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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他害怕，恐惧，觉得有一张网在收紧。
“清算的时候到来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他常常喃喃自语。
“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刀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3〕考古学家史树青教授也证实：“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迹，但他后来一概不谈自杀之事。”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他与京派理论家朱光潜、沦陷区女作家张爱玲、国统区作家无名氏（卜宁）等都被排除在外，并被赶下北大的讲台。
众所周知，作为最优秀的小说家的沈从文，从建国以后再也没有写那些湘西的灵性文字了，从这一年到他去世是漫长的四十载。四十春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能够写出更多的《边城》、更多的《湘西散记》这样的传世之作，但没有，天才文学大师的艺术之翼就此折断了。
住院恢复后的沈从文下决心“转业”——他不得不离开北大，远离既给他带来荣誉又招来是非的文坛。促使沈从文退出文坛的直接原因，除了他再也不想面对和忍受那种旷日持久的“阶级斗争”的大批判，他在这种斗争中已经心力交瘁外；再就是他所信奉的“唯美”和“理想主义”的创作原则受到挑战，他的生活体验与新时代的要求实在相去甚远，过去不适应，现在更难适应。他的夫人张兆和说：“幸好他转了，转的时候有痛苦，有斗争。他确实觉得创作不好写了，难得很。”
这种想法沈从文曾流露过多次。上世纪三十年代，沈从文曾写过《记胡也频》、《记丁玲》的文章，他们之间还是互相了解的。所以发生沈从文自杀事件之后，丁玲约何其芳在1949年6月11日、30日两次到沙滩中南胡同北大教授宿舍去看望沈从文。这时候沈从文的情绪相当低落。丁玲对他说：“你怕什么嘛，共产党有什么可怕的嘛！你写了一些东西有问题，共产党还有那个度量，不会跟你计较、追究，在这个社会生活了一个时期之后，你自己也会找到结论的。要是你这样疑神疑鬼的过下去，共产党不会来整你，你自己也会把自己整垮的！从文，现在还是要靠你自己振作起来，我还是知道你这支笔，你还可以写你的东西嘛……”
丁、何来过之后，沈从文想了很久，觉得还是不能拿起写小说的笔。1949年9月8日，他在写给丁玲的一封信中说：“已深知个人由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个人幻念。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于病态而不健康；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但要说即能十分积极运用政治术语来表示新的信仰，实在一时也学不会。”“为自己，我已痛苦挣扎了近四十年，永远为独自作战，实在太累，得休息，也不为什么遗憾了。”他对自己目前的状况和无奈的抉择也很痛苦，说：“北京是和平解放的，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4〕
“实在太累，得休息”，这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沈从文从1924年在《晨报副刊》发表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到1948年初被批判前完成最后一篇小说《巧秀与冬生》，二十五年间创作结集有八十多部作品，一千多万字，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著名学者季羡林说：“我觉得，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来，决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自学成家。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5〕
沈从文的遭遇在中国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和他差不多的同辈作家中，还有茅盾、巴金、丁玲、冰心、夏衍、曹禺、沙汀、郭沫若、叶圣陶、钱钟书、郑振铎、施蛰存，等等。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老作家，建国后都毫无例外的没有写出什么成功的、有影响的文艺作品，与他们曾经的辉煌无法相比。只不过他们要比沈从文幸运得多。好在他们未曾“封笔”，更没有退出文坛，有的还担任文艺界的领导，但多只是一个“牌子”而已。有时勉强写也差强人意。曾斥责过沈从文的郭老1958年诗兴大发，曰：“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不闯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曹禺1951年按照领导意图写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宣告失败。1958年、1964年写了“大跃进”和河北抗洪题材的话剧，无一成功。后来写历史题材的《胆剑篇》、《王昭君》属于完全按政治意图的“凭空虚构”，也很快消亡。曹禺最后病中悟出一痛：“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去干，有时候还得揣摸领导意图……可是，写作怎么总听领导的？”〔6〕
与许多作家相比，沈从文却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即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认定的原则和创作规律，这也正是他可贵的地方。“从文一方面很有修养，一方面也很孤僻，不失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像这样不肯随波逐流的人，如何能不做了时代的牺牲？”〔7〕
永远的金子
沈从文在北大教书时就与博物馆系打交道，常去帮忙，也捐过不少陈列物品。所以他既然提出离开北大，就被安排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一年沈从文四十七岁。一开始，还有人说他是“鸳鸯蝴蝶派”，他被当作“统战对象”，政治上处于被压制的状态。有关部门也不给他安排办公室，他就在午门楼上的穿堂风里呆了十年。沈从文笔下曾流露出当时的情形：“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六时共十一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的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声中，越说越远。关门时，独自午门城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8〕他在这里当起了义务讲解员，包括有的小脚老太太来参观展览也要他讲解。萧乾有一次陪外宾去故宫参观，看见沈从文正在拿一根讲解棍，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打招呼。”类似这样尴尬的场面他的好朋友汪曾祺也碰到过。“文革”一来，沈从文的处境更惨了，无休止的检查、批斗、扫女厕所，他还被弄到湖北咸宁乡下劳动看鸭子。有一次他和几个人上街，看到咸宁纵横交错的街道，有人说不要找不到回去的路，沈从文指着住处附近火葬场那高高的烟囱说：“不会迷路。只要看火葬场的烟囱。那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后归宿。”
在历史博物馆期间，尽管沈从文很苦闷，但他还是很敬业的：“一旦碰到具体的文物工作，沈从文就仿佛变了一个人。看见好东西，沈先生就想办法买回来。自己先垫钱，再交给馆里。”他的同事这样评价他。他千方百计地接触文物、研究文物，积累了不少资料。他丰富的知识和文物功底得到了社会和学界的认可。1958年北京人艺排演《蔡文姬》请沈从文当顾问，他就把演职员们带到历史博物馆，引经据典地讲了好几个小时。1960年排《武则天》时把剧本送给他看，他列出十页、六十四条关于这部戏的参考资料。尽管如此，沈从文的内心还是凄苦的，这种凄苦又能对谁说呢？他做的是文物工作，自己也像一件文物似的被尘封了。但他还是默默地守望着属于自己的角落。他已进入宠辱不惊的境界。这种人性的耐力和人格的精神是非常罕见的。
是金子总要闪光。
沈从文开始徜徉于他的文物世界，虽然繁琐考证，但对于一个触类旁通的小说家来说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他说：“至于搞文物工艺，尽管工作千头万绪，只要能就全国材料作综合，只要看得多，材料在手边，就可以不太费力在一较短时间里，做出许多事情。过去三五十年难于见功的，现在三五年也可以完成。”在蛰伏一段时间后，从1957年到1963年，他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并且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明锦》、《中国的瓷器》等学术专著。
1978年，受胡乔木的关怀，沈从文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并配了助手。1981年，一部从“文革”前就呕心沥血的八开本煌煌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精印出版。胡乔木致函祝贺：“以一人之力，历时十余载，几经艰阻，数易其稿，幸获此鸿篇巨制，实为我国学术界一重大贡献，极为可贺。”这部著作成为领导人出访赠送外国元首的礼物，同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空白，从而奠定了沈从文由著名作家到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代服饰学家的地位。
比起很多表面红火而实则苍白、甚至虚度光阴的作家朋友们来说，沈从文的失落感大大冲淡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他在辽远尘封的文物角落耕种，虽然辛苦，却避开了陆续发生的一场又一场的文坛争斗。当噩梦醒来，尘埃落定，许多人因命运蹭蹬、光阴虚度而懊悔，沈先生却意外地以文博考识著作等身。沈从文退出热闹的文坛而遁入冷清的“空门”，是他后半生的最佳选择。事实证明他有先见之明，睿智而不虚荣，懦弱恰含刚强。他没有背叛自己的人格和良知，没有虚掷宝贵的光阴，他以文化苦行僧的态度，平静而执著地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实现了真正的人生价值。曾与沈从文同属“京派”作家的最后一位传人汪曾祺后来说他：“这一番改行，可真是亦悲亦喜，悲喜难言；亦得亦失，得失难言。步入冷径仍采花，花非昨日花，人非昨日人。”〔9〕
沈从文虽然过早的改了行，转了业，但他并不是真正的隐遁。作为写了八十多部文艺作品、小说被四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的世界文化名人，他内心的创作情结还是难解难分。在埋头自己的花花草草、坛坛罐罐的时候，他也不时关注着眼花缭乱的中国文坛，也希望自己有立功的机会。1957年反右的时候沈从文出差到上海，巴金、曹禺、熊佛西等人都在报纸上发表了意见，认为党的政策束缚了文艺繁荣。沈从文隔岸观火，没有鸣放的权利，就给人写信：“如今有些人说是为行政羁绊不能从事写作，其实听他辞去一切，照过去二十年前情况来写三年五载，还是不会有什么真正好作品的。目下不写作品，还在领导文学，领导不出什么，却以为党帮忙不够，不大符合事实的。”他还说过：“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见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10〕
1953年9月，沈从文参加了全国文代会，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部分代表。在介绍到沈从文时，毛泽东问过他的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胡乔木写信给沈从文表示愿意为他重返文坛做安排，严文井等老朋友也向他约稿，希望他能够回到专业作家队伍中来。1961年初，沈从文在北京阜外医院住院时研读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小说，记下了自己的心得：“难的不是无可写之人，无可写的事，难的是如何得到一种较从容自由的心情……如能得到较从容工作环境，一定还可以写得出几个有分量东西的。”在当年的一次会议上，周扬说如沈从文继续写作，将给他十年的创作假。其实，沈从文从1948年就开始酝酿一部以其内兄——1936年牺牲的共产党员张鼎和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于是，1961年6月1日中宣部、中国作协给沙汀写信，安排沈从文到四川深入生活。可是不知什么原因，6月23日沈从文又突然被告知到青岛休息。这样，他又来到青岛，看了几家绣艺厂、印染厂，只是把小说素材“重誊个顺序线索”而已。1961年7月27日，作为《人民文学》编辑的夫人张兆和给在青岛“信心不大”的沈从文写信说：“当初为寻求个人出路，你大量流着鼻血还日夜写作，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个方面的帮助鼓励，安排创作条件，你能写而不写，老是为王瑶（王瑶，文艺理论家，与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沈从文等同为北大中文系教授。1954年曾出版我国最早的新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稿》，沈从文以反面形象忝列其中。——笔者注）这样的所谓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在创作上信心不大，因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
从青岛回来后他又去了河北宣化体验生活，增强了信心，便写信给夫人说：“如照过去经验，能试写三章成功，以下即不会有什么困难了，即照写《边城》方式一星期写一章，年末完成初稿是可望的。”谈何容易，“年末”终未能完成初稿——写《边城》时的心情与环境恐怕一去不复返了。1962年作协又安排沈从文等八名作家去江西老区，他带着几次写下的近十万字的小说素材，准备长期住下去。但谁也没有留下来。他在江西呆了三个月，最后跑到景德镇看他喜欢的陶瓷去了，还帮助人家改进工艺。也许他觉得干这些要比写小说容易和保险得多。他的夫人张兆和谈及他的创作状况和几次失败的原因时说：“沈从文收集了一些材料，还到宣化煤矿去了好几次，记了好几本。1961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也就是说，沈从文从1948年12月31日在一张条幅上写下“封笔试纸”以后的四十年里，虽经几番努力，终没能写出一篇小说。而在这以前的二十五年中他却出版了八十多部。
永远的凤凰
1983年沈从文患了脑血栓，造成左身瘫痪。
1985年6月，中央组织部发文，规定按部长级待遇解决沈从文的工资、住房等问题。
画家黄永玉说：“表叔在临终前两三年，得到党和政府的认真关注，给了他一套宽大的房子，并且配备了一部汽车和一位司机。遗憾的是太晚了。”
1985年12月9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长篇访问记，祝贺他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
1986年10月，沈从文几百万字的小说、散文合集《凤凰》，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同年，电影《湘女萧萧》在法国和西班牙电影节上分获“金熊奖”和“唐吉诃德奖”。
1988年5月10日下午五时三十分，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走完了他八十六年的生命历程。
李先念、李铁映、王任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方面负责人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香港、台湾及国外多家媒体报道了沈从文逝世的消息。《人民日报》以《眷念乡土多名作，饮誉中外仍寂寞——杰出作家沈从文告别亲友读者》为题发表报道。
巴金的唁电说：“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
夏衍说：“沈从文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文学地位，他不单是一位乡土文学大师，应该是更高一层的作家。”
邵燕祥说：“沈从文这个又温文又野性，属于湘西又属于整个中国以至世界的作家，他的生命就寄寓在他这些既清新且斑斓的作品之中。所有这些，可以不舍昼夜地流下去，润泽当代的直到后代的无数焦渴的灵魂。”
遵照先生遗愿和家乡人民的请求，在沈老逝世4周年的祭日，即1992年5月10日，沈从文的骨灰在家人的护送下魂归故里凤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清澈秀丽的沱江，一半安葬在风景旖旎的听涛山麓。一块天然的五色巨石肃然矗立，成为沈从文墓碑独特的标志。墓碑镌刻着沈先生蕴含很深哲理的手迹铭文：“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古语说，凤凰择良木而栖。沈从文终于回到他魂牵梦萦的良木故土。湘西的流波碧水，裹挟着一个自称“乡下人”的深深眷恋，更加辽远悠长、绵绵无尽……
注释：
〔1〕吴泽顺：《悲怆的乐章》，引自书屋杂志社网络版——作家授权文库。
〔2〕巴金：《怀念从文》，引自巴金《再思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3〕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对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采访（1990年12月7日），引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