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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和红在性格上也更加一致，我们都喜欢安静。开始时，听我说到雨儿的生动，她担心我长期和她在一起会感到乏味。可是，我知道不会，因为她也有极好的感受性和悟性，聪慧而灵动。这是我在女人身上最看重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决不会弄错。事实上她很能理解我，曾作如此评论：“优秀的男人都有女性气，同时又是真正的男子汉，你就这样。”一次从史铁生家出来，她说：“你们都活得这么单纯，你也许更难，因为你健康，有许多欲望，要抵御那么多的诱惑。”对于这类挠到痒处的赞美，我听了颇觉受用。她毕竟比我小二十二岁，和我这样一个有漫长感情历史的人结婚，曾有委屈之感，为不能得到我的全部而遗憾。但她总能反省自己，对我说：“如果一个作家有这样丰富的经历，我会为他的富有而庆幸。现在假如我恨你的这些经历，就一定是我出了问题。”我也大言不惭地宣布：“我的历史表明了我的素质，这素质没丢，现在我是带着这素质爱你的，我的历史以这种方式也属于你了。”我相信，时间已经证明，我的大言不惭不是诳语。有时我自己也感到奇怪，仿佛我从来不曾有过别的经历，从天荒地老开始就只爱着一个人。两个人在一起只要真正好，就真会觉得好像一辈子都是在一起似的了。
雨儿和红都对我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三个女人都用一生中最好的时间陪伴你，你是够幸运的。”的确如此，为此我永远感谢她们。我也感谢命运终于把最适合于我的女人带给了我，陪伴我过着今生今世最适合于我的生活，一种平静而又充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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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性爱反思 周国平
有一回，有人问我：“哪一本书对你影响最大？”我脱口答道：“女人。”这当然是开玩笑，但玩笑中有真实。我坦然承认，我是喜欢女人的。男人喜欢女人，这实在是天地间最正常的一件事，没有什么可羞惭的。我和某些男人的区别也许在于，我喜欢得比较认真，因而我和女人的关系对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影响。如果一个男人不动情地玩女人，同时保住一个稳定的家庭，人们不会说他什么。可是，倘若你认真地爱了起来，导致婚姻破裂，舆论就会大哗。因为我的两次婚变，我的人品的确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对于这种浅薄的舆论，我当然无须理会。然而，我自己不能不反省一下，为何一个高质量的婚姻终于也解体了，怎样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婚姻必须是高质量的，真正以爱情为基础，这是我的绝对要求，我决不能忍受两人不爱而仍在一起生活。两个人只有爱到了想永不分离的地步，才应该结婚。但是，事实证明，即使怀着这样的心情结了婚，仍不能保证白头偕老。爱情有太多的变数，不完全是人力所能控制，可是，因相爱而结婚的人至少应争取把变数减到最小量。
在两性交往方面，我不是一个特别放得开的人，但是，我能正视自己的欲望和感觉，在理论上对此早已持十分开明的看法。我知道，除了热恋阶段外，一个人完全可能对别的异性产生性吸引意义上的好感。我相信，性本身是一种健康的东西，其惟一的原则是快乐，与道德无关。美国舞蹈家邓肯说过一句最通情达理的话：“如果你有一个身体，它天生要遭受许多痛苦，包括疾病等等，既然如此，只要有机会，为什么就不可以从你这个身体上汲取最大的快乐呢？”单就性本身而言，婚姻肯定不是一个合理的制度，因为性快乐不是纯粹的生理过程，同时也是心理过程，需要新鲜感的刺激，而单一不变的性伴侣关系则可能麻痹性兴趣，减弱当事人享受和提供性快乐的能力。其实，这些道理对于有诚实感官的艺术家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我曾与两位画家讨论这个话题，其中奉行独身的一位说：“我太知道性爱的本质，不可能长久。所以，我不愿意对女孩说爱什么的，即使我很喜欢她。说了以后还要修改，工作量太大。我希望每一次都是新的创造。可是，她的期望落空，心中不快，又使这新的创造不能实现。这是我最大的苦恼。”业已结婚的另一位说：“我的苦恼是必须躲躲闪闪。我看见好的女孩，一个嘴角，一只手，就是激动。恋爱一场又一场，我就是高兴，像过节一样。可是，我必须背着妻子，因为我爱她，不愿让她痛苦。”前一位完全不相信性爱有持久的可能，所以选择不结婚，甚至不说爱这个词，彻底地诚实，姑且不论。后一位提出了一个问题，便是一个感到有结婚需要的人应该如何处置自己的多元性爱冲动。
我相信，人是有对专一的爱的需要的，不管是否接受婚姻的形式。我自己就始终深切地感觉到这种需要。在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这样一个伴侣，我和她互相视为命根子，真正感到谁也缺不了谁。我自问是一个很有自我的人，能够欣赏孤独、寂寞、独处的妙趣，但我就是不能没有这样一个伴侣，如果没有，孤独、寂寞、独处就会失去妙趣，我会感到自己孤零零地生活在无边的荒漠中。这样一种需要显然是根源于人的根本性孤独，而在性的生理和心理中并无根据。正因为如此，它就不能够也不应该消除人的多元性爱冲动。我自以为从这里找到了二者并存相容的理由。按照我的设想，理想的婚姻应该是两人在生死与共的意义上只爱对方，同时各人保持与其他异性之间交往的自由，包括性交往的自由。当时西方有一种开放婚姻的理论，便是这样主张的。作为一种修正，我提倡宽松的婚姻，对婚外性自由加以限制，仅限于偶尔出轨。这是对人固有的性嫉妒本能的让步，虽说克服性嫉妒是人生的大超越，但我知道这种本能的强烈，不宜太触犯它。爱情的专一可以有两种含义，一是热恋时的排他性，二是长期共同生活中彼此相爱的主旋律，宽松的婚姻便属于后一种情形。我相信，如果双方的爱情足够牢固，心胸又足够宽广，那么，就有可能把各人的其他感情体验和性体验变为双方的共同财富。我考虑到了在这种自由状态中爱情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但我认为，即使防微杜渐是可能的，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为了“杜渐”而“防微”，禁绝一切婚外恋情的苗头，那就只好遵循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了。当然，对“微”宽容而不防，就有开“渐”之危险，但这种危险乃是人类情感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试图杜绝这种危险就意味着窒息情感生活。总之，在我看来，不管我们把婚外男女之情可允许的界限划在哪里，那么，在此界限之内的，便是不该管的，超过此界限的，又是想管也管不了的。所以，反正不要去管。
我和雨儿相爱时，正是我热中于提倡宽松理论的时期。事实上，在这一理论影响下，我们都偶有出轨的行为。可是，一旦我觉得她的行为越过了度，对我造成了伤害，我就不能忍受了。其实，所谓度是相对的，视承受力而定。我对自己的承受力估计过高，也对我们的爱情过于自信，结果自己证明了宽松理论的失败。雨儿始终大度地承担了我们婚姻破裂的责任，事实上我的责任更重。她对开放婚姻早有精当的批评，我翻开1987年的日记，上面记录着她的话：“爱有很脆弱的一面，开放的婚姻是胡扯，人性都是趋乐避苦的，人性的弱点利用互相信任寻求快乐，最后就会损害爱。爱是要付出努力的，在这世界上谁也别想占便宜！”真是一针见血，倘若我们都保持这个觉悟，结局很可能完全不同。当然，婚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无人能拿出一种必定成功的理论。宽松也未必错，捆绑肯定比宽松更糟，关键也许在于在宽松的前提下双方都决不滥用自由。说到底，宽松也罢，捆绑也罢，你真想偷情是谁也拦不住的，就看你是否珍惜现有的婚爱了。
在发生婚变后的一年内，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实际上在总结婚变的教训。我在《婚姻反思录》中写道：“我们当然不能也不该对爱情可能发生的变化严加防范，但是也大可不必为它创造条件。红尘中人，诱惑在所难免，而每个当事人对于自己所面临的究竟是不可抵御的更强烈的爱情，还是一般的风流韵事，心里大致是清楚的。我的劝告是，如果是后者，而你又很看重（不看重则另当别论）既有的婚爱，就请你三思而不要行了。这对你也许是一种损失，但你因此避免了更惨重的损失。如果是前者，我就无需说什么了，因为说了也没有用。”“爱情是人生的珍宝，当我们用婚姻这只船运载爱情的珍宝时，我们的使命是尽量绕开暗礁，躲开风浪，安全到达目的地。谁若故意迎着风浪上，固然可以获得冒险的乐趣，但也说明了他（她）对船中的珍宝并不爱惜。好姻缘是要靠珍惜之心来保护的，珍惜便是缘，缘在珍惜中，珍惜之心亡则缘尽。”直到现在为止，我仍是这样看的，也是这样做的。红当时看了这篇文章，笑道：“保守主义业已成熟。”好吧，我乐于承认，在婚爱问题上，我已成为一个开明的保守主义者。经验证明，如同在别的领域一样，这个立场在婚爱中也能够开创出一种富有活力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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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写作与心灵生活 周国平
从八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场景发生了重大变化，思想启蒙的氛围突然消散，商业热风迅速刮遍全国，时尚取代思潮成为时代的主要风景。人文知识分子被这个转折从中心甩向了边缘，有些人因此发出了人文精神失落的悲鸣。面对这个转折，我的心情却十分平静。我对做风云人物本来就没有兴趣，现在正好顺乎我的天性，与时代拉开距离，回归我的内在生活。个人生活中接连发生的变故也迫使我回到内心，沉思令我困惑的各种人生难题。
九十年代发生了一件出乎我自己意料的事，就是我成了一个著名的散文作家。其实，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哪里是在写散文啊。因为妞妞的灾难，因为婚变，我不得不劝慰自己，开导自己，而我的资源只有哲学，手段只有文字，于是写下了许多哲学性的感悟和思考，这些东西便被人称做了哲理散文。同时，由于变故导致的心情，我难以潜心做系统的学术工作和写大部的著作，篇幅短小的文字就成了最合宜的形式。正是在那变故频繁的五六年里，我写的散文数量最多，质量也比较高。表面看来，这好像是一个外力把我从一条轨道上撞到了另一条轨道上。可是，我因此脱离哲学的轨道了吗？我相信没有。在我迄今为止的全部生涯中，再也找不出这样一个时候，我从哲学那里获得了如此重要的帮助，为此我对哲学满怀感激。
在此之后，仿佛由于惯性，我仍写了不少散文。有一段时间，因为所谓名气，约稿特别多，我又不善于拒绝，不免写了一些臭文章，对自己并无真切感受和深入思考的问题发表了议论。好在我对这种情况及时引起了警惕，下决心基本上谢绝了约稿。我给自己确立了一个原则：我的写作必须同时是我的精神生活，两者必须合一，否则其价值就要受到怀疑。好的作者在写作上一定是自私的，他决不肯仅仅付出，他要求每一次付出同时也是收获。人们看见他把一个句子、一本书给予这个世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是往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又放进了一些可靠的财富。这就给了我一个标准，凡是我不屑于放进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去的东西，我就坚决不写，不管它们能给我换来怎样的外在利益。
到2002年为止，我发表了三百多篇散文，先后结为《守望的距离》（1996）、《各自的朝圣路》（1999）、《安静》（2002）三个集子。可以算作散文的还有随感录《人与永恒》（1992）和纪实作品《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1996）、《南极无新闻——乔治王岛手记》（2002）。我还出过一些别的集子，基本上是上述作品不同方式的选本，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人生哲思语编》（2000），它汇集了我的散文和随感中的所谓精彩句子和段落，按照主题分类编排，能收一目了然之效。在所有作品中，我自己很喜欢《人生寓言》，其中多数正是在妞妞病重时写的，却看不出一点悲苦的痕迹，一切悲苦都被智慧化解了。在南极写的那些思想札记包括读《圣经》札记也不错，在千古荒原上沉思两个月，这是多么奢侈的事情，不写出一点好东西是说不过去的。
回过头去看，我的写作之路与我的心灵之路是相当统一的，基本上反映了我在困惑中寻求觉悟和走向超脱的历程。我原是一个易感的人，容易为情所困，跳不出来。我又是一个天性悲观的人，从小就想死亡的问题，容易看破红尘。因此，我面临双重的危险，既可能毁于色，也可能堕入空。我的一生实际上都是在与这两种危险作斗争，在色与空之间寻找一个安全的中间地带。我在寻找一种状态，能够使我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极，我的写作就是借助于哲学寻找这种状态的过程。经常有人对我说，他们通过我的作品发现，我的内心既宁静又有激情，我对人生看得很透彻却仍充满理想主义，相反的因素结合得十分和谐。我不敢说我真的达到了这种境界，但我自信正在形成一种比较成熟的生命态度，这种态度体现了我的个性与世界之间的恰当关系。我还相信，我今天的生命状态和写作状态包容了我的全部过去，我童年和少年时的敏感，读大学时的热爱文学和对生命感受的看重，毕业后山居生活中的淡泊心境，生命各阶段上内心深处时隐时显的哲学性追问，仿佛都在为这种状态做着准备，并在其中找到了归宿。
我的一些朋友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用作品直接影响社会进程。我不给自己树这样的目标。我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影响世界，而只是为了安顿自己。我的所思所写基本上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写出的东西才会对那些面临着相似问题的人有所启迪，从而间接地产生了影响社会的效果。一个作品如果对于作者自己没有精神上的价值，它就对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可能具有这种价值。自救是任何一种方式的救世的前提，如果没有自救的觉悟，救世的雄心就只能是虚荣心、功名心和野心。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热中于做君王或民众的导师，实际上往往只是做了君王的臣僚和民众的优伶，部分的原因也许在这里。
说到我的作品的社会意义，我想提一下我的好友邓正来写的一篇评论。正来是学界公认的成就卓著的严肃学者，多年来专注于学术，从不写学术之外的东西。可是，在读了我的《南极无新闻》之后，他破例写了一篇题为《社会的“眼睛”与独行的个人》的评论，写完后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激动地给好几人打电话朗诵。这本书是我参加人文学者南极行活动的记录，由日记和思想札记组成。全书既记录了我在南极生活两个月的新鲜体验，字里行间又贯穿着我对活动的强烈新闻色彩的不满和抵制。正来独能从后者中看出，这本书是“一个哲学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对他个人在社会‘眼睛’盯视下的抗争实践所做的描述”，抗争方式是“参与其间但决不放弃自我，生活于其间但决不放弃对它进行批判的权利，力图以一种独语的方式去重构这个社会”。显然，他说的不只是这次南极之行，而是我对待社会性事物的一般方式。他抓得真准，我读了有恍然大悟之感，虽然我一向是这样做的，但自己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我相信，他的这个解读也完全能用来解释我的一般散文作品之介入社会的方式。
我的书带给我的最宝贵收获之一是友谊。三年前，一个在法国长大的美丽女子捧着鲜花来访问我，跟我谈《妞妞》，说她没想到中国有这样的作家，思想与欧洲人接近，是人类性的，这番话使我立刻信任了她。一位可爱的女子出于喜欢而把我的作品录了音，刻成光盘，分送给许多人。她把光盘带来让我听，朗诵得真好，自然的声音，饱含真实的感情，我仿佛不是在听自己的作品，那些话语好像是从另一个灵魂中发出，并且使我感动。大洋彼岸一位女士给我发电子信，说她最欣赏我对那些看不见的事物的“看见”和那种低调的执著，我心中叹为知音。在一次活动中，偶遇江铸久、芮乃伟围棋九段，先生把太太介绍给我，落落大方地说：“她很喜欢你的书，自己不好意思跟你说。”我与这一对高智商但又极其质朴的夫妇从此成了好朋友。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