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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5-08-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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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白水以个人资金办报,常捉襟见肘。从1925年7月3日起,他在《社会日报》副刊每期登载《林白水卖文字办报》的广告:
  《社会日报》自出世以迄今日,已满三年,耗自己之心血,不知几斗;糜朋友之金钱,不知几万。艰难缔造,为社会留此公共言论机关,为平民作一发抒意见代表,触忌讳,冒艰险,所不敢辞。然为资力所扼,发展无望,愧对读者。……计不得出,惟有出卖其自以为能之文与字,藉资全活。
  林白水天性豪爽,对朋友肝胆相照,虽然好拆各路强梁的烂污,但心理并不阴暗。他平生最大的爱好是收集砚台,曾耗资千金购得一块名为“生春红”的端砚,闲时把玩,喜爱之极,因此将《社会日报》的副刊也命名为“生春红”,寄情之深,可以想见。
  1925年12月1日,北京《晨报》报馆被捣毁,《社会日报》报馆也险些挨砸,林白水收到了措词穷凶极恶的威胁信。随即他在《社会日报》登出《白水启事》:“今则年逾五十,家徒四壁,一子一女,学业未成,外对社会,内顾家庭,犹多未尽之责,迭承亲友劝告,勿以言论召祸。自今日起,不再执笔为文……”当天,时评栏作者的署名即由“白水”改为“记者”。
  林白水用的是退一步进三步的战术。他声明“不再执笔为文”后仅五天时间,就收到二百多封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信出自青年学生的手笔,读之令人动容:“我们每日拿出脑血换来的八枚铜元,买一张《社会日报》,只要读一段半段的时评,因为他有益于我们知识的能力。”这正是林白水所要获得的效果。从1925年12月6日到当月27日总共二十二天,他在《社会日报》每日一栏,接连刊登了五十七封读者来信,以见舆情之所系、民意之所向。
  林白水从热情的读者那儿重新汲取了赤膊上阵的力量,又挥起那支如椽巨笔,要与各路妖魔大战三千个回合。1925年12月20日,他刊出《白水启事》:“这半个月之内,所收到的投书,大多数是青年学生,都是劝我放大胆子,撑开喉咙,照旧的说话。我实在是感激得很、惭愧得很。世间还有公道,读报的还能辨别黑白是非,我就是因文字贾祸,也很值得。”孰料“因文字贾祸”五字竟是一语成谶。
  《社会日报》的时评又署上“白水”之名,他的文章仿佛经过新一轮的淬火加钢,变得更为犀利,犹如一支支标枪挟带着风的厉叫掷向恶势力,直扎得鬼哭狼嚎。段祺瑞的新内阁正好成为林白水现成的靶子,遭到猛烈攻击,比如《陈澜生别来无恙》、《不堪回首》挖出两个曾被《公言报》骂倒的政客的肮脏老底。林白水还以《不堪回首集》的总标题逐日重刊《公言报》曾经揭露他们丑闻的系列报道,让读者温故而知新。两个新任总长顿时成为千夫指戳、万人哂笑的小丑,比热锅上的蚂蚁更受煎熬。
  1926年4月16日,直奉军阀进城之后,林白水依然发表时评赞扬冯玉祥的部队撤出北京时秩序井然。这一“见面礼”自然引起吴佩孚、张作霖的忌恨。林白水在报上发表声明:“我这些说话,是着眼于国家利益,社会安危,与军阀个人,某些党派,可是毫无关系。”4月24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捕,两天后在天桥惨遭杀害。黑云压城城欲摧,新闻界人人自危,个个噤声。5月12日,林白水顶着杀头的风险,在《社会日报》头版发表《敬告奉直当局》:“吾人敢断定讨赤事业必无结果,徒使人民涂炭,断丧国家元气,糜费无数国帑,牺牲战士生命,甚为不值。”5月17日,他在时评《代小百姓告哀》中更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残暴的直奉联军:
  ……直奉联军开到近畿以来,近畿之民,庐舍为墟,田园尽芜,室中鸡犬不留,妇女老弱,流离颠沛。彼身罹兵祸之愚民,固不知讨赤有许多好处在后,而但觉目前之所遭之惨祸,虽不赤亦何可乐也!……赤党之洪水猛兽未见,而不赤之洪水猛兽先来,……乌夫,自由自汝之名以行,今之讨赤者,念之哉!
  1926年5月26日,林白水的时评仍拿吴佩孚、张作霖当作沙袋猛击:“军既成阀,多半不利于民,有害于国。除是死不要脸,愿作走狗,乐为虎伥的报馆,背着良心,替他宣传之外,要是稍知廉耻,略具天良的记者,哪有不替百姓说话,转去献媚军人的道理。”当血色恐怖、北京众报记者噤若寒蝉之时,惟有林白水敢于拍案而起,讲几句真话,其脊梁之硬、胆气之豪、良知之灼然,一时无二。考古学家容庚曾在林白水家做过家庭教师。在他眼里,林白水酷似东汉末年击鼓骂曹的狂士祢衡:“视权贵蔑如也。其所办日报,抨击军阀,笔锋犀利,如挝渔阳之鼓。……其身世与祢正平略同。”林白水的时评使直奉军阀感到极为不爽,杀机就此伏下,林白水命在旦夕之间。祢、林二人最终同遭杀身之祸,结局也一样。
  林白水抨击吴佩孚“性颇执拗,头脑简单,不谙政治,思想陈腐,意见执滞”,“中央政治,若长在吴大帅指挥之下,恐终须弄得一团糟”。这已经是往枪口上撞。1925年8月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时评《官僚之运气》,更是直接招致杀身之祸。这篇文章得罪了一个阴险毒辣的政客。此人姓潘名复,是直系军阀张宗昌跟前的头号心腹爱将,号称“智囊”。
  林白水与张宗昌、潘复结下梁子可谓由来已久。他曾经讥讽“狗肉将军”张宗昌是“长腿将军”(影射张的部队毫无战斗力,遇到敌军就望风而逃),令张宗昌衔恨不已。1923年1月2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时评《山东全省好矿都要发现了,矿师潘大少爷恭喜山东人发财》,揭露张宗昌的智囊潘复贪污敛财,劣迹斑斑。潘某的官运因此受到阻碍。《官僚之运气》则对潘复的嘲骂更进一步。且看林白水骂功十足的文字:
  狗有狗运,猪有猪运,督办亦有督办运,苟运气未到,不怕你有大来头,终难如愿也。某君者,人皆号称为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腰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固是有口皆碑,而此次既不能得优缺总长,乃并一优缺督办,亦不能得……甚矣运气之不能不讲也。
  林白水故意用“肾囊”和“智囊”二名词在字形上的相似影射原北京政府财政次长潘复,把潘与张的关系极为滑稽而又十分形象地比喻为肾囊之系于胯下,可谓刻薄之极,挖苦之至。文中还奚落潘复拼命钻营、如意算盘却屡屡落空的窘况,大有“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意思。当晚,潘复从《社会日报》上读到时评《官僚之运气》,不禁勃然大怒。他先是叫人给林白水打电话,勒令后者在报纸上刊出更正声明,并且公开道歉。林白水的答复是“言论自由,岂容暴力干涉”,断然拒绝潘某的要求。于是,潘复祭出杀手锏。他在张宗昌面前哀哀戚戚地哭诉,请“狗肉将军”为他做主,将林白水处以极刑。自古以来,笔杆子就斗不过枪杆子,军阀张宗昌草菅人命多矣,做个顺水人情,下令杀掉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报人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潘复得到许可,立刻给林白水安了个“通敌有证”的罪名,定下死罪。所谓的“敌”,指的是不久前刚刚撤出北京的冯玉祥。有此一项指控,绝对是杀无赦。
  1926年8月6日凌晨一时,京畿宪兵司令王琦奉张宗昌之命,乘车来到报馆,略谈数语,便将林白水强行拥入汽车。报馆编辑见势不妙,赶紧打电话四处求援,林白水的好友薛大可、杨度、叶恭绰等人急匆匆赶往潘复的住宅,找到正在打牌的张宗昌及潘复,为林白水求情。薛大可长跪不起,王琦与潘复耳语后离去。等到张宗昌同意将“立即枪决”的命令改为“暂缓执行”,凌晨二点,传来的是已经执行半个小时的消息。这是潘复与王琦串通,谎报行刑时间,定要置林白水于死地。
  其实,直到8月6日凌晨四点十分,林白水才被押赴天桥刑场枪决,子弹从后脑入,左眼出。遇难之日,林白水身穿夏布长衫,须发斑白,双目未瞑。陈尸道旁,见者无不为之骇然伤心。这一天离邵飘萍遇害相距只有一百日。两位著名报人由于秉笔直书而在同一刑场遭到残杀,这无疑是中国新闻史上最痛楚最悲怆的记忆。
  林白水死前留下遗嘱,寥寥数语交待的都是家事:“我绝命在顷刻,家中事一时无从说起,只好听之。爱女好好读书,以后择婿,须格外慎重。可电知陆儿回家照应。小林、宝玉,和气度日。所有难决之事,请莪孙、淮生、律阁、秋岳诸友帮忙。我生平不做亏心事,天应佑我家人也。”
  林白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惟一放心不下的是十四岁的女儿林慰君,眷眷父爱浸透纸背。林慰君骤闻噩耗,悲愤莫名,服食铅粉,决意自尽,所幸获救。她后来留学美国,成为知名的女作家,为亡父撰就一部《林白水传》,也算是告慰了一代报人林白水的在天之灵。她在《林白水传》中谈及父亲的惨死,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人家都说先父是慷慨就义,丝毫不在乎。但他内心的痛苦不知多么厉害!又有谁知道﹖”天下怀抱绝大之恨者,亦必怀抱绝大之爱,有爱便有牵挂,就难免痛苦。知子莫若父,知父亦莫若女。
  当年,北京新闻界激于义愤,为邵飘萍、林白水这两位新闻史上的烈士召开了盛大的追悼会。会场高悬一联,把两人的名字嵌入其中,满是悲惋痛悼之意:
  一样飘萍身世
  千秋白水文章
  林白水的死因,路人皆知,但在血色恐怖中,谁也不敢揭穿。著名报人林步随撰写的挽联点出这是冤狱,已属难能可贵:
  笔有阳秋,文字真成孙盛祸;
  狱无佐证,士民争讼陆机冤。
  “阳秋”即春秋,晋简文帝郑后小字“阿春”,因此讳“春”为“阳”。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林白水惯用春秋笔法作文。东晋大将桓温北伐失败,名士孙盛作《晋阳秋》,大加嘲讽,因此下狱。陆机兵败受谗,被成都王司马颖杀害,同属冤案。
  作为一位影响力巨大的著名报人,林白水骨头坚硬,笔头犀利,读完他的时评,再去读鲁迅的杂文,我觉得还是林白水的文章更能单刀直入,更加痛快淋漓。当年,新闻界对林白水评价很高:“无私无党,直言不讳者,白水一人而已。观其时评,无论任何军阀、任何政客、任何士民,有好坏处,莫不良心驱使,力加戒勉,且聪明绝顶,料事如神”;“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其见诸报章,每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针针见血,物无遁形”;“词严义正,道人所不敢道,言人所不敢言”,“污吏寒心,贪官切齿”,“对一般恶官僚,当头棒喝;对一般新青年,痛下针砭”。这些称赞绝非过誉,林白水当之无愧。
  生之热烈,死之惨痛,林白水将二者集于一身。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斗士,一支笔胜过三千毛瑟枪,令无数居于高位的豺狼虎豹为之胆寒。我敢断言,在中国新闻界,像他这样绝顶勇锐绝顶疯魔的人物,一百年时间也很难产生几个。无论世道如何变易,林白水的文章、声名终归不可磨灭。

  乱世飘萍

  乱 世 飘 萍
  ? 曾以亮
  生物学和社会学都喜欢运用“刺激理论”解释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其原理简单明了:芸芸众生受到外界刺激,必定会或快或慢做出或强或弱的反应,先起的反应极有可能转变为后续的刺激,彼此推波助澜,呈现出链式的、互逆的、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唐代大文豪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道是“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若将这句名言算作“刺激理论”的初始版本,应该没有大错。一个人遇到龌龊事,遇到阴暗事,遇到破坏公道、公理、公意、公德的事情,其鸣不在口头则在笔下,不在笔下则在心中,除非他是全然不顾及是非曲直的流氓、无赖和强梁。在专制主义大行其道的国家,不平则鸣极其危险,民国时期,林白水仗义执言,闻一多拍案而起,前者被宪兵处决,后者被特务暗杀,皆为显例。
  李敖在其杂文《“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中做过精辟的分析:人民对于政府所抱持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敢怒而不敢言,这种情形很难成立,真相应该是“既不敢言,也不敢怒”。“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古话也有破绽,更正确的讲法应该是“老百姓反正没有活路,与其温驯地死去,还不如发泄怒气而死”。二是“不敢怒而敢言”,也就是中国古代臣子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谏诤”,他们确实讲真话,但讲真话时态度务求平和,不敢挟带任何过激的情绪。由于地位相差悬殊,臣子与皇帝不平等,一个在地,一个在天,一个是龙,一个是虫,臣子只能俯首下心地争取,拐弯抹角地规劝,绝对不敢怒火中烧,吹胡子瞪眼睛。三是“敢怒而又敢言”,这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我的地位和你平等。既然是平等的,我的态度就随我高兴,态度好不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说得对不对”。“敢怒而不敢言也好,不敢怒而敢言也罢,都不是我们赞成的自由,因为那种自由,只是向政府‘赔笑脸的自由’,那是古代奴才的自由,不是现代国民的自由。”专制政体犹如高压电网,一个人受其拘囿,要做敢怒而又敢言的现代国民,绝大多数时候须得拼却头颅、豁出性命才行!
  民国初期,有一位异常强悍的报人与林白水声名相埒,遭遇相当,他就是邵飘萍。
  邵飘萍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和坚定的自由主义者。1886年10月11日,他出生于浙江东阳紫溪村,原名镜清,又名振清,字飘萍。邵飘萍五岁入私塾念书,十四岁中秀才。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与陈布雷、邵元冲等人同学。三年间,邵飘萍大量涉猎到当时在知识界激荡风气、鼓舞人心的《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眼界豁然大开。梁启超的文章洋洋洒洒,笔端常带感情,章太炎的文章比手术刀更锋利,嬉笑怒骂,痛快淋漓。邵飘萍沉迷其中,如痴如醉,令他特别感奋的是梁启超、章太炎等文坛巨擘不惧文祸、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其后,他结识了革命志士徐锡鳞,与鉴湖女侠秋瑾也有过鸿雁往来,秋瑾殉难前五天还给这位二十一岁的青年学子写过一封短信。
  做一位仗义执言的“无冕之王”,做一位良知灼然的“社会公人”,做一位“第三者”,独立不羁地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以新闻警世,以新闻救国,以新闻记者终其身,这是邵飘萍青年时代怀抱的理想。他决心通过自己手中的那支如椽健笔表达正当的民意,使强势强权的政府也要老老实实地俯首听命。站在邵飘萍对立面的敌手个个堪称巨无霸,他们是乱世中恣意妄为的大军阀、大党棍、大流氓,要让这些最不乐意遵守游戏规则的强梁之辈向正气凛然的文字屈服,邵飘萍可说是自不量力。然而,世间真正的勇士就是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超级痴子,他去了,他做了,他死了,世间因此多出一道鲜明瑰丽的血色风景,众人惟有钦佩、崇敬和扼腕叹息。
  “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马克思如是说。民主政体之下的当权者必须乖乖地接受报刊的监督,尽管他们时时刻刻都会感觉身后有眼,芒刺在背,但是万万不敢忽略民意,藐视民意,更不敢弹压民意,否则执政党就会有垮台倒灶的危险。专制政体之下的当权者则正好相反,他们以鱼肉百姓为能事,以逃脱监督为常事,以践踏民意为乐事,总喜欢用枪杆子对付笔杆子,用种种禁令压制舆论。邵飘萍身处乱世,大盗盗国,大贼贼民,现实环境恶劣之极,他要在虎穴狼窝中专讲人话,为正当的民意争取一席之地,其境遇之凶险可想而知。
  邵飘萍为人干练机警,遇事明决果断,作为新闻记者,其贴身紧逼的能力堪称一流。京城大官差不多个个都是世故圆滑的老油条,与记者周旋,常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就算被逮个正着,不是守口如瓶,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让人不得要领。邵飘萍却有本事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使对方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谈则露底穿帮。他抢到独家新闻是常事,同行们惟有瞠乎其后,自愧不如。邵飘萍风流倜傥,慷慨豪迈,长于辞令,乐于交游,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他都说得拢,谈得来。他重交情,讲排场,经常在酒楼饭店宴请各界名流,以期从客人的谈话中捕捉到有用的信息。
  即便如此,邵飘萍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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