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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生活，她的意志，就是一篇血泪凝成的杰作。
——题记
1987年8月27日，白薇终于走完了坎坷而悲苦的一生。她默默地走了，给我留下的，是难忘的回忆……
1978年一个温和的冬日。没有雪，没有风，太阳暖洋洋的。我兴致勃勃跋涉到北京和平里居民区。在门上轻叩，又继之以重叩，终于伸出一张胖嘟嘟老妇的脸。她盘问一番，把我让进了屋子。
这是个独间单元，房子里的东西一目了然，陈设简单，陈旧而杂乱。
“谁来了？请等一下，我就起来。”她用胳膊撑着抬起身子，慢腾腾地下了床。我一下子愣住了。她，会是女作家白薇？
白薇曾经是出名的美人。连鲁迅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还说过“有人说你像仙女……”这样的话。
一个在1894年出生的人，活到现在，当然不能指望有多漂亮，但作为女作家，她起码还应高雅端庄，犹有风韵；而眼前的这位老人，头发稀疏蓬乱，脸上褐色老年斑像织了网的蜘蛛，眼睛被上下眼皮挤成一条缝，身上一件蓝布大襟棉袄，棉袄底边上白色缝线的每个针脚都足有半寸多长……尤其当她扶着两根棍子站起来的时候，不由使我想起风雪中乞讨捐门槛的祥林嫂。
莫名的惆怅锁住了我，竟不知该说些什么。我又自我介绍了一番。
“我早已经是死了的人了，也不是什么作家。不要找我！”
我又是一愣。为她的不客气，也为她的自我否定。她突然慈祥地笑了一下，又说：“你也姓白？我们还是一家子呢。”
“您不是姓黄吗？白薇不是您的笔名吗？”
“谁说我姓黄！不要提我姓黄，我就是白薇。”她有点温怒。
“那么，白薇同志，请谈谈您的身世和您的创作好吗？”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不是作家，不要找我。几十年前的白薇早死了！”“您怎么不是作家呢？您是‘五四’以来著名的女作家，写了很多东西，还是‘左联’和‘剧联’最早的成员……您从1922年开始创作，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还写了东西……您怎么能不是作家呢？”
“不要提了。白薇已经死去了，活着的只是她的躯壳。”……
这第一次的拜访，是四届文代会前的事了。之后，我又看望过她许多回、有时她正昏睡不醒，有时坐在门口带着眼镜看书。遇到她情绪好的时候，她会对我说：“等我身体好了，就坐车去看望邓大姐。”邓颖超解放前后始终非常关心她。
有时她又说：“我希望国家能派我管理一个植物园，我一定能管得很好。我还留着一双布鞋，等着劳动的时候用。”
又一次她告诉我，正在构思一个剧本。我问她准备反映什么内容，她诙谐地抿着嘴说：“剧名暂时保密。”
为全面了解她，我拜访了她的亲友熟人，更多时是求助于北京的各大图书馆。从那些陈旧发黄的书刊报纸里，找寻着她的足迹。
她没有权，没有势，没有财产，没有丈夫和孩子。她贫困吗？可怜吗？不！哦，那长长的凄风苦雨的九十余年生涯哟！
一
酷暑即将来临，长沙女一师的毕业生正热汗淋淋地准备考试。
黄彰①正在教室里看书，忽然见自己的四妹气喘吁吁地往她这儿跑。她放下书，用惊异的目光看着四妹。
①黄彰：白薇的本名。“白薇”是她到日本后起的笔名。
“姐姐，不好了！我刚才经过校长办公室，看见父亲坐在里面。她来这里肯定与我俩有关系……”
糟了！不迟不早，父亲偏偏这个时候来。从家乡湖南资兴秀流到长沙，千里迢迢，没有急事，父亲是不会来的。
“姐姐，父亲一定是要把你弄回婆家，也拉我回家嫁人，这可怎么办？”
“回婆家？不！我死也不能再到李家！”
一想到婆婆和丈夫，黄彰的心里又是厌恶又是颤抖。
她的亲事是家里当权的母亲一手包办的。母亲长胳膊长腿、精明能干，家里家外的活全拿得起来。父亲比母亲小8岁，在日本留过学，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他曾在地方上兴办过教育，送大女儿黄彰和她的妹妹在男校读书。他虽然是新派，但对女儿的婚姻却采取了封建卫道士的态度。
黄彰跪在父母面前，苦苦哀求。她听人说，婆婆是远近闻名的恶寡妇，丈夫是婆婆唯一的遗腹子，惯得粗蛮混狠不通情理。
父亲铁着脸说：“父母之命是几千年的祖训，祖宗之法不可违。”她想逃跑，想死，父母派人盯着她寸步不离。那时她才十几岁。
黄家是名门，婆婆指望儿媳妇有阔阔气气的陪嫁。谁知道，她的父亲在陪嫁问题上又来了个新派：决心矫俗，只给了女儿极少的东西。黄彰的箱子里没有几件值钱的衣物，却有不少书。什么《中国近代外交失败史》、《罗曼·罗兰传》等等。
女子无才便是德。自己的儿子大字不识一个，偏偏娶了个识文认字的媳妇，婆婆不高兴，丈夫也不喜欢。
她不是一有空就拿着书看吗？。婆婆辞退了家里的长工短工，种地、种菜、喂猪、挑水……家里家外的活全让媳妇干。她整天累死累活，见不到婆婆一个好脸色。有一次婆婆劈面砸来一个茶碗，她的额角顿时流血不止，好了之后留下了伤疤。
母子俩合伙欺侮她，丈夫夹着她的手脚，婆婆使劲咬断了她的一根脚盘。后来，她想了一个对付婆婆的办法，只要婆婆要打她，她就立刻跳进门前的小河里。小河水齐大腿，婆婆是小脚不敢下水，只得站在岸边跳着脚扯天扯地地大骂。尔后，她准得挨丈夫一顿毒打。
她讨厌丈夫。婆婆晚上常拿条长凳坐守在门前，只要听到媳妇对儿子稍微有点不体贴，便立刻跳进房里，帮儿子把她痛打一顿。婆婆逼她死，一根绳子，一把菜刀任她选。
她摸黑跑回娘家求救。母亲擦着眼泪，想不出好办法。父亲摇摇头，叹了口气：“唉，我们诗礼人家，要遵从‘三从四德’……”又喝斥妻子说：“你哭什么，死了大女儿，我还有两个，总不能都给打死！”她哭着跑到舅舅家。舅舅真心帮助她，教她回去“打锅灶”。
在当地，谁家的锅灶被人砸了，这家人就要断子绝孙。这当然是件大事情。被砸的家必定要向砸锅的人诉诸法律。舅舅告诉她，只要李家肯打官司，我们就有话说。
她回了婆家，没敢立即动手。有一天，她偶然听到婆婆和丈夫在偷偷商议，要把她卖了，再重娶一个媳妇。这时候，她急了，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正好舅舅又派了家里的一个老佣工来帮助她。于是，她抡着斧头砸了李家的大锅……
几经周折，她进了衡阳女三师读书。剪起短发，穿着男孩子的衣服，怪模怪样的。
她学习努力，功课不错，就是不安分。她领着同学们驱逐洋教士，被校方视为害群之马。只是由于慑于衡阳学生界的威力，学校才没敢开除她，而将其转送进了长沙女一师。这座学校封建势力很顽固。她估计，校方定会配合父亲逼她回婆家的。她哪里还有心思读书？一边她急忙让四妹悄悄打听父亲的来意；一边赶紧找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对策。
父亲黄晦此来的目的，黄彰姐妹果然猜得一点不差。黄彰只得表面应付着父亲，暗中开始策划自己的事。四妹原说她要同她一块儿逃跑，见了父亲却又心软了。晚上，她把大姐拉进空教室里说：“我不能同你一起走了，我舍不得父亲和母亲，我怕跑出去没钱会饿肚子，再说父亲为此让人指骂，也是做女儿的不孝……”
黄彰不忍心看着四妹跳进火坑。开导她说：“四妹，用不着顾虑重重。我有孟贲的力气，可以背着你跑。出去以后，我们教书、做工，或者去留学。你有那么高的音乐天分，去学习音乐，我学绘画。如果逃不出去，我们就跳湘江自尽。”
四妹听了大姐的话，突然抱住姐姐，一大滴眼泪滚落了下来：“姐姐啊！你这样决心，这样决心了吗？”
黄彰抓住四妹的肩膀：“小鬼！你变了心！从此天南地北，各走一条路。你去做别人敲敲打打的奴隶；我，不知道落脚到何方。你的骨头软得站不起来，你毁了你自己的前程！在世上，我等于再没有你了！”
四妹大动感情，抱着姐姐哀哭，并恳切地说：“我一定帮你逃出去！”她希望四妹保密，还提出一个要求：“父亲把我的行李全部搬到回家的船上了，我只留着一套换洗的衣服，你给我预备一点随身用的东西，今晚就要准备好，我决定乘明天上午开往上海的船走。”姐妹抱着、哭着，谁也没有说动谁。黄彰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清晨起来，她眼圈发黑，头晕乎乎地走出寝室，立即觉得有点不对头。见到的人都神色紧张或窃窃低语或用异样的目光打量她。为什么？出了什么事？一个挑洗脸水的女校工回答了她的疑问：“不是戒严，小姐。我听说学校里有位小姐今天要逃走，所以那些先生都出来挡住大门。”
看来，出逃的消息败露了。她眼前一黑，脑子嗡的一声，几乎摔倒在门坎上。女校工急忙扶住她，喊了一声：“黄小姐病了！”
学校周围都站上了岗，大门走不出去。同学们分成两派：站在校方一边阻拦她的；同情帮助她出走的。
校长把她叫到自己的屋子，搬出“三从四德”和“女诫”的教条，瘦长的脸忽阴忽阳地“开导”了她几个钟头。
从校长室出来，她被送进了舍监室。一个舍监解掉了她的裙子。这无异于剪掉了一个鸟儿的羽翼。她焦急万分。已经托人订好这天的船票，而身陷“囹圄”，奋飞不得，怎么办？四妹向寡妇险的舍监恳求说：“让她去吃点东西吧！我给她冲了碗藕粉。”
“该让她吃点东西，可怜她好几天没吃饭了。”另外的几个孩子在旁边帮腔，“我们保证不让她跑掉。”
她被簇拥回寝室。四妹立即打开后窗，伸头往后院扫视了一遍，回转身拖着白薇走到窗口，以命令的口气说：“快，快跳出去！”
窗外几个朋友领她穿过后院的矮树林和空旷的院坪，奔到了东墙根。当她爬上同学们准备好的梯子正要越墙时，发现外面有人监视着，只好又下来，奔向西南角一间荒凉的空屋。
几个同学赶紧从墙根挖了一个洞口，她猫着身子从这里爬了出去。一个同学高兴地说：“长沙有个兴汉门，将来你学成归国，在这儿建个‘黄彰门’吧！”
她跑出小巷，叫住一辆人力车，立即跳了上去，拉下布帘，直奔湘江码头。江风送爽，码头上闹闹哄哄的。在待航的轮船上，她找到了同学们给她安排的舱位和简单的行李。捏捏口袋，里面仅有6枚“袁大头”。她忐忑不安地走出舱房，挤在甲板的一角，看看有没有人追踪。岸上已是万家灯火。江岸伸着长长的腰身，橘子洲、岳麓山，朦胧在望。她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莫名的怅惘，沉甸甸的离愁，余悸未消的惊忧……
哦！她眼前猛地一亮。仿佛天门大开，仙女下凡，一群女学生走下码头。一色是浅色上衣、黑色的裙子。多么熟悉的风姿！她们是来捉拿她“归案”的？还是来“劝君更进一杯酒”的呢？
原来四妹和二十几个同学前来为她送行。她们每人两毫三角凑了5块多钱给她做路费，有的还送裙子送洗脸巾、香皂、牙刷，整整为她凑齐了一箱子日用什物。
翌日清晨，轮船穿雾拨浪启航，载着醇厚的友情，载着她憧憬着的光明……这时间，是1918年。
二
轮船由湘江进入洞庭湖后，她翻来覆去想：假如到了上海，得不到陈组威先生的帮助怎么办？不怕，不怕流落。我有一双手，能干粗细活儿，有个肩膀，能挑百斤重担。如果流落到乡村，就给人家挖土、锄草、挑担、砻谷或种菜、管果树；假如流落到城市，就帮人纺纱、绣花、缝衣、烧饭、洗衣，还可以教小学，教初中。好些重要的课程也担得起，可惜四妹不跟我一块儿出来；如果同四妹在一起，四妹能教音乐、体操，那么整个学校的课，姐妹俩能包教下来，一对多好的伙伴啊！
她心事重重，记不清是怎样换上由汉口到上海的大轮船的。在船上，她碰见了学校的一位女佣陈妈，正伴进一个教员回上海。陈妈一见黄彰，非常吃惊地大声问：“大小姐，你怎么跑出来的？校园、大门、学校的周周围围，全站着岗，铁桶一样把你围困起来了，你是怎么跑出来的？说也奇怪，你又没犯事，为什么让那么多人把你包围起来？”
陈妈说着难过起来，“小姐，你真可怜，是你妈害了你，叫你受这样的罪……”陈妈扯着衣角擦眼泪，也不断给她擦干泪水。船上的人都投以诧异的目光。陈妈从里衣袋里掏出两块光洋，塞在她手里：“你没有钱，在外面没有熟人帮助是不行的。我这里只有这一点儿，到了上海，再帮你十块八块的。”
真是慈爱的母亲！她感动得无法形容。但怎么能接受陈妈这来之不易的钱呢？推辞再三，陈妈怎么也不依，硬塞给她，并领她到住在官舱里的女主人房里。哪知那位衣着华丽，像个官太太一般的教员反训了她一大顿，说她是个不知贵贱的女人，放着在家里舒服的小姐不当，倒要反抗父母，跑到外省去……最后竟禁止陈妈和她接近。
在船上，她患了痢疾，撑持到上海，住在同学魏文媛的母亲陈夫人家里。陈夫人请医生给她治好了病。音乐教师陈组威闻讯，也叫丈夫送来一点钱。原来陈先生离开湖南答应资助她八十元到日本留学，可是由于刚生了小孩，只给了她五元。加上自己身边还剩下的五元，仍然不够到日本的船费。幸亏好心的陈夫人又在自己的生活费中挤出七元，她才买了一张到横滨的四等舱票。开销了轮船上的伙食费，到横滨上岸时，她只剩下两角日元，写了一封信寄给东京的熟人，口袋里就全空了。
到了东京，找到了陈、童两大姐的寓所。她俩是湖南最先留日的两位女学生，也是黄彰在国外唯一的“亲人”。在两位大姐处只住了两天，她就开始做工自谋生路了。
她被介绍到一个在东京的英国传教士家里当佣工。每天她得打扫教堂、客厅和所有的房间；在花园里剪草、培花，管理上架的葡萄和喂养兔子；洗菜、烧饭、刷靴、洗尿布；教女主人学中文；晚上还要缝制大量的军衣，直到深夜。没有工钱，只吃两餐淡饭。腊月寒冬，她依然穿着从湖南出走时的那件发了黄的浏阳夏布上衣，系着一条变灰了的黑布裙，上街买菜时，冻得发抖，只好飞跑。英国太太毫无怜悯心，不但不给钱添衣服，还说她年轻、能干、能跑，越发加派她的工作。有些在东京的中国人，看到这个衣单瘦削的中国女子在街上飞跑，互相传说“有个湖南女子流落在东京”。不但没有同情和帮助，反而对其藐视与非议。
她吃着主人的残羹剩饭，喂兔子时，看着兔子快活地吃着洗得干干净净的嫩草，常常不由得想起自己竟不如主人的一只小兔。每当此时，母亲、父亲、弟妹们、爱她的二舅……便一个个浮现在她的脑际。
每逢星期日，主人硬要她跟着做礼拜。她不愿唱那赞美“主”的诗，牧师夫妇大为不满。为了有个兔饲料房暂避风雨，她只得加倍努力劳动，熬夜多缝些军衣，希望能博得主人的喜欢。不料，她的拇指被机器压坏了，狠心的主人不给医治，只涂些碘酒，终于化脓而成残疾。
后来，女主人见她身体实在太虚弱，不仅深夜缝军衣打瞌睡，就是白天也常常把活儿掉在地上，索性辞了她。经过争执，只给了1／3的工钱。这个宣扬“天国”福音的伪善者，原来是个吃人的魔鬼！她出卖了全部的劳力和精力，到头来只剩得自己面黄肌瘦皮包骨。拿了几块钱，不够吃几餐饭，索性一个不收，她愤慨已极，把钱扔下就走了。
不久，长沙第一女师马校长来了信，寄给她一些钱救了急。马校长说，他已给黄彰的父亲写了信，要他寄钱供女儿读书，如果不寄，就叫他放弃父女关系，并将把他女儿呈交湖南省教育厅负担。父亲怕丢面子，只好让步，寄来了七十元，她才进入东亚日语学校补习日语。
“五四”运动在祖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科学、民主的大旗，“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反响极大，不少人纷纷回国投入斗争。她因经济条件所限，未能及时回国，但精神上却受到“五四”浪潮的振奋。
从东亚日语学校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