？”
周水明说：“还可以。”
“不行到我们报社来吧。”
“谢谢！什么时候等你当上总编再说吧。”他以前不是没找过井庆平，井庆平说这不行，那不行。现在他到记者站去了，井庆平才敢说这个大话。他要是真的答应去报社，井庆平不知又该怎样拿捏呢！再说；井庆平不过是一个普通编辑兼记者，他也没权力让他进报社。
井庆平说：“真的，你光当记者不行，当记者的还得巴结编辑，不然你的稿子还是发不出来。记者是卖方，编辑是买方，你把编辑记者都当着，等于卖方买方一肩挑，省去了中间环节，你才能收到比较好的效益。”
“你还总结出经验来了。”
“那当然。这一行学问大着呢！”
“你不是在市里买了房子吗，还回矿里干什么？”
“房子正在装修，等装修完了，我就把家搬过去。”
周水明跟井庆平开了一个玩笑，说：“房子装修完了，你的家也不要忙着搬，有两间房子在市里空着，你搞情人多方便。”
井庆平乐得喷屁，说：“对，对，你这个主意太好了，就照你这个主意办。你搞到情人，也可以带到我那里去。”
说话车已经到了矿里，周水明让司机把车停一下，他先下了车。
周水明不能不承认，他之所以到记者站去应聘，主要是受了井庆平的影响。原来井庆平和他一样，都是在矿上的宣传科当干事。井庆平看到市里工人报招聘采编人员的启示，就悄悄跑到报社去应聘。井庆平后来说，他去应聘，—点把握都没有，趁着到市里送稿，权当到报社玩一下。连自己都没想到，经过笔试和面试，他还真的被人家聘上了。井庆平—当上记者，他的活动舞台就大了，除了市里有好几个区，市上还管着周边七八个县，都是他的报道范围。井庆平的能量也很大，很善于发挥当编辑记者的优势。他想到哪里采访，就要哪个单位派车接他，不接他就不去。他去采访过了，发了稿子，再去那个单位，就事先准备一些发票让人家给他报销。他报销的发票五花八门，票值逐步升级，先是—些打的票、鞋票、衣服票，后来买的照相机、手机、电脑、彩电等，也开了票找被报道单位报销。再后来，井庆平嫌报销发票太麻烦，也容易给人家留下把柄，就不报销发票了，就以各种巧妙方式跟人家要现金。现金被他说成辛苦费、赞助费或红包儿。因人生得意，井庆平的这些作为并不瞒着周水明，愿意在周水明面前吹一吹。井庆平说，现在他每年的收入不下十几万。在市里买了房子只是他的第一步，下一步他还要买汽车。有一次井庆平把酒喝多了，抱着他的脖子，嘴凑在他耳边说：“你不知道，当记者的好处多着呢！”他还没问有哪些好处，井庆平就说开了，现在下去采访，只要你在那里过夜，人家都要给你安排一下。这个安排一下不包括喝酒，喝再高级的酒都是小菜一碟，排除在外。安排的系列内容包括唱歌、跳舞、洗头、洗脚、按摩、找小姐。这些项目里面，找小姐最有意思，算是重头戏。他问井庆平一共玩过几个小姐了。井庆平说，说实话，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井庆平的话，周水明有的信，有的不信。但有一个事实在那里明摆着，他不愿意相信也不行，那就是井庆平的确在市里买了房子。一套房子二十多万，这表明井庆平狗东西真的发财了。有一段时间，他不愿想到井庆平，更不愿提到井庆平，极力想把井庆平忘掉。一想到井庆平，他就感到别扭，还有些焦躁，肚子里像长了个瘤子一样。有一次正吃饭时，妻子提到井庆平，说井庆平找了矿长，把老婆弄到幼儿园当老师去了。他一听就对妻子发了脾气，差点把饭碗摔在地上。事后想了想，他心里不平衡了。说得不好听一些，他嫉妒井庆平了。与井庆平相比，他觉得自己各方面的条件都要比井庆平强一些。井庆平只会写一些简单的报道，报道里多有不通的句子，还常常出现错别字。他不仅会写报道，还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散文和诗歌，文字当然要准确和优美得多。在为人方面，井庆平自控能力很差，一喝酒就过头，一过头就闹事。有一回闹到书记那里，摸过书记桌上的烟灰缸，把烟灰缸里的烟灰当茶喝，把书记的玻璃烟灰缸都摔碎了。周水明和井庆平等人多次在一块儿喝酒，他也曾喝高过，但越高他似乎越清醒，从没有失去过应有的意志力。井庆平的长相也不好，矮个子，大耳朵，肚子鼓着，肥得像猪。他身材适中，不胖不瘦，别人对他的评价是眉清目秀。论能力，论才华，论为人，论仪表，他哪点比井庆平差！他在宣传科一年满打满算才挣一万块钱多一点，井庆平一年却能挣十多万，收入是他的十倍，凭什么？难道人的工作岗位不同，差距就这么大吗？人的价值也不一样了吗？既然井庆平能去当记者，能提高自身的价值，他为什么不能呢！宣传科有人问过他；是不是见井庆平跳槽成功，他就坐不住了。他表面不愿意承认，心里盯的还是井庆平，一定要和井庆平比一比。
周水明回到家，见妻子田少荣正在床上睡觉，知道妻子上的是夜班。妻子在矿上选煤楼拣矸石，对于矿上的女人来说，妻子干的是最脏最重的活儿。因他是单身职工，妻子的户口不在矿上，矿上就不给妻子安排工作。拣矸石的活儿是妻子自己找的，临时性的，一个月才挣四五百块钱。他说过不让妻子去拣矸石，妻子说，两个孩子都上学去了，她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出去能挣一个是一个。妻子也把他叫大记者，说：“大记者回来了，不睡了，起来给大记者做饭吃。你还没吃饭吧？”
见妻子赤裸着上身，他对妻子的小小身子顿生怜惜，说：“你不要起来，我这会儿不想吃饭，先陪你睡一会儿。”
妻子笑了一下，知道他要先干那件事，说：“我就知道你……”
周水明插上门，迅速脱下衣服，脱得只剩下一件三角裤衩，躺进被窝里去了。进了被窝，他才把裤衩揪下来。那件东西已经奋起，对裤衩有些戗茬。他戗着茬儿把裤衩退掉，那件东西马上弹回向上的位置。他把妻子紧紧搂了两下，示意妻子也脱去裤衩。
妻子说：“别急，咱俩先说会儿话。来，让我看看你瘦了没有。”
他说：“不行，我得先进家，进了家才能说话。”他把妻子的下面说成是他的家，做爱就是进家。他没有跟妻子说将去卧底的事，那个事情怎么说也有些重大，他怕说出来会影响妻子的情绪，也会影响他自己的情绪。他去记者站应聘有三个月的试用期，他也没跟妻子说起过，他跟妻子说的是，他已经当上了正式的记者。
妻子撒了一点娇，说：“那，你得给我脱。”
“愿意为你服务，老公亲自给你脱。”他把被子掀开，看到妻子穿的是那件麦绿色弹力尼三角裤衩，顿感不悦。这件裤衩是妻子从垃圾堆里拣来的。他说：“我说让你把这个裤衩扔掉，你怎么还是穿上了？”
“穿上怕什么，下面只烂了——个小眼儿，缝缝洗洗，一点都不耽误穿。”
“你知道这是什么人穿过的，要是染上了性病怎么办？”
还是妻子自己把裤衩脱下来了，扔在一边，说：“你仔细看看，我染上性病了吗？”
他把妻子的两腿分开看了看，妻子下面干干净净，好像没有什么性病的迹象。他把“家”进去了，似乎还有意见没表达完，说：“怕染上性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你这么做，对我的尊严是一个伤害。我在省会当记者，让老婆在垃圾堆里拣裤衩穿，别人知道了怎么看，显得你丈夫多没本事，多没面子！”
“我在里面穿，除了你能看见，谁能看得见！”
“我看见也不行，我—看见就堵心。怎么，咱连件裤衩都买不起了？下次回来，我要给你买一打裤衩，让你三年都穿不完。”说着把妻子的两只毛眼各亲了一下，下面也进得彻底些。
妻子把“家”门关紧密，再关紧密，说：“等你给我买回裤衩，我就不去拣矸石了，上街卖裤衩去。”
“我操，你真是我的勤俭持家的好老婆呀！”
亲热完毕，他让妻子给他找旧衣服旧被子时，才把准备去小煤窑卧底的事对妻子说了。他没说卧底，说成化装私访。
私访的事，妻子似乎从戏台上和电视剧里看见过，她说：“私访的不都是当官的嘛，你一个记者私访什么！”
“这个你就不懂了，当记者才更要私访。过去只有当官的，没有当记者的，私访的事只能由当官的承当。现在有了记者，私访的事就主要由记者去做。当记者的比一般当官的地位还要高一些，你知道吧？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这个我跟你说你也不懂。”
妻子对小煤窑的情况多少知道一些，小煤窑多是险恶之地，她有一个姨表弟就是在小煤窑里砸死的。她有些担心地问：“你去小煤窑私访，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他说不会的，下去私访的记者很多，没听说哪个记者出过大的危险。他给妻子举了两个例子。一个记者，为了了解乞丐的生活，自己装成乞丐，混到丐帮里去了。他蓬头垢面，跟乞丐一块儿讨钱讨饭，一块儿住阴沟，了解到丐帮的不少规矩和内幕。他装得很像，得到了乞丐们的信任，差点当上了丐帮的帮主。他出来后，把自己的亲历亲闻写成了报道，一下子产生了很大影响。还有一个记者，听说有一个砖瓦厂以招工的名义把民工骗到厂里后，就不许民工出去了，强迫民工进行超时间超体力的劳动。厂里豢养了一批打手，他们动不动就对民工拳打脚踢，不但不给民工发工资，有时还不给民工饭吃。记者化装成民工到厂里私访，了解到的情况比听说的还要严重许多。记者本人除了累死累活地干活，也被打手打过，骂过，受到很多非人的折磨。后来记者逃了出来，把私访到的情况报告给当地的公安机关。公安机关马上组织警力包围了那个砖瓦厂，才把里面的民工解救出来，并把黑心的厂长抓获。记者把私访的全部过程不仅写成了通讯报道，还写成了长篇纪实文学。那个记者因此受到上级宣传部门的表彰，成为全国新闻战线当年度百佳记者之一。周水明没有对妻子说司站长对他的工作不甚满意，没有说他下去私访是迫不得已，为了得到司站长的信任。他肚子里还有好多话，都没跟妻子说到。比如说只有在记者站干稳了，才能多挣一些钱，才能买商品房，两个孩子上学的学费才能有保证。不然的话，他家的经济状况一辈子都很难有大的改善。他跟妻子唱的是高调，把自己此次行动的目的说得很堂皇，很高尚，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夸耀。他把什么喉舌、天职、拯救、义不容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等大的词句都用上了，把妻子说得愣怔着。他跟司站长说的是计划下去七天，跟妻子说的却是十天，他说：“十天之后，我若是不回来，你也不要着急，但你可以到记者站找司站长问一下情况，必要时让他到公安机关报一下案。”
妻子说：“你越说我越害怕，咱不去小煤窑私访不行吗？”
“我一定要去！”他的表情和口气像是有些悲壮了。
“你去看看就行了，能不下窑就别下窑。”
“开玩笑，不下窑怎么能知道窑下的黑暗！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我会随机应变的。”
他的那些旧衣服旧鞋和旧被子亏得妻子没舍得扔掉，从床下的旧木箱里一翻就翻出来了。他换上旧衣服，把头发揉乱，对着镜子照了一下，着实吓了他一跳。他似乎看到那个高考落榜后曾四处流浪的落魄青年又回来了。他曾以为那个倒霉蛋已离他远去，再也不会回来，谁知道呢，眨眼工夫，那小子又立在他面前。那身发着霉味的衣服，好像也在以皱皱巴巴的表情笑话他说：“你不是已经混出人样了吗，不是把我们抛弃了吗，为何又回到我们的怀抱，你这是玩的哪一套？”周水明苦笑了一下，体会到人的一张皮原来这么重要。她穿上那身皮，就是一个体面的记者；换上这身皮呢，就跟一个叫花子差不多。
别看妻子自己愿意从垃圾堆拣裤衩穿，却不愿看到丈夫穿旧衣服，她说难看死了，让丈夫把衣服脱下来洗一洗再穿。
周水明说不能洗，一洗就没有现在的味道和效果了。
三
周水明把冷眼装在脑子里，是以十分清醒的状态被骗工的骗子骗走的。他原以为遇到骗子不是很容易，准备花一天或两天时间把自己送到骗子手里。不料骗子遍地，刚走一个，又来一个，他只用了半下午时间，就与他预先设定的骗子遭遇了。
他选择的地方是一个长途汽车站，全省各市县的汽车都往这里开，有人下车，有人上车，这里是来往旅客的一个集散地。加上汽车站对面不远就是全国有名的枢纽性火车站，更使两站之间的广场形成了人的洪流和若干个人的漩涡。不少人拉着箱子，背着挎包。在匆匆行走。不少人边走边对着手机说话。一个包工头模样的人对着手机大声骂人，嚷着他—定要报仇。不少人在散发小广告。不少人手拿写着所谓国营旅馆的硬纸牌在招徕顾客。不少涂着红嘴蓝眼的“野鸡”在悄悄拉人的衣角，问人要不要找个地方快乐一下。当然也有不少带着以塑料编织袋子为包装的粗笨行李的民工，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眼巴巴地等着用工的人把他们领走。记者站设在省政府附近的一个省属行政机关，离这里并不是很远，但他觉得这里和那里判若两个世界，他到了这里如同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他有些兴奋，意识到他的体验已经开始，可以进入采访状态。如果是往常，他会掏出自己的小采访本儿，把看到的情景记上几笔。他参加过矿务局矿工报社举办的通讯员学习班，受过一些采访方面的基本本训练，其中一项训练要求就是勤动笔。谚语是，好记性比不过烂笔头。他把手伸进口袋里去了，一摸里面是空的，没有采访本儿，也没有笔。他的动作是习惯性的，下意识的。他的采访本儿和笔放进一个小手包里去了，还有手机、记者证、钱包儿、真的身份证等，都放进了小手包里。他把小手包上了小锁，外面还裹上了黑色塑料带，压在铺盖卷儿的最下面。小手包里的每一样东西都不能露出来，露出一样就有可能暴露他的身份。他看过—个资料，一个国民党的司令官，战败后化装逃跑了，他本来已逃出层层包围圈，因解完大手用白纸擦了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