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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算知青小说？还是算成长小说？对于我，都无所谓。我看重的只是我抓住和表现了中国七十年代中期的一段历史和几个人物。中国的孩子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我要说的是这个。因为眼看着正在形成的历史，给我们这代人的定位很笼统，说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可是事实没有那么简单。知青运动也没有那么简单。以前写知青的小说，要么写英雄，要么写谴责，要么写一种空虚苍白的怀念，显然都受制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和狭隘的文学观念。我不写英雄，也不写谴责，也不写空虚的怀念，更不写什么好孩子或者坏孩子，我只想写一些个年轻的个体生命在那个时代环境里的真实状况和成熟过程，想写出一些特殊的时代环境，想写出在我们中国某些特殊的时代环境里，坏往往是好，好其实不那么好，我们得当心地活着。我要传达给读者的大约就是这些。我力求把小说写得更好看，力求文字有一种抓人的力量，我力求吸引读者参与小说的审美，在审美过程中，我向读者密传对于生命的感悟，那种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生命感悟。
程永新：《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与你以往的作品相比，创作风格存在什么不同的变化吗？如果存在的话，你能否谈谈这种不同？这部作品在你的写作生涯中是否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池莉：我的创作风格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的每一部小说都在求异，都根据选材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结构、语感、语言色彩以及贯穿整部小说的气场。比如侧重心理探密的《惊世之作》与侧重客观生活的《生活秀》，阅读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很独特，写七十年代中期的少男少女，自然与所有的小说都不相同了。我能够感觉到的是，这部小说在我的写作生涯中的确占有不寻常的位置。因为它漫长的酝酿过程使我不仅获得了对这部小说形式上的完成，更重要的是这种剥茧抽丝的思考逐步拓宽着我对小说观念以及对文学的理解。对于文学来说，人才是根本。是个体生命那独特的触须探索了时代和世界，时代和世界才因此而色彩斑斓；小说这才有可能成为历史，哲学和其它门类的科学不可替代的物质。
程永新：你曾经说过，文学就是一种俗物。这个观点在网上还形成了一种很激烈的争论，而且后来有些以讹传讹。鉴于你的小说里浓重的生活气息，市井人物形象出没于你的小说当中，你介意别人说你是一个非常“世俗”的作家吗？
池莉：你的这个问题，我还需要回答吗？在前面的谈话中，我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文学立场，写作视点以及对于小说的理解等等。“俗”这个字在中国文字当中本意不俗，意思是有人有谷子，有了人有了粮食岂不是一个美好世界？追求美好的物质生活，追求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获得法律保障，这是合理的人性，是有效管制人类的自私本性和动物性的最基本条件，是构建宏大辉煌的社会体系的最基本起点，也是将贫困庸碌混乱的小农生活提升到健康向上有序的市民生活的最起码前提。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正是地表以下那厚实强大的生命力对于地表以上建筑的活力输入。上层建筑患了严重的贫血症！人类最美好的愿望、良知以及创造力因为干瘪的血管无力输送而被阻隔在整个民族的下肢部分，所以我们的行动是那么迟缓和疲软，所以我们改革是那么艰难和混乱。我们在1949年打倒剥削阶级不是为了贫穷而是为了提升整个草根阶级，可是我们的目的与现实弄拧了，直到政治家邓小平煞费苦心地开始扭转。那么是谁在支撑中华民族？是最广大的人民，是最真实的普通市民，是我们的九死不悔，不屈不挠的父母兄弟。正是他们在恶劣的历史环境里顽强地坚持了对于生活的热情才有了今天的我们！因此，我当然认为文学的因素在他们这里，几千年以来就在他们这里，今天依然在他们这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仅是他们，其实也就是我们。新中国建立以来，亿万人民地位同等，生活同等，思想方式同等，没有谁能够逃逸，当然也包括了文化人。是的，我们卑微，我们像蚂蚁，我们像葵花──必须统一地朝着太阳转动。我们谁能够不是小小市民普通一兵？谁能够不出没于市井？你以为你是谁？刚刚提着裤子从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出来，就装出一副精神贵族的模样，说：你们这些小市民吗？说实在的，这种虚伪真让我恶心！我的一个表亲，工人家庭出身，家大口阔，住房拥挤，日子过得很是寒酸；后来他读了书，读了博，有了不错的工作，他就说现在他已经拥有两居室的住房了，可以经常在书房读书了，所以他就决不再是小市民了。苍天在上，可怜可怜我中华民族吧。有了巴掌大的住房就不是小市民了，多么无知啊！二十一世纪了，我们的文化人竟然还如此浅薄，如此缺乏人本意识，满脑袋瓜子封建等级观念，我只能目瞪口呆，哑口无言。也难怪顾城偏激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11以前就已经死绝；也难怪大家闺秀张爱玲要那么固执地申明自己是一个俗人；也难怪鲁迅先生寂寞悲哀地说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些先士前贤的预感是对的，悲哀寂寞得没有错，因为生在1949年之后的文人居然敢比鲁迅先生的自我感觉都好。现实真让我欲哭无泪！我想起了朱学勤在《书斋里的革命》中的一句话：我涕泪横飞的中国啊！我只能借用朱先生这句话了。
而我自己，我当然不会介意别人说我是小市民或者说我是世俗的作家，我永远不会否认自己的胎记，皮肤和头发的颜色以及自己生存的历史环境，不会否认自己的渺小和卑微──哪怕我住上了六居室呢──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程永新：有人认为，你的小说畅销，其中有非文学的因素。你对此有何看法？
池莉：对这种说法，我更无所谓了。
程永新：影视使你的影响超越了文学的圈子，但是你以前似乎一直是采用卖改编权的方式给影视改编提供小说的基础，而并不亲自进行改编或创作。最近你似乎有所改变，开始介入了文学改编与剧本创作，《口红》就是一部剧本。现在很多知名作家都已经“触电”，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为什么你会想到这样做？
池莉：看来你把情况弄错了。《口红》这个剧本写得很早，早在《来来往往》小说被改编之前。因为小说家杨争光给人家开了一个影视公司，很长时间没有拍戏，他觉得白拿人家的薪水不好意思，所以要我帮帮他，给弄个电视剧本。他们首先是友情出击，热情万丈请我去西安玩。我没有去过西安，想去看看那些古古怪怪的文物，所以就去了。去了之后，玩了之后，出现了写剧本的问题。我心软，便应承了。不过剧本出手之后，再也没有参与。过了两年，突然说片子拍好了，剧本也大改了。这时候我已经无所谓，我在写小说，几乎忘记那个剧本了。我也绝对不想再写剧本，连自己的小说改编都绝对不参与。毕竟我对中国影视就跟对中国男足一样失望。毕竟中国也只有一个狡猾的杨争光和憨厚的杨争光──他怎么能够指望一个不爱戏的人写得出一部好戏呢？
程永新：顺便问一句，你用电脑写作吗？什么时候开始的？与用手写作相比区别在哪里？你认为存在“网络文学”这样一种概念吗？还有人说，不久的将来电脑网络将代替传统媒体，甚至书籍也不需要了，你认为可能吗？恐怖吗？
池莉：我用电脑写作，已有九年历史。记得好象是1992年在庐山，陈建功先生对我进行了现代化高科技的启蒙教育，回来之后我就购置了电脑，现在已经换过四台机器了。但是我还是恨电脑，电脑总是用技术问题来蔑视和为难我这种不懂技术的人。可怕的是我已经依赖电脑了，写作得很顺手很习惯了，与使用手写没有什么区别了。我还是管电脑写作叫“笔”。我习惯说动笔了或者说停笔了，电脑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支笔的作用，最可恨的是它比钢笔贵多了。
我认为现在定义“网络文学”还为时过早。现在的人们都喜欢急于对事物下结论，就跟抢注商标一样，这是很市场化的心理，是经济活动过热带来的毛病。至于将来的纸版书籍是否会被电脑网络替代？无法预测，但不恐怖。我的预感是否定的。人毕竟是情感动物。纸版书籍是艺术品，有书香的，有情感的，有超越书籍本身的含义的，没有静电，没有磁场，无须拖着尾巴一样的电线，不伤害眼睛，大约总会有人，比如我，将永远更喜欢纸版书籍。
程永新：你认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有没有大作品？以后会不会有？哪一批作家中最容易出大作品、大作家？你认为中国的文学奖项公正吗？有水准吗？你觉得评论界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你看评论文字吗？
池莉：这些个问题可真是难住了我。因为我不是文学理论家，我是一个热衷于独自工作的写作者。我只能作为一个读者，告诉你我的直觉，我觉得新时期以来还是有不少的好小说的，从写作技巧上来看，小说的进步还是很快的。至于大作家和大作品？你的标准是什么？是政府文学奖？专家文学奖？读者投票奖？还是评论家的投票选举？还是知名度以及读者拥有量？现代社会不再是十八十九二十世纪了，体积宏大的任何物质都不复有昔日的辉煌，一切都更加智慧，诡秘，灵活和富有个性，一切都更加体贴人性，文学艺术的变化也是同样的，判断大作家大作品，恐怕也不能沿用传统条件和过去的经验了。
我以为所有的文学奖项都是有局限的，也都是游戏，它不可能公正，也用不着公正。一种社会的激励机制而已，很世俗的东西。真正的好作品到头来肯定会超越任何文学奖而存在于一代代读者的传阅之中。
至于评论界如何，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和他们没有来往。总体感觉不是很好，文人习气多了一些，大学教的那几板斧对于现在的文学实践显然不够用也不太合用。评论文章我也读得不多，如果我从评论界发现了知音，我说过，我就立刻把他（她）归类于读者以便我有一个统一的上帝和统一的良师益友。
让我猜猜谁能够成为大作家吗？我不知道，我想其实谁都不知道，只有将来的时间和将来的读者知道。一般只有赛事结束才知道山高水底，早一分钟都不可靠。
程永新：你非常勤奋地写作，你当然希望不断有人读你的作品，一代代人，但倘若哪一天网络时代真的来临，或者其他不可预知的原因，人们不再谈论阅读你的作品了，你会因此而感到后悔吗？
池莉：我当然不会后悔。无论网络时代或者什么别的时代到来，我都会从事写作。我选择写作最主要的是因为热爱，就像爱情一样没有道理。外界怎么对待我的作品，那都没有关系。我要求自己遵循古人的教导，做人要修身养性，宠辱不惊。
闲读池莉
池莉的作品，于我始终是一个尘封的盒子，未曾动过心思打开来想端详一下。文坛一代代新人辈出，如潮水般，喧哗热闹一阵后大多归于沉寂了，然而池莉依旧如从前，固然掀不起惊涛骇浪，但每一次拍打岸边的冲击都在人心中留下一阵回响。而此时的我已被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图书和变化多端的出版市场弄得头晕目眩，在这种情况下找来一套池莉文集，希望从中捕捞一些编辑的灵感。
没想到不看则已，一看却欲罢不忍。池莉的小说好读，一点都不累人。在池莉的笔下，平平淡淡的语调，浅显易懂的文字所讲述的平平常常的人物实实在在的人生故事，于读者，就像主妇菜篮子里躺着的青菜萝卜一样，见得太多也就无甚惊奇，但却时常能撩拨起一种会心的微笑。
成名作《烦恼人生》，虽说是一篇虚构的小说，但更像一部新闻纪实短片，长长的镜头聚焦于工人一天的生活。从百般不情愿地离开暖融融的被窝写起，煮牛奶，排队如厕，哄儿子起床穿衣，三步并二步地挤公共汽车赶早班轮渡吃早点，上班午休下班做晚饭，琐琐碎碎地写来，道出了我们这个社会一个微不足道的普通工人过日子的辛苦与无奈。《不谈爱情》是继《烦恼人生》后推出的另一部力作。小说题目便起得很能抓住人，不谈爱情这又是为什么，这个疑问牵引着你走进作家所编织的故事情节中。出身知识名门的年轻医生与从花楼巷平民小户走出来的书店小姐邂逅相识相爱，充满了生命花季的浪漫，而其中被家庭干扰的毅然结合更是见证了爱情的真谛。然而即便这样的情感也渐渐为婚后日子的平淡琐碎所慢慢稀释冲淡，于是有了不满，失望，争吵，终于一件小事，因为彼此的不妥协漾开而化成了离婚的轩然大波。正当两人像齿轮咬合互不相让之际，出国名额之争不仅奇迹般地化干戈为玉帛，让二人和好如初，而且一向端着知识分子架子的公公婆婆居然不惜放下自己的清高登门拜访素不来往的亲家。在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结局背后，见出缁珠必较的世俗功利的权衡盘算和精明。不谈爱情，在此时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投降，更是一份无奈。《太阳出世》真似一则初为人母的主妇手记，生儿育儿养儿的酸甜苦辣一古脑全泼洒在纸上，真真切切。《赵保刚和钱大林》如两幅人物素描，个性化的行为方式典型细节的简笔勾勒，活脱脱画出了人物的灵魂和性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在我看来，池莉生来注定是要当作家的，她对生活有着敏锐的观察力，悟性很高，而且在表达上具有一种天赋。尤为难得的是其生活和创作心态朴实平和，不浮躁，不虚夸，她从不讳言写作只是一种谋生的职业，即使在盛名之下也一如既往，坦然告白自己就是一个普通市民，创作本身就是将身边发生的故事写出来给大家看，所以在池莉的作品中，没有故弄玄虚的情节，莫名其妙晦涩难懂的话语，更不玩华而不实的写作技巧。当然，作为作家，池莉不可能不讲创作的艺术，但一切都服从于作品的本身，藏而不露，熨贴自然。这是池莉的追求，也形成了其独特的平民创作风格。正因如此，池莉的作品才受到了普通读者的喜爱。
近年来，池莉的创作虽然沿袭以往，贴近百姓生活，但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和创作的积淀，作家不再更多期冀借助作品来探讨某一问题，而只是尽可能展示生活的多姿多彩。常常由一人带出他人，一事牵出另一档事，人物多了，描写的事情复杂了，作品也变得热闹了。《来来往往》以主人公的情感遭遇为中心，构筑了一方人生的舞台。恋人，妻子，冤家的角色转换，将一对在70年代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中恋爱结婚的夫妇的情感故事演绎得酣畅尽致，然而又丝丝缝缝地与人物的思想变化以及时代潮流的更迭同步。美丽妖冶的林珠，青春率真的时雨篷的相继出场，使得男主人公的婚外情一波接着一波而给全剧带来了缤纷的色彩，但不管有过怎样的浪漫，怎样的新鲜，都如过眼烟云，来了又去了，又如美味佳肴，食久了也木了，一切都已化为人生的体验。人生如何，爱情又是什么，谁解其味，来来往往的人和事才是我们芸芸众生可触可感的真实存在。《小姐，您早》情节扣人心弦，面对变心的丈夫，思想观念传统本分的妻子，在经受了精神上的重创后，与丈夫派来的助手共谋了一个报复计划，觅得一位美妙性感的女郎，以其为诱饵致使丈夫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