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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学校并不怎么重视体育，总是其他老师代体育课，好好坏坏关系都不大，而
这二中就不行了，专门有体育老师，体育器材也十分齐全。以前的体育课我已经怕
了，何况现在正规的体育课了。恰好那天我的胸处又疼了，还是在原来学校潮的了，
我就对王海峰老师说：我有心脏病，不适宜运动。王海峰老师一听就骂：“你为什
么不早说，假如出了问题我怎么负责？”从此我就解脱了，再也不曾上过体育课。
一天，我去找校医，因为我仍搞不明白为了什么，竟然后胸脯疼痛，校医当时问我：
“现在疼不疼？”当时是不疼痛，他就说，等什么时候疼了再来看。于是我走了，
可是我明白：这是什么时候也看不了的。因为疼起来时只那么一小阵子，若跑到医
生那儿，它就又不疼了，反正总不能刚好疼时在医生那儿。
初到二中那一段时间呢，经常地老是这样难受，我也就莫名其妙地发烦，我烦
得立下了一个誓言：“坚决不记同班同学的名字。”我真的这么做了，经常呆呆地
坐在自己位子上，从不理睬任何人，也不笑，也不恼，心止如水一般平静。不，是
心如死水一般沉寂，沉寂得要发臭了。刚开始上课，还没来得及选班干部，班主任
刘长岁老师就问，看谁敢于自荐，先代理一段时间班干部，马上，一个坐前边的女
生站起来，她长得稍微有一点儿胖，但显得很健康，可脸盘绝对一般，不是娇好。
她很活泼，但我并没有过多地关注于她，我听到有人喊她孙占巧，我就暗自用心提
醒自己：“不记任何人，别记，别记”。真的直到半个学期之后，我方才记住了班
上约三分之一人的名字，我都是在刻意提醒自己不记的。我的这个心理，使得在这
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我怪怪的，怪得呆头呆脑，实际上在这段时间，也并没有人
注意到我，只偶尔有人注意一下，眼中也是觉得在看一个怪人。我太怪了，以致于
精神总是萎靡不振，情绪直是悲观丧气。情意影响到身体，真的觉得病体越来越重，
虽然疼痛得明显不比初三时厉害，但更觉沉闷。至于为什么这样，我至今明白一点
儿，这是注定的。记得有一个算命的告诉我，说我在十六、七或十七、八岁时有场
大难，几乎要丢了性命，那算得挺准的。还有一个看手相的，说我在十六、七或十
七八岁时，生命线差点儿被邪线冲断，则表明有场大灾难。这真是不可转的定业，
不然为什么我会由初三时的一个活泼乐观的人，升到高中忽儿就变了，变得老同学
们也不敢相认，说什么心理障碍，怎么一下子就来了障碍？
反正我就是这么一下子变了的。
我换了新日记本，统本满是哀声叹声气的，连语言文字也满身是病。
回过头来，再说我们的班主任刘长岁老师。他是一个老教师，教物理的，虽说
人老了，可雄风不减当年，对篮球、乒乓球之类，比年轻人还在行，教物理也是挺
棒的。可惜的是，到二中后我是一忽儿优势尽失，数理化统统滑坡，文科就更甭提
了。刘长岁老师待人挺好，但我不喜欢他。实际上老教师们讲课，就这么奇怪，有
时候他硬是不给讲那么多道理，高中的物理已经不同于初中，不再是简单的常识类，
而是要更深一层探讨了。因此，有些东西已不是凭简单的经验就可知的，而非要经
过一翻思维推导。可刘老师呢，有时候问他，他就告诉你一个答案，或一个方程式，
然后说：“ 你就照我这答案，我这就是对！ ”我们学校每天早上都是全校学生以
班为单位在操场上跑步，然后共同集合做早操。有那么一次，别班已经全部到操场
上去了，可我们一·三班竟然人心那么地齐，统统地坐在教室都没有到外边儿去跑
步。原本刘老师是等在校门口的，人都光了还不见我们班，他急了，就折到教室，
见人都整整齐齐地坐在教室中：“混蛋，怎么都不动。”他可真是急，“体育委员
没来。”也不知是谁小声嘀咕一句。“这算啥混帐逻辑！”同学们马上夺路而出，
在教室外边也没有集合，自然地站成了队形到操场上去了。这一次是真的惹急了他，
而平常刘老师还是挺好的，刘老师教我们学订杆称，带我们参观实验室。我们学校
举行拔河比赛，他就告诉我们：“根据物理原理，你们最好每个人的口袋中都装满
石头……”惹得大家都大笑。在这学期快结束时，刘老师因自己岁数大了，辞去了
班主任职务，同学们还挽留，但并没有奏效。
我们的语文老师姓宋，大约四十多岁，讲课毫无生气，中气不足，就象一个老
婆婆。化学老师是个老头儿，他讲课声音极低，猛然间很不习惯，就象我刚听郭荣
祖老师 讲课一样。郭老师是声音太大不习惯，而这化学教师是声音太小了， 我坐
在中间竟然听不见他说的什么。这化学老师是在我中招考试时就认识了的。他监考，
当时我在毕业时照了一张像片，头发极长，盖住了耳朵，有一次我回家，刚好来了
一位不常上门的亲戚，她一见就惊问我妈妈：“什么时间有这么大一个女孩儿，我
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妈妈大笑。可我在中招考试时，理了发。在考场上，化学
老师看看我，对对准考证上的照片——准考证必须放在桌子上——好一阵子端详，
还把另一位监考教师也叫来，仔仔细细地验明正身，因为是我本人，我也就一点儿
也不心慌，随他们的便。化学老师因不是班主任，与我们接触并不多。数学老师叫
周作民，说话有些舌头不甚利落。历史老师叫周红怡，是个女的，讲课没什么特色。
政治老师很有趣，叫常明光，原本是个小学教师，以严厉著称，教课以死记硬背为
特色。不管什么人提出什么样的经验，他都是以不变应万变：必须背会。但他讲课
同学们都爱听，他会顺口说出一个一个的典故、闲话，道出一番道理，使同学们都
只是听，听后就忘，只记得闲话，说明了什么马克思主义原理却记不完全——主要
是记不准确原话，但常明光老师总要求死记硬背，以不错一字为标准。
上课么，就这么回事儿，一天天地过，我是一个“独角兽”，整日里默默。
还不到期中时，周红怡老师病了，咽喉有毛病，实际上是害了俗名叫老鼠疮的
病，就是淋巴结发生了病变，她请了一个多月假。一个多月不算太短，学校就请了
一个退休老师，不知姓名，是福昌人。
福昌是个挺有名的地方。在古代时，设有福昌县。唐朝时出了个诗人叫李贺，
人称他为“诗鬼”，在唐代的诗坛上可是大大有名。毛泽东就很佩服他的诗，可惜
李贺一生无得进入仕途，做诗又过于苦心，二十七岁时就死了。在历史上查他是福
昌人，但唐代的福昌也不知是现在的确切什么地方，现在只知是在宜阳西，大致是
现在韩城到三乡这一带。福昌有个道教阁，每年三月三福昌会，很热闹的。还有个
规律：几乎每年三月三都要下雨。这中间有个美丽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那一年
的三月三，有许多的人都到福昌去赶庙会，祖师爷（福昌阁中供的神）发现人太多，
要出事儿，挤死人，于是运用神通，扌＇KG2＇扇出云朵，下了一阵急风骤雨。 这
雨阻隔了一部分人，还没去的人就去不成了，近的人就急急忙忙赶了回去。以后，
每年三月三几乎都要下雨，或大或小。刚好在三月三前后，正是麦子抽穗的时候，
这场雨很及时。那个地方，一般春天都缺少雨水，因此很多人都信仰福昌阁祖师爷。
在八几年时，韩城人曾试图把每年三月三的福昌会（现在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商品交
易大会）移到韩城来。可数百年来人们已习惯于三月三福昌庙会，韩城又没有古阁
庙，韩城人的企图就没有得逞。阁下立有一块石碑，写的是这福昌阁属于文物，是
唐代诗人李贺的故里。可今年我回去时发现在三乡立了一块儿高大的石碑，由著名
的作家李＇HT4；2”＇准十＇HT＇写了几个大字“唐诗人李贺故里”， 还有一尊李
贺的石雕像。毕竟李贺是近千年前的人了，占了他的故乡可以为本地凭添一处人文
景观，说不定就能带来点儿经济效益。
新历史老师原本就是二中的老师，退休后赋闲在家。他个子不高，虽不算十分
富态，但也是够可以的了。他讲课很风趣，他讲到英国的圈地运动，马上捋起袖子，
在讲台上抖开了：“贵族们骑在马上，快马抖上个圈，然后扬起马鞭，大声地宣布，
‘喂，这圈子中的地都是我的’，于是这里边的地都成这个贵族的了，他们就这么
横……”尤其是“喂，这圈子中的地都是我的——”这一嗓子，至今回忆起来仍回
味无穷。周红怡老师病好之后，这老教师又走了，来时不声不响地来，走时仍然是
不声不响。
中期考历史那天，原来的天气挺好的，然而等到考了一半的时候，来了乌云，
那乌云来得急速。在家乡那儿，我记得那是唯一的一次来得那么急速的乌云。那乌
云只一会儿功夫，天全黑了，本来的上午真如黄昏一般，全拉亮了灯炮。“呜——
呼”，起风了，是狂风。“唰”一下子停了电，风太大，不知道是哪儿线断了还是
什么毛病，点蜡烛，却又被风吹得点不着。“到外边儿去考试吧。”老师宣布，于
是大家都到外边儿来，这一场考试全炸了锅，你想人哪有老实的，趁着乱的功夫，
全都照抄，不会的抄会的，会的也要翻翻书给自己的答案增加一份保险系数，这一
场考试几乎全是满分儿，最少的一个得了九十四分。“喳”校院中的一棵树被刮断
一枝，接着电闪雷鸣，骤雨疯狂而至，学生们急速地躲进教室……四十多分钟之后，
雨过天晴，学生们到了外边儿，大街边儿的树，几近有百分之六十，被刮得拔根而
倒。幸好的是，不知怎么回事，都不曾砸伤什么东西，只是阻挡了交通，学生们回
家也不骑自行车了，把车子就放在学校，近的走路；远的干脆就在学校吃。 这一场
大暴雨，从洛阳到洛宁这一路的树全都倒得七扭八横。这一段，公路高于民居住处，
积水太多，在下大雨的时候，人们用炸药炸开了公路路基；让水流出， 这场雨实在
超出了平日里人们的估计，过水涵洞排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以后修补公路时就在
炸开的地方增设了不少过水涵洞，可是这多年来又一直没有下过那么大的雨。
我整日里默默，心中并不舒服，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二中，我本来的优势
再也显现不出，我可是个活泼的人呀，但活泼也需有个资本呀。即使现在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我痛苦，但又无奈，连借口也找不到（我想到以前算的命，我只该
认命，可惜那时候我无接触佛教，只会消极的认命，而不明白去积极地转命），于
是，我整日里默坐，萎靡不振。
那是初冬的一个星期天，虽这个日期我记不得了，但这是个星期天我总也忘不
掉。
星期天，大家几乎是全都回家了，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我记得有孙占巧、
刘要亭、王亚丽等几位，在谈着乱七八糟的一些闲话、无聊话。先时我在位子上并
没有在意来听，其实我的内心中也渴望与大家交往，并且特别希望能够成为大家所
注目的人，但是我又莫名其妙地刻意不与别人来往。听着他们在聊些无意义的话题，
我发烦——其实这与我何干呢——我独自一个坐在位子上做自己的事，自己也和自
己较劲发烦——这又何苦呢——我不知道，统统不知道。我又禁不得渐渐地停下了
所做的事，开始听他们的谈话。“我考的分数不低，体育也合格，可惜眼睛近视的
厉害，所以没有被中专录取。”刘要亭说，不错，刘要亭的中招分数在我们一·三
班名列第一。“可惜，可惜！”孙占巧迭声地叫。在以后刘要亭的名次下滑，总在
七、八名左右。这孙占巧挺厉害，成绩好，体育也最厉害，什么话也敢说，有时候
搞得老师也没有办法。有一次，王海峰老师让大家赛百米，可孙占巧就是不跑。“
上课怎么能由着你。”“来月经了。”孙占巧竟那么大声的说出来，令人尴尬。王
亚丽则是一个绝好的女孩儿，据艾世清评价：“王亚丽以后绝对是一个贤妻良母。”
他们在教室中谈着闲话，我听了一会儿也慢慢加入了谈话之中，这挺自然的，
当然了已经记不得说了些什么。“东街有个学生，他有什么单位的记者证，有一次
拿着记者证去塑料厂采访拉赞助。”“这个可不好，我们可不愿干。”“我也有记
者证，是《文艺报》和《山西文艺》”的。我顺口在胡扯，他们很惊讶地看着我。
在那个时候，有千千万万狂热的少年，都在向缪斯献殷勤，都自称文学爱好者。这
一股热潮虽说比不得经商热，下海热，但情形也是十分的可观。在学生中，尤其是
在八五年龙新华的《柳眉儿落了》之后，有许许多多的学生写下了早恋、爱情这个
题目，甚至有不少社会上的人写这早恋，后来北京还出过一本《中学生笔下的早恋》
。这许多的东西，不能说没有好的，但几乎可以说是泛滥成灾。水本身无有什么好
环，但数量的多少会影响人们的感受。文学青年能够发一些作品，就很不错了，能
够得到记者证，不见得这证件就有多大价值，这只是表明自己在文学道路上有了一
定的成绩，多了份向路人炫耀的资本——当然，这是指非国家正规培养出来人物的
证件，而是从文学路上弯弯而来得到的证件。这弯路上得到的反而更有必要炫耀。
实际上，在我顺口扯出那话时，我根本不知道，中国作家协会真的有一份《文
艺报》，而《山西文艺》则是不存在的，有一份《山西文学》倒是真的。他们也不
知道这《文艺报》与《山西文艺》是到底怎么回事儿，我说是这单位的记者，他们
也就相信了，因为我从来就不说话。人永不说话，一说出话来就是谎话，谁能想到
是谎话？他们相信了这两个单位，应该来说《文艺报》、《山西文艺》的记者有多
大份量，可想而知，但这单位级别不低，于是在文学爱好者的心目中也很神圣。
我很奇怪，我为什么要顺口胡扯。我的心里很矛盾，是啊，原来很引人注目的
我怎么能够耐得了默默无闻，然而到二中后，我的成绩下滑厉害，再也不能凭成绩
在头上罩一圈儿光环，我要另辟蹊径。曾有那么一次，我偶尔看见一本书上有：“
……有的人吃火柴头，这火柴头会使人致癌……”癌是够可怕的，于是我也就吃火
柴头，我希望自己得癌，这样可以使人注意到我，至少提起我，大家知道“就是有
绝症的那个”，本来的风湿性心脏病到二中后，随着条件的改善，已渐渐好转，可
我却是精神更加萎靡，这是否精神病什么的，绝对是，是心理障碍。这凭病来使人
注意，毕竟保守，他们正谈着的“记者”这两个字眼一入我脑海，我竟恍然地顺口
扯上了。
“我怎么能这么说。”随后一段时间内，我总心中不自在，独自躲个地方，狠
狠地抽烟。“这记者证是要实在地拿出的，我拿什么出来呢？”我心不安，精神恍
惚，如同做了贼被当场抓获，真是“做贼心虚”。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想收也收不回来”。“话说出去，被风吹跑了，
别往心中记。”我在自心中也是翻来复去地想，为那谎话而不舒服。想来做一个人，
一生说了多少谎话，那许许多多的谎话，只会在心中微微动一下子而已，并没有使
心反复，反而平平淡淡地过去；如风般无影，可这一次的影响却一直持续了好久。
在当时，文学爱好者挺吃香的——甚至连一些鹊桥广告上把这个也列为资本—
—若能取得一定的成就，则在其他人的眼中，你的头上就多了一层光环。
很快的，有人来探问情况了，我真想说：“我那只是顺口说着玩的。”因为我
毕竟还有知耻之心。可是我实在耐不了心中的默寂，说出的话就总是软沓，推推脱
脱。想忏悔，可到嘴边儿却又含蓄地承认了是记者，说我是有记者证件的，况且我
总是不明明白白直直爽爽地说出个“有”字，他们也就不好一直追问，不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