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苤啤＝褚蚤D钟、特磬并设之，则为四十八架，于古无法。皇帝将出，宫架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皇帝兴，宫架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未闻皇帝出入，以特磬为节。
《议十六钟磬》曰：
镇谓：「清声不见于《经》，惟《小胥》注云'钟磬者，编次之，十六枚而在一虡谓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尤为非是。国朝旧有四清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按编钟、编磬十六，其来远矣，岂徒见于《周礼·小胥》之注哉？汉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陈礼乐、《雅》《颂》之声，以风化天下。其事载于《礼乐志》，不为不详，岂因刘几然后用哉？且汉承秦，秦未尝制作礼乐，其称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遗法也。其王朴乐内编钟、编磬，以其声律太高，歌者难逐，故四清声置而弗用。及神宗朝下三律，则四清声皆用而谐协矣。《周礼》曰：「凫氏为钟，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则清声岂不见于《经》哉？今镇以箫、笛、埙、篪、巢笙、和笙献于朝廷，箫必十六管，是四清声在其间矣。自古无十二管之箫，岂《箫韶》九成之乐已有郑、卫之声乎？
礼部、太常亦言「镇乐法自系一家之学，难以参用」，而乐如旧制。
四年十二月，始命大乐正叶防撰朝会二舞仪。
武舞曰《威加四海》之舞：
第一变：舞人去南表三步，总干而立，听举乐，三鼓，前行三步，及表而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顾作猛贲速趫之状；再鼓，皆转身向里，以干戈相击刺，足不动；再鼓，皆回身向外，击刺如前；再鼓，皆正立举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转面相向立。干戈各置腰；再鼓，各前进，以左足在前，右足在后，左手执干当前，右手执戈在腰为进旅；再鼓，各相击刺；再鼓，各退身复位，整其干为退旅；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转面相向，秉干持戈坐作；再鼓，各相击刺；再鼓，皆起，收其干戈为克捷之象；再鼓，皆正立，遇节乐则蹲。
第二变：听举乐，依前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正面，作猛贲趫速之状；再鼓，皆转身向里相击刺，足不动；再鼓，各转身向外击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陈其干戈，左右相顾为猛贲趫速之状；再鼓，皆并入行，以八为四；再鼓，皆两两对相击刺；再鼓，皆回，易行列，左在右，右在左，再鼓，皆举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各分左右；再鼓，各扬其干戈；再鼓，交相击刺；再鼓，皆总干正立，遇节乐则蹲。
第三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转而相向，再鼓，整干戈以象登台讲武；再鼓，皆击刺于东南；再鼓，皆按盾举戈，东南向而望，以象漳、泉奉土；再鼓，皆击刺于正南；再鼓，皆按盾举戈，南向而望，以象杭、越来朝，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击刺于西北；再鼓，皆按盾举戈，西北向而望，以象克殄并、汾；再鼓，皆击刺于正西；再鼓，皆按盾举戈，西向而望，以象肃清银、夏；再鼓，皆舞，进一步正跪，右膝至地，左足微起；再鼓，皆置干戈于地，各拱其手，象其不用；再鼓，皆左右舞蹈，象以文止武之意；再鼓，皆就拜，收其干戈，起而躬立；再鼓，皆舞，退，鼓尽即止，以象兵还振旅。
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
第一变：舞人立南表之南，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再鼓，皆左顾左揖；再鼓，皆右顾右揖；再鼓，皆开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少却身，初辞，合手自上而下；再鼓，皆右顾，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后为再辞；再鼓，皆左顾，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为固辞；再鼓，皆合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俯身相顾，初谦，合手当胸；再鼓，皆右侧身、左垂手为再谦；再鼓，皆左侧身、右垂手为三谦；再鼓，皆躬而授之，遇节乐则蹲。
第二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转面相向；再鼓，皆稍前相揖；再鼓，皆左顾左揖；再鼓，开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复相向；再鼓，皆却身为初辞；再鼓，皆舞，辞如上仪；再鼓，皆再辞；再鼓，皆固辞；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再鼓，相向；再鼓，皆顾为初谦；再鼓，皆再谦；再鼓，皆三谦；再鼓，皆躬而授之，正立，遇节乐则蹲。
第三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两两相向；再鼓，皆相趋揖；再鼓，皆左揖如上；再鼓，皆右揖；再鼓，皆开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复相向；再鼓，皆却身初辞；再鼓，皆再辞；再鼓，皆固辞；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两两相向；再鼓，皆相顾初谦；再鼓，皆再谦；再鼓，皆三谦，躬而授之，正立，节乐则蹲。
凡二舞缀表器及引舞振作，并与大祭祀之舞同。协律郎陈沂按阅，以谓节奏详备，自是朝会则用之。
八年，太常博士孙谔言：「臣尝奉社稷之祠，亲睹陈设，初疑其阙略而不备，退而考元祐祀仪，乃与所亲见者合焉。其登歌之乐，虽有钟、磬、簨虡、搏拊、柷敔之属，独陈太社坛上，而太稷阙焉。夫宫架不备，非所以重社稷也。《周官》制祭祀之法，则有灵鼓以鼓之，有帱帗舞以舞之，有太簇、应钟、《咸池》以极其歌舞之节，此乐文之备也。唐社稷用二十架，至于开元，亦循三代之遗法，于坛之北，宫架备陈，别异天神，中建灵鼓，歌钟、歌虡各设二坛，下舞上歌，何其盛也！臣稽考典礼，凡祭太社、太稷，宜仿《周官》及《开元礼》文，于坛之北备设宫架，钟、匏、竹各列二坛，南架之内，更植灵鼓。」于是集侍从、礼官议增稷坛乐，而添用宫架之说不行。
元符元年十一月，诏登歌、钟、磬并依元丰诏旨，复先帝乐制也。
二年正月，诏前信州司法参军吴良辅按协音律，改造琴瑟，教习登歌，以太常少卿张商英荐其知乐故也。初，良辅在元丰中上《乐书》五卷，其书分为四类，以谓：「天地兆分，气数爰定。律厥气数，通之以声。于是撰《释律》。律为经，声为纬。律以声为文，声以律为质。旋相为宫，七音运生。于是撰《释声》。声生于日，律生于辰，故经之以六律，纬之以五声。声律相协，和而无乖。播之八音，八音以生。于是撰《释音》。四物兼采，八器以成。度数施设，象隐于形。考器论义，道德以明。于是撰《释器》。」类各有条，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经传，精以讲思，颇益于乐理，文多，故弗著焉。
崇宁元年，诏宰臣置僚属，讲议大政。以大乐之制讹缪残阙，太常乐器弊坏，琴瑟制度参差不同，箫笛之属乐工自备，每大合乐，声韵淆杂，而皆失之太高。筝、筑、阮，秦、晋之乐也，乃列于琴、瑟之间；熊罴按，梁、隋之制也，乃设于宫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协谱。乐工率农夫、市贾，遇祭祀朝会则追呼于阡陌、闾阎之中，教习无成，瞢不知音。议乐之臣以《乐经》散亡，无所据依。秦、汉之后，诸儒自相非议，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魏汉津之名达于上焉。
汉津至是年九十余矣，本剩员兵士，自云居西蜀，师事唐仙人李良，授鼎乐之法。皇祐中，汉津与房庶以善乐被荐，既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说，汉津不得伸其所学。后逸之乐不用，乃退与汉津议指尺，作书二篇，叙述指法。汉津尝陈于太常，乐工惮改作，皆不主其说。或谓汉津旧尝执役于范镇，见其制作，略取之，蔡京神其说而托于李良。
二年九月，礼部员外郎陈旸上所撰《乐书》二百卷，命礼部尚书何执中看详，以谓旸欲考定音律，以正中声，愿送讲议司，令知音律者参验行之。旸之论曰：「汉津论乐，用京房二变、四清。盖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蠹也。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壬辰，诏曰：「朕惟隆礼作乐，实治内修外之先务，损益述作，其敢后乎？其令讲议司官详求历代礼乐沿革，酌古今之宜，修为典训，以贻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风易俗之美化，乃称朕咨诹之意焉。」
三年正月，汉津言曰：「臣闻黄帝以三寸之器名为《咸池》，其乐曰《大卷》，三三而九，乃为黄钟之律。禹效黄帝之法，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宫声之管；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谓之臣指，裁为商声之管；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谓之物指，裁为羽声之管。第二指为民、为角，大指为事、为徵，民与事，君臣治之，以物养之，故不用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为九寸，即黄钟之律定矣。黄钟定，余律从而生焉。臣今欲请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先铸九鼎，次铸帝坐大钟，次铸四韵清声钟，次铸二十四气钟，然后均弦裁管，为一代之乐制。」
其后十三年，帝一日忽梦人言：「乐成而凤凰不至乎！盖非帝指也。」帝寤，大悔叹，谓：「崇宁初作乐，请吾指寸，而内侍黄经臣执谓'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之，曰：'此是也。'盖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于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刘昺试之。时昺终匿汉津初说，但以其前议为度，作一长笛上之。帝指寸既长于旧，而长笛殆不可易，以动人观听，于是遂止。盖京之子绦云。
秋七月，景钟成。景钟者，黄钟之所自出也。垂则为钟，仰则为鼎。鼎之大，终于九斛，中声所极。制炼玉屑，入于铜齐，精纯之至，音韵清越。其高九尺，拱以九龙，惟天子亲郊乃用之。立于宫架之中，以为君围。于是命翰林学士承旨张康国为之铭。其文曰：「天造我宋，于穆不已。四方来和，十有二纪。乐象厥成，维其时矣。迪惟有夏，度自禹起。我龙受之，天地一指。于论景钟，中声所止。有作于斯，无袭于彼。九九以生，律吕根柢。维此景钟，非弇非侈。在宋之庭，屹然中峙。天子万年，既多受祉。维此景钟，上帝命尔。其承伊何，以燕翼子。永言宝之，宋乐之始。」
志第八十二乐四
崇宁四年七月，铸帝鼐、八鼎成。八月，大司乐刘昺言：「大朝会宫架旧用十二熊罴按，金錞、箫、鼓、觱篥等与大乐合奏。今所造大乐，远稽古制，不应杂以郑、卫。」诏罢之。又依昺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为一变，执籥秉翟，扬戈持盾，威仪之节，以象治功。庚寅，乐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旧乐三阙，曲未终，帝曰：「旧乐如泣声。」挥止之。既奏新乐，天颜和豫，百僚称颂。九月朔，以鼎乐成，帝御大庆殿受贺。是日，初用新乐，太尉率百僚奉觞称寿，有数鹤从东北来，飞度黄庭，回翔鸣唳。乃下诏曰：「礼乐之兴，百年于此。然去圣愈远，遗声弗存。乃者，得隐逸之士于草茅之贱，获《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适时之宜，以身为度，铸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协于庭，八音克谐。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新乐之名曰《大晟》，朕将荐郊庙、享鬼神、和万邦，与天下共之。其旧乐勿用。」
先是，端州上古铜器，有乐钟，验其款识，乃宋成公时。帝以端王继大统，故诏言受命之邦，而隐逸之士谓汉津也。朝廷旧以礼乐掌于太常，至是专置大晟府，大司乐一员、典乐二员并为长贰，大乐令一员、协律郎四员，又有制撰官，为制甚备，于是礼、乐始分为二。
五年九月，诏曰：「乐不作久矣！朕承先志，述而作之，以追先王之绪；建官分属，设府庀徒，以成一代之制。二月，尝诏省内外冗官，大晟府亦并之礼官。夫舜命夔典乐，命伯夷典礼，礼乐异道，各分所守，岂可同职？其大晟府名可复仍旧。」
又诏曰：「乐作已久，方荐之郊庙，施于朝廷，而未及颁之天下。宜令大晟府议颁新乐，使雅正之声被于四海，先降三京四辅，次帅府。」
大观二年，诏曰：「自唐以来，正声全失，无徵角之音，五声不备，岂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刘诜所上徵声，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谱按习，仍增徵、角二谱，候习熟来上。」初，进士彭几进乐书，论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调尚阙。礼部员外郎吴时善其说，建言乞召几至乐府，朝廷从之。至是，诜亦上徵声，乃降是诏。
三年五月，诏：「今学校所用，不过春秋释奠，如赐宴辟雍，乃用郑、卫之音，杂以俳优之戏，非所以示多士。其自今用雅乐。」
四年四月，议礼局言：「国家崇奉感生帝、神州地祇为大祠，以僖祖、太祖配侑，而有司行事不设宫架、二舞，殊失所以尊祖、侑神作主之意。乞皆用宫架、二舞。」诏可。六月，诏近选国子生教习二舞，以备祠祀先圣，本《周官》教国子之制。然士子肄业上庠，颇闻耻于乐舞与乐工为伍、坐作、进退。盖今古异时，致于古虽有其迹，施于今未适其宜。其罢习二舞，愿习雅乐者听。」
八月，帝亲制《大晟乐记》，命太中大夫刘昺编修《乐书》，为八论：
其一曰：乐由阳来，阳之数极于九，圣人摄其数于九鼎，寓其声于九成。阳之数复而为一，则宝鼎之卦为《坎》；极而为九，则彤鼎之卦为《离》。《离》，南方之卦也。圣人以盛大光明之业，如日方中，向明而治，故极九之数则曰景钟，大乐之名则曰《大晟》。日王于午，火明于南，乘火德之运。当丰大之时，恢扩规模，增光前烈，明盛之业，永观厥成。乐名《大晟》，不亦宜乎？
其二曰：后世以黍定律，其失乐之本也远矣。以黍定尺，起于西汉，盖承《六经》散亡之后，闻古人之绪余而执以为法，声既未协，乃屡变其法而求之。此古今之尺所以至于数十等，而至和之声愈求而不可得也。《传》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秬黍云乎哉？
其三曰：焦急之声不可用于隆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异日听吾乐，当令人物舒长。」照之乐固未足以感动和气如此，然亦不可谓无其意矣。自艺祖御极，和乐之声高，历一百五十余年，而后中正之声乃定。盖奕世修德，和气薰蒸，一代之乐，理若有待。
其四曰：盛古帝王皆以明堂为先务，后世知为崇配、布政之宫，然要妙之旨，秘而不传，徒区区于形制之末流，而不知帝王之所以用心也。且盛德在木，则居青阳，角声乃作；盛德在火，则居明堂，徵声乃作；盛德在金，则居总章，商声乃作；盛德在水，则居玄堂，羽声乃作；盛德在土，则居中央，宫声乃作。其应时之妙，不可胜言。一岁之中，兼总五运，凡丽于五行者，以声召气，无不总摄。鼓宫宫动，鼓角角应：彼亦莫知所以使之者。则永膺寿考，历数过期，不亦宜乎？
其五曰：魏汉津以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九寸之律，三数退藏，故八寸七分为中声。正声得正气则用之，中声得中气则用之。宫架环列，以应十二辰；中正之声，以应二十四气；加四清声，以应二十八宿。气不顿进，八音乃谐。若立春在岁元之后，则迎其气而用之，余悉随气用律，使无过不及之差，则所以感召阴阳之和，其法不亦密乎？
其六曰：乾坤交于亥，而子生于黄钟之宫，故禀于乾，交于亥，任于壬，生于子。自乾至子凡四位，而清声具焉。汉津以四清为至阳之气，在二十八宿为虚、昴、星、房，四者居四方之正位，以统十二律。每清声皆有三统：申、子、辰属于虚而统于子，巳、酉、丑属于昴而统于丑，寅、午、戌属于星而统于寅，亥、卯、未属于房而统于卯。中正之声分为二十四宿，统于四清焉。
其七曰：昔人以乐之器有时而弊，故律失则求之于钟，钟失则求之于鼎，得一鼎之龠，则权衡度量可考而知。故鼎以全浑沦之体，律吕以达阴阳之情，天地之间，无不统摄，机缄运用，万物振作，则乐之感人，岂无所自而然耶？
其八曰：圣上稽帝王之制而成一代之乐，以谓帝舜之乐以教胄子，乃颁之于宗学。成周之乐，掌于成均，乃颁之府学、辟雍、太学；而三京藩邸，凡祭祀之用乐者皆赐之，于是中正之声被天下矣。汉施郑声于朝廷，唐升夷部于堂上，至于房中之乐，唯恐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