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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灰》中，有些短篇已抛弃恋爱的题材，去描写一、两件故乡的人和事，可是笔致不如她描写男女之间的恋爱那样运用自如，《劫灰》小说集中，虽然有时也流露出过去那种生命的活力，但已显得十分微弱了。
继《隔绝》、《隔绝之后》、《慈母》、《旅行》之后，由于作者思想变迁，再发表作品时的笔名已改为沅君。《楚辞·九歌·湘夫人》中有佳句云：“沅有艹臣兮澧有兰”。王逸《注》中写道：“言流水之中，有盛茂之艹臣；渣水之内，有芬芳之兰，异于众草。”后人常以此比喻高洁的人品或事物。取笔名沅君是作者的自勉，她要永远做一个廉洁、正直的人。小说《春痕》中，曾多处提到渣君，主人公也把渣君当作“与我相信终身的伴侣”。
三
冯沅君从事文艺创作的同时，还写了几篇阐述文艺见解的精辟论文。主要有：《为病呻吟》（《语丝》第六期）、《对于文学应有的见解》、《不著名的文人作品》（《语丝》第十期）、《闲暇与文艺》（《语丝》第二十三期）等，文章数量不多，文字也不算长，但清晰、简炼，表达了她对文艺的诸多看法。为方便起见，将冯沅君论文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一）她认为文艺的可贵之处，“即在其能抒写人之难言的痛苦和欢愉，……‘莫抛心力作词人’”；对于社会上流行极广的文艺即“无病呻吟”的说法提出了激烈谴责。她呼吁：“文艺界的朋友们，我们宁可说某种文艺没有价值，因其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那种冷酷的判词千万要斟酌用。因为世间尽有些蓄满腔不平之气而无充分表现能力的可怜的人呀！”
（二）她认为人们应该重视作品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对于那些被“社会上视为不足轻重的人的作品”，“就艺术价值方面说，就同情方面说”都应予以重视。因为它“总是天地间的一种艺术品；犹如晴空彩霞，无论天南地北都是自然界的美景”。她主张“选文艺为总集之时，绝对应收无名的文人作品；若果作者之年代可考，且作品在艺术方面有最高之价值，文学史亦未尝不可选录，以代表一代文学之精神”。
（三）她认为研究作者作品要从多方面，要考虑到环境等诸因素，“有些是得环境之帮助而得相当发展，有许多是受环境的压制而蕴蓄在内，看去同没有一样，但是他们只是潜伏而已”；她“并不反对作者的生平与作品互证，但是不可太拘泥了”。
（四）她在《闲暇与文艺》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闲暇与孤寂是作成文艺的重要因素，文艺是精神剩余时的作品”……“若果终日为名利为面包忙得马不停蹄，很难做出好文艺。因为无论是写景或写情的文字，当作家创作时，必有精密的观察与体会，决不是在心为形役的生活中所能做到的。”冯沅君的文艺观，深受创造社前期思想的影响，强调文学的“写动力”是作者的“内心要求”，文艺乃艺术家内心智慧的表现。
四
1925年，冯沅君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毕业了。当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洋军阀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攻势下，节节败退，反动政府摇摇欲坠。北京各大专学校人心惶惶，名教师受南方一些学校之邀，纷纷南下。冯沅君经女高师中文系主任陈钟凡、胡先（马肃）等人介绍到南京金陵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中文系任教。陆侃如也应邀到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复旦大学等校中文系任教。两位颇有才华的古典文学研究家相识了。当时陆侃如已完成了《古代诗史》上册的著述，正考虑撰写《中国诗史》，冯沅君对于诗词元曲又早有研究，二人愿意通力合作，以早日完成《诗史》的著述。
此期间，冯沅君的三个短篇集，全部由陆侃如整理出版，封面题字和《编后记》也是他一手所写。陆侃如在《卷艹施》再版后记中说：“以上的话，本该作者自己向读者说明的。只因作者秉性疏懒，故托我代说。”字里行间表露了冯陆二人性格的和谐，工作上的互相信赖。
事业上的共同合作近于结果的时候，爱情的蓓蕾也已含苞待放了。冯陆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曾征求长兄冯友兰的意见，由于对陆的家庭某些情况不了解，没有立即表示同意。冯、陆二人又找到蔡元培、胡适等人，给冯友兰写信，让他不必多过问，冯友兰也就没有再坚持。得到家里默许后，于1929年1月24日在上海结婚。从此，冯陆二人终身相伴，白头偕老。
结婚以后，冯陆二人一方面坚持不懈地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一方面为凑聚去国外留学的路费而节衣宿食，经过五年的全力奋斗，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当时，法国、德国国内通货膨胀日趋严重，法郎、马克大跌价。很多人利用这个机会，用比较稳定的银元换取数量相当可观的法郎，他们也采用这个办法于1932年乘邮船到马赛转巴黎。考取了巴黎大学文学博士班，专事古典词曲的研究，得博士学位。1933年出版论文集《沅君卅前选集》（上海女子书店）。于1935年回国，先后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武汉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中文系担任中国古典文学教授，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除担任教学工作外，仍继续古典文学、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被誉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这期间出版了《张玉田年谱》、《古优解》、《孤本元明杂剧题记》、《古剧说汇》等，并与陆侃如合著《中国诗史》、《南戏拾遗》等书。
五
1949年以后，她一直担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并被选为省妇联副主席，直至逝世。1955年，出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多年来，她积极参加校内外的社会活动，先后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二、三届代表，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及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
冯沅君在逾半个世纪的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在中国古今文学研究家中，堪称“豪杰”。她，对教学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数十年如一日；她，热心培养青年，提携后进。她的学生或者是她指导过的青年教师都深得其益。曾被冯先生提名留校担任古典文学教学助教。并亲手培养过的袁世硕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留校后冯先生亲自担任我的导师。她为我制定的进修规划，
非常细致、具体。定期对我进行辅导，解答我学习中的疑难问题，
并及时审阅，批改我交的读书札记。……她是手把着手带我走上
讲台的。冯先生对我的关心无微不至。记得在我毕业留校的第
一个冬天里，她背着我交给了系里公务员老胡十元钱，托她代买
几百斤煤，供我晚上在教研室学习取暖用。
她的治学态度也十分严谨。她在研究和探讨问题时，总是充分地占有资料，从多方面进行考察和分析，然后实事求是地进行判断。解放后，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她还与陆侃如先生合编了《中国文学史简编》和《中国文学简史》，并受教育部的委托，和林庚教授一起主编了《中国历代诗歌选》（下编），质量颇高。
冯陆二人皆为一级教授，又存有相当数量的稿费，身边无一子女，生活是相当充裕富足的。但她始终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她的艰苦朴素是有名的。她用会议通知的背面打草稿，搬迁时，别人退粗粮票，她竟退细粮票。长兄冯友兰回忆道：
一九六二年，乘工作之便，我曾到她家去过一次，室内的陈
设非常简陋，她喜欢买书，但书架子几乎是用几根棍子支起来
的，给人的感觉是住旅馆，好像明天就要搬家的样子……
对自己如此节省，有时近于吝啬，对别人却很大方。早在解放前夕，一位进步的哲学家被反动派追捕，在地下党的掩护下，他隐匿在胶东，其家属面临着断炊的危险，冯沅君得知后亲自送去四十块银元，接济他们。
1974年6月17日冯沅君因患不治之症，与世长辞了。生前，她曾对山东大学王仲荦教授表示：“我一介寒儒，连个后嗣亦无，能为国家民族留点什么？我想个人艰窘一点，存几个钱，身后让国家做学术奖金；奖掖后人吧！”
1979年陆侃如先生也逝世了，留下遗嘱说：“按冯沅君和他个人的愿望，将全部藏书，数万遗款赠山东大学。”古人说：“春蚕到老丝方尽”，而“一介寒儒”却是春蚕到老丝未尽呀！
杰出的女作家、学者犹如一道星光，消失了，但她辛勤培育出来的接班人，将继承她的遗愿，沿着她的足迹，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进行新的探索。1974年，袁世硕汇编整理的《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较完整地保存了冯沅君一生研治古典文学的成果。198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冯沅君创作译文集》，辑有她的小说、散文、诗词及译文等，是一本她的全部创作的作品集。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冰心
冰心
阎纯德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繁星》五五
冰心，是一颗巨星，在中国文坛和读者心头，已经亮了七十多年…… 她不慕荣华，安于平易，在北京西郊的苏州街住了已四十余年。生活上，她心里没有“舒服”的位置，时时追求的是耕耘，是收获。
我们的诗人，在她的一生中，虽没有如山的波涛，但也不是风平浪静，那九十五年的历史，我们的国家经过血与火的抗争，终于从黑夜走向黎明。冰心，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将近一个世纪，在这张人生的风雨表上，留下的生活脚印并不在一条直线上，且有深有浅。她是正直的，是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她那支多彩之笔，记下了她的成长，她的观察，她的感受，她的爱憎，她的忧患，她的鞭挞……几十年了，她仿惶过，但她总是不停地进步，即使是泥泞、荆棘，她也踏过去，在时代的风雨里摸索着，跋涉着，寻找着真理，追求着光明……
一
“我的生年最好记：1900年！我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冰心说。
冰心姓谢，学名谢婉莹，笔名有冰心女士、男士、冰心等。她在《我的故乡》里一开头就说：“福州在我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
其实，冰心填写任何表格，她的籍贯并不写其祖父谢子修“进学”的地址——福建闽侯，而是写福建长乐。她虽然于10月5日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但诚如她说的：“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们就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我的故乡》）。
冰心的祖父谢子修是一位“教书匠”，是谢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据他们的家谱记载谢家是晋朝谢安的后裔，是从江西迁去的。冰心的曾祖父出身颇苦，“是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在旧社会，不识字的老实人总是要吃亏的。有一年春节，她的曾祖父向人家要帐，因不识字，被赖了帐，空手而回，在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闻讯自缢。被解救后，这对年轻的农民跪在地下，对天起誓：若天赐子，死活也得让他读书识字！祖父讲的这些故事，深深地感动着冰心。她祖父终于成了一位学问家，两位伯父也都成了“教书匠”。而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则成了清朝政府海军练营营长和海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中华民国海军部军学司司长。冰心的父亲十七岁那年，祖父的朋友严复到福州招收海军学生，认为他可以投笔从戎，严复就出了一道诗题和一道八股题，结果他都做了出来。于是谢荷璋就到天津紫竹林的水师学堂当了一名驾驶生，后来成了巡洋舰上的青年军官，到过英、日等国。她的母亲杨福慈，是在九岁时，由冰心的祖父和外祖父做诗谈文说定的；十九岁结婚后，小夫妻感情极好，但谢荷璋长期在海上生活，“会少离多”，因此他们通信很勤，唱和的诗也不少。冰心父亲参加了甲午中日海战，军舰被击沉，他回到福州。不久，清朝海军名宿萨镇冰将军拍来电报，又把谢葆璋召去，晋升为海军要人……这就是冰心的家庭。但冰心认为自己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长乐县农民的痛苦生活，培育了冰心最初的人道、同情和怜悯。
冰心刚生下七个月，便于1901年5月随父母离开福州到了上海。那时冰心的父亲已是清朝海军“海圻’号巡洋舰的副舰长，军舰无论开到哪里，都要经过上海停泊几天，因此他们一家便搬到那里，住在昌寿里，谢葆璋每隔几个月就回来一次。
在上海，他们生活了两三年，大约在1903年至1904年间，谢葆璋奉命到山东烟台创办海军军官学校，于是冰心又随父母到了烟台，祖父则回到福州，定居在城内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
在烟台，他们先是住在市内的海军采办厅，至今冰心还记得厅里的一幅长联：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工典八索九丘
这副对联，是她开始识字的课文。冰心回忆说：“父亲那时正忙于拟定筹建海军学校的力案，而我却时刻缠在他的身边，说这说那，他就停下笔指着那幅墙上的对联说：‘你也学着认字好不好？你看那对子上的山、竹、三、五、八九这几个字，不都很容易认的吗？’于是我就拿起一枝笔，坐在父亲的身旁一边学认一边学写，就这样，我把对联上的二十二个字都会念会写了……”
不久，他们家搬到烟台东山北坡的海军医院寄住。从医院的廊上往东望，就看见了大海。海，在冰心的生活和创作里该是何等重要啊！海，使她爱上了自然，净化过她的感情，启迪过她的灵感。冰心说：“从这一天起，大海就在我的思想感情上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我常常心里想着它，嘴里谈着它，笔下写着它；尤其是三年前的十几年里，当我忧从中来，无可告语的时候，我一想到大海，我的心胸就开阔了起来，宁静了下去！”（《我的童年》）
她在《自述》里，曾生动地描写过这一段重要生活：“我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东山的海边上。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郁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单调，使我的思想的发展，不和常态的小女孩，同其径路。我终日在海隅山陬奔游，和水兵们做朋友。”（《现代中国文学家传记》）
这时候，冰心每日读书识字，母亲和舅舅都是她的老师：母亲教“字片”，舅舅教课本。但是自从有了海和山那样美的活动天地，大自然的诱惑使她对于识字就失去了兴趣，即使母亲把她关在房子里，父亲用马鞭子敲着桌子吓唬她，她还是挣扎着跑出去，把那颗纯真的童心交给山和海……
后来，他们家又搬到东山东边的海军练营旁，这是冰心八年烟台生活中离海最近的一段时间。
刮风下雨天，冰心不出去，呆在家里缠着母亲或奶娘讲故事。当她反复听完《老虎姨》、《蛇郎》、《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类故事后，她已能认得二三百字，这时舅舅杨子敬答应她每天做完功课，晚饭后便给她讲《三国志》。她觉得“三国的故事比《牛郎织女》痛快得多”。每次都听得入迷，舍不得睡觉，几乎每夜都由奶娘哄着，脱鞋解衣，哭着上床。但舅舅有工作，公务一忙，讲书就得中止，有时断五六天，冰心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蚊，围着舅舅的书桌转，但舅舅不理睬她的暗示。终于，“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国志》来看，那时我才七岁。”她囫囵吞枣、一知半解地越读越有兴趣，一口气读完了《三国志》、《水浒传》和《聊斋志异》。
那时候，冰心已经养成了在山巅水涯中独来独往的性格，白天一个人常常跑到营门，摸着水兵的枪，天真地同他们谈话：
“你打过海战吗？”冰心问水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