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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两人开始商量“退货”的规则。过了几天，刘书记以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名义，率领十多个人大代表视察公安工作，听取汇报。更让他们失望的是，吴天真局长对公安局的工作并不十分熟悉，居然出现了破案率比发案高的咄咄怪事，引起了代表们的哄堂大笑。之后在座谈中，大家对近年来的公安工作很不满意，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刘书记则提出了严厉批评。
就在视察工作的这天晚上，吴天真来到了政府办公室主任李子民家。两人是高中同学，平时关系很好的。吴天真谈了一些情况，说郑县长对他的工作很不满意，问李子民应该怎么办。李子民说，那你就好好工作，表现一下，争取改变他对你的不良印象。吴天真说，公安工作不是一天两天能抓好的，不是想像的那么简单。李子民说不过你也别太在意，你是市公安管的人，县委县政府对你有意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但你也不能搞得太差，要说得过去才行。郑县长脾气就那样，他批评了就算了，不会记在心上的。吴天真问李子民，郑建勋喜欢钱还是喜欢女人？李子民说，你他*的问的怪，一个男人，谁不喜欢钱？谁不喜欢女人？只是喜欢也有喜欢的方式，必须要安全的女人安全的钱他才会接受的。吴天真说，那我讨好他一下怎么样？李子民说，你小子智商那么低，做不了这种事的。你好好抓工作吧，破几个积案给他们看看，这才是货真价实的！
这次视察之后，人大起草了一份关于公安工作视察结果的材料，在县里几大班子内部送阅，并抄送了一份给市公安局。就在寄送材料的同时，刘书记和郑建勋分别以个人名义给市公安局局长打电话，表达了“退货”的意图。郑建勋说得言辞恳切：“亲爱的局长，如果把你们派来的吴天真同志调走，就是对我县公安工作最大的支持，我代表全县人民感谢你们！”
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是这样一副送瘟神的口气，市公安局长还能说什么呢？不用再问，就知道吴天真已经很不受欢迎了，而他现在的地位也是岌岌可危了！自公安局人事权实行条条管理以来，是第一次出现这类问题。
然而，就在这个电话打过的几个小时后，吴天真就得知了电话的基本内容。吴天真连忙提了几条好烟跑到李子民家里商量对策，说是刘书记和郑县长打电话到市公安局，对他的工作表示不满意，市局领导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这一下子真就紧张了，问李子民该怎么办。李子民大感意外，他叼着一支烟，背着双手在房间里踱步。然后突然一个转身，对吴天真说：“你不要说县委领导对你的工作不满意，就连我对你的工作也有怀疑。你上任的时候我是怎么对你说的，希望你一定要超过上任公安局长，搞得比他更出色。你他妈是信誓旦旦的说一定行。结果呢？上上下下都对你有意见。你看看你手下的那些警察，十有八九是二流子，除了吃喝嫖赌，还有几个正经货色？你早就应该想想，为什么同是一班人，在上任局长手下就能大显身手，在你手下就成了窝囊废？”
听他这么教训一通，吴天真也火了。吴天真说：“我他*的是来请你出主意的，不是来让你训我的！你到底说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李子民说：“还能怎么办？你回到局里去，把铺盖卷收起来，准备打道回府呀！”
吴天真气不打一处出，没想到李子民是这副口气。吴天真说：“你——你还像不像老同学呀！怎么能见死不救？”
李子民呵呵一笑，在吴天真对面坐下了，说：“你赶快去找书记和县长呀，尽一切努力去挽救败局呀！你要记住，三句好话暖人心嘛。你要向他们表示，从明天开始，你要进行公安局内部的警风整顿，采取一系列措施从严治警，加大对大案要案的侦破力度。你要有个好的表态。如果真是让他们把你这公安局长赶走了，你小子就真丢脸了！至于我嘛，在外围给你帮忙。”
吴天真百思不解，说：“你说说，为什么郑建勋会跟我过不去？”
李子民说：“你蠢！你从来不研究领导的个性！郑建勋是什么人？他是从市委下来的干部，是市委领导赏识的人！个性上属于柔中带刚的那种。他是有能力的，也是个强硬派。他不可能在河东县长期干下去，他要离开这里，就要干出一番颜色来，才能尽早调回市里。而你公安这一块又确实做得不尽如人意，他正愁找下刀的地方呢，不拿你开刀拿谁开刀？而你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太自信，你以为公安局的人事权是垂直管理，当地县委县政府就对你没法？可你错了，他们的话依然对你有致命的作用！”
吴天真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李子民去开门，只见辛可欣亭亭玉立地站在门前，后头站着她老公张显耀。李子民倒是忘记了，下午辛可欣给他打电话说，材料的初稿写完了，问李子民什么时候看。李子民说下午是没时间了，让她晚上送到他家里去。辛可欣就是送材料来的。见辛可欣有公事要办，吴天真礼节性地跟他们打了个招呼，就匆匆离开了。
李子民把吴天真送出门回来，招呼张显耀和辛可欣入座，阴了脸说：“吴天真这人，听说挨了领导的批评，向我诉苦来了。这家伙，一个标准的庸才，大概是我们县里历届公安局长中最差的一个！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让这样的人来！”
辛可欣笑笑，她把打印好了的《关于全力以赴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定》的初稿交给李子民，说：“好像你们是同学吧。”
“对啊！不然我怎么敢骂他呀。他装一肚子气走了。”李子民跟张显耀虽说没有交情，但彼此是很熟悉的。李子民冲张显耀一笑，说：“你这个丈夫倒是很细心嘛，老婆出门，还要亲自护送。”
张显耀说：“夜晚嘛，遇到打财劫色的怎么办？”
李子民说：“是的，尤其是在治安状况恶劣的情况下，像辛可欣这种又漂亮又有才气的女人，更是危险！”
李子民的老婆把茶和水果端上来，就马上离开了。张显耀捂着茶杯说：“治安状况不好，你们这些政府官员要想法解决呀。”
李子民说：“我算什么政府官员？县长才是政府官员，我是打工的。”
张显耀说：“谁不知道你政府办主任是身居要职的人！现在的组织部长，副书记，副县长，都是从政府办公室出来的。”
李子民说：“他们是这样的，可那也轮不到我呀。”
张显耀说：“会轮到你的。今后你上去了，别忘了提携朋友呀！辛可欣在你手下做事，还得请你多多关照。”
李子民似乎很喜欢听这样的话，幸福地呵呵一笑，说：“哪里哪里，她现在是红人。县政府最重要的文字处理事务都交给她了。所以有时我很得意，我手下就是有人才！”
张显耀说：“写个材料能说明什么？”李子民说：“她执笔的材料可不是一般性的公文，而是县委县政府的重大决策事项。不是谁都能写出来的。可以这样讲吧，她前途无量！”
辛可欣说：“你别骂我了吧。我知道我的底细，混混日子罢了，不指望什么无量。”
李子民调整了坐姿，像个军师一样坐在宽大厚重的沙发上，神气十足地伸出一个发黄的指头，煞有介事地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一年之内，你保证升到副科级！”
辛可欣噗哧一笑，觉得他在胡说。可丈夫张显耀却不以为然，他立马瞪大了眼睛，身子向李子民那边靠近了几分，问：“李主任，你说的是真的？听到什么风声了？”
李子民将伸出的指头变成了一个巴掌，说：“没有什么风声。但我可以预测呀。你们想想，郑建勋是个什么人？是个改革派，是个想把全县工作尽快搞上去的人，而眼下并不具备全面推进的条件。为什么？县里各部局的领导班子不行，班子结构不行，能力不行，合力太差，庸人太多，懒人也太多，他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都流露出了他的这种不满意。那么他会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换人，调整班子，让真正的能人上来。你们看不出来呀，现在你起草的这份材料，就是为下一步做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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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显耀拍拍李子民的肩膀，称赞道：“不愧是政府办主任，县长的幕僚，分析得很有道理！”
李子民说：“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也许李子民的猜测没错。就在他进行“大胆假设”的这天晚上，郑建勋正在盘算着如何让一批平庸的、没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领导干部下课的问题。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把老式算盘，是从财务室拿来的。为了工作方便，办公室是给他配备了计算器的，可他不喜欢用计算器，让他们给他换了把算盘。他把要下台的干部名字用纸贴着，写在算盘中梁下面的珠子上，把有能力但是没有提拔重用的干部写在中梁上面的珠子上，然后算加减法。他就在算盘上反复地拨来拨去。于是得出一个数据结果：五颗平庸的珠子等于上面一颗能干的珠子。
此时，县委刘书记就坐在郑建勋的对面，两人是专门商讨干部问题的。本来郑建勋要到他那里去，可刘书记说，还是我到你这里来吧。于是就边喝茶边聊天，算不上正式研究工作。现在只是沟通意见，统一看法。刘书记几年前就下决心要调整一批人，可他一直没有下手。这一次，他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心里头还是有些顾虑的。提拔哪些人，下台哪些人，这里面很微妙。所以他也耍了个滑头，让郑建勋先拿个平庸干部的名单出来，然后再斟酌。郑建勋也不含糊，就把名单写在算盘珠子上了。郑建勋把算盘往刘书记面前一推：“就是这些。你看还有哪些需要调整的？”
刘书记在算盘珠子上看见了农业局汪局长的名字。刘书记说：“我来得比你早，汪局长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你再琢磨一下。”
郑建勋噢了一声。他理解了“琢磨一下”的意思。郑建勋私下听人说过，汪局长跟刘书记关系是不错的，刘书记家不在县里，经常在汪局长家里吃吃喝喝。汪局长这人，谈不上什么毛病，个性也不错，属于那种开朗大方的人，也属于那种善于交际的人，方方面面都团结得很好，但就是工作上魄力不足。一个以农为主打产业的大县，如果农业局长没有开拓精神，那么“三农”问题就很可能在他手上成为一个症结。现在的问题是，郑建勋既要把汪局长挪位，把他自己的人事方案搞成，又要让刘书记感到满意。刘书记是县委一把手，让他满意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他不满意的话，再好的人事方案也难通过。此时此刻，郑建勋在享受权力的同时，的的确确品尝到了一种权力被另一种权力制约的趣味，这种趣味就是在压抑中的力量扩张与反弹。压抑是不舒服的，但有了压抑中的力量扩张与反弹，就变得舒服了，并且舒服得妙趣横生。
在郑建勋的算盘中，他是想把现在的林业局田局长放到农业局去当局长。田局长原先是从农业局的副局长调出去当局长的，熟悉农业，也是一个能征善战的人。田局长有个特点，凡是县政府交待的事情，他绝对能完全落到实处。政府没有交待的事情，他也能大胆开拓思路去搞。前几年在处理滥用职权和封山育林的工作中，大刀阔斧，从没有心慈手软，已经表现出了这些个性特点。县里比较能干的领导对他都是很称道的。只是他这人不大往县委县政府领导那里走动，关系处理得很冷淡，他在县里的影响也不大，可以说是影响平平。郑建勋想过了，如果把田局长放在农业局，算是去了一把好手，会对全县的三农工作带来深远的影响。可现在的问题是，刘书记想保住汪局长的位子，那么田局长往哪儿放？怎么放？郑建勋就想到了班子的搭配问题。如果把田局长放在农业局当局长。汪局长就可以安排一个党组书记的位置，级别没变，待遇也没变，但业务工作就抓在田局长手上了。郑建勋给刘书记续了茶水，然后给他点上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把算盘往胸前一挪，说：“刘书记，如果让汪局长当党组书记，林业局的田局长当农业局长，他们搭配可能会比较出色，你看怎么样？”
刘书记并没有对他的意见表示反对，而是说：“这样也行。”
郑建勋把算盘珠子上的名字一一撕下来，然后揉成一个小纸团扔进了垃圾桶。这样的人事研究只能算是“勇气”或“碰头”，是绝密内容。因此，纸团是万万不能泄露出去的，当然也不能列出名单来。郑建勋用试探的口气对刘书记说，让他跟组织部长谈谈今晚的内容，然后让组织部提交常委会讨论。可刘书记说，要谈我们两人同时约见组织部长谈，这表明这是我们的共同看法，还要说明这次调整部门领导班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特别要表明的是，这次是动大手术，不是简单的挪位，也不是简单的权力再分配。郑建勋明白，刘书记之所以一再强调“共同”，是怕落过，是怕组织部长认为他独断专行，剥夺了组织部长应有的权力。郑建勋就给他打气，说，“现在的组织部，在任用干部问题上并没有严格按照唯才是举的原则进行，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合格的领导上台了。买官卖官在我县是否存在，是很难说的。那些昏官庸官提拔时，谁不说他们都很优秀？所以，我们不能太相信组织部的考察，也不能太相信他们对干部任用所提出的建议名单，而是应该研究他们的意见背后是否公正廉明。”
刘书记站起来，用指头敲敲桌面，说：“你老弟言之有理！我们既然不能杜绝以前的庸官上台，就要尽量减少以后的庸官出现吧。好了，我得回去了。累了一天，想休息了。”
郑建勋就把刘书记送到大门口才回头，然后又继续琢磨部门班子的问题。从内心讲，他很感激刘书记对他的支持，感激刘书记对他有这种态度。当然他也清楚，刘书记当了四年县委书记了，过几年就要调到市里去了。
眼下的班子调整之所以能够得到他的支持，很大程度上也是从自身利益考虑的。如果县里的工作还没有多大起色，那么他刘书记的去向就不会多么好，即使很快能够回到市里，也不会提拔到市级领导岗位，甚至不会给他一个很有实权的部门。这年头，不管是腐败也好，关系也好，上面还是要看工作实绩的，光凭关系也不行。所以，刘书记要想早日离开县委，要想有一个好去处，就不能像下面一些部门那样碌碌无为。
郑建勋的人事调整计划还是进行得比较顺利，跟组织部长交流意见时没遇到大的阻力，县委常委会通过时也比较利索。他想让提拔的人提拔了，想让下去的人下去了。他真正感到了心满意足，惠风和畅。可在官场这个圈子里，凡是上去的人都是高兴的，可下去的人呢？没几个承认自己无能，没几个承认自己平庸，绝大多数都自我感觉良好，都以为自己身怀绝技的。那么不明不白地突然下台了，必然就会有意见，甚至有人还要纠缠组织给他“说清楚”，这事说得清楚吗？说你无能伤面子，说你能干又不对。所以，郑建勋提前就跟几个主要常委统一了口径，这次降职或免职的领导一律不单独谈话，一律不做思想工作。而新上台的部门领导一律不公示，一任命就走马上任。县人大同时通过此项人事任免。为什么不公示？就是因为有人要故意挑毛病，故意找事，公示就给企图闹事的人提供了机会。有个别常委当场提出，不公示是不合法的，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郑建勋说，不合法就不合法，在法治不健全的社会里，有些时候是要搞人治的。他还特别强调指出：上一批能人，下一批庸官，是我们治县的第一方略。
郑建勋也明显看出，包括组织部长在内的个别常委脸上挂着不悦的表情。他们有意见和看法是情理之中的事。而最有意见的是哪些人呢？就是那些收受了别人的钱财，承诺给别人职位，而今又完全不能兑现的人。因为他们会受到买官者的埋怨和谴责，会承受一些看不见的、不可言传的压力。郑建勋早就听说过，在这个县里，买一个副县级职位要十万，买一个科级要二三万，买一个好部门的一把手要五万。这都是明码标价的行市。他们上台后的第一要务就是捞回成本，然后就是纯利润了。这就导致了一些庸官和蠢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