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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记录了她这一时期的活动和见闻。
新中国的明媚春光，热情、开朗、忘我劳动的人们呼唤着她，她决心用深情的笔墨描绘和歌唱她多年来梦寐以求，为之斗争的新生活。虽然事务缠身，她仍然写下相当数量的评论、杂文，大多收在《跨到新的时代中来》和《到群众中去落户》两个集子中。其中有宣传阐述党的文艺政策的演说和论文，有关怀作家成长的书信和报告，有缅怀革命烈士，歌颂英烈们丰功伟绩的纪念文章，也有歌颂中苏、中朝人民友谊的篇章。
丁玲身居高位，重任压肩，仍尽量找时间到农村生活一段时间，或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写下了一些优美的散文《粮秣主任》（1953年）、《记游桃花坪》（1954年）等。这些作品同样注重写人、写人的命运和人的内心，感情炽热，艺术手法精巧细腻。
在逆境中——不忘人民
丁玲之所以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除她优秀的作品，为祖国解放而战的奋斗精神外，还有一点，即她遭受到罕见的不公正的待遇后，在逆境中仍然保持着不忘人民，执著信仰、不懈奋进的可贵精神。
1955年，她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头目。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时，又把她定为大右派。她的成名之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连同在延安写的《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写的《粮秣主任》、《记游桃花坪》，一并成为反党大毒草，她本人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并成了中国文坛上昭著的“罪人”。
消失了的丁玲，到哪儿去了？
她在人民中间生活，在北大荒劳动。
“对于一个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荒凉偏僻的。在任何逆境中，她都能充实和丰富自己”。（《庐山访丁玲》、《解放日报》1980年8月7日）和一般常人的想法相反，丁玲认为到北大荒不是充军、劳改。她拒绝留在北京，要求到艰苦的环境中去。她说：“我是个作家，不能离开社会，不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孤独地写作，否则，我一定会苦闷。不是说要重新做人嘛，我就在新的环境中做一个更扎扎实实的共产党员！”行前曾有人劝她，改个名字吧！免得不方便。”丁玲说：“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再大的风浪也顶得住，没有什么了不起。”语言铿铿，铁骨铮铮，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
从1958年到1970年，丁玲夫妇带着“右派”帽子在北大荒生活了十二年，先后在汤原和宝泉岭农场养鸡、养猪、种菜、锄草、扫盲，搞家属工作。她干什么都干得很出色。
丁玲到汤原农场后，遇上农垦部长王震视察工作。王震关心地让她当文化教员。在畜牧队，丁玲的扫盲成绩名列前茅。“还是老丁的队扫得最好。”——扫盲对象争相传颂她的先进事迹。她在生产队出墙报，一点也不马虎。为了画好墙报插图，她托人从外地买来不少绘画参考书，这些书放在一起，足有一尺多高。在农场，她还是个有名气的养鸡能手。
十多年来，她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老共产党。她实心实意地接受基层干部的领导，也开诚布公地提出对工作的意见，认真细致地帮助干部做群众工作，她成了基层干部的助手和参谋。
在农场，她结交了很多新朋友。《杜晚香》中的主人公，就是丁玲最知心的朋友之一。丁玲将对她的了解和感情写成一篇散文，小心地珍藏在帆布箱子里，坚信在自己在世，或女儿、儿子、孙女、孙子时代总有与读者见面的机会。
丁玲、陈明夫妇，用自己的言行，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和热爱，他们不再受人歧视，与人们平等友爱的相处。她充分利用各种条件了解和熟悉各种各样的人，一个个活生生的典型，一条条新的生命，在作家的脑海里跳动，涌向笔尖，落在纸上。她废寝忘食，起早睡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积累着创作素材。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已写了十万字的生活记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及若干短篇共十几万字也写就了。可惜在浩劫中，它们都已荡然无存。
1966年，空前的灾难席卷了全国，一个普通人尚难幸免，更何况丁玲。对她的批斗和折磨步步升级，暗斗、单独斗、住牛棚、数不清次数的抄家……她默默地忍受着。精神上的摧残，经济生活的困顿，没能把她压倒，她像一株独立支撑的大树，迎风傲雪。
永不熄灭的爱情之火
“如果没有他，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没有他，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继续写出作品来的。”丁玲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
陈明和丁玲手攥着手，肩靠着肩，在生活的深渊中经受了委屈和苦难，走过了极其艰难的里程。
到北大荒后，丁玲远离儿女，身边唯一的亲人就是陈明。他们共欢乐，共苦痛，再苦再累，只要两人在一起总是甜蜜的。到汤原农场后有段时间，陈明到百十里地以外去修铁路，丁玲一个人留在家里。每到星期六陈明要扒上拉煤的火车回来看望丁玲，下车后还要走几里路，待他到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丁玲为他做好了晚饭，两个人围着小桌边谈边吃，直到深夜。第二天早晨，陈明跑到几里地以外为丁玲挑上足够吃一个星期的清水。丁玲坐在那里不是写上几段发自内心的文字，就是画上一幅流露出无限爱慕和喜悦之情的画像，再取上一个名字“农工回来了！”然后两人一起动手做午饭，饭后，陈明带着幸福和辛酸，又回到了工地。多少次这样的分离，多少次分离后的团聚，无论分离还是团聚，两颗赤诚的心永远在一起跳动。只有在逆境中，才能领会到这种生活的甜美。
1961年，陈明被摘去了“右派”帽子，1963年有关领导让他回北京安排工作，丁玲也可以一同回京，但他们拒绝了，与其到北京受监督，不如留在农场“改造”。
“文化大革命”中，丁玲、陈明都进了牛棚，两人连互相凝视一眼的短暂机会都没有了。为了给丁玲送去力量，陈明常乘看守人不注意的空隙，给丁玲扔去揉得皱巴巴的纸团，或是一个破火柴盒，一张枯干的苞米叶子，上面写满了只有丁玲才能认得出的密密麻麻的小字。这些用特殊材料写成的“情书”，是丁玲生命的甘泉。她常常偷偷地拿出来抚摸，低低吟诵，陈明那些深情、希望和有力的话语，在她寒冷的心中点起了生之火把。
“永远不祈求怜悯，是你的孤傲；但总有许多人要关怀你的
遭遇，你坎坷的一生，不会只有我独自沉吟，你是属于人民的，千
万珍重。”
这些奇特的书简，可集以成册、成书，可惜当丁玲被戴上手铐那天，当丁玲被脱光衣服搜身那天，这珍贵的财产被当做废纸毁弃了，她的苦苦恳求，怎么也感动不了那些铁心人。但，这些书简是属于丁玲的，它永远不会消失，它已刻在丁玲心中，伴随着丁玲走完了人生的历程。
孤寂中的梦幻
1971年4月，丁玲开始了孤寂的铁窗生活。她和陈明被分别关进一所北京附近的监狱。完全与世隔绝，一个月放一次风，没有笔也没有纸，什么东西也写不成。她痛苦极了：“孤寂，无穷无尽的孤寂，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尝过这种孤寂的滋味。”她隐约感到，这是她一生面临的最大考验。她暗暗告诫自己，不管怎样，都不能让自己的精神垮下来，不、对未来失去希望。她害怕自己将来变成哑巴，常自己和自己说话，一首一首地背诵唐诗。为了不使自己瘫痪，她利用斗室，想法增加活动量，顽强地锻炼身体。她把看完的《人民日报》团成一个大大的纸团，称之谓自制“篮球”，一个人往墙上扔，每天反复数百次。看守员用十分惊疑的目光揣测着丁玲奇怪的行动。在狱中，她有过不知多少次天真的梦幻，盼望有一天，会有好心的看守员对她表示同情，替她送来一张陈明的条子。她一天天等待着，盼了一千七百个日夜，在闪动着希望的火花中，熬过了漫长的五年。
1975年5月，丁玲夫妇获释了，被秘密送往山西长治滴谷寺下的嶂头村“安家落户”。这是个偏僻的山村，她的心在这里得到了暂时的安慰。每当黄昏时分，夫妻俩漫步在山村小道上，生活得倒也悠闲。她生活在蟑头村，好像又回到了暖水屯，回到了张裕民、刘满、董桂花的身边。那颗与人民息息相关的心，那支为人民代言的笔，又催她重新上阵。她克服了衰老、多病带给她的困难，从头开始《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写作。她时而伏在桌子上，时而倚在墙边；人们还时常见她胸前平端着一块二尺见方的木板，木板上有四个洞眼，系上两条带子，套在她的双肩上。这是陈明为她写作而专门设计的，她常常在腰疼得不能伏在桌子上写字时，用上这块写作板。
在嶂头村，丁玲仍然戴着“右派”的帽子，而且又是陌生的地方，但她的朋友之多却不减当年。陈明经常教邻家的儿童唱歌，说快板。每逢春节，他们给各家各户送去大红纸对联。有的人晚上还常常集在他们的屋子里说真心话。
从监狱出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丁玲的右臂抬不起来，好几位医生看了，都说没办法。一位搞农业技术的大学毕业生，业余钻研针灸，经常给老乡治病，从朋友那里知道了丁玲的病情，每次回家，都为丁玲扎针。他家离丁玲住的村子十余里，来回三十多里，走得满头大汗，仍不顾风险，坚持为丁玲治病。他说：“你们说她是右派，我不相信。我自己有眼睛，有思想，我读过她的作品，我认为她不是右派。现在她的右手有病，不能写作，别人不管，我来试试。”丁玲又回到人民中间来了，她那颗沉寂的心渐渐地恢复了生气。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了，丁玲陷入极度痛苦中，但伟大的“四五”运动像春雷一样惊醒了她，她要奋起在自己的余年为人民谱写新的篇章。
博大的胸怀——永远朝前看
几十年的曲折而坎坷的生活道路，使丁玲成为一个经得起苦难，又经得起委屈的坚强的人。纵观历史，横看世界，像丁玲这样仅仅因为写了一些文章，竟遭到如此厄运，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是少见的。1979年以后当丁玲的错误结论全部推倒，她又以一个老革命、老党员、名作家的真实面貌出现在人民面前时，丁玲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呢？她对亲人——没有眼泪和悲伤；对党——没有抱怨。她只反复地说一句话：“我现在要是六十五岁就好了！”她刚到北京不久，住处还没着落，家还未安定时，就和陈明一道跑到桑干河畔的温泉屯，看望当年的老朋友。
当丁玲又活着再现在人们面前时，许多人惊讶，但更多的是庆幸。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像雪片一样飞来；一张张熟悉的、陌生的面孔，登门拜访。这些人中有丁玲当年的老战友、老朋友，有在苦难中保护过丁玲的老农工、小姐妹，有老老少少丁玲的崇拜者，还有远涉重洋的国际朋友，海外作家。不管是谁，丁玲总是热情接待，用她那不多了的剩余时间和人们谈心、交心。她总是袒露胸怀，充满信心地对人说：“过去的老帐不要计较了，不要去追究哪一个人的责任……”
一个读者在来信中写道：“您离开历史二十三年，但历史没有离
开您；您离开读者二十三年，但读者没有离开您。”
丁玲从大家安慰的话语中，从人们敬慕的眼神中，看到了人民对她的期望。她说：“严肃的责任感使我顽强地活了下来，严肃的责任感，又催我向前，去反映生活，反映时代。”
丁玲是一个永远想着人民，永远朝前看的人。当她告别沉痛的过去的时候，她不愿意再回头去写自己的哀伤。她的《牛棚小品》发表后，有人劝她，还是多写一写你自己吧！你的一生就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小说。她爽快地回答：“写自己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我自己毕竟不重要，还是写活在我脑子里的那些老百姓，那些给我以力量，给我以光明的普通的人！”
丁玲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深知自己剩余的时间不多了，她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日夜不停地写作。为了怕被别人打搅，常常在早晨二三点钟起床，一直写到清晨八九点钟。她刚刚做完癌症手术，肿胀的手还没有复原，就又执笔写作了。
丁玲在报刊上发表了近二十多万字的文章，其中有散文《杜晚香》、《牛棚小品》（三章）、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部分章节等。
丁玲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在北大荒、山西长治，只要稍一安定，她就继续写。但多灾多难的丁玲在她身强力壮的时候，竟没有完成这部长篇巨作，只好在白发满鬓，身衰力竭的晚年，拼力实现这一夙愿了。
这部小说写的是1946年秋天华北农村士改以后的故事。在八路军主动撤走后，敌人重新还乡，村上只留下几个新党员坚持斗争，直至胜利。全书原订写八十章，因担心健康状况，拟压缩成五十章，约五六十万字。
1979年11月，丁玲抱病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作了题为《讲一点心里话》的发言，并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
丁玲在五十多年坎坷写作生涯中，和人民的心贴得更紧，更紧；和人民的结合也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她深感幸福和欣慰。
最后的岁月
“生命的白天已经过去了，黄昏已经到来”，丁玲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弥补逝去岁月的损失，也为了珍惜未来有限的时光，她忍受着多种疾病的折磨，超出了一位老人所能承受的负荷，国内、国外，大江南北，“马不停蹄”，用生命的余辉编织着多采的人生画卷。
1980年，中共中央批准关于丁玲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恢复其党籍、政治名誉和工资级别。陈明的奔走，丁玲的呼号，终于有了结果，她卸下了大山一样的沉重包袱，但丁玲没有就此停步，安度晚年。1981年7月，获得自由后的第一站是北大荒，她要重新踏上那块黑土地，去看望在绝境中给她以生的希望的农工朋友。她先后访问了曾经生活过的普阳农场、宝泉岭农场以及周围的几个农场。见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片片紧张收割的麦田，丁玲开怀大笑，终于圆了晚年的梦。北大荒是她流放、充军的地方，这里给她留下了许多难以抹掉的痛苦的回忆，但丁玲还是想念北大荒，这里同时也给了她生的勇气及人世间最美的感情。丁玲离开北大荒时，曾深情地对北大荒人说：争取时间，把手里的两本书写完，再回北大荒来看看你们……
8月29日丁玲应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邀请，赴美访问。她身上残留着北大荒的麦香，心里装着北大荒人的亲情，又踏上了陌生的异国土地。丁玲与世隔绝二十多年，大洋彼岸是个什么样的世界？那里的人将如何看待自己？他们会问自己什么样的问题？她在心里暗暗地揣摩着，也微微地躁动着不安。
爱荷华的生活是轻松愉快的，她喜欢这里环境的安宁、和谐，但更喜欢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大家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交谈，可以“用共同的语言谈不同的思想”。丁玲在美国期间，主动地接受别人对自己的了解，访美期间，一些美国人很想听一听这个受过冤枉，坐过共产党监狱的人是怎样想？怎样说的？也有些人想从丁玲口中得到一些爆炸性新闻，以收到轰动效果。丁玲面对一些陌生的听众，不论是政治见解相同者，还是不同者；不论是私下交谈，还是在公开场合，她总是侃侃而谈：
“我是一个中国作家，是中国人民的女儿。中国人民的艰难生活哺养着我，使我一生都跟着人民的足迹生活、工作、写作，六十多年来，可以说是见过一点世面，经过一点风雨。现在我已七十七岁，我只存一点希望：为人民战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隔绝了半个世纪的另一半球上的人要了解丁玲，丁玲也要了解他们。在美国期间，她会见了三十年代相识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前妻——尼姆·威尔士女士，还有三十年代曾在上海主编英文版《中国论坛》的伊罗生。丁玲也结识了不少的新朋友，接触了美国社会各种各样的人。她以作家的敏感，特别关注人的命运，当她无意间看到了曼哈顿街头的佝偻老人时，丁玲百感交集，纷纭复杂的美国社会在她心里投下的影子实在难以抹掉。
丁玲在爱荷华停留不到三个月，11月23日她又飞往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