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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以挽危局。”这时，蒋介石已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镇压革命的机构，设立剿匪指挥部、清乡办公署，筹划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在所谓“###攻陷长沙，湘、赣、鄂、粤各省匪祸蔓延”的情况下，急忙从中原大战前线赶到汉口，亲自召开湘鄂赣“会剿”会议。12月2日，蒋介石致电南昌鲁涤平、汉口何成浚、长沙何键：“中定鱼日由京出巡，希严督各部如计进剿匪共，务限于此一个半月内，将所失各县一律收复，不得延误。”12月9日，抵达南昌，立即召集“剿匪军事会议”制定第一次剿匪计划。从1930年底到1935年初，5年时间，共进行了5次“围剿”红军的战争。
从1930年底开始，蒋介石任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兼南昌行营主任，师长张辉瓒为总指挥，投入10万兵力。国民党军采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战术，分5路向红军进击。
同年11月，在红一军召开第一次反“围剿”歼敌誓师大会上，毛泽东亲自拟定了两幅标语：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简言之就是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针，红一方面军4万兵力在5天之内，两战皆捷。这次“围剿”以红军胜利告终，消灭国民党军万人。毛泽东填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有句：“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从1931年5月开始，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投入兵力20万。何应钦不敢轻敌，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逐步推进。毛泽东、朱德的对策是“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薄弱点”攻击之。这次，红军3万多兵力消灭国民党军3万人，何应钦第一次败在红军手下。毛泽东填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有句：“有人泣，步步为营嗟何及”，极为幽默地宣告蒋介石、何应钦苦心制定的新战术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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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围剿”红军，徒唤奈何（2）
从1931年7月开始，距第二次反“围剿”结束仅1个月。接连两次“围剿”失败，蒋介石恼羞成怒，他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企图一举消灭红军，踏平红色根据地。这一次，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何应钦、陈明枢分任左右翼集团军司令。动用了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9个师，共30万人。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红军压来。
毛泽东、朱德采用“避其主力，击其虚弱，乘胜追击”的方针，红军以3万多兵力，在75天之内，5战5捷，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成为毛泽东的手下败将。三次“围剿”红军均遭惨败，在各派军阀面前他是强者，在红军面前他是弱者。中原大战的胜利使他得意非凡，忘乎所以；三次“围剿”红军，他却碰得鼻青脸肿。他无可奈何地承认：“反观我们的情形，则远不如土匪。政府自政府，人民自人民，军队自军队，各不相谋，甚至省政府和县政府之间，也不能十分联络得好，所以，土匪一个人能当十个人用，我们十个人不能当一个人用。”但蒋介石并不肯就此罢休，他决心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围剿”红军。
然而，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促使国民党第26路军万余人在江西宁都起义，红军力量大大加强，增至为约7万人。
1933年2月，蒋介石又亲自任江西“剿匪”总司令，坐镇南昌，调集81个师29个旅共63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和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采取“秘密行动，轻装急进，小部夜袭，便装远探”诸要诀。以陈诚指挥的12个师约16万人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这时，毛泽东遭左倾路线排挤，被排斥在领导之外，但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继续运用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方针，在黄陂、草苔冈两次伏击，歼灭陈诚精锐部队3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军队受到如此重创，蒋介石十分伤心，对陈下了一条手谕：
唯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陈诚看了手谕，诚惶诚恐，在后面写道：
诚虽不敏，独生为羞。
第五次“围剿”是在第四次进攻苏区失败半年后，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外战应打不去打，内战想打打不赢，仍不肯善罢甘休，经过半年准备，于1933年9月，又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的作战方针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具体的是“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堡垒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蒋介石预定目标，用三年时间彻底消灭红军。兵力部署是：东路军由蒋鼎文任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北路军由顾祝同任总司令，陈诚任前敌总指挥；西路军由何键任总司令；南路军由陈济棠任总司令，白崇禧任副总司令。其中北路军为进攻主力，东路军助攻，西、南路两军主要是防守。于1933年10月初向中央苏区扑来。
“围剿”和反“围剿”争夺了一整年。此时红军领导权为“左”倾教导者所掌握，无力突破。国民党军包围圈却越来越小，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实行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城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中央的“左”倾领导错误，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于1935年10月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蒋介石率领国民党部队对中央苏区进行5次大“围剿”，对苏区人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总计整个中央苏区约有80万群众被杀害。整个苏区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蒋介石在其《剿匪报告》中写道：“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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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围剿”红军，徒唤奈何（3）
“围剿”以如此结局告终，蒋介石心有不甘，他慨叹道“六年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反“围剿”以如此结局告终，毛泽东认为是坏事也是好事。红军在“保持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但在“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来说是胜利了”。
一篮白色李花，战场上的新年礼物（1）
一次，二次，三次，蒋介石发动的“围剿”红军的战争屡战屡败。他苦恼万分，心情焦虑，食不甘味，寝不安眠。白天，坐在办公室里无端地对部下发脾气，摔断自己的手杖，有时书写手令，写着写着就将笔往桌子上戳，随手连笔带纸掷到地上。到了夜里，长吁短叹，常做噩梦，红缨枪、大刀片，鸟枪、土炮，一齐向他袭来，使他防不胜防，一次梦中跑不动了，被红军捉住，吓得他大喊一声，梦中惊醒，通身是汗。
宋美龄知道了这一情况，决定到南昌来，与丈夫共患难，安慰丈夫，帮助丈夫尽快摆脱困境。1931年7月，宋美龄连夜驱车向南昌进发，由于天时已晚，山路曲折，在快到南昌城的时候，汽车撞上一棵大树，随后便翻下山崖，在山沟里打了几个滚，人也被甩出了车外。这一次宋美龄虽然没有受伤，但与她随行的侍从官伤了腿，肋骨也被摔断了三根。
夫妇见面，蒋介石感到很惊讶，他劝宋美龄回南京去，说这里很危险。然而宋美龄却淡淡一笑说：“这次我不是为你而来的，我是诚心从军来的。”二人惺惺相惜，互道别情，很快便转入探讨当前最现实的问题上来。
宋美龄竭尽全力，为丈夫摇旗呐喊，鼓劲助威。她亲临前线，慰劳国民党官兵，并率领救护兵，指导江西妇女安慰和护理伤员。她在写给美国朋友的信中说：“我从我们上一个野战司令部乘舢板走了四天的路程，于本月九日到了吉安。我率领着救护兵，全心全意地作出努力，指导江西妇女想办法去安慰我们的伤员，使他们高兴。虽然生活很艰苦，同我们的军队一道进一步深入内地，但我还是感到很愉快，因为我身体健康，很有耐力，这样，我能和他在一起，并出些力，如果我坐在家里坐等到中国真正实现和平，那么要等待很久才能团聚。所以我总是决定和他在一起。我们从不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两个星期以上，因为我们的军队突破很快。不管我们必须放弃什么样的物质享受，我们都不在乎，因为我们在一起，有我们的工作。”
宋美龄随同蒋介石在江西督战的过程中，还有一次历险的经历。那是在江西抚州，当时抚州是国民党野战司令部所在地。这次历险的情况，宋美龄记述如下：
在深夜里，我们突然听到从城墙方向发出的数百发噼噼啪啪的枪声。出什么事了？我的丈夫急忙叫我穿好衣服。他派了密探去了解情况。在这同时，枪声更紧密、更频繁了。当时严寒刺骨，我冷得直打哆嗦，在暗淡的烛光下，我匆匆穿上衣服，并把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的某些文件整理出来，以便在万一我们必须离开这所房子时，就手能拿起这些文件投到火炉里烧掉。接着我拿起左轮手枪坐下来，等待着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听到我的丈夫下令，让我们当时能召集的卫兵组织好警戒线，以便在我们真的被共产党人包围时打出去。我的丈夫已将我们手下的士兵都送出去打仗去了，只留下一支小小的卫队，因此实际上，我们是经不起攻击的。我的丈夫从不在身边保留许多卫兵，他总是拿自己的生命去承担可怕的风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我在他身边，他就比较小心一些，但他常常对我说，一个真正的领袖不能过分珍惜自己的生命，因为过分关注个人的安危，就会降低军队作战的士气，他说，我们是为国家而战，因此上帝定将保护我们。如果我们被打死了，还有什么比战死更荣耀的呢？
但是再回到抚州，一个小时后得到消息说，守卫城门的哨兵在黑夜里将好几卡车我们自己的士兵误认为敌人，于是争吵起来，卡车上的一个人开了枪，激怒了其他一些人，于是守在城墙一带的全体哨兵都向这些被信以为是真的敌人开枪还击。引起这次事端的那批人第二天早上受到了军法处置。我是很痛惜的，但我认为，为了维护纪律，这是必要的。
这封信中，除了对蒋介石说了好些奉承话，如吹捧他是救国救民的大救星，如何地置生死于度外等，基本情况还是可信的。
一篮白色李花，战场上的新年礼物（2）
新年到了，蒋介石夫妇在江西“剿匪”前线共度新年，当是别有一番滋味。为此，宋美龄写道：“在除夕，我和我的丈夫在周围的山上散步。我们见到一棵李树，树上开满了鲜花。真是预示走运的好兆头！……他小心地采摘了几枝，我们回家时已是黄昏，我们点燃了蜡烛，他把采摘的花放在小竹篮里，送给了我，多好的新年礼物！我想从中也许你能明白，我为什么如此愿意与他共命运。他具有军人的勇气和诗人的敏感。”
蒋、宋之间的爱情在“剿匪”战场得到升华，蒋介石在1932年的日记中称宋美龄“实不愧为余之贤内助，志趣同符，情意周洽，古人解妻字，谓妻者齐也。吾妻真与吾齐，余与吾妻何能不切念于怀哉”。
〖BT2〗3。蒋、宋做媒，陈诚再做新郎
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一、二次“围剿”失败后，又接连发动了三次大“围剿”。在后三次“围剿”中，陈诚都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第三次“围剿”，陈诚受任追击军第二路指挥官；第四次“围剿”，陈诚担任中路军总指挥，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突击力量；第五次“围剿”，陈诚任攻击军总指挥。陈诚军事集团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中坚力量，他自黄浦军校起就一直追随蒋介石，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干将。
且说蒋介石于1931年7月亲任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第三次“围剿”。陈诚受任追击军第二路指挥官，率领第十八军从湖北开到江西抚州前线。当时，红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薄弱，乘胜追击”的作战方针，与国民党部队展开“盘旋式”运动战。陈诚指挥第十八军在南城、黎川、广昌、永丰、吉水、宁都、兴国等地，来回奔驰了两个多月，没有找到红军的踪迹，搞得精疲力竭，“胖的拖瘦，瘦的拖病，病的拖死”。9月初，撤到吉安。
正在陈诚为“围剿”红军失利，无法向蒋介石交差而苦恼、心绪不宁、情绪低落的时候，令他意想不到的好运来了，蒋介石、宋美龄做媒，要为陈诚介绍一位名门闺秀为妻，她的名字叫谭祥。
谭祥是谭延辏У娜槭母膳蚊懒淞裘朗钡耐АＬ费雨＇和孙中山、蒋介石的关系都很密切，曾先后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时，谭是证婚人。
1930年9月，谭延辏Щ寄砸缪≈兄鐾薪戏蚋驹谇嗄昃僦形废樵穹颉Ｌ匪篮螅槭蚋炯纯嘉废槲锷蛐觥Ｔ诘笔蹦昵峤熘校猿鲁虾秃谀献钗錾鲁媳群谀闲×剿辏耸钡木Α⒌匚灰约罢渭舛急群牛槭蚋旧潭ê螅阏餮废榈囊饧肺剩骸跋志雍沃埃俊彼蚊懒浯穑骸熬ぁ！碧废橛治剩骸笆悄囊痪俊苯槭穑骸笆司！碧废楸硎就狻！�
1931年春，蒋、宋在去上海的专车车厢中为陈、谭撮合，蒋先派副官将陈诚叫来，问他原配离婚手续是否办妥，陈回答已办好。蒋介石就介绍他与谭祥见面，指着陈诚说：“这是百战百胜的陈诚将军。”又指着谭祥说：“这是新从美国留学回国的谭小姐。”谭祥温文尔雅，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而陈诚个头虽小，但面目清秀，有一副英气勃勃的气概，所以两人一见钟情。见面后，陈诚对蒋介石表示：“我一切听从领袖安排。”
1932年元旦，陈、谭在上海结婚。宋美龄做双方介绍人，蒋介石为证婚人，婚礼热烈又隆重。
陈诚现在娶了一位喝过洋墨水，又有深厚家庭背景的小姐为妻，还和蒋介石结成了翁婿关系，真是好运来了，想挡都挡不住。他摆脱了旧式婚姻的烦恼，重新建立美满幸福的家庭，梅开二度，自是春风得意，喜上眉梢。婚后，二人便去杭州度蜜月。
1933年1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任命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担任进剿红军主力，指挥3个纵队12个师约16万人，以抚州为中心，采取分进合击的方法，向苏区黎川、建宁、泰宁地区进击。陈诚得知红军主力在南丰，便下令罗卓英纵队第52师师长李明率该师经蛟湖向黄陂附近集中，第59师师长陈时骥经霍源向河口附近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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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篮白色李花，战场上的新年礼物（3）
此时正值阴雨连绵，数日不晴，陈诚对红军的部署，毫不知情。由于情报失实，52、59师都未预料到会受伏击。这两个师以为红军不敢在白区边缘作战，特别是52师旅长腾云最为骄惰，在接到向黄陂前进集中的命令时，满不在乎，日上三竿犹酣睡未起，延误出发时间约4个小时之久，敌情地形丝毫未作研究，以此与先头的一个旅隔离数十里。
2月27日上午9时，52师进抵蛟湖红一、三军团伏击圈，当该师师部和4个团及辎重部队进入后，南北两侧的高山上的红军伏兵四起，52师被截成几段，很快被歼，李明被俘。
2月27日下午3时，陈时骥率59师进至西源西端隘路口，见两侧均是高山，地形险要，担心中伏，乃令前卫停止前进，派兵前往搜索。埋伏于此的红五军团立即发起进攻，猛烈射击，59师各部被分割包围。陈此时尚不知李明已被俘，便写信派人送往大龙坪，称：“文献（李明字）兄：弟无能，于本日午后1时失守，现部队已溃散，弟仅率士兵数十人在距蛟湖七八里许之山庄中，请迅速援助为盼，弟陈时骥。”2月28日，红一、三军团也来参战，当晚，59师被全歼。陈时骥被俘。
52、59师被歼，陈诚在电话中接到噩耗，两手不住颤抖，脸冒虚汗，差点晕倒。他受到何应钦、熊式辉等人的严厉攻讦。消息传到蒋介石处，蒋回电称：“本军未有之惨事。”
陈诚虽遭此惨败，并未改变进剿计划。1933年3月初，陈诚得到空军侦察报告，称：“红军主力已向广昌南进。”陈诚便命令所部取道新丰、甘竹，向广昌急进，企图从中间突破红军阵地。3月20日，陈诚的第十一纵队正经黄陂向草苔冈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