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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olimowski）的话，那这第三次浪潮就是由扎努西和基耶斯洛夫斯基掀起的，那是“对日常生活和悲观主义的一次回归”。
1966年，基耶斯洛夫斯基拍摄了自己的头两部学生短片，片长都在6分钟左右，用35毫米黑白胶片拍摄。在这两部作品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他日后的两大发展方向。《办公室》（Urzad）是一部关于官僚主义的讽刺性纪录片。地点是一家国有保险公司的办公室，我们能听到办公人员的对话，但他们的嘴唇看上去却几乎纹丝不动，办公室中非人性的特点通过这一细节得到升华。短片的焦点围绕表格上该用哪种橡皮图章的讨论展开。一位老妇人交来申请，文员声称这与办公室无关。书架上码放着文件，茶已沏好，我们听见一个女声反复响起，告诉某人“写下你这辈子干过的活儿”。
另一方面，《电车》（Tramwaj）则是一部虚构的剧情短片，从中可以看出那种基耶斯洛夫斯基式的浪漫与偷窥的交织。年轻人跑着跳上电车，发现车里坐着一位美丽的女孩。冷风从车门吹入，他关上门，她看着他笑了笑，然后睡着了。他到站下车，目视电车和车上的睡美人远去。忽然，他又追着电车跑去。这个失落的年轻人可以被看做是《爱情短片》中偷窥者托梅克的一个原型。
担任《电车》监制的是旺达·雅库伯夫斯卡（Wanda
Jakubowska）教授，二十年前正是她拍摄了有关奥斯维辛——并且是在奥斯维辛实地拍摄——的第一部剧情片，当初她也是那儿关押着的一名政治犯。影片名叫《最后一站》（The
Last Stop，又名《最后的舞台》［The Last
Stage］），用黑白胶片拍摄，有力地表现了集中营女犯人众志成城的主题。后来，她还监制了基耶斯洛夫斯基另一部短片《希望音乐会》（Koncert
Zyczen，1967年），这部剧情短片长17分钟，说的也是个爱情局外人的故事。湖边，一群年轻人正在嬉笑打闹，背景中，巴士游览车的收音机里传来喧闹的摇滚乐。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偷偷注视着树丛中的一对情侣，他出神地盯着那个女孩。不久，情侣坐摩托车离开，巴士也鸣笛上路。就在摩托车超过巴士时，后座上的女孩掉了背包。巴士上的年轻人拾起背包但却不愿归还，除非女孩上车跟他们走。她似乎受到诱惑，已经准备照做。最终，一切归于平静，女孩回到男友身边。摩托车渐渐消失在视线之外，只剩下戴眼镜的男孩仍痴痴地望着女孩。
第8节：个人背景 早期短片（8）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早年作品虽说拍得也很用心，但却很难让人看出他日后所能拥有的成就。他是通过不断的学习与观察才最终成长为一位艺术家的，并随之拥有了一种个人化的视觉。他那时拍的短片主要是纪录片，他还在1968年的毕业论文中将纪录片创作好好地拔高了一把：“现实是如此丰富、如此伟大、无与伦比，什么都不会重复，没有哪个镜头可以重来一遍，我们不必担心它的情节发展：每天它都会给我们带来新鲜与不凡的画面。现实是纪录片的出发点，这并非是一个悖论。我们只需完全相信现实自身的编剧能力就可以了。”［6］他还列举了一些人名，他们都乐于记录生活的复杂性，将剪辑看做一种创造过程，其中包括影评人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和导演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理查德·利科克（Richard Leacock）等。
卡吉米兹·卡拉巴奇（Kazimierz Karabacz）也是洛兹的老师，他在1958年拍过一部名叫《星期日音乐家》（Sunday
Musicians）的纪录片，片长10分钟。这部作品一定给基耶斯洛夫斯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1994年，当他被要求列出自己心目中的十大影片时，《星期日音乐家》成为其中唯一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名字。（他选出的其他九部影片是［排名不分先后］：费利尼的《大路》［La
Strada］、肯·罗奇的《小孩与鹰》、布烈松［Bresson］的《死囚越狱》［A Man Escaped］、博·维德贝里［Bo
Widerberg］的《婴儿车》［The Pram］、伊万·帕瑟［Ivan Passer］的《逝水年华》［Intimate
Lighting］、塔可夫斯基［Tarkovsky］的《伊万的童年》［Ivan’s Childhood］、特吕弗的《四百下》［The 400
Blows］、威尔斯的《公民凯恩》和卓别林的《寻子遇仙记》［The Kid］。不过，他给英国《视与听》［Sight ａｎｄ
Sound］杂志开具的名单中却又以托尼·理查森［Tony Richardson］的《一个长跑运动员的孤独》［Loneliness of the Long
Distance Runner］取代了《四百下》。）
第9节：个人背景 早期短片（9）
《星期日音乐家》记录了二十多位老工人是如何在一位老指挥的带领下演奏音乐的。在经历一连串令人难以忍受的噪音后，最终，他们完整地演奏了一曲。“很少有短片能表现出那么多东西，而且是以如此美丽、简单的方式，它表达了创造某些东西的需要，这些东西与人类本身息息相关。”基耶斯洛夫斯基在1994年写道，“因为，除了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生存、早饭、中饭、晚饭、睡觉之外，我们也都渴望某些能给生活带来意义并令它提升的东西。”［7］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早年作品就是沿着这一方向发展的，用生活的全部诗意和辛辣来表现普通人的生活。这一手法从《照片》（Zdjecie，1968年）开始，他在片中寻找两个小时候曾经合影，现在已经长大的男人。如果用美国作家拉尔夫·瓦尔多·爱默森的说法，“智慧就是在平凡之中寻找奇迹”，则此时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已成长为一位睿智的电影人。当时，大部分普通波兰人的日常生活与银幕上的那种虚假形象大相径庭，面对这种巨大差异，基耶斯洛夫斯基感到心痛，于是他将自己充满好奇心的镜头静静地转向了一个真实而又凄凉的世界。
但政治的力量始终在头顶盘旋。正如西格尔在为纽约现代艺术馆写的小册子中指出的：
哥穆尔卡受到来自共产党党内民族主义、反犹太和反知识分子力量的压力。作为安全部队和内务部领导的米埃奇斯拉夫·莫查尔将军掌握主要军力，他和他的宣传机器声称犹太人是帝国主义苏维埃（有时候又或是西德）颠覆波兰政权之阴谋的一部分。他们以1967年开始的第二次中东战争、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以及波兰各地大学校园中出现的学生示威运动作为证据，证明这一犹太复国主义第五纵队的存在。事实上，正是政府自己在煽动学生举行示威，目的是令媒体、工人与知识分子形成对立。和当时的许多示威者一样，基耶斯洛夫斯基也只是在伤害已然造成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
第10节：个人背景 早期短片（10）
他自己在接受采访时承认道：
冲政府叫喊的声音越大，扔出去的石头越多，被赶出这个国家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当时被人利用了。我意识到自己永远都不可能与政治有任何瓜葛，因为政治欺骗学生。对我和我这代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我的一些朋友，以及他们的父母都遭到流放，看着他们空空如也的屋子，实在是一种恐怖的经历。我们帮助他们打点行李，每天都会去火车站送走一批伙伴，火车开往维也纳。我们会用歌声来道别：和平！和平！布尔什维克，你们会在港口烂掉，而我还会和犹太人保持联系。［8］
反犹和反知识分子的肃清运动不仅在大学校园、科研中心内展开，在文化界亦是如此。托普里兹被迫辞去了洛兹电影学院院长的职务（他在新成立的澳大利亚电影电视与广播学校担任了校长），托普里兹的前任，曾在二战期间开创波兰军中第一个电影“工作组”的亚历山大·福特（Aleksander
Ford）也被开除党籍、流放海外。三分之二的波兰犹太人被迫移民国外。正如斯瓦沃米尔·伊齐亚克向我解释的：“在波兰，人人都知道电影学院是个天堂，当然，肯定不是共产主义的天堂。所以，很可能是这个原因，1968年，它第一个遭受共产党的反犹宣传运动的攻击，它被视作一个反动老巢。学院失去了很多教师和学生。”1968年的肃清运动、接踵而来的1970年的罢工（为抗议食品短缺和物价飞涨而掀起，但却没能取得实效），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悲观主义情绪或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也正是在此时，哥穆尔卡下台，爱德华·盖莱克上任，后者成为波兰领导人，直至1980年团结工会运动兴起。正如基耶斯洛夫斯基接受采访时所说的：“作为一名波兰人……意味着每一代人都有着一个希望，但最终，他们会被欺骗，希望落空。而且，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点，知道事情的结局会是这样。我们心怀希望，但最终总会被现实击倒。”［9］
第11节：个人背景 早期短片（11）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毕业作品《洛兹小城》（Z Miasta
Lodzi，1969年）也是他的第一部职业作品，影片由洛兹电影学院和WFD（华沙国立纪录电影制片厂）合拍。曾在19世纪贵为波兰工业中心的洛兹，此时只剩下断垣残壁，当地人也都暮气沉沉、丧失活力。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说》中，他用“人们忧伤的脸庞，眼中只剩下强烈的毫无意义”这样犀利的话语来形容洛兹。《洛兹小城》中什么都有，唯独不见有人工作：女人们做操放松筋骨，街上的男人毫无目的地闲逛，工人抱怨自己的乐队缺少资助，即将退休的女工抱怨说自己还想干活但却没了机会。公园里，一群歌唱爱好者浅吟低唱。正如他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说》中说的，他觉得有必要展现一种人们平时无法在银幕上看到的真实：“我们的描述工具一直都被拿来当宣传之用……身处波兰之外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生活在一个失去表达的世界意味着什么。”
《我曾是个士兵》（Bylem
Zolnierzem，1970年）是他纪录片中最强有力的作品之一，不仅因为它打动人的主题——二战中失明的士兵——而且因为影片克制的处理方式。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人之间的联系，每个人的自述都用特写镜头拍摄。仅有的提示是：其中有些人戴着黑色墨镜，还有些人说到“看见”这个词时，用的是过去时。随后，白色的银幕上出现了一个标题：“我问医生：‘现在几点？’”他们平静地表达着一种相似的绝望情绪，一个人说：“现在我瞎了，为什么还要活着？”另一个说：“我宁可自己从地球上消失。”随后，画面再次白化，标题出现，士兵们五彩缤纷的梦境被引入，一个老兵说：“在梦中我什么都能看到。”第三个标题出现，“都怪这战争”，跟着的是他们有关反战和希冀和平的话语。
每次画面白化、出现标题时，都会有古典竖琴乐声响起，与基耶斯洛夫斯基在本片中采用的叙事技巧配合得十分妥帖。对位的音乐与剪辑在一块儿的不同面孔、不同声音配合紧密。同时，《我曾是个士兵》还有着一份淡淡的自我意识：老兵们看似坐在一张圆桌周围，但是我们的视线始终有阻碍——一片叶子或是一根树枝——阻碍不多不少，正好足以让观众意识到，即便我们也没法将一切都看清楚。导演没有使用长镜头，甚至都没用主观镜头，目的是不让别人轻易下结论。（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中，有着令人好奇的对称性：如果说八年后他拍的《七个不同年龄的女子》关乎舞蹈世界中的女性，八年前的《我曾是个士兵》则呈现了战争背景下七个不同年龄的男子。）
第12节：个人背景 早期短片（12）
《工厂》（Fabryka，1970年）和《拉力赛之前》（Przed
Rajdem，1971年），无论是前者中因官僚主义荼毒而缺少设备的拖拉机工厂，还是后者中那两位因波兰产菲亚特跑车问题多多而无法参加蒙特卡洛拉力赛的车手，表现的都是波兰的经济困境。前者再次用剪辑来确立全片结构，他将乌尔苏斯拖拉机工厂里的产业工人与冗长不堪、套话连篇的董事会会议的画面剪辑在一起。《拉力赛之前》则将画面与音乐有效地对位在一起，竖琴的古典乐声与混乱的场面形成对比。
《叠句》（Refren，1972年）则是对他处女作《办公室》中已有的那种黑色幽默的精加工：官僚主义无处不在，哪怕是在殡仪馆。一位顾客被告知，如果没有死在规定范围之内的大街上，那他也没法被埋在他所要求埋入的公墓中。另一位顾客则明白了没有死亡证明就无法得到墓地的道理。全片最后一个镜头，也是最具基耶斯洛夫斯基式特色的一个镜头：人们在新生的婴儿身上挂上数字。如果说，死亡成了一种可以按部就班的工作，结尾这个镜头则嘲讽地暗示了，官僚主义其实从出生之际便已开始。《叠句》与基耶斯洛夫斯基参与签名的1971年波兰电影人宣言保持了统一步调，该宣言呼吁纪录片更多地鞭挞官僚主义、腐败及伪善。
但是，在鲁宾铜矿委托基耶斯洛夫斯基拍摄的两部纪录片——《洛克娄和奇罗纳格拉之间》（Miedzy Wroclawlem a Zielona
Gora，1972年）、《铜矿安全与卫生守则》（Podstawy BHP w Kopalni
Miedzi，1972年）——中，我们可以找到一种乐观得多的态度。前者由一名年轻男工人负责讲述，他在七个月前来到这座位于洛克娄和奇罗纳格拉之间的新城。男子不仅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更对鲁宾铜矿本身大加赞扬，在那里，他们建造起“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公寓楼。画面中出现新建的楼房、学校、商店、剧院和运动场，为他“一座正在苏醒、充满生机的城市”的旁白提供了佐证。《铜矿安全与卫生守则》则是一部专门用于工人培训的短片，这也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所有纪录片中唯一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进行旁白的一部。影片聚焦的仍是《洛克娄和奇罗纳格拉之间》中的那位工人，他为观众介绍了在矿井中该如何工作。但最有趣的却是不该做什么的部分——例如不该从行驶的地下列车上跳下来——不少都是以卡通画的形式来表现的。
第13节：个人背景 早期短片（13）
《工人的七一年》（Robotnicy’71，1972年）又回复到更个人化和更阴郁的基调上，影片由他与托马什·兹加德瓦（Tomasz
Zygadlo）联合执导，46分钟的纪录片以“我们自己的事，没我们不算（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为副标题，反映了1970年12月罢工运动结束后的波兰现状。影片采用所谓的“墙上苍蝇（fly on the
wall，译注：喻“不为人察的观察者”）”的拍摄方式，用镜头记录波兰民众的失望神情，内容包括工厂中工人的抱怨、要求工厂交响乐队为自己丈夫的葬礼演奏的寡妇，以及参加党代表选举大会的选民们。和《拉力赛之前》一样，古典音乐——这次是以吉他演奏——再次起到对位效果，营造出秩序井然的氛围，与画面中失落的民众形成鲜明对比。
在1997年的巴黎研讨会上，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同事，出色的纪录片导演马切尔·洛金斯基（Marcel Lozinski）回忆起当年他们拍摄这些影片时的大环境：
1968年反犹太人和反知识分子运动过后，1970年代早期，随着盖莱克的到来，我们感到了些许希望。虽然电影学院里最优秀的那些老师——他们绝大部分都是犹太人——都不得不离开，但在校内还是有着完全的自由度。此时的情况十分荒谬，我们拍的片子几乎全都被束之高阁。不过基耶斯洛夫斯基聪明地向文化部副部长解释说，既然每年拍的电影90％都是政治宣传片，如果能从反对党角度每年拍上几部电影的话，那可能会在将来对他本人有用——如果又有新势力上台的话。他的劝说起了作用。
《砖匠》（Murarz，1973年）将公众行为与私人行为并列，将官方组织的五一大游行与一个男人充满怀疑与失望的画外音并置。因此影片有两个焦点，这一点通过一个运动镜头得到具体表现：45岁的约瑟夫·马莱萨坐在公车里，摄影机从车窗外一路跟拍，他与窗玻璃上映出的华沙街景融为一体。当他和朋友们预备加入游行队伍时，他的一段自述为他整个人生提供了一个简短的小结——从年轻时的积极分子（“我们当时都以为自己正在创造革命”）到自己跻身成为官僚制度的一部分，再到1956年幻想破灭，最终干回泥瓦匠的老本行。游行队伍中，口号声此起彼伏，但基耶斯洛夫斯基却将焦点对准这个平静的声音。影片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