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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
郁达夫对冰心的早期散文作了全面的评价，其中的不少观点是得当而中肯的。
当然冰心的早期散文也有其局限。比如太过分强调和夸大了母爱的作用，“她的爱不但包围我，而且普遍的包围着一切爱我的人。而且团着爱我，她也爱了天下的儿女，便更爱了天下的母亲……只有普天下的母亲的爱，或隐或显，或出或没；不论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灵的度量衡来推测；我的母亲对于我，你的母亲对于你，她的和他的母亲对于她和他；她们的爱是一般的长阔高深，分毫都不差减。”（《通讯十》）母爱是黑暗社会中使人生得其安慰和温暖的春神，但母爱是不同的。社会里普遍存在着爱和恨，只是“爱”是不能使社会变成一个极乐世界的。当时的冰心给人们的只是一颗“爱”心。爱的哲学，主导着她的人生观和文艺观。另一面，《寄小读者》等，如果只是以小朋友为对象，显然是深奥了，不少道理和语言，他们不一定能够理解。所以茅盾批评道：“指名是给小朋友的《寄小读者》和《山中杂记》，实在是要‘少年老成’的小孩子或者‘犹有童心’的‘大孩子’方才读去有味儿。在这里，我们又觉得冰心女士又以她的小范围的标准去衡量一般的小孩子。”（《冰心论》）这一点冰心自己在解放后也提到过。
三年美国留学生活中，冰心除了写散文外，还写了小说，如《悟》、《剧后》等，诗如《赴敌》、《赞美》、《所见》等。在美国的最后一年，大半的光阴都用在汉诗的英译方面，翻译我国著名古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漱玉集》，并以此作为她的硕士论文，结束了学生生活。这一年，她创作的东西并不多。
1926年7月，冰心获得威尔斯利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即在燕京大学文学系任教，同时还在清华大学兼课。她整天忙于课务，家又远在上海，假期和空下来的时间，差不多都用在南下和北上之中，以及和海外的未婚夫吴文藻的通信里，写作很少。1928年，她写了一首《我爱，归来吧，我爱！》的诗，是遥寄远在美国学习的吴文藻的。这大概是她一生中公开发表的唯一的爱情诗。这几年，“简直没有写出一个字”，这是冰心颇为遗憾的。
1929年6月，在燕大校园南大地六十号，二十九岁的冰心与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结婚。她回忆说：“我们结婚之后，正是两家多事之秋。我的母亲和藻的父亲相继逝世。我们的光阴，完全用在痛苦奔波之中。这时期内我只写了两篇小说，《三年》和《第一次宴会》。此后算是休息了一年。1931年2月，我的孩子宗生便出世了。这一年中只写了一篇《分》，译了一本《先知》（The Prophet），写了一篇《南归》，是纪念我母亲的。”结婚后的冰心家务缠身，于是不能再专职教书。1929年至1936年只兼教于燕京大学，其间于1930年至1931年，1935年至1936年，还分别在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任教。在这段时间里，她的创作不多，只在1934年《文学季刊》在北京创刊，应郑振铎之聘任该刊编辑委员之后，创作才又多起来。这期间，做为一位辛勤的园丁，她曾培养过许多学生，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文化界的名人，如诗人林庚教授、戏剧家焦菊隐、历史学家翁独健、教育家关瑞悟等。
五
从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处女作《两个家庭》起，冰心于1919年“五四”运动至抗战前夕，相继发表了成名之作《斯人独憔悴》、代表作《超人》和《分》等三十多篇小说及散文，分别集为《超人》（1923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往事）（1930年北新书局初版）、南归》（1931年，同上）、《姑姑》（1932年，同上）、《闲情》（1933年，同上）、《去国》（1935年，同上）和《冬儿姑娘》（1935年，同上）。还出版了诗集《繁星》、《春水》、《冰心诗集》（《冰心全集》之一，是她1921年至1931年的诗歌总集，1932年，北新书局初版）和散文集《寄小读者》、《冰心散文集》（《冰心全集》之一；1932年，北新书局初版）、《冰心游记》（1935年，同上）、《平绥沿线旅行记》（1935年，平绥铁路管理局）和译作叙利亚凯罗·纪伯伦的散文诗集《先知》。
冰心的天才，最早表现在小说创作上。在“五四”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热潮的直接影响下，她开始了“问题小说”的创作。《两个家庭》写摧毁旧家庭建立新生活，通过对比，触及了妇女解放和家庭等问题。《斯人独憔悴》写出了反帝运动中父子的矛盾，实则是新生一代同封建家长制度的矛盾，文中描写曾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颖石、颖铭二兄弟，最终屈服在封建官僚家长的淫威之下，不得不吟起“斯人独憔悴”的诗来。这篇小说也反映了相类的主题：知识分子的软弱性。短篇小说《超人》在冰心的创作生涯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茅盾说：“《超人》发表于1921年，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注意，而且引起了摹仿（刘纲的《冷冰冰的心》，见《小说月报》第十三卷三号），并不是偶然的事。因为‘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在当时一般青年的心里，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超人》在文坛上引起热烈的注意，说明了作者和广大读者对人生的探索是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小说里的主人公何彬是个信奉“爱和怜悯都是恶”，对一切都极冷漠的人，但由于禄儿的“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吗？她一定是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几句话感动得使他痛哭流涕，似乎是良心发现，立刻认为“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冰心的“爱”的哲学至此便算完成了。当然在美国留学期间写的那篇小说《悟》，诚如茅盾所说是“《超人》的姊妹篇或补充”。冰心在《悟》里说：“地狱如何生成，星辰如何运转，霜露如何凝结，植物如何开花，如何结果……这一切，只为着爱！”“茫茫大地上，岂止人类有母亲？凡一切有知有情，无不有母亲。有了母亲，世上便随处种下了爱的种子。于是溪泉欣欣的流着，小鸟欣欣的唱着，杂花欣欣的开着，走兽欣欣的奔跃着，人类欣欣的生活着。万物的母亲彼此互爱着，万物的子女，彼此互爱着，同情互助之中，这载着众生的古地，便不住的纤徐前进。懿哉！宇宙间的爱力，从兹千变万化的流转运行了。”这便是冰心所认为的母爱的伟大力量。当时她的人生观、世界观、文艺观均受“爱的哲学”的主宰，她是以“爱”的观念观察和理解社会上的一切的，而对现实了解太少，认为人间的隔膜与罪恶，完全是由于人们不相爱的结果，只觉得母亲是人类的“灵魂的安顿”的所在地，母亲的爱是温暖人间的春光。
阿英在《现代中国女作家》（原署黄英）一书中评论冰心说：“和其他的作家一样，她对于宇宙的了解，是充满着神秘的幻想；她同样的感到，在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一种不可测度的神秘的足以诱惑人们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她颠倒了，使她麻醉了，使她对于时间问题不得不冷淡起来。她只是努力于超自然的世界的追求，对一切社会事业表示嫌恶仿惶，她所认识的，只有精神世界。因此，对于生命，她也就不能获得一种正确的了解，而沉缅于各种唯心的说明之中，处处表示了她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但由于自然界的陶醉，母爱的浸润，她却感到了伟大的‘宇宙的爱’的存在。她对于社会的失望，人间的隔膜，纵使表示了极端的烦恼，可是，这一切，都被‘宇宙的爱’与‘母性的爱’的力量抑压了，征服了。所以，她的思想，即使陷于悲观伤感，却还不至于颓废，失望。”冰心所以没有失望，是因为她那时期手里有一面“爱”的旗帜，是“爱的哲学”给了她希望和光明。
陈西滢对冰心早期的小说曾有一句著名的评论：“（超人》里大部分的小说，一望而知是一个没有出过学校门的聪明女子的作品，人物和情节都离实际太远了。”（《西滢闲话》）这句话切中了冰心小说的弱点。这主要是因为作者优裕的生活，限制了她的生活视野。但不管怎样，她的“问题小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映，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也都是那个以“狂人”为首的激流勇进的队伍里的成员，他们不同的声音，或强或弱地也都汇入了时代的呐喊；揭露了一些社会矛盾，反映出对封建势力的不满，尤其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对人生的探索、追求。
当中国历史穿过风雨跋涉到1931年的时候，苦难的大地不断成长出新的因素。自然，冰心不仅听到炮声和呻吟，也看到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群。于是她那“爱的哲学”里，萌生出叛逆的成分。就在这一年，冰心写出了另一篇小说《分》。这是她的又一篇代表作，标志着她创作的新高度，是她创作生活中第一个分水岭。
《分》具有几分童话色彩，它写两个刚降生的婴儿（他们都会说话，都有成人的思想，又有天真稚童的性格），通过他们的对话，对比，表现了不同家庭（一个是教授的儿子，一个是屠户的儿子）不同的境遇和不同的前途，表达了作者对劳苦大众深挚的爱与同情。当他们刚到人间的时候，在医院睡一样的床，穿一样的衣，一俟离开那里，这两个小小的新生命便从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并开始了不同的奋斗。那屠夫的儿子有着自己的骄傲，他认为“我父亲很穷，是个屠户，宰猪的。……宰猪的！多痛快，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大了，也学我父亲，宰猪，——不但宰猪，也宰那些猪一般的尽吃不做的人！”他还对那教授的儿子说：“你将永远是花房里的一盆小花，风雨不侵的在划一的温度之下，娇嫩的开放着。我呢，是道旁的小草。人们的践踏和狂风暴雨，我都须忍受。你从玻璃窗里，遥遥的外望，也许会可怜我。然而在我的头上，有无限阔大的天空；在我的四周，有呼吸不尽的空气。有自由的蝴蝶和蟋蟀在我的旁边歌唱飞翔。我的勇敢的卑微的同伴，是烧不尽割不完的。在人们脚下，青青的点缀遍了全世界！”
从《分》发表之后，冰心又写了《冬儿姑娘》、《我们太太的客厅》等等，这些小说都显示出更深的社会内容，大异于以前的作品，这无疑是冰心的成熟和进步。冰心在她的《自述》里曾写道：
我觉得我如同一个卖花的老者，挑着早春的淡弱的花朵，歇
担在途中。在我喘息挥汗之顷，我看见许多少年精壮的园丁，满
挑着鲜艳的花，葱绿的草，和红熟的果儿，从我面前如飞的过去。
我看着只有惊讶，只有艳羡，只有悲哀。然而我仍想努力！我知
道我的弱点，也知道我的长处。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
喷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
的事物上，我仍宝贵着自己的一方园地。我要裁下平凡的小小的
花，给平凡的人看！
每个作家，企图描写什么，都必须有他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感受和认识。关于小说创作，冰心曾多次说：“我所写的社会问题，还不是我从未接触过的工人农民中的问题，而是我自己周围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在这些小说里，给予他们的就只是灰色的阴暗的结局，问题中的主人翁，个个是消沉下去，憔悴了下去，抑郁了下去。我没有给他们以一线光明的希望！理由是：我不是身当其境的人，就还不会焦思苦想出死中求生的办法，而在我自己还没有找到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工农大众，而坚决和他们结合之前，这一线光明我是指不出来的！那时，我还没有体会到这一些，我只想把我所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从“五四”到“四五”》）这是冰心十分合乎实际而又十分诚恳的自白。当然，描写自己熟悉的人群及其生活，就是一位诚实作家的伟大人格。
六
“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的圈子无论多么狭小，也总会受到周围气流的冲击和激荡。”
三十年代，中国到了最危急的关头。每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前途，都开始有了自己的认识，做出自己的选择。
1936年，吴文藻教授因获得“罗氏基金会”游学教授奖金而前往欧美访问，冰心同行。行前，郑振铎在上海为他们饯行，冰心初次会见茅盾、胡愈之等人。在欧美游历了一年，所见所闻，在冰心心底投下了浓重的暗影，同怀着亲亲的母爱、儿童爱，礼赞云霞的变幻，大海的壮阔、繁星的灿烂的第一次赴美留学的情况十分不同，她感到不满和失望。当一回到祖国，正赶上卢沟桥“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她从此开始了流离迁徙的生活。
1938年9月，她全家迁居到云南昆明，吴文藻任云南大学教授。那时期，物价飞涨，一日数变，作家的生活得不到保证，冰心身体虽然不好，但是为了生活，还不得不扶病执笔。1940年底到四川重庆，从事文化救亡活动，在国民党当局的监视下，曾主编《妇女文化》半月刊。1941年，在重庆大后方文艺界欢迎冰心、巴金的集会上，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1941年至1947年，她曾任国民党政府国民参政会议参政员。这时，她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员，因病久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深居简出。但文艺界的朋友倒是不断登山造访，其中就有郭沫若、老舍、冯乃超等人，他们同冰心一起在山坡的浓荫下，望着如带的嘉陵江，畅谈国事、家事和文艺。他们第一次在歌乐山相聚几天后，老舍给冰心送来了郭沫若赠送的写有一首五律的条幅：
怪道新词少，
病依江上楼。
碧帘锁烟霭，
红烛映清流。
婉婉唱随乐，
殷殷家国忧。
微怜松石瘦，
贞静立山头。
这首诗，写的正是那时的冰心。在这个艰难的历史时期，她以“男士”为笔名陆续发表了十六篇散文《关于女人》（1945年，天地出版社初版；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表现了她的“殷殷家国忧”的爱国主义热忱。
《关于女人》书稿的成书经过，冰心说，1940年，“我初到重庆，《星期评论》向我索稿，我一时高兴，写了一篇《关于女人》来对付朋友，后来写滑了手，便连续写了下去，到了《星期评论》停刊，就没有再写。”除了“对付”朋友和“写滑了手”的原因外，还因为“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有卖稿的必要”。这当然是一些原因，但就“作家”而言，毕竟考虑了社会的因素——她发现“女人的确可怜”。对于女人，她是有自己深挚的感情的。1943年，她在这本书的《后记》里说：“写了十四个女人的事，连带着也呈露了我的一生，我这一生只是一片淡薄的云，烘托着这一天的晶莹的月！我对于女人的看法，自己相信是很平淡，很稳静，很健全。她既不是诗人笔下的天仙，也不是失恋人心中的魔鬼，她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有感情有理性的动物。不过她感觉得更锐敏，反应得更迅速，表现得也更活跃。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在各种性格上，她也容易走向极端。她比我们更温柔，也更勇敢；更活泼，也更深沉；更细腻，也更尖刻……世界若没有女人，真不知这世界要变成怎么样子！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是：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她还说，上帝创造了女人，“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她是上帝的化生工厂，一架‘爱’的机器。不必说人，就是任何生物，只要一带上个‘女’字，她就这样‘无我’的，无条件的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里，在冰心以男性的语气对于女人的谈论中，我们又在她的思想深处，清楚地看到了‘母爱’的注释。
在四川，那段难忘的生活，使她了解了许多过去不曾了解的事实，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曾明白的道理。她在《从“五四”到“四五”》一文中回忆说，在大西南的昆明和重庆，尤其是在重庆，经验使她得出这样的认识：中国的希望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真正抗战的中国工农大众身上。
1946年冬，冰心全家去日本，吴文藻教授任中国驻日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