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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积欲与解欲的过程，既是天性的文化抵御，又是无奈的文化逃避。这是她在文化与生命的永恒冲突下自己找到的理想的性爱避难所。这个避难所也曾是无数古代佳人的唯一归宿。
人类对于爱情和婚姻的问题讨论得太久太多了。说结婚如同勒紧绞索，仅仅死亡才能解开它；说结婚如同铸成一把剪刀，双方一旦结合在一起就不可能分离，而且只能朝相对的方向行动，插足于二者之间的第三者必将自食其果；说一夫一妻制是一个理想，无论这理想多么可爱，终究是一个大错，是一个在根本上自私而反人性的制度；说一夫一妻制是最理想的婚姻，但同时伴随着缺陷，使爱的激情不能持久地保持下去，并和婚姻无法共存；说一夫一妻制一旦增加了弹性之后，就可以杜绝没有弹性状态下所发生的种种流弊；说婚姻不止是性爱的结合，建筑在相互依赖与效忠基础上的婚姻仍然坚定而震撼不得……可谓五花八门。弗洛依德曾以一种否定的情绪发问，建立在一夫一妻制之上的文明性道德值得人们去为之忍受牺牲吗？但是，他在发问的当儿恐怕自己也不会想到，一旦人类彻底摆脱了文明的性道德的束缚之后，性爱关系越趋于开放，性与爱就越容易陷入陈腐化的泥沼，从而带来性行为的无意义，自然也破坏消弱了爱的心灵价值。这一点，目前已为一系列由于高度奔放的性自由所造成的性衰疲等西方社会学家所证实。
可能，人类面对性爱的生命难题，无论是持钟雨式的古典态度，还是非钟雨式的现代态度都无济于事。性爱的无穷悲剧性如同悲剧在人类生命中是基本的、不可避免的一样，产生于生命意识对实际能力的超越。随着人类生命力量的增长，生命意识的扩展，必然会不断产生新的欲望，但是欲念的意识在实践中必然受到种种文化力量的阻遏，悲剧就出现在意识越出了实践能力的虚空地带。因而，性爱的悲剧亦同人类生存的悲剧一样具有永恒的可能性。
钟雨的爱越出了将那爱得以兑现的能力极限，于是在其间的虚空地带产生了钟雨的悲剧。这悲剧则因着爱的心灵价值而显示出古典意义。
应该说，揭示最高人性意义的心灵价值，是古典式爱情悲剧内在的美学追求。
那么，写了《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张洁给予人的印象，自然也很古典。
《爱，是不能忘记的》趋于痛苦理想主义的古典情绪，在《祖母绿》里比为无穷思爱。曾令儿的无穷思爱却郁结着沉痛的妇女经验。从反省的意义上审视这种经验，便使这部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作品具有了独特的认识价值。
爱的外延太广了，很难以确切的定义恰如其分地表述其内涵。作为一个宇宙本性概念，爱应该是一切价值和能力的最高形式。利他性的本质则决定了爱潜在着一股神秘无边的强大力量，而且在个人、社会及人类社会生活、心智生活、道德生活上表现出创造力和治疗力。
曾令儿的爱创造了特定历史时代生命的奇迹，治愈了命运对她的戮伤和残害。女性之爱在这里是全心全意的投入，是高度的忘我，是无条件的付出而不求回报，是无畏的牺牲，是勇敢的护卫，是慷慨的恩慈，是宏大的包容，是恒久的忍耐。仿佛受到了圣母般宗教情绪的召引，曾令儿的无穷思爱使她的一生显示出超凡的人格力量。
这是一个弱女子拼出全力替一个男子速风挡雨，因而把自己打入人间地狱的故事，重复的是女人为爱情奉献和牺牲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古老文学主题。虽然曾令儿实际上像一株在狂风暴雨中可以为政治肆意揉搓的小草，明明知道那样的挺身而出意味着对个人政治前途、功名事业、平等自由和女性尊严的彻底葬送，却义无反顾，怀着超凡入圣的快乐自觉承担本该落在左葳头上的右派罪名。左葳自然是无辜的，但是在人性上又是懦弱、自私和薄情的，使得曾令丛无畏的牺牲、勇敢的护卫和慷慨的恩慈所换得的竟是一场爱情的暴死。她却以宏大的包容面对这情感的变异，不希望看到挣扎在道德自我完善中的左葳用生命的谎言对她掩饰真实，便用一个夜晚走完了一个妇人的一生，在彻底完成了和永诀了与左葳的爱之后，又带着他们爱情的种子坦坦然然地走向劳改的人间地狱。执著的仅仅是属于自己的那份爱，却把重新选择生活的自由与权力全都交给了左葳。在非人的生活境遇里，她身兼着男人与女人，母亲与父亲的双重角色，独自承受着非婚生育所招致的种种非难，经历了肉体与精神的惨痛折磨。没有怨愤，没有逃遁。20年边陲忍辱负重的炼狱，她凭借爱焕发出的惊人的创造力与治疗力战胜了灾难。尽管命运给予她一次次诸如历尽艰辛养大了爱子又被死神夺去那样残酷的打击，却始终没有冻僵和改变她那颗无穷思爱的心。乃至20年后，当左葳的夫人卢比河向她抱怨“我们多年来，争夺着同一个男人的爱，英勇地为他做出一切牺牲，到头来，发现那并不值得”时，曾令儿的回答竟是：“别这样说。你爱，那就谈不到是牺牲。”
的确，无穷思爱像曾令儿，像她的一生，也像许许多多女人。只有女性才可能有曾令儿般的无穷恩爱，因而使人间平添了那么多从古到今久盛不衰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抛开造成曾令儿厄运的特定历史政治背景，仅仅从人性的角度，我们可以从曾令儿身上领悟到一些关于女性之爱的真谛。
由于男女两性的文化职责不同，又因其生理与心理上的巨大差异，他们的爱，特别是情爱的意义是不同的。拜伦说：“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的生命的一部分，是女人生命整个的存在”；尼采说：“女人对爱情的意义了解很清楚、它不仅需要忠心，而且要求整个身体和灵魂的奉献，没有保留，没有对其他事物的顾虑”；西蒙·波娃说：男人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为“伟大的情人”，因为“在他们生命之中，在他们的内心还停留在自我中心的状态；他爱的女人仅是有价值的东西之一；他们希望女人整个活在他们的生命中，但是井不希望为她而浪费自己的生命。对女人而言，正好相反，去爱一个人就是完全抛弃其他一切只为她爱人的利益存在。”这些看法表达的是私人经验，也具有人类的意义。
人类的无私之爱应追溯到母性。女人所承担的繁衍种族的文化责任，使她们情愿为种族牺牲个体，从而获得了一种巨大的保护和滋养人类的力量。血肉的孕育使女人自觉地将自我奉献性的爱抒发出去而又不求报偿。女性之爱的全部特征则首先来自此种天然的赋予。然而，母性又不仅是天然的、生物的，也是社会的和文化的。由于文化的布置在传统的律令上重复加重了对本能的驱策，通过文化势力的作用将人类天然的趋势扩展或分化，母性的原始本能便受到了文化的统治。几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强化了女性无私之爱的天性。比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了保证私有财产继承中种系的纯正。对妇女施行了种种严法厉律，迫使女人不得不从一而终，无形中强化了其天性中无条件奉献的品格。古代无名氏那种“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爱的痴诚，既可以看作女人对爱情毫无保留的身体和灵魂的绝对奉献绝对忠实，也隐含着在文化布置之下，女性爱之本性被逆向强化的深刻悲哀。“与君绝”在封建礼教下的后果对于女子是不堪想象的。“三从四德”、“七出”、“女诫’等等律令使女性之爱的自然本性所受到的消极方面的扩张和强化，造成女子在爱情婚姻上与男性态度的本质差异。当人们为曾令儿的故事所感动，当人们赞美女性如何像上帝化生工厂里一架爱的机器，又如何以她无私的爱去弥补这个破碎的世界，抚慰千百万伤痕累累的心灵时，几乎很少有人超越（或对抗）文学史的评价，指明其中所隐藏的文化布置与训练的残酷性。曾令儿并没有割断与古代无名氏的情感血缘，而把那样的痴诚遗蜕为无穷思爱。张洁同样无意于这种遗蜕的文化检讨和批判，对传统的偏爱则注定了她只能以唯美的形式去认同和沤赞女性本能的天然赋与，用无穷思爱去歌颂去消解文化布置下的残酷与丑恶，就像一个少女面对淫邪会拼尽全力去坚守自己的贞洁和浪漫。
由此，我们看到了文学少女时代的张洁那种虔诚的宗教膜拜情绪，那种由古典崇尚和唯美的传统偏爱所造成的她对历史、社会、现实人生太理想太纯真太朴拙的体认。这样的世界感，无论在女性的意义上还是在具有普泛性的人的意义上，都只能造就古典唯美风格的张洁。
这时的张洁，肯定有自己心中的上帝。
3
你是否相信，无论是谁，只要他有自己心中的上帝，那个上帝实在不那么容易死去。然而，宗教般信仰灵光的暗淡，会使人们不甘于诗情画意的迷惑与陶醉，而对自身和世界的审视更富于现实感，对人生的理解也更接近原色。
虽然说不清为什么，但是你恐怕也像许多人一样会慢慢意识到这个世界怎样以一种巨大的迫力冲击着人沉溺在宗教情绪中的世界感。你一定体会到了时代的变革怎样校正和改变着全民的心态，使人们不再少女般的纯情甚至开始反悔自己的朴拙。于是，你感到自己不能不变得复杂，不能不去直视和证实种种人生的鄙陋和人性的诸多缺陷。但是你依然没有丧失自己对世界的正面理解，你固守着一种正统的世界态度，即使有满腹牢骚也会把握分寸。
这也是张洁。
告别古典唯美，对于她或许只是一个早上的事。她不再劝诫，不再镜花水月般地理想和浪漫，也不再继续古老的文学主题。她像妇人一般地成熟了，并且喜欢以一种冷静、客观、老练的中性眼光审视生活，观照文学。既非古典又非现代的严肃的社会人生把握把她送进文学的成年时代。作品内质的现实化和批判力，作品秩序的均衡与常态化，叙述格调的生活化、非诗意色彩和向原生状态的趋近，使张洁这一时期的小说具有冷峻的现实主义力度。
张洁在转型。人们像以往一样欣赏她，同样给予她获奖的殊荣。这样的接受，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共鸣，一种基于共有世界感的认同？
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条件尚未成熟》可视为一篇契诃夫式的心理暴露小说，张洁对为政治和仕途异化了的知识分子的阴暗心理给予无情的解剖，其风格之冷峭，感觉之锐敏，思想之深刻，使人几乎看不出那是出于女作家，特别是张洁这样曾有着唯美崇尚作家的笔墨。浪漫的情致再也无力消解积垢于现实人生的假丑恶，内视知识分子的丑灵魂则打开了对于整个民族进行文化反省的空缺。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紧紧追随改革，其政治意识和对现实的透视力亦没有局限于女作家狭窄的视野和纯个人的生活与情感体验中，人情人性的贯穿又相应地使硬性大题材得以软化，避免了同类题材的弊病。
几乎一下子就找不到了文学少女时代的张洁，就像你，像许多许多人再也找不回自己以往对世界那份宗教般的虔诚，像人类再也找不回被岁月埋葬的遥远的童年。世界感的变化使张洁即使用纯然女性的眼光观照人生与文学，也不可能是虚幻地飘浮于理想王国的精神邀游。她不再古典。
《方舟》的题记道出的是身处男性宇宙格局里的现代妇女的忧怨——“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感觉不到《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里那种少女般的情愫，没有了温婉、痴诚、深挚的古典诗式的情绪流动，更没有了从女性的心灵升腾起来的对人生和爱情的童话般憧憬。大多的尘世磨砺和人生受戒后的成熟，好像使张洁的心和感情一点点变冷、变硬，痛苦理想主义的张洁，无穷思爱、九死不悔的张洁终于成为陷入世俗人生的愤懑与幽怨的张洁。于是，她以一种严刻而冷峻的老练苛责世间的不平，特别是处在男性宇宙格局里坚持“反宇宙”态度现代妇女的不幸。或许，只有张洁这样的女作家才有资格说明女人的处境，才能从骨子里理解荆华、柳泉、梁倩们为什么身在男性为中心的宇宙里偏偏以反叛和受挫的态度来对付这个世界。独立的人格意识使这些“寡妇俱乐部”的成员执著于自己超现实的能力，于是不趋附于现成的价值认同，不屈从传统的公众舆论，甚至不屑于世俗的安逸。她们以无性的姿态面对事业与人生，却无时无刻不为男性宇宙中传统的价值观所排斥，落入孤独、困窘的境遇中。生活的图样在这些足以与男性匹敌的强女人手下绘制得无味、马虎又潦草，她们甚至养不活一盆花，没有闲暇生炉子，不愿意认认真真地做饭、煮开水，却又不能不像男人一样为了起码的生存去卖苦力。得不到异性的抚爱与帮助，也无需像贤妻一样去操纵丈夫，自由和独立携着沉重的生活压力和灵魂的无所依傍。她们只能自己为自己酿制若酒，再与自己干杯。彻底抛掉了无穷思爱和脉脉含情的张洁，极力用现代妇女的幽怨说明女人完全有理由也完全有可能不去崇拜男性创造的神抵，不把男性的宇宙当作卓越的现实，不认同这个宇宙格局中习俗的绝对价值，甚至不顺从此种文化布置下分派给她的角色，女人有权力反叛或否定一种不合理的文化并改变这种文化给予的不公正待遇。但是张洁并不掩饰自己的失望与悲哀，她看到了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联合起来向现存世界挑战的现代妇女悲剧的必然，并使人认识到妇女的真正解放除了有赖于个体或群体的精神觉醒与实现水平，也有赖于整个社会和全人类的解放尺度，没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任何超前的精神追求都会落入现实的窘境中。《方舟》中妇人的不幸，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精神与物质间巨大落差的悲剧。老实说，在我们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妇女无力承担太多的人生角色，无力独自一个人应付繁重驳杂的生活压力，传统习俗和物质条件的限制也使当代中国妇女难以享有西方独身主义者的精神与自由。由西方女权运动衍生出来的独身女性的那种对性别角色的否定态度，那种贪欲一切足以增进个人自由发展的精神，那种沉湎于借游戏、旅行、艺术等满足个人发展的愿望，那种执著于按照个人的兴趣自由从事休养、娱乐、社交、社会工作或私人慈善事业的追求，对于挣扎于“方舟”的中国妇女来说，几乎是一种奢侈。张洁怎能不慨叹：“做一个女人，真难。”她穿透了人生。“方舟并穑┭黾帧保羌值氖澜缭谀亩？
张洁在幽怨中怀疑。然而，正统的世界态度的左右，又使她不失批判现秩序的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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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在文学成年时代所显示出的自我超脱力是惊人的，表现为与社会和政治意识的亲合，与以往的女性情绪的疏离（比如《方舟》中所谓的“女性雄化”），以及对于正统、严肃的世界态度的烙守。她把自己以往建立在古典唯美之上的那份独有的璀璨，淹没在保持着正统严肃面貌的社会现实批判中，淹没在对政治的领会中。她的转型，是一种成熟的标志，也是一种代价的付出。
从《他有什么病》开始，张洁好像突然变态了。在这一次大幅度的转型中，她反叛了自己在文学成年时代那种成熟的严谨，那种寓于常态情绪的人生感慨和幽怨，那种不失正统面目又饶有分寸的社会把握和文学观照。仿佛是终于沉入到生活的渊底，把这个世界看了个底儿掉，张洁不仅仅是怀疑，而是对世界彻底失望。如果说，这样的失望带给人类的是精神的衰老和畸变，带给张洁的则是一种犹如人生更年期的焦躁和怪癖。变形的中性眼光的文学观照，现代荒诞形式的社会人生把握，作品内质的超现实化和文学情绪的非常态化，作品秩序的不均衡、紊乱与抽象化，以及创作心态的审丑趋向，使她这一时期作品表现出一种来自反面的指控、反抗、否定的性质。张洁变得老辣、尖酸、刻薄，显得玩世不恭，又好讽世讥俗。她似乎在着力于一种恨与厌恶的宣传，在充满无人情的恨怨和以毒攻毒的嘲谑中，戳穿的是世道人心的阴暗，使我们领略到的是一种犹如恶作剧式的游戏谜底。
是由于社会本体日复一日地堕落？对心中上帝信仰的毁灭或抛弃？由于对这个上帝恋情的历史惯性？虽然依然难以说清，但是你不能不承认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太多的人生悲剧体验使人们普遍被一种“畏”苦苦折磨着——存在主义哲学家基尔凯郭尔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