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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不可以这样讲再批评于丹（2
喜则开怀大笑，怒则发上指冠，悲者感极而泣下，乐者得意而忘形。
请问，这样一个百味瓶，万花筒，究竟是怎样决定了我们的生活状态的呢？又决定了怎样的生活状态呢？而我却觉得，生活状态就是一个最好的老师。
它不言而教，不怒而威。
因为终于有了这个东西，孟子的母亲三次搬迁，选择好的环境，才有亚圣。
荀子《劝学》里，有“居必择乡，游必就士〃，连出游都得选择游伴，生在何等状态下，对于人，影响怎么能小？“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虽然不免有些特例，但是，凡是稍微有些社会学知识的人，或者是有些生活阅历的人，总是会承认我说的事实。
于丹为了证明自己的货色好，先感叹一番生命苦短，然后告诉我们要达生旷达，才能决定我们生命的质量。
她于是引用庄子的话：“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命之所无奈何。”
然后于丹教授写道：“真正通达生命真相的人，不去追求生命中不必要的东西。
也就是说，在生命中没有价值的东西，就不要用此生的光阴去追逐了。”
然而，我们细致思考，就会发现，这个话里有问题。
首先，从古到今，是否有“不务〃而成“达生之情者〃，“不务〃而成“达命之情者〃呢？回答是现成的，就是所谓“生而知之〃是从来没有的！既然无论贤愚，都需要“务〃而成才，那么，一个“无以为〃，一个“无奈何〃就是圣贤不可能预先知道的。
连知道都不可能，要想“不务〃，岂不是痴心妄想？ 〃务〃，我们现在仍然讲“务〃实，“务〃其实就是实践。
联系一下实际生活，这个问题就会更加清楚。
在作一个生意，办一项事业，常常不是事先就知道“必要〃与否，能否“达到目标〃，要首先去“务〃，去行动，去打拼，去了解，去参与，才能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可以实现的目标。
所以说，庄子这句话，应该这样说：“务，方知生之所无以为，命之所无奈何。
不务者，欲达生达命妄也。”
人间可怕是那些貌似真理的谎言。
于丹以为照搬庄子的一些话，就可以得大道，其实她并不知道哪些可照搬，哪些是要批判继承。
道家就是因为有一些道貌岸然的空谈家，终于阉割道家的活力，把好端端的精髓丢弃，“无为而无不为〃变成了一事不做，一无所为了。
于丹教授读不懂《庄子》，所以没能力分辨出《庄子》中的精华与糟粕，不知哪些地方对，哪些地方错，哪些地方可以转型为今日可用之文化。
（我在本文最后要专谈文化的转型问题）因此，于丹教授时常将一些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拿出来误导观众和读者，这样做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真是太恐怖了！误人子弟呀！误人子弟呀！于丹教授在85页上还特意标明她的语录于丹心语，写道：“人做事要做得好，要穿越三个阶段：忘利、忘名、忘我。”
接着于丹教授又写道：“人只有打破了一切的世俗心，自己本初的那种愿望，去遇合这个世界，这个时候，你才能体会到世界的真意。”
人，忘了利、名和自身，又“打破了一切世俗心〃，她的“本初的那种愿望〃到底是什么呢？于丹教授并没有谈出，当然我们也就无人知晓该如何“去遇合这个世界。”
当然也就无法 〃体会到世界的真意〃。
于丹的语录式的“心语〃，也就落成空话。
她的粉丝们无法运用她的心得去指导生活与工作。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因为于丹教授的心得离开了实践性。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应该在实际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于丹教授所谓的有“本初愿望的人”，就是脱离了实践的抽象物。
马克思还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的本质并不是各个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就其现实性说来，人的本质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于丹教授的第十个心得是“大道与自然〃。
道是《庄子》中最重要的哲学概念，道的第一种意义是宇宙论的意义和本体论意义。
道的第二种意义是认识论的意义，前者是自然观概念，后者是认识论范畴。
于丹教授在心得中说：“所以每一个人要符合天地大道之法，只有看自己的，而不能看别人的。
别人要懂得的，只有自己的心。”
在这儿，于丹教授把世界的本根与人的主观境界混为一谈，也就是把自然观意义和认识论意义混淆在了一起。
于丹用 〃心〃的概念取代了一切。
接下来，于丹教授在讲了《庄子》里面所说的尧和舜的故事之后，又写道：“可以说，整个的外在世界就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只有你自己浸淫其中，真正去感知这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这一花一叶上有所彻悟，那么我们就洞悉了万物之理。”
这时于丹教授又不提“心〃了，而是强调外在世界了。
可见于丹教授思想是混乱的，昏聩不明的，根本弄不清《庄子》在说什么，以其昏昏又怎能使人昭昭呢？于丹教授不是在重要概念上不清，在逻辑上也经常是混乱的。
例如在这一章中还有一段“于丹心语〃说：“在这个世界上，智力比速度更重要，判断力比技巧更高明。”
所谓比较，在逻辑上是要还原为同一个标准，在相同的事物之间才能进行。
我不明白智力与速度如何比较？而判断力与技巧又怎么相互比较？这等于说：于丹比树叶更高明。
我不要求于丹教授的心得能谈出真理，只要求她的心得能够看得懂。
但于丹教授在本书最后一页写道：“人的前半生不要怕，后半生不要懊悔。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无所畏惧，也无所懊悔。”
我真的不明白她所说的不要怕是指对什么不要怕，也不明白她所指的不要悔是指的对什么不要悔。
若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无所畏惧，也无所懊悔，”那为什么前半生与后半生还分别有“不要怕〃与“不要悔〃呢？改成“前半生不要悔，后半生不要怕〃不是同样也行吗？于丹教授在最后一章里，没讲清大道，也没讲清自然，简直是不知所云！（六）国学热与文化转型一些报刊和网友认为我与于丹争论的意义在于让更多的人关注《论语》及传统文化，以激发国学热潮。
我认为国学热潮能够引发文化转型的呼唤，才是国学热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任何历史的都是现实的，任何传统的都是当代的。
任何文化的热，任何有关文化的争论，都应该有个理性的学术大方向，那就是关注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社会的进步，文明的推进。
国学为什么这时候热起来？因为中国的文化近百年来遭到持续的、残酷的打击，虽已弱不禁风，但它报复国家与民族的力量却是强大的。
就如同一个病入膏肓之人，身上的病毒却是无坚不摧的。
这是文化的宿命，这是文化的报应。
这种报应已经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且不说生态的破坏、能源的破坏、城市的破坏、文物的破坏，也不说教育的失误，人口掌控的失误……就只说一说文学艺术吧！弱文化状态下的文学艺术已经惨不忍睹。
而今中国有哪一位作家的作品有精神力度？有哪一位作家的作品能够对得起一个民族的苦难？别说托尔斯泰和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在中国没有，就连巴金那样的作家也没有了。
再说电影，最顶级的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只不过是在用大量的金钱生产文化垃圾。
他们将《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送到奥斯卡乞求得到奖项，可笑的是他们连这个奖项的文化价值都不懂，歌颂专制、仇杀、暴力与恶的影片和西方的价值理念恰恰背道而驰。
还有《雍正王朝》一类歌颂皇帝的小说与电视剧，却能获得国家的最高奖项，这是为什么？辛亥革命主要的功绩不就是赶走了皇帝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倒退回去，甚至希望皇帝“再活500年〃？再谈演艺界，有几个演员能称的上是好演员？巩俐、章子怡都缺乏表演的层次感，永远是那么一幅模样，演什么角色都不变，只是外部表情，永远进入不了内心世界，和张曼玉无法相比！我永远闹不清周迅、徐静蕾、斯琴格日勒何以能走红成为影后、导后和歌后，徐静蕾导的片子还能看吗？她竟然糟蹋茨威格的作品，她那点儿文化底子能懂茨威格吗？就看她写的博客吧，整个一个小学生作文，还敢出书！有人说她受王朔的影响，王朔就是大院文化、贫文化、或者说是反文化、没文化，这样的人影响出来的人能有文化？王朔和金庸之争时，我写文章批评过他们两个人，金庸不过是个通俗小说作家罢了，离文学太远，王朔写的也是通俗小说，离文学也不近，文学是要讲人的存在的，好的小说是拟陈述。
金庸与王朔的作品都没有人的存在，都是实打实的叙述。
相互还争什么？半斤对8两！王朔这次所谓的复出后的言谈，说明他已经从通俗小说家堕落成浅薄的妄说家。
我们的民族真的丧失了审美能力了吗？再说相声与小品，还有相声和小品吗？全是形体的滑稽、搞笑和出洋相，我们的民族莫非连幽默感也没有了？这些统统是弱文化的产儿，统统是文化的报应。
刘心武对《红楼梦》的曲解与误读，易中天对《三国演义》的歪批与瞎讲，于丹对《论语》、《庄子》的阉割与歪曲，却能够风行一时，受到粉丝们的热捧，哄成一种文化潮流，也是弱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报应。
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已在世界上崛起，但是文化忙于报应，并没有与经济相伴崛起，弱文化给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生态的破坏、能源的危机、贫富差别的加大、伦理道德的崩溃、拜金主义的盛行、腐败的日益严重……经济与文化的不和谐已经引起了社会的不和谐！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没有文化上的崛起，经济的崛起并没有引起文化的复兴，更没有造就相应优秀的文化。
相反，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正在逐步消失。
商业文化、恶俗文化、快餐文化正在登堂入室，以致因缺少了文化的支撑，国家的外在崛起就缺失了相伴的软力量。
文化的崛起并不亚于经济上的崛起，它是外部世界认同中国的主要因素。
中国别无选择，唯一的选择就是现代化。
只有现代化才能极大改善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条件。
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
并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好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对现代化的选择就决定我们只能改变经济与文化的不和谐现状。
文化是长期在历史中形成的生活方式，包括人们的思维方式、言行方式和情感方式等等。
即使处于弱化状态，也是无法彻底从生活的现实中消灭，当然也就不能从其他国度移植过来。
一味地照搬西方文化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实施的可行性。
我们曾经照搬过苏俄的模式进行集体化生产和计划经济，结果是行不通的。
今日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进行现代化也是行不通的，中国有中国的存在，有中国的国情。
同样，文化也是不能嫁接的，中西文化不能嫁接，其他文化也不能相互嫁接。
上个世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寻找文化的新的价值依托，从王国维和严复就开始寻找，几乎将西方各种文化用来当依托，但却没有成功。
如今国学热只能是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与守望。
数典忘祖，求礼与野显然是行不通的，真正的新文化的价值只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本根、最精华的品质之中。
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
文化与知识必须以道德为根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所在！文化不能移植，不能嫁接，只能转型。
文化转型才能使得经济与文化和谐起来。
这种文化转型工作并不只是我们中国要做，东方国家要做，西方国家也在做。
理查德﹒埃里克斯写道：“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病态的，只注重自己的时代。
西方现代文化正在危害我们的精神健康，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建立一整套新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
（《未来学家》1993年11…12月）知识分子理所当然的应该为这种转型做艰苦、细致、认真、系统的工作，依靠中国传统，结合当代学术，求得真知，从而使十几亿人能够有道德价值的依托，能够安身立命地建设自己的幸福生活。
我批评于丹、易中天、刘心武等人，是因为她（他）们有那么好的讲坛，有那么好的出版社，有那么广泛的报刊宣传媒体，他们却不但不好好做文化转型工作，反而反其道而行之，成为文化转型的障碍和阻力。
以致于我们在做文化转型工作之前，先要对她（他）们进行批评。
于丹根本没有从《论语》、《庄子》等传统文化中找到最本根、最精华、最重要的价值，没有向大众提供一个真实的孔子和庄子，没有向大众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和理想。
一句话：于丹没有说实话。
于丹讲了过多的谎言，歪曲了孔子、庄子，歪曲了传统文化。
为什么呢？我认为于丹中了以往意识形态宣传的毒害过深了！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
当历史强迫一个民族进行文化转型时，就到了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这时意识形态的宣传也要变化，这也是一种与时俱进吧！口口声声谈“与时俱进〃的于丹为什么就不能与时俱进呢？于丹也根本没有从《论语》、《庄子》中找到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的弱点，例如它缺乏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的因素。
于丹更没能指出传统文化却也没有不可克服的排斥民主与科学的因素。
于丹只是把《论语》和《庄子》当成了抒情散文的素材，然后用评书艺人的腔调，尽情抒发她的温暖的情怀，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含糊其词，不知所云，不知她想达到什么目的，真是“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即使于丹想称赞孔子与庄子，也称赞不到点子上，她只不过是一位不及格的宣传员，因为“返回内心〃不是孔子学说的精华，而“超越名利〃也不是庄子最伟大的品格。
为什么于丹这样的弱文化产儿能够被选入百家讲坛，并且能在中华书局出书，一举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呢？因为她是央视一些栏目的策划人，与《百家讲坛》的制片人是“哥们儿〃，“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于丹很容易被“哥们儿〃选进去。
为什么中华书局抢着给她出那本5万多字的《于丹心得》呢？
2007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特意说出了出书的底细，报上写道：“于的父亲是位老革命，曾经担任中华书局的副总经理，书局很多老同志是看着于丹长大的。
而中华书局原来就跟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有过合作。
于是，顺理成章，推波助澜，中华书局'火'上再浇一把油，《于丹心得》一出版，即创下一个又一个“全国记录〃。
原来于丹靠的全是关系！靠关系演讲与出书，不也是学术腐败之一种吗？只有孔子与于丹没关系，孔子只是此学术案的当事人，他却为中华书局和于丹赚了大钱。
因为于丹的心得不过5万多字，远远不够一本书的容量，但“看着于丹长大的〃老同志们很有出版策略，他们将5万多字的《论语》放在于丹心得后面。
再把版芯缩小些，再把天头地脚放大些，再把白边留多些，再把插图配多些，于是包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