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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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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中央高原的克莱蒙城,在文科大学上课,听法兰西文学,并着手写论文《中国的词》,1934年冬,获得文学博士。

  自从“九·一八”事变后,陈学昭更加思念家乡。不管祖国怎样千疮百孔,母亲终归是挚爱她的,就像她爱母亲一样。1935年2月,她带着两岁的儿子,同丈夫一起回到战乱中的祖国。

  两次回国期间,陈学昭写了两本书《忆巴黎》和《南风的梦》。发表散文、小品、杂感、通讯如《欧行通信》、《旅法通信》、《东归小志》、《西行日记》以及《巴黎人》、《印象》、《山是青的云是白的》等等。无论是跋涉旅途,还是客居异国,或是归国之后,她总是勤奋学习,勤奋写作。

  这时,陈学昭阅历开阔了,文笔更加明朗、坦率,抨击时弊、揭露黑暗的文章写得直接、泼辣,有力量。她称中国“遍地都是战争,两重的战争,人与人,人与自然。”“老得像龙钟老人,小得像刚能学步的幼孩。”对靠官费出来留洋,胡作非为的官僚纨绔子弟,她毫不客气地指出:“国内人士对于留学生的观念,总特别优视,以为他们有希望,其实他们是最没有希望的。现在我敢说,就是拿手枪放在我面前,我也不改变这句话。”对流言中伤她不留情面,斥责道:“其实要不被流言中伤是很容易的,只要肯与这群狗子为伍,受他们的捧,受他们的恭维,与他们来往,但我哪里有工夫去理会这些?……这种无赖的狗,只管无目的的吠叫!”(《旅法通信》)文字尖锐强硬,正如她自己所说,习惯于用男人的笔调来写作。

  而那些抒情散文,则发展了前期作品的特色,将所见所感——人、物、情、景融为一体,产生强烈感染力。两次来去法国,沿途风光,在她眼里,万物含情,随手拈来,皆有诗情画意。像“地中海的碧波,柔软的荡漾着,直到尽处,接着了天涯的苍碧的长空……海天对我张着婉和笑脸,轻吻着,拥抱着,如迎接它的亲密的故人!”(《东归小志》)平凡的景象,表现出不平凡的美。在描写异国风士人情的作品中,陈学昭力图抓一些典型而具体的人和事,表现法国社会“旧的极旧,新的极新”的生活本质。她还热情地记叙了外国友人,像对她“温和得如姐姐,体贴得如同母亲”的A小姐等人。在许多散文里,陈学昭真挚亲切地吐露出忧国忧民,思念祖国的恋情。她常常触景生情。漫游雾中的卢森堡公园,树林与小池,隐在雾中,如海一样,她思恋起故乡——普通人称为海的钱塘江,听到一家中国饭店传来故乡的音乐,她不安的旅魂,便跟随着它而长逝,自己的哀伤如抚弄那已经曲调模糊了的琴弦。

  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南风的梦》,写的是青年人的恋爱故事。背景以法国为主,中国为次。女主角克明倔强高傲,她因深深爱着慕欧而拒绝了热烈追求她的药君,但结局却是被慕欧抛弃。小说表现了中国留学生在法国的生活,也多少表现出1926年中国的革命。

                  解放的人

  回到祖国,祖国在燃烧,残酷的战争带来死亡,带来新生。在这烽火与兴亡的时代,陈学昭将面临考验。

  在无锡,当得到鲁迅逝世的消息,陈学昭急匆匆赶到上海,参加了与鲁迅遗体的告别仪式。这次重重的打击使她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她失掉了最敬爱的长者。

  1937年“七七”事变时,她正在南昌。炮火又一次震动了她,生活、孩子、作学问、去法国……再也无暇顾及,只希望献身于战争。什么都可以舍弃,就是不愿意离开神圣的抗战。她从南昌经九江到汉口,在那里找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提出去延安的要求。后来在离涪陵城十多里的乡下住了不久,便前往重庆,在红岩村找到党组织,准备赴延安。这时“国讯”得知这个消息约她写些陕北通讯。历尽辛苦,一家人经过西安进入边区,终于在1938年8月4日来到延安。她感到“像回到家里一样的轻松愉快。”

  延安,每天都有不少弃!日求新的热血青年涌向这块光明天地。陈学昭说,她到延安之前,思想没有复杂的争斗过程,饿肚子,跑来跑去的游击战争,牺牲……这些都想过,她就是为寻找这些而来的。她被热情和理想推动着,踏上了这条光明之路。她唱着:

         我们像逃犯一样的,

         奔向自由的土地,

         呼吸自由的空气;

         我们像暗夜迷途的小孩,

         找寻慈母的保护与扶持,

         投入了边区的胸怀

                   ——《边区就是我们的家》

  陈学昭被分配到边区文艺界抗敌后援会,参观、访问、学习,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她见到毛主席、周恩来、李富春等领导人,得到他们的关怀与鼓励。11月,动笔写《延安访问记》。

  1939年,有一段时间,陈学昭一家人离开延安去重庆,第二年初冬再次回来。这时,男孩子病死,又有了一个小女儿,但夫妻感情愈来愈坏,终于完全破裂。对于离婚,她井不遗憾,只是感到自己太软弱,不识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在陈学昭看来,这个婚姻使她错过了两个深爱她的挚友季志仁和蔡伯龄。这是一生最大的错事。从此,她一个人带着女儿过着独身生活。

  1942年5月,她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认真解剖自己。从以卖文为生的个人奋斗跨入有铁的纪律的战斗生活,思想上完全转过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她总结道:“我回想我从写《我所希望的新妇女》起,到这时正好是二十年了。开始是反对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抗战热情,到延安来找共产党……但是在我的脑子里,感情上,为谁写作,有没有弄清楚呢?我承认,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和启发。我初步总结了过去自己创作的经历,下决心要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只有深入生活,创作才会有永不枯竭的源泉。”(《天涯归客》)

  这是她世界观发生深刻革命的又一步,从一个富有正义感爱国心的知识分子跨入为阶级解放、为工农群众而奋斗的战士的行列,成为真正解放了的人。她在1942年《烦忧》一诗中说:

        我们的生命,是为着别人的,

        倘使单单是为了我们自己,

        我们将失却生命的意义!

  无疑,陈学昭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知识分于、革命作家所走的共同道路,但她个人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却是难以估量的。

  这年近冬,她从延安文艺界抗战后援会调到《解放日报》工作,做第四版编辑,与艾思奇、舒群、温济泽、林默涵、白朗、陈企霞等人同事,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大家边生产、边工作。面对火热的劳动场面,听到英雄模范的感人事迹,她的心沸腾了,这个敏感、热情、爱思考的人,提笔写下散文《一个个人主义者怎样认识共产党》、《体验劳动的开始》以及报道劳动模范事迹的通讯,都发表在《解放日报》副刊上。

  1944年初,陈学昭离开《解放日报》到中央党校四部工作,仍然写散文、通讯,还写诗,有时做点翻译工作。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那年10月,陈学昭告别了居住七年的延安,向东北进发。新的旅途,她不再是孤寂悲苦的一个人,是在人民群众中间,在艰苦斗争的火线上。快过陕甘宁边界时,她望着汹涌的黄河水,想到钱塘江、地中海,想到为之奋斗的事业。

  行军到张家口、怀来,从承德乘飞机到本溪,再随机关队伍行经抚顺、长春、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又至开鲁进入内蒙古,回张北、张家口,重渡黄河,于1946年11月底又回到延安。一年时间,转了一大圈,吃了多少苦,走了多少路,但值得欣慰的是,她看到人民的力量,看到广大群众要从受奴役受压迫中彻底解放的信心。在动荡不安的行军途中,每到一处,她总是摊开笔记本,握着笔,拿木板、砖头当桌子椅子,赶写文章。《漫走解放区》就是在行军途中完成的。

  在古城延安呆了三个月,又随着队伍开始行军。延安,三进三别!她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记叙道:“我在夜色中望着对岸的枣林坪山坡,思绪起伏。这一回离开陕甘宁边区,不大有可能再回来了。我在这里前后呆了近八年,我们国家有很大变化,我个人的生活和思想也有很大的变化,那是一个多么难忘的年月呵!我是在这里才开始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我将永远想念着这个地方!”(《天涯归客》)。

  几经跋涉之苦,来到北国名城哈尔滨。听从组织分配,她作好出国工作的准备,但由于领导上临时改变计划,没能走成,她决定到外国语学院学习俄语。

  1949年3月,陈学昭作为东北妇女代表团成员到北京开会,7月又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故乡的解放,给她带来无比喜悦,她决定从此“远走低飞、到底层去。”会议一结束,陈学昭便匆忙向住在托儿所的女儿告别。离开北京,离开朋友,离开唯一的女儿,别情依依,若有所失,她感到难以名状的惆怅,但决心已经下定,一辈子面向人民群众,不作空头的文艺家,扎根到实际的生活中去。盛夏,骄阳似火,她匆匆登上南下的列车……

  从1938年回国,到解放,陈学昭经历了人生道路的巨大转折,创作也产生了飞跃。一扫过去哀怨、失望的情绪,显露出开朗向上的热情,从表现自我,转向表现劳苦大众和人民革命。无论是描写边区新生活的《延安访问记》,还是记叙从延安到东北路上见闻的《漫走解放区》,或是包括十四个短篇小说的《新柜中缘》,或是自传体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都充分表现出作家这一伟大的飞跃。在极艰苦的岁月,陈学昭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杆,为读者用有形的文字描写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人民的苦难、觉醒和斗争,记录下敌人的罪恶和群众翻身的喜悦。同时也留下了自己思想改造、不断觉悟的足迹。她在《漫走解放区》前言里写道:“这十五篇简短的报道,是在我匆忙地走马观花,常常一天一个地方的行程中,给解放区画下的粗糙的轮廓,但虽然是粗糙的,却是真实的。”这时期的作品仍然保持她的风格,叙事写景饱含感情,充满诗意,文笔却走向朴素无华。有些作品,由于在战乱中匆忙写作,文字锤炼不够,结构显得松散。

  一个人,一旦将生命交给人民,他将变得无私而无畏。到东北后,陈学昭连续出版过几本书,还有译作,所得稿费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心不沉浮

  火车向江南水乡奔驰,大地如花似锦,黄澄澄的稻穗摇着手欢迎这位久离家乡的女儿,她的心跳荡起来,童年的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而此时已是1949年7月。

  陈学昭一来到家乡,即投入余杭农村剿匪反霸斗争。这里离杭州儿十里,土匪潜伏,活动猖狂。陈学昭随工作队进村后,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斗争逐渐展开。第二年夏天,她参加了海宁斜桥区黄墩乡的反霸和土改工作,担任党支部组织委员。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打碎了封建社会秩序,给农村带来深刻变革。身在群众之中的陈学昭,感受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亲眼见到他们在斗争中的成长和提高,成为土地的主人。生活越深入,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便清晰地站立在作家的面前。工作结束不久,回到杭州,根据这段生活积累的素材,她写出近三十万字的《土地》初稿,经过不断修改,压缩成十五万字,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陈学昭看来,生活不是享受,而是苦斗。刚刚完成土改,她于1952年3月又下到正办互助组的杭州龙井茶区。整日跑各组,跟姑娘们上山采茶或拣茶叶,同茶家的感情日益加深。第二年初夏,她在北京文学讲习所拉出小说《春茶》的提纲,而创作起来又感到千头万绪,无从下笔。她意识到自己生活深入得还不够,决定再回杭州补充生活,于是便来到梅家坞,和农民一起生活和劳动,一起办合作社,直到1956年完成长篇小说《春茶》上集。几年以后,她虽经历了巨浪的打击,却仍然怀恋杭州茶区,在1963—1964年参加了满觉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完成《春茶》下集。

  生活是大海,要获得它的真谛,必得探入海的深处。作为作家,陈学昭有一种极宝贵的精神——就是向下,在劳动人民中间深深扎根。解放后,陈学昭担任了全国政协特约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人民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浙江省文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但她始终不脱离实际,参加农村基层工作,结交许多农民朋友。她感到越接近他们,越从心底尊敬和热爱他们。多少年过去了,她坚韧不拔地向生活汲取创作营养,《土地》和《春茶》便是从这泥土中长出的果实。这两部作品描写从土地改革、互助组到合作化——我国农村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清晰地描绘了农村社会变革的崭新生活画面。作品中倾注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厚感情,着力表现他们对共产党的爱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追求以及坚强不屈的民族自尊心。作者在《春茶》后记中写道:“我只不过想用朴素的笔写下一点在这时代中我活着、见着的和感觉着的东西。”没有那几年扎扎实实的生活,便没有《土地》和《春茶》。

  除农村生活之外,陈学昭还在浙江大学工作近一年,到北京文学讲习所从事专业写作不到半年,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陪同法国著名作家萨特到各地参观访问等等。这期间写了一些散文、游记、随笔,发表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

  陈学昭是散文家、小说家、又是诗人。千变万化的生活和斗争,常常使她提笔写诗,直抒胸臆。1954年在梅家坞她把1942年以来写的诗选出十四首结成集子《纪念的日子》出版。这一首首抒情诗从法国到中国,记录了作家的心声,可爱的巴黎遭到法西斯践踏,战友壮烈牺牲;八路军又开辟了一个解放区;胜利的凯歌,动人的消息又传来……痛苦和欢乐都在她的笔下铸成诗句。

  生活,并不是永远正确的真理,它曾无情地给过陈学昭不公平的待遇:1957年被开除党籍,定为右派分子,后来,罪恶的“十年”中又被抄家,被揪斗。她曾分析过自己的弱点:“不善于处理人事,缺乏灵活性,清高自许,傲气凌人。”并说:“我缺乏社会实际经验,遇到的好人多,然而,只要遇到一个坏人,就毫无对策,被人置于死地。”(《天涯归客》)这些,确实使她在复杂的人生路途中吃过亏,但因她为人耿直,光明磊落,具有尖锐敏感的个性而招致的祸患,却不应当由她个人承受,这纯粹是历史的误会。

  一个舍弃一切追求共产主义事业的人,被判为右派分子;一个热爱劳动大众,和人民不可分离的人,被孤立起来;一个感情丰富的作家,遭到无情的鞭打;历史,这是多么不公正!她想到过死,但想到自己要做的事还很多,只要信仰不变,还需奋斗,她坚强地挺过起来了。1958年3月,她下放到绍兴文化馆劳动,两年后被分配到杭州大学图书馆做钉图片、理报纸等杂事。自从工资制以来,陈学昭一直靠稿费收入生活,不拿工资,后来不能写作,也依然“生活靠写作自给”,直到1962年6月。之后,她又到农村、工厂参加“四清”,从事体力劳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回到大学图书馆,接受批斗……

  陈学昭的生活道路充满了荆棘,早年流浪漂泊,在海外曾遭围攻谩骂,回国后爱子夭折,婚姻死亡。延安审干,受考验,战争年代,戎马倥偬,全国解放后,下厂下乡,体验生活,从事写作,直到以后错打成右派……但她坚强地活下来了,这里除了信念在支撑她之外,就是前辈、友人、同志的关怀。二十年代起,她认识了鲁迅、茅盾、周建人、戈公振,他们像亲人一样爱护她,鼓励她。几十年来,茅盾和周建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中断过和她的来往。到延安后,受到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彭真、李富春等革命家的关怀和教导,就在错打成右派期间,周总理也十分关心她的问题。生活虽然给过她许多不幸,但也收获了许多友情和骄傲。

  1977年10月应鲁迅研究室的邀请,陈学昭来到久别的北京参加座谈会,会见了许多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第二年8月在《上海文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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