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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沈园柳老不吹绵。
而她对我说：“我们俩当时并无大矛盾，是历史或命运把我们分开的。如果他现在给我写信，我会回信的。”
谢冰莹先是住在西单小口袋胡同。符号被捕后便搬迁到石驸马大街内授水河二十二号。她积极地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是北方左联的发起人之一（笔者按：据谢冰莹给我的信与1993年7月13日在美国旧金山访问她的笔记与录音，她否认自己是北方左联成员），与潘训（漠华）、杨刚等人过从，是孙席珍家里的常客，还曾把女儿寄养到孙家。谢冰莹有正义感和进取心，为了北方左联的工作和参加几次进步戏剧的公演，还因为主编过一个妇女月刊，竟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罪犯，上了黑名单。当时，社会是残酷的，白色恐怖像张牙舞爪的魔鬼到处游荡。得到要逮捕她的消息后，只好当晚就乘津浦车南下，不得不失掉了就要到手的女师大的毕业文凭。为她筹备旅费，朋友们当掉结婚戒指和棉袄，孙席珍夫妇特地赴车站给她送行。她，又开始了流浪生活。“社会太残酷了，它不让一个纯洁有为的青年去发挥他的能力，处处于优秀的青年以严重的打击，一直到使他们无法生存为止。”
由南京转赴武汉，把孩子交给符号的母亲，在那里，以笔杆劳动，换取生活资料。但她逃亡的消息很快传到武汉，为了不出麻烦，只好到湘江对岸的岳麓山的昆涛亭隐居起来。这里很美，但面对湘江升起的太阳和那清溪里自由跳跃的小虾，却温暖不了她那颗被悲痛和凄凉紧紧蒙着的心。她想到死，想让青风峡里血红的枫叶为自己盖棺，但为了光明和孩子，理智又一次主宰了她，又开始了写作。在这段不太长的日子里，她经过无数次感情与理智的剧烈斗争，终于从苦海中拔了出来。“一个青年，尤其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女性，她不但要和万恶的封建势力奋斗，而且要和妨碍自己事业、容易消磨勇气的爱情奋斗！世间有比爱情重要万倍的事业待我去做……”她想，做人不能对不起良心和社会。回到家乡，她同母亲见了一面之后，下决心到上海寻找新的出路。
四
1931年仲夏，她在上海江湾幽静的黑房一子里，不停地构思小说里的人物，废寝忘餐地写作；那时，她一天能写一万三千字，仅用了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就写成了《青年王国材》和《青年书信》两部稿子。《青年王国材》是她生平第一次用第三人称写的长篇小说。“在动笔以前，并没有写出大纲和人物表来，只把整个的结构大略在脑子里构思了一下，以中学生为题材，内容描写一个好出风头，谈恋爱的学生，和一个埋头苦读的学生，两种不同的生活。人物是从我教过的学生里面挑出来的，把好几个人的优点，集中在王以仁的身上；把好几户人的缺点，加到王国材和女主角梅英的身上，就这样，我不分昼夜地埋头写作，不吃饭，不睡觉。有时买几个面包来放在桌子上，饿了，左手拿着面包啃，右手仍然在写字；晚上，实在写累了，和衣往床上一倒，老鼠成群结队地跑来把面包拖走了也不知道；第二天，眼睛一睁开，脸不洗，头不梳，又伏在桌子上写。”等到两部稿子完成之后，她说：“我再也没有勇气修改它，而且连再看一遍的勇气都没有。”这两部书顺利出版了，使她一共得到了六百五十元的巨款，这时，她决定用这笔款去东京留学，完成梦寐以求的读书志愿。
我是从小就喜欢游山玩水的，当长崎丸把我从黄浦滩头载
到了东海的时候，我高兴得好像逃出了樊笼的小鸟……
当她乘船到达长崎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她看到这样的“号外”：“皇军占领沈阳！支那军惨败！张学良逃亡！”
她不相信这是事实，难过得流出了眼泪。国难，激烈地摇撼着那”颗爱国之心，她想马上回国参加作战，把我们的东北夺回来！但同行者劝她，说到必要时留学生可以全体回国……
这个机会很快就到了：留日中国学生一千余人，在东京举行了一次“追悼东北死难烈士大会”，与日本侦探、警察发生冲突，不久，大部分留学生带着受了无数次伤的心回到祖国的怀抱。
谢冰莹一到上海，便发生了“—·二八”淞沪战争。她参加了著作者抗敌协会，白天参加医院组织的救护队工作，晚上写稿，编辑周刊《妇女之光》。她还动员了三百多个妇女参加抗战工作。这时期，她认识了女作家白薇、诗人柳亚子和林庚白。刊物被法国帝国主义强行停刊后，她满怀失望飘流到福建，在厦门中学和天真纯洁的青少年在一起，她说：“教书的确是一件最快乐的事，……喜欢帮助他们研究文艺的工作”，上课时他们是师生，下了课便是好朋友。
谢冰莹像一个喜欢播种的园丁，帮助学生为《厦门日报》编辑文艺周刊《曙光》，还和谢文炳、方玮德、郭莽西、游介眉创办了《灯塔》月刊，那是厦门唯一的文学刊物，是沙漠中绽放的一支灿烂的花朵，但只出了两期便被迫停刊。
她喜欢厦门，那海，那浪，那纯洁的孩子，但环境压迫她，使她又像失落在虎狼群中的羔羊一样，随时都有被捉拿的危险。当时和现在都一直有人认为她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的活动，任妇女部长，还说她是社会民主党。她虽然同“福建人民政府”的成员有联系，他们也曾邀请她去工作，但确实和这个“政府”没有关系。她说：“我是个爱好自由的人，我不愿意参加任何党派，也不愿意卷入任何政治漩涡，更看不起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官僚政治家和那些今天拥护甲派，明天打倒乙派的投机革命家。”经过几年的政治动乱和生活的磨难，使她逐渐形成了只是凭着正义感和良心去生活去写作的人生观。说到这之前的生活时，她曾讲：“在上海时，曾为了左翼的问题，闹得天花乱坠。报纸杂志上只看到一些我打倒你，你打倒我的内战文字，而没有看到他们放弃共同为国家为民族前途努力的文章，我悲哀，我痛苦，我只有低下头来悄悄地叹息，我始终没有加入过他们的阵线，没有被任何人利用写过一个字的帮闲文章。”这是她对左联成立后上海文坛的看法，她觉得“内战”是不应该的，而应—致对外。
尽管她在福建仅仅是个中学教员，但“妇女部长”的头衔却在当权者的档案里备了案。她必须悄悄逃走。回到上海，就在《申报》上看到包括她在内的通缉名单。柳亚子劝她回故乡躲一躲，于是她到了长沙，住在妙高峰青山祠里，应赵家壁之约，整天闭门写作，《一个女兵的自传》就是那时完成的。
女兵自传的写作完全是被动的。当时正在良友图书公司主编中国文学丛书的赵家壁很欣赏她的文章，一再写信要她赶快写完一部书交他出版，书名也已拟好，叫做《一个女兵的自传》，并限她三个月之内完成。“我当时真是诚惶诚恐，忐忑不安。……我那时一来为了想筹备旅费重渡东瀛，完成我的学业；二来借写作可以减少一点精神上的苦闷，于是就勉强答应下来。我先拟定了几十个小题目，准备每个题目，最少写一千字以上，最多不要超过三千。那时候，我还没有养成写作的习惯，完全随着兴之所至，有时一连写三天三夜也不想睡觉；有时一连十来天也不动笔，所谓一曝十寒，正是我那时的写照。”
女兵自传断断续续发表了一些，深受读者的欢迎，但直到她从日本回来才交了上卷，1936年3月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女兵自传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她在谈怎样写《女兵自传》时说：“当我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我要百分之百地忠实，一句假话也不写，完全根据事实，不渲染，不夸张，只有绝对忠实，才有价值，才不骗取读者的热情。”
在她写作的作品中，最使她伤心、痛苦的就是写《女兵自传》。她说：“我要把每一段过去的生活，闭上眼睛来仔细地回忆一下，让那些由苦痛里挤出来的眼泪，重新由我的眼里流出来。记得写上卷的时候，里面有好几处非常有趣的地方，我一面写，一面笑，自己仿佛成了疯子；可是轮到写中卷时，里面没欢笑，只有痛苦，只有悲哀。写的时候，我不知流了多少泪，好几次泪水把字冲洗净了，一连改写三四次都不成功，于是索性把笔放下，等到大哭一场之后再来重写。”
对于写作她是很严肃认真的。她喜欢把故事里面的情节和人物，翻来覆去地思索，直到打好腹稿，许多对话能朗诵出来，这才开始动笔。她说她要学习托尔斯泰一连把《战争与和平》修改七次的精神，《女兵自传》她改了五遍。
由于生活的沉闷和对读书的渴望，谢冰莹不顾一切，又于1935年第二次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院攻读西洋文学。当时她有一个计划：“再努力读三年日文，然后把歌德、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巴尔扎克……几位我最崇拜的作家底全部杰作，介绍到中国来”。
1936年4月12日，那是日本帝国主义用血淋淋的屠刀雕刻她的记忆的日子，是到死都不会忘记的。那天晚上，她刚补习日文回来，就被侦探抓到目黑区警察署去了。她被捕的原因是：当日本侦探三次问她去不去欢迎朝日的溥仪时，她不但不去，而且反对。谢冰莹说：“溥仪，是什么东西，不过是个遭到全中国人唾骂的汉奸而已”，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满洲国”’。为了爱国，她蹲了三个星期的日本监狱，受尽了侮辱和痛苦，敌人用饭碗粗的圆柱子打她的头（致使她留下永久的头痛症），用四楞竹棍几乎压断手的骨节，使她昏迷过去。当时日本的每家报纸都发了消息，上海的报纸也说谢冰莹是“国际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分子”。后来柳亚子拍了电报，催促当时的驻日本领事馆和留学监督处保释，另外，也由于日本朋友的同情、帮助，才逃出虎口，回到祖国。但那些写了八年，从未间断过一天的日记和许多珍贵照片及原稿，通通被日本军阀没收。她那本《在日本狱中》，对她坐牢的生活，对祖国的感情、日本法西斯的罪行都有着详细的描述。
回到祖国后，她没有在上海多呆，便取道香港到了桂林，不久便到南宁高中教语文，编辑《广西妇女》周刊，还整理了十多篇散文辑为《湖南的风》由北新书局出版。
从1930年起，谢冰莹与鲁迅有书信往还。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这一噩耗，使病中的谢冰莹痛苦万分，当即抱病草书祭文《纪念鲁迅先生》，并在黎烈文主编的《中流》第一卷第七期上发表文章：
像午夜里爆发了一颗炸弹似的，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
使每一个景仰他、崇拜他的人怔住了！
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到了最猖獗，中华民族的生
命危在旦夕，劳苦大众处于万重压迫之下的非常时候，一生为真
理，为正义，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者奋斗的鲁迅先生，不幸因肺
痨而与世长辞了！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界一个巨大的损失，而且是
全世界新兴文化领域里的一个莫大的损失！
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帝国主义者及其爪牙，为了要镇压劳
苦大众的反封建反帝运动，不惜用种种惨无人道的毒辣的手段
来压迫他们，屠杀他们；拿着一支笔，努力暴露旧社会的黑暗丑
恶，指示新社会的光明与幸福，描写被压迫人类生活的惨苦的一
切思想前进的作家，都有举步荆棘之感。我们伟大的鲁迅先生，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始终抱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与万恶的旧社
会奋斗……在他的文章里，从来找不出“消极”“幻灭”的字眼，他
的思想始终是一贯的反帝反封建，一直到他临死的前两天，他还
是那样倔强，那样抱病校稿，撰文，计划着要印的书籍。
鲁迅先生，你是尽了你的责任而过早永远的休息去了，一切
敌人们将不知要怎样高兴，因为现在又少了一个领导青年大众
的“叛徒”了。但是，成千成万的勇敢前进的文化工作者，正在继
续着你未完的工作，正在猛烈地和敌人们斗争，只这一点，你是
可以在九泉之下感着安慰的。
永存在我们心坎里的悲哀，是描写不出的，真正的纪念你，
惟有从艰苦的环境里，打出一条血路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华民
族，解放全人类的奴隶！
虽然，谢冰莹不愿介入文化界的矛盾和斗争，但她对于鲁迅先生的崇敬溢于言表。从这篇祭文中，我们又可窥见谢冰莹的人格。
五
1937年，当她正在南岳衡山半山亭疗养的时候，卢沟桥上抗战的炮声把她从病床上赶到了前线。她母亲病故不久，父亲又患重病，但她顾不得感情的创伤和亲情的挽留，心，扑向了战火，她毅然告别家乡，永别了父亲，奔向战场。她说：“这是一个大的转变，也是北伐以后第一次痛快的生活。”大革命时代的青春活力，又在这位“女兵”心头生长起来，她，还是那位“女兵”！
谢冰莹来到长沙，立即发动妇女到前线为伤兵服务，四天内便成立了一切都是自备的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对她的行动，统治者并不以为然，还骂她们无用，说女人是不能上前线的。但由她负责的妇战团还是抢先上了前线。她举着鲜红的团旗，她们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告别了长沙，许多人都流着热泪为这群热血沸腾的女青年送行，其中也有孙伏园先生。
这是谢冰莹一生最快乐的经历之一，她说：“真的，我不知用什么文字来形容我的快乐”；她一直认为那是最值得回忆最有价值的既艰苦又悲壮的人生！
在战场上，她始终抱着“救一伤兵，就是杀一敌人”的信念。她们虽然没有同敌人直接拚命，但为“受伤的战士洗伤口、敷药、绷扎、倒开水、喂饭、用温柔的语言安慰他们，用激昂慷慨的话鼓励他们，为他们写家书，寻找旧衣服给他们御寒，送书报给他们看，讲述时事给他们听……”，她们不分昼夜地工作着，战斗着，她们睡的是潮湿的地铺，喝的是泥沟里的污水……生活是苦的，但谁也不说苦，谁也不怕苦。
在抗日战争的烽烟里，谢冰莹跑遍了运河东西、长江南北，跑遍了黄河流域，在汉口作过“前线归来”的讲演，也曾在重庆为《新民报》编辑副刊《血潮》。在四川，她不习惯后方的生活，于是又奔向徐州；台儿庄大捷中那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使她兴高采烈。这时期她写了许多报告文学，后来在广西出版了一本《五战区巡礼》。在欢乐与痛苦、光荣和侮辱、血泪与火交炽的战时生活里，她凭着自己的勇气，“冲破了黑暗”，“斩断了枷锁”，又做了一次“叛逆的女性”。她回忆说：“我没有一天停止过我的工作，虽然我个人是胜利了，一步步接近了光明、幸福。但回顾整个的国家仍然在被敌人侵略着，全中国的妇女还在过着被压迫、被轻视、被歧视的生活，我不能放弃我的责任，仍然要向着人类的公敌进攻；总之一句话，我的生命存在一天，就要和恶势力奋斗一天。”
1939年初，她不顾国立编译馆黄维特的反对，不在后方作“太太”，坚决到前方。到重庆，她在报上发表消息，动员民众一致挽救民族的危亡，组织妇女上前线为伤员服务。谢冰莹4月5日到宜昌，受到当地军民的欢迎，她为九十四军作讲演，疾呼救亡图存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在那里，她组办救护人员训练班，第一次认识在基督教全国总会任训练主任的贾伊箴，冒着敌机的狂轰乱炸到前线视察，同诗人臧克家讨论战时文学问题。后来她又在老河口组织了一个训练团，全身心地投入抗战。她搜集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材料，并及时地写成文章，把为祖国而战的无名英雄介绍给千百万同胞。1940年至1943年，她到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她说：“那一段生活也是值得回忆的，常常把稿子带到厨房去看，左手抱着孩子，右手写文章……”《黄河》是当时西北国民党统治区仅有的大型纯文艺刊物，对当时的小说创作有颇多贡献，不少撰稿人后来都是知名作家。这期间，她出版了《新从军日记》、《在火线上》、《战士的手》、《姊姊》、《梅子姑娘》、《写给青年作家的信》、《抗战文选集》及《在日本狱中》。后者是在华山三元洞写成的。写作是需要环境来配合心情的，但在景色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