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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日本投降创造的令中国男女老少无法形容的那种激动和喜悦情绪，赵淑侠也流着泪水，告别老师同学朋友，告别沙坪坝，告别重庆，告别长江，随父母山一程水一程地回到东北。
赵淑侠的父亲是在日本投降后作为国民党的接收官员到东北的。她回忆说：“在复员接收的混乱之中，有些官员竟利用职权，敛不义之财，而我的父亲一直为官，亦常有敛财的便利，可是他从未取过一文非分之财，也因此，我家的生活一直很清苦。抗战胜利后在沈阳，很多人都弄了一幢或数幢房子，我家却是片瓦皆无，借住一个朋友的公家宿舍。”在沈阳，他们一家还是过着相当桔据的生活。
“太平洋”传奇
“打回老家去！”那歌声整整八年，像潮声，像雷声，在祖国的大地上一浪高过一浪地倾诉着千百万“东北”人的感情和心愿。赵淑侠随着父母，回到了曾被日本人残酷蹂躏的那块黑土地。
1947年初，赵淑侠入沈阳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继续读书。文学仍然是她至真至诚的爱好，当时她最喜欢的一种杂志叫《太平洋》，该杂志抨击时弊，是青年中的明星杂志。
在学校，她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她插班到东北中山中学之后，她所在的那个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男同学的学业开始上进了，不修边幅的，开始偷偷地搽起雪花膏，原来粗野的开始变得文静了……
赵淑侠正值如花似朵的年华，天生玉质，同学们无不认为她是学校唯一“漂亮得惊人”的“美丽女神”。在她那个班的教室里，第一二三排的左边计有五个女生，共同组成一片绿洲，而赵淑侠则是绿洲中的鲜花。鲜花总是惹人喜欢的，不少同班、同年级和高年级的男学生都暗暗倾慕于她。可是，赵淑侠拒人于千里之外，谁也接近不了她。当时她的作文最好，每每作为范文贴堂或朗读，受到老师的夸奖。赵淑侠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神秘无比。但总有大胆的男学生，当时有七个人每日神魂颠倒地给她写情书。七人中有一位属于年级高势力大者，他得知除他之外还有六个人也给赵淑侠写情书时，又气又恼，分别将那六个同学揍了一顿，要他们必须统统死了那份心，赵淑侠只属于“他”
东北中山中学里因她发生的骚动和“战争”，赵淑侠并不知道。赵淑侠自己说：“我不爱讲话，当时我和男同学没有说过一句话。”少年人的单相思，苦恼着一大片，而她却仍然每天拿着一本《太平洋》，上课来，下课走，深奥得像博大的太平洋，平静得像安静的太平洋。
有一天，一位男学生喜不自胜地奔走相告他的伟大发明：“告诉你，我终于给赵淑侠找到了一个外号——‘太平洋’！”同学问他为什么叫她“太平洋”？他说理由有二：一是她总是拿着一本《太平洋》，人在杂志在，杂志便是她的标志；二是她的威严，谁也摸不透，就像深不可测的太平洋……大家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从此赵淑侠的“太平洋”绰号便在东北中山中学传开了。
赵淑侠一头扎在功课里和文学中，本来对政治的兴趣相当一般，但那一次学生组织的反饥饿争民主的绝食行动她也参加了。绝食的滋味并不好受，她同班同学给她买了两个饼，可她不敢吃，当她看到领导绝食的头头也在吃东西之后，她才敢吃。
在沈阳，她读书的时间不长，可那里的日日夜夜，也颇令她难忘。至今她还记得那首荡漾在东北中山中学的校歌《惨然的微笑》：
在这里，我听过大海歌唱，在这里，我闻过豆菊花黄；
我和她曾并肩靠着椰子树，我和她曾谈起我的祖国。
他睁着他那大而黑的眼睛他痴痴地，他呆呆地望着我。
我和他的爱情同海洋深，他为我而断送了他的青春。
那大海已埋葬了他的形和影，那大海却洗不尽我的仇和恨。
我听见海风吹起浪潮，那正是他的灵魂向我呼号。
我看见那阳光照着波涛，那正是他灵魂向我微笑——
惨然的微笑……
赵淑侠在东北只滞留了一年，内战又得使他们“仓皇出逃”。战争连年是中国历史的不幸。枪炮声跟着赵淑侠，似乎在告诉她：这就是战争。就这样，她怀着不解和恐慌，看一眼漫山遍野的烽烟，又随着父母，先北平，后南京，1949年末，最后到了台湾。
“初恋”
战争给人生制造了梦。但对台湾环境陌生，而人情却又似大陆。她很熟悉那些面孔。那些北方人的语言，那些北方人的习惯，使她那种模糊的离开母体的失落，多少是一种安慰。但是，关山远隔，故乡何在？
初到台湾，他们连安家费都没有。吃住没有着落。“父亲原出身于大富之家，曾有过人间最优裕的日子。只因战乱关系，竟半生受生活的压迫，这也难怪他心情烦躁，终日愁眉不展，常发脾气。”赵淑侠说，“当我长大成人，吃过苦头之后，才慢慢体会了父母的心，可是在这之前，家里的气氛常使我感到极度的痛苦，有种被压迫的窒息感。”
在台湾，她在台中女子中学读高中。那时包围着她的仍然是无穷无尽的忧愁，一种不可名状的窒息感占据了“少女情怀”。不过，对赵淑侠来说，解愁的灵丹妙药还是文学。像在大陆读初中时那样——她把自己的感情独交文史，仍然做文史老师最好的学生，当数理老师最坏的学生。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她开始郑重其事而又神秘地向台中一家报纸的副刊投稿。当她的名字和那两千多字的散文赫然出现于报端时，那种“自我陶醉”第一次成为难忘的鼓励。当时高三文组的导师和国文教员是后来台湾东海大学国文研究所所长江举谦教授。赵淑侠回忆说，江教授“对我要当‘作家’的志愿也十分鼓励，我的作文本子总是被红笔画满了圈，后面写着足以让我自认不做‘作家’就‘暴殓天物’的批语……事实上，江老师教出来的好几个操笔杆写作的学生，别人不论，只我们那年级就有我与於梨华……虽说写作是个人兴趣，然而没有良师给打好基础，也是不得其门而入。当时我和於梨华是最调皮捣蛋的学生，意见既多，个性又强，偶尔还会恶作剧；但江老师并不因为我们不够老成而见责，反而尽心尽力的培植，一再说我们有写作的才能，可朝这条路走下去。”伯乐识马，历史被他言中！於梨华和赵淑侠，一个在东（美国），一个在西（瑞士），他们都成为世界华文文学中的代表作家。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句俗语被赵淑侠应验了。自从步入少女时代，她越发眉清目秀丰满潇洒美丽动人，于是“树大招风”，丽人惹事，无形中赵淑侠便扮演了“大美人”的角色，像“校花”一样，成了众人瞩目、名传遐迩的女学生，自然也就成了许多男学生注意的目标和“太保”们找麻烦捣乱的对象。一些幻想家大胆地替她杜撰传奇故事，以至于她真希望有那样的光荣经历。“但是我没有，连一般青少年们，常和同学们在一起谈谈、聊聊、出去走走的年轻人的生活都不知是什么滋味，下了学就赶快帮忙家务。”赵淑侠说，“根本不懂什么叫‘寂寞的十七岁’，只觉得一颗心苍老得像千年古松。”
高中毕业，赵淑侠的第一志愿是报考台湾大学国文系。她认为，国文系是文学的天堂，作家的摇篮。但是，考试因为数学吃了鸭蛋而名落孙山。赵淑侠被父亲痛斥了一顿之后，便到台中农学院办的补习班补习去了。在补习班，她还是国文老师的特优生，数学老师的特笨生；上数学课，还是不听讲——因为她已经好几年没有听过数学，不知该从哪里听起，索性放弃了。“这种放弃使我异常痛苦、惶恐、无奈，可又想不出别的办法，日子当然也就过得更无目的，仿佛在瞎混。”赵淑侠回忆起来，似乎仍感凄然。
——“不能再失败了，再失败就后退无路”。“投考的目标还是台大国文系，除了想一辈子写文章弄文学之外，别的什么全引不起我的兴趣。不幸，我又失败了……这次失败给我的打击最重，使我再也爬不起来。万念俱灰，自暴自弃，环境逼迫之余，我做了生平最错误、最荒唐的一件事。这件事给我的痛苦我永远不愿再想起，也没有足够的词汇来形容。忘了是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言人生。’我认为我是有资格言人生的，因为我哭过长夜。”赵淑侠所说的平生做的最错误最荒唐的那件事究竟是什么事，我没有问。人人都有隐私权，作家不愿说的，我也不必穷追不舍。
赵淑侠对人生的天真执著和纯情，受到雷火的狂暴闪击，她承受不了这种打击。她像掉在大海里，四顾茫茫，“连一根攀附的浮木也找不到”。在极度绝望孤独中，又是文学—一她最好的朋友，笑眯眯地走出来，抚摸她，安慰她，鼓励她。于是，赵淑侠内心嘶叫着：“我不能再认输，我非奋斗出一条生路不可。”她再也不听命运的摆布了！在没有读书和写作环境的情况下，她要读书，她要写作！她挣扎着读，挣扎着写，她要在文学里杀出一条生路。
中学时代过去了。这个时代，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人生奠基的时代。那些不可遏止的少年文学狂、写作狂们，就是从这个时代圆成了诗人、作家之梦。1951年，赵淑侠刚刚二十岁，便已经写出关于海盗的长篇小说。接着，他又写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她背负着文学的重担在一条坎坷的路上探索，信心、意志催促她，彷徨、绝望拦阻她。那年3月，她羞怯地跑到台中师范看望名作家孟瑶，坦白地向她倾吐心中的苦闷，求教创作的秘诀。孟瑶平易近人，真诚地对一位文学青年讲述自己的写作心得，告诉她，写作应先从短文写起、写作与生活、阅读的关系，鼓励她：“……只要肯写，多写，一定会写出成绩的。”赵淑侠从这次不长的谈话中，获取了这样的信心：“我可以写，有一天我会成为作家。”
在那个时代，赵淑侠把自己最初的写作称为“难忘的初恋”。
苦涩的就业
在家“待业”那一阵，她读得多写得少。她觉得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空虚、无知，但她还是写了一大摞——那算是给自己看的“练习作”。没想到，这些习作竟成了她就业的法宝。凭着它和自己一口标准的国语（普通话），赵淑侠在台湾正声广播公司找到了工作——编辑兼播音员。在这时，她同时还考取了中国广播公司，由于后者没有宿舍，于是便进了正声广播公司。
赵淑侠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喜悦：“我有工作了！”自此，她可以离开家庭独立，不用吃穿父母了，她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涯，于是也就有了独立的人格。人生转折的旗子，抒写这兴奋、荣誉和自豪，她觉得自己有了真正的生活。
她在正声公司每周要撰写三个有固定题目的短剧，兼拟叫卖式的广告稿，另外还在星期天播音。“每当写到‘炸鸡，炸鸡，大家来吃炸鸡’或是泊皮鞋，白皮鞋，白皮鞋来了’的时候，她总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这工作与她立志写作的初衷大相径庭，心想：‘难道我的写作志趣就是如此么？就写这些玩艺么？’”她心里不平衡，觉得自己像掉进井里的牛，天大的本事也不得发挥，长此以往，棱角会磨钝，兴趣会泡淡；但又无可奈何，为了吃饭就得就业，有时工作不理想，也得去做。
赵淑侠在正声广播公司工作了两年后，她父亲托人在台湾银行找了一份工作，儿从父命，她只有应允。但那个环境与气氛，于她并不合适，也不甘心做一辈子银行职员；她想，还是写作，还得写作，并且准备请教内行。第一个请教的是台湾师范大学的高明教授。高明给她发表了两篇小说，还送她一本《古诗源》，还嘱咐她多读古典文学名著。第二个请教的，是她的的同事和诗人王亚青。王女士知道她喜爱文学与写作，不仅主动给予指导，还把她介绍给正在编辑《畅流》文学杂志的王琰如女士；因此，除了她的散文得以发表之外，还由于王琰如的举荐，使她顺利地参加了妇女写作协会。文学，同所有的事业一样，需要同情、支持、提携和知己。文学上的朋友和伯乐，可以让天才早日成才；而文学上的嫉妒和压制，又可以使巨人永远埋于红尘。泥土里的珍珠自然还是珍珠，但也可以在黑暗里长眠以致永远。
赵淑侠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很累，身体状况又不太好，下班回来已是精疲力尽。但是她还要读书、绘画、学外语，失眠每晚都不忘记折磨她。写作之梦虽然楔而不舍地诱惑她，此时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写作。她觉得必须用学习来充实自己。她认为，只有丰富的知识，深刻的思想，才能写出具有深度的作品；“只靠才华创作出来的作品，常常只是虚有其表，内容空洞、肤浅。于是我又停笔不写了，不但广泛地阅读，也认真考虑要正式学点什么……能学什么呢？……我的不足不是大学课堂上的讲义能弥补的。那么我该学什么？该怎样改变目前的情况呢？”赵淑侠说，“当时我求变、求知、求弥补的心志坚决极了。我深深地觉得，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光，整个虚掷了。我不甘心。我能拿起笔画画，不过也和写文章一样，完全‘无师自通’信笔乱涂面已…”
异国寻梦
当时台湾刚刚兴起出国潮，很多青年学生到美国或深造或镀金。赵淑侠一向对美国兴趣不大，心仪的是欧洲那份浪漫气氛。通过一位在瑞士的同乡，在法国巴黎打听到可以注册的美术学校，于是出国留学的念头便在她心里生了根。钱，她攒了一点，但“只有路费，没有学费。法文会一点，可是不好，离念书差得远。但是同乡说都没关系，人来了就好办了，没有学费可以做工，法文不好可以学。”这种精神支持，终于使她由思想变成了行动。
1960年，赵淑侠告别双亲和妹妹们，告别台湾的锦绣山水，远涉重洋，到世界文化之都巴黎留学。那个西方大都市，给她印象最深的是赛纳河、铁塔、凯旋门、巴黎圣母院，以及大异于东方的风情。但是，学校还没进，人却病倒了，人地两疏，语言不通，全靠那位同乡多次从瑞士坐飞机来照顾。病好之后，连学校都没进，便依了那位同乡的意见——到瑞士去，彼此离得近，好照顾。那位同乡，就是她后来的丈夫——瑞士国立工业大学博士、美国工程师学会颁发的“最佳科学论文奖”获得者、国际著名振动力学专家陈延年先生。赵淑侠介绍说，她丈夫在瑞士一家规模庞大的机械公司担任振动学组和减噪音学的主管，不抽烟，只喝少许酒，只在看书的时候听不到噪音，写起论文来视死如归……只几句，活画出一位献身于科学的人物形象。我没有见过她丈夫，只在他们全家福的照片上，看见过陈延年博士和他们的儿子陈迪懋（大学毕业，学机械，同时学物理，正在写博士论文）、女儿陈珊珊（在大学攻读心理分析学，曾回台湾学过一点国语，认识200字）。这是个保持着很好感情的中国家庭，漂浮在异乡的生活海面上，且已经融入西方那个社会，并为之服务。
赵淑侠终于如愿以偿—一学点什么。到瑞士后，为了生计，也由于自己没有学习纯艺术的绘画基础训练，于是便考取了瑞士应用美术学院，学习设计美术。毕业后在一家纺织品印刷公司担任美术设计师，专门设计女用衣料印花图案和彩色宣传广告。之后，她曾单独开业，持有美术设计师的执照，经营设计室，设计过一百七十多种实用美术图案，有的获了奖。当她喜得贵子之时，她辞去了一切工作，专门做家庭主妇。儿子给了她最大的快乐。“抱着他，我便觉得拥抱着整个世界，把已往失去的全补偿了。”赵淑侠说，“直到小女儿珊珊出世，我一直扮演着专业母亲的角色，除了养育我的孩子，管理家务，不作他想。写作，绘画全被我放下了。”至此，从少年时代酝酿的作家梦，一下子化成了阿尔卑斯山上的石头，变成已被风撕碎的飘渺白云，化为乌有……
在被人称为世界和平“天堂”的瑞士，也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一个女子在外工作是被人蔑视的。“一个结了婚又身为母亲的人，全副精力和时间都得放在家庭里。房子、院子、窗子、厨房的整洁程度，抚育孩子的方式，全有一定的标准。不合标准的会被认为是不称职的太太，甚至是又笨又懒的女人。”作为主妇，这些，她丝毫没有疏忽。她要努力像瑞士妇女那样，作一个贤妻良母。她有优裕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