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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她在创作上就写不下去了。文坛上的种种怪现象，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她苦恼，使她难以动笔。她说：“我祈求社会进步，希望变革，对旧的传统势力无所留恋，希望看到针砭时弊的文学作品。可是，这种变革的希望在哪里呢？我摸索、寻求，一遍遍，一次次，每到那不可逾越的高墙面前，只有退回来……”她在不断地解剖自己，探索社会，这个时候，她不晓得：她距离真正的“分界线”，已经不远了。
六
她回到农场不过三个月，她所祈求的变革真的到来了。“四人帮”的垮台，迎来了祖国的新生，她也迎来了创作的新生。
1977年初春，她在《黑龙江文艺》上发表了散文《迎新》，表达了祖国和人民在经历十年动乱之后，迎接新时代来临的激动心情。
这年6月，她离开生活了八年的农场，进了省文化局在艺校开办的编剧学习班，学习创作。她说：“两年中，我除读了一些古典名剧和近代优秀剧目以外，没能写出一个拿得出来的剧本。第二学期，我尝试写了个电影剧本，第三学期写过一个多幕话剧，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看来不单纯是技巧问题，而是我的创作思想没能突破禁区，还在老框框里打转转。”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给我国的文学创作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许多老中青作家都在展翅飞翔。新形势的发展鞭策着张抗抗。在北京、上海、杭州的良师益友常常写信给她，给她带来各种新鲜思想。她的父亲，对于女儿的创作思想比别人有更多的了解，他尖锐地批评女儿，指出她的弱点。对此，她说：“我是一个固执己见、自信而又骄傲的人，对这种批评经常不服气，就在信上同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场论战持续了很多次，最后，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用心良苦而技法蹩脚的画匠，总想回避模特儿本身的缺陷，把他杨得太美，结果反倒不像。”父亲抓住了女儿的要害，女儿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终于，这位年轻作家的创作思想有了新的飞跃。她在给友人的信上写道：“我们常说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某些本质方面，可是我们的小说中所描写的现象，都是虚假的，变了形的现象，还能反映出什么本质呢？我们就这样背叛了生活的现实，成了一个说谎的孩子。”对于她过去的创作，她说：“这些习作虽然有一定的生活气息，但却过于浅浮。”
不到三十岁的张抗抗，经历了社会主义的非常时期，终于跳出无形的圈子，思想上注入了新的血液，于是，创作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一思想革命的标志，就是《爱的权利》的诞生。
农场八年，条件是艰苦的，“但最艰难的不是物资生活条件，而是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自己对于文学事业的热爱得不到理懈的环境。我从谣言和中伤中走过来，伤害我的人有的是因为忌妒，有的却是当时那个年代的必然。我由此深深憎恶扼杀一个人纯真的愿望和感情的那种世态，《爱的权利》就是从我自己这种感受出发写成的。”关于这篇小说，她还说：“‘爱’是个范围很广、含义很深的圣洁的字眼。我的同伴们都有过对于自己未来的甜蜜的梦，他们有过自己的爱好、兴趣、愿望、理想。但是，这十几年来，许多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忍痛抛弃了它们。人们常常不能去爱自己所爱的人，不能去爱自己所爱的事业，爱情与社会的冲突、与环境的冲突，依然顽固地存在着。甚至因为爱人民、爱祖国，所做的一切事都会被罗织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最普遍的、最可悲的是，爱情竟成了可以用物交换的廉价的东西。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并没有立即恢复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愤怒和眼泪依然存在，阴影并未在人间消失。这到底是为什么？频繁的政治运动，人们几乎忘记了自己热爱生活、憧憬未来的权利。阴影不驱散，新时期阳光便透不进那些创伤深重的青年人的心胸。我是用我心中对‘四人帮’及封建残余的仇恨来揭示这个主题的。在塑造舒贝时，我倾注了我心中全部扩新时代唤醒的爱。如果没有比常人强烈得多的爱憎和鲜明得多的认识，你的作品能给予别人一些什么呢？”这篇小说能够引起反响，获得成功，原因就在这里。
从此，她的笔一发不可收拾了，在短短一段时间里，中篇、短篇、儿童文学作品、散文、杂文不断产生出来。1979年6月，她调入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从事专业创作。1980年6月，她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这一年，她又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学习。
七
一个时期以来，张抗抗这个名字，引起了文坛的注目。从1980年下半年到1981年初的《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文艺报》、《小说季刊》等报刊上，陆续可以见到对这位新人及其作品的介绍。评论者说她的作品“正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显示了对不合理事物的谴责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她的作品“多数都在读者心灵中激起了共鸣的波澜。”《北方文学》还辟专栏对她的短篇小说进行了讨论。
这位青年作家的成名之作——短篇小说《爱的权利》，从1979年第三期《收获》上发表后，分别被六家出版社收入短篇集中。 1980年，她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小说季刊》等杂志上发表了《悠远的钟声》、《鸡蛋里的哲学》、《夏》、《白罂粟》、《飞走了，鸽子》、《去远方》等六个短篇小说和《地下森林断想》、《天鹅故乡琐话》、《云中谁寄锦书来》等散文，还在这一年三月号《收获》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的《短篇小说选》收入了她的《白罂粟》；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收获》丛刊第一集收入了她的《淡淡的晨雾》，并以此为书名。《夏》被评为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以此篇为名出了一本短篇集，还出版了她的中篇童话《翔儿和他的氢气球》等等。
多年的大动荡创伤了人们的身心，但灾难里，生活中本来存在的高尚、纯洁、勇敢的东西同时得以表现；“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基本上恢复了平静的生活，然而这场“革命”带来的后遗症，仍然危害着今天的社会；新时期，又产生一些新问题，紧迫地摆在人们面前，但是许多新生的、美好的人和事更多地出现了。面对现实，张抗抗严肃地思考起我们的时代，特别是她的同龄人。
在张抗抗的小说里，主要人物多是富有个性的青年，故事多是发生在今天。《爱的权利》透过一个音乐家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剧，不仅描绘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专制年代的遭遇，而且写出他们的美好品德。重点还是写三个年轻人：姐姐舒贝屡遭挫折，受伤太深，当光明真的到来之时，她变得麻木的心还醒不过来，拒绝深深爱恋着的人的爱情，并阻碍弟弟爱好音乐，她仍然固守自己的信念—一一切都不能爱；弟弟舒莫，勇敢地“加入了‘异教徒’的行列”，他坚持爱好，准备爱一切值得爱的东西；姐姐的男朋友李掀，思想敏锐、深刻，对待生活既有诗人一般的热情，又有哲学家的理智。这个故事里没有更多的悲欢离合的情节、也没有把社会的弊端丑恶简单地摆给读者，而是通过三个青年人思想的冲突，从更深的角度开掘人性、人的价值、人的权利等重大问题。长达七万字的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描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被错划成右派已得到改正的思想家荆原，被邀到大学讲演，由此掀起不小的风浪，不同人物在这场风波中充分表露出自己的思想面貌；荆原经过二十二年的苦难，失去了家庭、妻儿，但他深邃的思想，正直的品德，磊落的心胸，却磨练得更高尚了；这个过去被人踩在脚下的人物，在新时期又发出震撼人的力量；他的两个儿子却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大儿子郭立柽由于屡遭打击，在政治风浪中学会看风使舵，变成唯利是图、专门整人、连起码的父子之间的人性都丧失殆尽的政治小丑；而前妻罗阡也成了没有独立人格的依附者。这些被异化了的人物，表现出过去年代的一个侧面。荆原的小儿子郭立楠，真正有些像父亲，在他身上充满着新时代青年的朝气和勇敢；而郭立枢的妻子梅玫，经历痛苦的思考之后，觉悟了，焕发出新的光彩。他们是新时代积极向上的青年代表。小说通过这几个主要人物的语言行动，描绘出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波澜。《夏》的故事发生在恢复高等院校入学考试以后的大学里，岑朗，明朗、大方、热烈、浪漫，她思想敏锐活跃，有独立见解，这是作者歌颂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新型青年。吕宏是个入党多年的学生干部，她思想僵化，虚伪，居心不善，对岑朗与梁一波的友爱关系横加干涉，这不只是因为她看不惯岑朗，而更重要的是她自己爱上了梁一波。为了达到目的，她整人，报复，耍了不少手腕。年轻人由于性格、爱好的不同，而产生纠纷是很自然的，但小说揭示的却是他们在思想方法、精神境界、情操修养个性上的截然不同，表达了人们对思想解放的向往。这篇小说在读者中引起了不同反响，《北方文学》从1980年第十期至1981年第一期，发出八篇文章，展开讨论，热烈称赞的居多数，同时有的也指出如创作上的不成熟之处，也有的评论认为“作者在反映大学生活的真实性方面有某些失真之处。”但没有一篇是从根本上否定它的。《白罂粟》的主人公是一个已经刑满就业的老头，作者通过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完全失去了人的起码待遇的种种描述，揭示出他勤恳、善良、助人为乐的可贵品德。有的评论者认为：“《白罂粟》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艺术作品’”。
《去远方》是张抗抗1980年献给读者的最后一件礼物，它是《夏》的续篇，继续歌颂新一代青年人的成长。故事十分简单：岑朗、梁一波和一群大学生要骑车去镜泊湖旅行，但遭到梁一波父母的反对，在两代人的矛盾分歧展开之后，岑朗、梁一波又以更高的思想面貌向前进了。
年龄只有三十岁的张抗抗，用她那热情、深刻、大胆、富有个性的笔触，向人们描述了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故事。她能深刻地认识现实生活，把握人物的精神面貌，塑造性格鲜明的形象。在她的笔下，人、景、物往往带着时代色彩和深刻隽永的哲理，这种特色又常常把读者引入诗一般的意境。她的语言爽朗明丽，富有哲理性，又充满抒情韵味。当然她的创作还有不够成熟的地方，像创作过程中，由于强烈的冲动，她往往按捺不住，便急切地将自己的思想塞给读者；还有对她不熟悉的人物描绘不出更真实的生活细节；有的小说情节过分巧合，有明显的人为痕迹等等，都是需要她加以克服的。
八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的张抗抗，似乎没有片刻歇息。也许是因力北大荒生活积淀得太多太多，也许是哲学思维、人性、人道主义思考的激化，也许是艺术表现走向成熟，也许是新的婚姻给她带来甜美的人生，张抗抗在文学创作上一次再次出现爆发力。
她的中篇小说《北极光》的发表引起广泛影响及热烈争论，继《白罂粟》之后又发表了《红罂粟》、《黄罂粟》以及《魂》、《无雪的冬天》、《在丘陵和湖畔……》、《塔》等有影响的中、短篇小说及一些散文篇什。张抗抗在文学上的成就使她成为国家一级作家，并担任了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那几年，她还有机会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的身分到法国、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访问、游历，使她的人生体验在不断升华。
《北极光》话题的表层仍然是一个爱情故事。十五岁的回城知青陆岑岑与插队同伴现在的三级技工傅云祥已办了结婚登记手续，然而她突然厌烦起他。傅云祥爱问“这白菜多少钱一斤？”爱谈“结婚礼服便宜一半价钱”，这使她受不了，认定傅云祥及他的朋友是一群物质主义者，自己从来没有爱过他。这时她对大学生费渊生发感情，此人聪明，高谈阔论，愤世嫉俗，可是不久，感情又冷漠了，因为他对世事的冷淡使她生畏，他的“自我拯救”的哲理使她听不懂。水暖工曾储的出现，使岑岑找到了北极光。他忧国爱民，对经济改革充满了理想，岑岑觉得他的每句话都在启迪自己，她真正爱慕的是曾储。陆岑岑并不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她在不长时间里对三个男青年的爱与不爱，与三个男人所发生的感情纠葛，其实正如陆岑岑自己说的那样：“我想知道人都在怎样的生活，和自己作一个比较，如此而已。”她感情的流动，其实是在对三个青年内在素质的比较中找到自我应该建立怎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因而可以说，《北极光》是张抗抗企图对人的内质在比较中进行审视和表现。由于主人公情感变化时空跨度太短，条件不够充裕，提供给读者的艺术想象力不够丰厚，因此人物形象仍未摆脱理念痕迹，作者对崇高的追求仍然有一种政治道德的外在附加感。然而《北极光》毕竟是张抗抗在写作技巧上的一次新尝试：将人物情感意识流化，把跳跃很大的人的内心独白与传统故事叙述较好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她艺术追求的新突破。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张抗抗可谓硕果累累。她从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直写到长篇小说《隐形伴侣》（1986年，作家出版社），加之散文共计350余万字。结集单行本多种—一短篇小说集《夏》（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红罂粟》（1986年，黑龙江文艺出版社），中篇小说集《塔》（198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中短篇小说集《陀罗厦》（1991年，华艺出版社）、《张抗抗代表作》（1991年，北方文艺出版社）；散文集《橄榄》（ 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地球人对话》（199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野味》（1992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随笔集《小说创作与艺术感觉》（198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你对命运说：不！》（1993年，上海知识出版社）及《恐惧的平衡》（1994年，华艺出版社）。
张抗抗从事写作可以说是从散文起步的。她说：“我爱散文，爱读，也爱写……写散文总觉得是一种享受。”她自己将写作散文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写作之初，因为写小说拿出去难发表，“思想性”的限制太多，而散文是“最少束缚的一种文体，于是便正式写起散文。《大森林的主人》一文在《文汇报》上发表，给她初期创作带来巨大鼓舞。当七十年代末，她写出《地下森林断想》，坦坦荡荡地泄露爱与憎，表现与天地山林融洽无间的情致，她的散文创作进入第二个阶段。张抗抗说：“我已经有意无意地注意到，除了真实和自然之外，散文还必须有一个不散的‘魂’、一个坚固的‘核’，才能使文中的琐碎与闲趣，产生一种内在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上升到超越于现实之上的艺术境界和智慧境界；才能在‘事’上得‘情’、‘实’中求‘虚’、‘景’外取‘意’。”从此她按照自己的散文观和散文个性去写散文，情感篇、人物篇、杂感篇、游历篇……五光十色，但读者总会在张抗抗漫不经心的文字漫游中找到那个“魂”。二千字的散文《恐惧的平衡》参加深圳优秀文稿公开竞价，以千字8000元的最高竞价成交，这篇短文将竞争社会里现代人的心理通病——猜疑、隔膜浓缩进出租车里司机与乘客短短数分钟的恐惧关系之中，写得惊心动魄发人深思。由此也能见出张抗抗散文的力量。
九
我十分赞成张初对张抗抗的分析，他说“她是一个特别有个性、有独特追求和自己风格的作家。对文学的那种挚爱与忠贞；那种自信、骄傲而又永不满足的对文学内容形式的求索；那种顽强表现自我的强烈主体意识；那种对现实的敏感、执拗和反压抑的抗争精神，张抗抗正是由这些层面结构而成的‘这一个’。”（《张抗抗评传》，1990年，《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评传》，中国妇女出版社）她的创作既带有非常女性化的一面，例如几部主要作品从背景到人物，几乎都是她自己亲身体验过的。与铁凝不同的是张抗抗不善于把自己隐蔽得很深，去表现与她生活相距遥远的人和事。她紧扣当代青年生活，“从他们的历史创伤与现实际遇中寻觅与自己个性心灵相契合的主题”。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都充满强烈的爱与憎，那属于张抗抗特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