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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1944年夏，杨刚赴美国留学，并兼《大公报》驻美特派员。那时，辗转几个月才到重庆与她团聚的女儿，又不得不同她告别。当时她心里有个矛盾：是把女儿带到美国，还是送到延安？她选择了后者。只有十岁的女儿是十分依恋妈妈的，但也只有流着泪，在机场送妈妈远行，为妈妈祝福。
在美国，她在麻省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莱德克列夫女子学院就读，选修的课程有小说、批评、1800年后的抒情诗、德语，还参加亨利·杰姆斯、麦尔维尔及德莱塞作品选读及英文作文。以后，还在哈佛大学本部选修马蒂逊教授的文艺课程。她很想专门研究现代文学，尤其抒情诗比较接近她的理想，但她并不想拿学位，因此也没有奖学金，得靠假期找零活赚点钱才能维持学业。她的生活，除了学习，就是进行社会调查、采访，每天要翻阅许多报纸，然后写成报导、通讯。她在写给包贵思的信中说：“我很想了解地球上这部分人们的生活及思想，看看有什么中国可以借鉴之处。我从来不喜欢搞脱离现实的学术研究，我希望两年以后，我可以说，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这个国家了。”
那时，她积极从事新闻及国际统战工作，向美国知识界——报界、文艺界及远东问题专家、学者、华侨、国际友人宣传中国抗战情况，争取他们支持、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另外，她还参加中国共产党留美党员工作组的领导，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美洲支部的工作。
当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正在中国人的心里鼓荡的时候，大洋彼岸的杨刚亦喜亦忧，作为一个新闻家，她清醒地分析、把握了战后中国面临的形势：内战！她利用各种机会和形式向美国人宣传，揭露华盛顿当局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1945年9月3日，她在写给包贵思的信中说：“说实在的，我对战争的结束并不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我国人民的命运仍在未定之天。统一应占第一位置，但不能一切都恢复原来的秩序，因为那个秩序从不承认我那些成亿的受压迫的同胞的存在。新中国的诞生意味着新的人民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由一小撮不择手段的政客组成的进行肮脏政治角逐的政党。它是一个为自由和尊严（几千年来他们从未得到过的自由和尊严）而进行斗争的伟大民族的化身……过去几个星期的局势使我难过得几乎发疯了……你要知道，当自己的祖国已遭受战争蹂躏之后，如今又要打起内战，这不是那么好受的事。”那时期她写的那首诗歌《辛苦呵，我的祖国》，更是坦露了她的赤诚：
辛苦呵，我的祖国
每一个清早，每一个黄昏
我看见你鲜血淋淋
……你卖完了儿女，流尽了汗
干僵僵的躺在田里
他们还要来剁你的尸，剥你的皮
……你死了，你又还魂
恶狗们又跳在你的身上
抽你的血管来吮吸
……夏夜里他们睡在女人肚子上
白天他们爬在酒席周围
有空他们就红着眼杀人绑票
……地上到处发枯、发白
天上连鸟儿也不敢下来
他们要把你变成空白，变成大荒
……你全身是伤，到处流血
刚刚挣脱了不平等链子
他们又把你的喉咙撕开，请洋人挖你五脏
我的祖国，呵，我的祖国
这是入木三分的揭露，是呼天号地的控诉，是杨刚那颗拳拳爱国之心！
十
1948年9月，她怀着拥抱母亲的心情，横跨太平洋，先到香港，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她激动地呼唤着神州速来的晨曦，引导着《大公报》走向新生。当时正在《大公报》工作的萧乾，也是在她的启发下，参与策划《大公报》起义的一个功臣。至今，萧乾还记得，在他处在生命的十字路口时，是杨刚为他排除疑云，指点迷津的。是年底，杨刚飞抵上海，躲过特务的纠缠，进入华北解放区。她一到平山县西柏坡，周恩来就把她介绍给了毛泽东。翌年初，她女儿从哈尔滨叔叔郑佩家里来看她。那时她正在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整天忙着开会、谈话，女儿总是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她，而且总有一大桌子人。郑光迪回忆说：“尽管这样，由于意识到自己是在妈妈身旁，我仍是感到非常踏实，并尽情地去享受一个孩子渴望母亲而得到满足时的幸福。这样，没有过多久，当我刚觉得口中叫出‘妈妈’的声音不似开始时那样生疏的时候，她告诉我，说她要到天津《进步日报》（原天津《大公报》）去工作了。”
那是平津战役胜利之后，杨刚担任了《进步日报》副总编辑；不久南下，随军进入上海，担任接管上海《大公报》的军代表。10月1日，她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
从青年时代，在生命的消耗中，终于走到了中年；杨刚为中国革命咀嚼苦难，在烽火里动荡了二十余年。共和国的诞生给她带来无限的喜悦，但遍体鳞伤的祖国需要治疗——一丝不苟的工作和高效率的劳动；她不是一个平庸的女人，——不仅是一位诗人、作家、新闻家，也是一个政治家。她没有在歌声中陶醉。她的眼里和心里，是国家和事业。她的工作真多；工作中，她是“真心实意地倾注了她全部的热情”，忘我地贡献着自己。如果说，年轻的共和国是一片荒芜待耕的土地，她便是一头只知努力向前开垦的牛。如果说共和国是一艘逆风船，她便是一个舍命拚搏的水手和纤夫……
新中国成立时，她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担任主任秘书。1950年，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鲜烧起战火，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中国。10月底，她转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整个抗美援朝期间，都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夜以继日协助处理日常工作；看不完的电报，审不完的报纸大样，写不完的文章——报纸社论、评论，也写一些工作范围之外的文学评论。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她才吃午饭（兼早饭），之后开始工作，直到凌晨。当女儿准备上学的时候，她才上床。
中国，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一个革命政党的性格、一个苦难时代的使命，教育、培养、造就了杨刚。
以后，她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先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这是生命最后几年的“头衔”。这些，她没有想到就是荣誉，或革命给她的代价；在她的思想里，这不过是各业的信任，工作的岗位。无论在哪里，对她来说都是一样：工作！这是天职！她没有自己，没有得失。或功或过，都将属于历史，但她尽了责任。
1955年，她作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负责国际宣传。在去北京机场的一次外事活动中，因车祸造成严重的脑震荡。此后，她仍顽强地工作，撰写国际社评。虽然她曾在广东从化及杭州疗养，但疗效不佳，一直未能恢复正常。这，在这位性情刚烈的女强人的感情深处，造成了不可克服的苦恼。人活着就要工作，而她担心自己会变成一个“废人”。
1957年夏，北京的空气炎热而紧张。10月初，她偶然遗失了一个重要笔记本，八方寻找而不得。无疑，她一直为身体而沉重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10月7日，她竟突然自己离开了人间。当时，她只有五十一岁，唯一的亲人——女儿郑光迪在苏联留学。
她去了，在她年富力强的时候。这是令人悲痛的残酷事实。熟悉她的战友和同志，为之惋惜，为之恸哭。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认为她是我们国家少有的女干部，她的不幸逝世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损失，为之十分痛惜。但是她真的去了，空着手，匆匆地，像去采访，去旅行，去执行任务，连一声“再见”也没有说，只把刻骨铭心的怀念留给大家：“她死得太早……”，“她是能做大贡献的人……”历史的辩证法是，社会倒退是暂时的，前进是永恒的。当中国在八十年代像凤凰再生之后，战友们才写文章、出文集悼念她，这是她在九泉之下没有想到的。
杨刚是人民忠诚的优秀女儿。她作为诗人、作家、评论家、新闻家，为我们留下了历史小说《公孙鞅鞅》（193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中篇小说《桓秀外传》（1941年，同上），散文集《沸腾的梦》（1939年，上海美商好华图书公司），抒情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1940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通讯、报告文学集《东南行》（1943年，桂林文苑出版社）、《美国札记》（1951年，世界知识出版社），《杨刚文集》（1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1987年在上海《小说界》第四期上发表的英文长篇小说《挑战》和星散于解放前后报刊上的诗歌、散文、通讯、国际社评。诗作收入《黎明的呼唤》（四川人民出版社）、《她们的抒情诗》（阎纯德主编；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繁星春水红纱巾》（阎纯德主编，“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文库”之一；199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小说收入《新女性的地平线》（同上）。
这里，我想特别说几句关于长篇自传体英文小说《挑战》。它是在美国被发现的。小说描写一个出自豪门望族的小姐，在大革命前后，如何经过曲折与艰难，从孔孟之道和基督教义中解放出来，摆脱家庭，走向革命的历程。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都说明她是一位成熟的作家。
杨刚的兴趣在文学，而在繁重的革命工作之余，创作了这些不能忘记的社会历史图画。胡乔木为《杨刚文集》写的那篇《序》文，准确地肯定了她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和地位：她是中国文学界“一位富有热情又富有独特风格和见识的难得的作家。她不是大作家，不追求文学的形式美（有时也不太讲究修辞），也不算多产，但在她把主要精力投入革命斗争的经常奔波劳碌的岁月中，能写出这样多方面的优秀的作品来，不能不使人敬佩。谁要知道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心声么？谁要知道旧中国各种各样妇女的辛酸以及革命家的受难么？谁要知道美国社会各个角落里的生活画面么？杨刚同志的诗、中短篇小说（历史小说《公孙鞅》除外）和散文会给你一份真实的答案。杨刚同志的小说是朴素的，但是有一种深入人心直到撕裂人心的力量，例如被斯诺收入《活的中国》中的《肉刑》（原题《日记拾遗》）就是这样。她的诗可能不够精炼，却是感情的燃烧。她的散文，特别是散文集《沸腾的梦》，是中国人爱国心的炽烈而雄奇的创造，在现代的散文中很难找出类似的作品来。其中的《此马非凡马》一文，私见可以编入中学语文课本。我想，单是这个散文集，中国的文学史家就永远不能忘记她，她的文学评论虽然写得不多，她的独到的见解也是人们所不应该忽略的。”是这样的！她的作品没有女性的缠绵，只有男性的呐喊、感情的燃烧；其风格是深沉而热烈，雄奇而豪迈。无论以思想而言，还是就艺术而论，她的那些小说、散文和诗歌，相当一部分都堪称文学佳作。
十一
历史正驾着现代的车子在中国驰骋。但是我们不会忘记那些曾经用热血和生命召唤伟大祖国黎明的志士仁人。这其中就有杨刚。
从八十年代始担任交通部副部长的杨刚之女郑光迪说：“我常常看着妈妈从前的照片，想到妈妈的一生。那照片上的她是那么年轻与美丽，有着那么慈祥与动人的眼睛。这一切，她都没有留给自己，而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事业，奉献给了社会的进步。”
萧乾在编完她的文集之后写道：“……我希望杨刚对旧世界的揭露和谴责能帮助新的一代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希望她为民族，为进步人类所唱的赞歌（请记住，那是在极端黑暗中唱出的）以及她对革命毫无保留的献身精神，能继续激发并鼓励后人，让她从二十年代就高高擎起的火炬，永远燃烧下去，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杨刚是火，是烈火……
她的生命，在真理与光明中微笑，在岁月的长河中永恒！注：
1985年3月30日于法国普罗旺斯
1987年修改于北京
1995年1月10日再订正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陈学昭
陈学昭
李杨杨
大海，奔涌着，像历史一样长远。人生犹如海浪，虽然短暂，却是其中的一环。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文坛上十分活跃的作家、记者陈学昭，历经沧桑，饱受社会与个人的幸与不幸，她一生的沉浮，便是历史的见证。早年，她到处流浪，为摆脱弱女子的地位，寻找真理；为不愿做亡国奴，参加抗战；靠着个人奋斗，从故乡，到上海，到巴黎，到延安…… 最终投入整个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从1924年在《时报》新年增刊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我所希望的新妇女》起，陈学昭的写作生涯六十多年，她用一支笔，抒发过个人对旧社会的愤懑，表达过反对封建军阀和反动派的强烈情感，赞美过大自然和母爱，描写过异国风情和他乡生活。当她找到真理，创作也跟着起飞了，她深入生活第一线，热情介绍新生活，歌颂解放了的人民。尽管人生旅途上她受过无数次打击，但她在艺术上、政治上，在一切行动中坚持向上向前，始终恪守“生存着必奋斗”的信念，顽强战斗与写作。她为读者留下丰富的作品：散文集《倦旅》（1925年，上海梁溪书店）、《寸草心》（1927年，上海新月书店）、烟霞伴侣）（1927年，上海北新书局）、如梦）（1929年，上海真美善书店）、《忆巴黎》（192年，上海北新书局）、《败絮集》（193年，上海大东书局）、《延安访问记》（1940年，香港北极书店）、《漫步解放区》（1949年，上海出版公司），中长篇小说《南风的梦》（1929年，上海真美善书店）、《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1949年，大连东北书店）、《土地》（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春茶》（上卷；1956年，作家出版社），短篇小说集《新柜中缘》（1948年，哈尔滨东北书店），诗集《纪念的日子》（1954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及翻译作品《阿细雅》（中篇小说，屠格涅夫原著，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列宁与文学及其他》（理论文集，1946年，东北书店）、《伏德昂》（剧本，巴尔扎克原著，1946年，东北书店），《鲍鱼奥斯加历险记》（童话，1956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面对如此众多的劳动成果，老作家丝毫没有满足，被错打成右派，十年动乱，失去的太多了。为弥补损失，她不顾一切地拼命写作。1979年以来，完成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下卷，1979年，浙江人民出版；续集，1982年，同上）和《春茶》（上下卷；197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翻译童话集《〈噼——啪〉及其它故事》；整理出1924年至1929年发表的散文，结集为《海天寸心》（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整理从1924年至1980年的散文、杂文、小说、剧本，结集为《蔓草拾零》（198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将1949年到80年代的散文结集为《难忘的岁月》（1983年，花城出版社）及《野花与蔓草》（198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在文学季刊《百花洲》上发表中篇小说《错划以后》）等。
回首往事，陈学昭心潮澎湃，也许是因为一生坎坷波折太多太长，也许是遇到的同志、朋友、敌人太使她难忘，也许是她记忆力惊人，短短时间写出文学回忆录《天涯归客》（198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浮沉杂忆》和《如水年华》（1981年，1986年，花城出版社）。女作家为我们详实地记录下她所经历的时代、事件和她本人在生命之路上所留下的脚印……
孤蓬漂泊
美丽的钱塘江是大海炫耀自己的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