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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译丛”书后，沉樱这样写道：
我喜欢花，尤其是那些有点异国情调的，像曼陀罗、郁金香、
风信子、天竺葵、蒲公英等，单是看看名字也觉有趣。这些花中蒲
公英是卑微的一种，冰雪刚化，它便钻出地面，展开绿叶，挺起黄
花，点缀在枯寂了一冬的地面上，洋溢着一片春天的喜悦。尽管
无人理会，仍然到处盛开，直到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的时候，它才
结子变成白头翁，悄然消逝。现在用作我杂乱译书的总名，一方
面是为了这名字的可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那卑微的可取。
这些话，说的是“译丛”，表现的却是她谦虚的美德、她的为人和性格。她与世无争，没有“野心”，她以蒲公英自况，甘作“白头翁”。
以翻译赢得读者是不容易的。但沉樱是一位幸运的成功者。她的译作——奥地利近代大文豪诸威格（Stefan Zweig）的《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与莫泊桑的《项链》、都德的《最后一课》、斯笃姆的《茵梦湖》、欧亨利的《礼物》并驾齐驱登上世界短篇小说典范宝座，一经发表就轰动了台湾，头一年就印行了十次，后来又印行了二十多次，打破了台湾翻译的记录，至今仍畅销于台湾和海外。
诸威格曾被称为七个伟大的欧洲人之一，他是首先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用在小说创作和传记文学写作上的人。罗曼·罗兰说“他如火如茶地发掘着伟大人的秘密、伟大热情的秘密，以及伟大创作的秘密……”，并以灵魂的钥匙，开启伟大的奥秘。他的作品多是警世之作，有三十国文字的翻译，无不畅销一时。
沉樱由于译作的畅销，精神受到极大的鼓舞，一年内就出版了九种译书。她感到，世界文学名著是有超越时空的不朽价值的，不管人们多么醉心于日新月异的“现代”，也不会忘情于万古常新的“古典”。
有人主张文学作品不能翻，认为一经翻译，原作的完美、文字的光彩，就会受到损坏。但沉樱赞成翻译。译者的成败，就看能否真正做到信、达、雅。她认为，佳酿即使只剩下糟粕，也还留有特殊的芳香呢！沉樱是把翻译当成创作来对待的一位严肃的翻译家，追求的不止是达意，而且还要传神。她译笔潇洒，优美如行云流水，卷舒自如，完全摆脱了一般译作生涩拗口的毛病，作到了“篇篇珠园玉润，浑然无疵”。她对译文字斟句酌，精益求精，既能体会入微，又能曲尽其妙。在翻译中，经过细读深解，她从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她说：“如果体会出一点言外之意，或是表达出一点微妙情调，简直像是自己创作一般得意。”
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沉樱在台北独居的小楼里，寂寞中找到了寄托，通过译作，结交满天下……
“沉樱是继冰心、丁玲之后而为人所瞩目的以文字的秀丽与富有诗意的风格为特点的女作家。”（田仲济《沉樱小传》）就早期她的小说创作而言，这是一个科学的评价。过去，人们只注意她写的恋爱小说，以偏概全，忽略了那些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她小说创作的重要部分。她的散文不多，只有一个集子，但文笔晶莹剔透，风格朴实无华，有些篇章令人叹服，堪与散文大家的传世之作媲美。她的翻译，成绩卓著，应在我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十余年，时空把她与醒里梦里思念的乡音隔开，但她终于又拥抱了祖国母亲。回到美国，她在信里说，她越来越热爱生活，还渴望为祖国多多劳作。在北京，由于手颤，她要我代她草拟了一份回国定居的申请。她在河南开封闲居了数月，但始终不能习惯，于是又飞回美国，并写信给我。她真诚地说：“……晚年无几，盖棺之后再来论定较为客观正确。俗语说‘编筐编篓，全在收口’，看人要从头到尾地看，才能看出个所以然来……”（1982年11月24日给笔者的来信）。1988年4月14日沉樱病逝异国他乡。我知道，她的魂一定又搭乘波音飞机回到了祖国。当然，我这篇关于她的文字，不是定论；对于她（像对所有的人），历史会有一个公平的论断……
1984年初稿
1995年1月10日修订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彭慧
彭慧
穆立立
1907年7月，在安徽的省府安庆，以反对满族贵族的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为宗旨的光复会主要成员徐锡麟因刺杀清巡抚恩铭而被捕。巡警学堂的教官彭麟书目睹这一事件，受到很大的刺激。因为彭与徐意气相投，相交甚笃，正是他把徐推荐到安庆任职的。徐锡麟被清政府杀害时，彭麟书又得到三个妹妹在洞庭湖上遇风浪被溺的消息。在国事家事的双重打击下，他开始神经失常了。也就在这多事的7月，彭麟书的妻子在安庆生下第二个女儿，取名涟清。她就是后来的女作家彭慧。彭涟清属羊，按封建迷信，亲友们都说这个妹子命太硬，克了她父亲，将来自己也不会交好运。
其实，哪里有什么命！个人命运只是祖国命运汪洋中的一颗水滴。命运也只是时代的别名而已。在新中国与旧中国交替，光明与黑暗激烈搏斗的时代里，彭慧既经受过旧社会的苦难，也沐浴到新中国的阳光。在旧社会，她曾为追求到光明而快乐；在新中国，她也曾因一时的乌云而饱受辛酸……
暗淡的童年
彭涟清出生不久，她的父亲彭麟书因病不见好，便辞去官职，回到家乡长沙。数年后病逝，丢下寡妻和四个孤女。当时涟清只有五岁，大姐淑端比她大两岁，三妹三让比她小两岁，四妹运煌仅只一岁。由于彭麟书留下了一点家产，她们的生活还没有失之温饱，却也尝到了世态的炎凉和孤儿寡母的凄楚。
涟清的母亲由于没有儿子，受到彭氏家族的歧视与欺负，以至气郁成疾，长年卧病在床。在涟清童年的记忆里，家里的气氛是凄凉的；母亲的帐子多半垂着，房里光线昏暗，空气中散发着药味。病中的母亲常常流着眼泪指着四个女儿，恨她们不是男孩子。姐妹们平时总是轻声地说话，悄悄地走道，生怕惊搅了她们唯一的亲人。每当母亲精神好转，四姐妹便围坐在她的身旁，要求她给讲故事。母亲略通文墨，又随丈夫到过不少地方，见识颇广。她把传说的故事和自己见到的地方风光揉合到一起，说得绘声绘色。徐锡湖和秋谨的革命事迹，更是她经常向女儿们讲述的。一说到徐锡麟，母亲连他的音容笑貌都一一描述出来。母亲的故事给涟清小小的心灵插上了幻想的翅膀，也种下了对革命者的敬仰。母亲讲故事的夜晚是四姐妹童年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刻。阴冷的房间变得温暖了，油灯也显得格外明亮。
然而，这样的欢乐很快就失去了。涟清十一岁时，母亲也病故了。她们姐妹四人便住到外婆家里。外婆家是个大家庭，在庞杂的大家庭中，四个孤女时时都感到自己的处境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于是姐妹四人便紧紧地相依为命，彼此间形成一种超乎一般姐妹的深情。同时，寄人篱下的感受，也使她们产生了对弱小、无权、受欺凌的人们的深厚的同情。
涟清是四姐妹中性格最倔强的一个，没有一般女孩子的乖巧，倒有男孩子的莽撞。她不注意仪容打扮，经常连辫子也顾不得梳光，被人称作疯妹子。她毫不谦和恭顺，经常冒犯长辈，使大姐淑端经常得为她去四处赔小心，说好话。淑端是个极好的姐姐，虽然只比涟清大两岁，但在父母去世后，俨然成了四姐妹中的家长，一手承担起大家庭中里里外外的应酬事项，尽一切努力照应三个妹妹。为了避免闯涡，涟清回到家里，就躲到人们不注意的地方去看书。三妹像个影子似地跟着她。姐妹俩如饥似渴地在父亲和舅舅的书堆中找东西读。民间流传的《天雨花》、《笔生花》、《再生缘》，林琴南根据外国名著改编的《茶花女遗事》、《婀娜小史》等等，她们都看。起初，最使涟清神往的是那些女扮男装的故事。她恨不得自己也像书中主角一样，扮成男子，到外面去做一番顶天立地的事业，抱打人间不平。后来，姐妹俩迷上了《红楼梦》，经常比着背诵书中的诗词歌赋。就是正文，两人也常常一段段背诵出来。有回大年初一，全家十分热闹，小辈们挨着房给长辈磕头拜年，唯独不见涟清和三让。大姐淑端焦急地四处寻找，好不容易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发现两个妹妹手捧《红楼梦》，正为黛玉之死在伤心落泪呢！落在书页上的滴滴泪水里，有对黛玉的同情，也有对自家身世的伤感。
走向革命
彭涟清的父亲彭麟书虽是个军人，却喜读书，自称“戎马书生”，颇有些民主思想，主张男女平等。他在神志清醒的时候，曾留下一定要送四个女儿上学的遗愿，也留下一笔教养费，因此四姐妹的学业倒得到了保证。涟清小学毕业后，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因校址在长沙城郊的古稻田，人们简称稻田师范。由于彭涟清容易激动流泪，又寄往在外婆家里，同学们常开玩笑称她为林黛玉。然而，在稻田师范的校园里，倔强的彭涟情却摆脱了家庭环境造成的孤僻，形成了爱说爱笑的性格。
彭涟请入学不久，稻田师范的校长就换成老革命家徐特立。徐老热爱教育事业，疼爱学生。他教育女孩子们破除封建礼教，锻炼体魄，追求真理，从不为小事苛责她们。学生们都亲热地唤他“外婆”。正如在慈爱的外婆跟前要撒撒娇一样，一些调皮的小姑娘常爱跟徐老开点玩笑，然后拍手大乐。涟清也是这些淘气包中的一个。
彭涟清虽调皮、淘气，但学习成绩不错，特别突出的是作文。她从在北京当教授的二舅杨树达的书堆中找到一本《新青年》的合订本，受到其中文章的影响，就学着用白话文写小说，发表在学生自治会的刊物上。接着她又看起了《向导》。从此，彭涟清的倔强和热情就转向对革命的向往，越发敢说敢干起来。
1924和1925年孙中山先生的北上和逝世，以及五卅惨案，使彭涟清更加热血沸腾。她和同学们组织了宣传队，到处去宣传、募捐。她还和同班好友李慧、彭媛华一起，办了个小小刊物《心潮》。她们在《心潮》上写文章谈国家大事，谈殖民地解放，谈妇女问题，还谈新文学，在进步师生中颇得好评。因此她们三人被称作“稻田三杰”。接着，三杰又带头闹起了学潮。在军阀赵恒惕的反动统治下，不处分这三个学生是不行的。徐老为了保护她们，便让她们提前一年离校，到北京考大学去。
彭涟清和两位同学来到北京，正值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驱羊运动”①之后，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宣布解散女师大，成立北京女子大学。原女师大进步学生在以鲁迅先生为首的进步教授的支持下，与反动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决定在困难的条件下，自己把女师大办下去。鲁迅、许寿裳、沈尹默等教授自愿义务教学。当时有些人认为女子大学是政府承认的正式大学，条件好，劝她们考女子大学，而她们却坚决报考了女师大。
①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进步学生为驱赶反动当局委任的校长杨荫榆而掀起的学潮。
1925年秋，彭涟请进入女师大后，积极参加各项进步活动，很快结识了赵世兰、刘亚雄等进步同学，常和她们一起去听李大钊作报告，听赵世炎讲马列主义课。萧三当时是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更是常和她们谈问题，还教她们唱国际歌。
1926年3月18日，彭涟清和女师大的同学们一起，参加天安门前反对八国通谍的国民大会。会后游行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前请愿。反动军警开枪时，群众纷纷躲避。辕门处，有人被挤倒，许多人纷纷随之倒下，一层压一层堵满了门洞。顿时，中弹的，踩死的，压伤的，乱成一片。亏得一些已跑出辕门的男学生赶来营救，把堵塞在门洞里的人逐个往外抽。彭涟清是个细高挑，躺在门洞里，肩膀也比周围的女同学突出一截，因此被较早地抽了出来，未受重伤。但她的棉袍却已被身边不知那位受难者的鲜血染红了一大片。
3月中旬在北京本应是转暖的季节，但这天却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洁白的雪花，掺和着爱国青年的鲜血，映在彭涟清的眼里，愤怒与悲痛，激荡在她的心中。她尽力抢救、护理受伤同学，向群众控诉北洋军阀的暴行。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洋军阀政府竭力制造反动舆论，歪曲事实真相，在《现代评论》杂志上发表污蔑殉难烈士杨德群的反动文章。彭涟清就和李慧、彭媛华、雷瑜等写了为杨德群烈士辩证的信，发表在该刊和女师大周刊为“三·一八”惨案出的专辑上。信中介绍了杨德群烈士一贯的爱国表现和崇高品德：“杨女士这回为爱国心所驱使，参与这最文明的外交请愿运动，惨遭当道豺狼屠杀，在这共和民国中，竟演此古今中外所未有之大惨剧。彼卖国贼亦自知罪大恶极，乃欲嫁罪于人，以图卸责。而造谣之徒，也就因而随声附合，颠倒事实……兹待据实辩明，希先生履行更正之责，速为披露，以明真相……”
就在这年的春天，彭涟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北国华年
彭涟清入党后，先后担任过支部书记和北方妇委。1927年4月，李大钊殉难后一她已不能呆在北京，便到了武汉。到武汉只过了两个多月，便开始了“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后的白色恐怖。1927年底。彭涟清被送往苏联学习。他们从上海启程，瞒过海关，搭上苏联货轮，先到海参崴，然后乘了十三天火车到达莫斯科。
从白色恐怖下血雨腥风的祖国，来到已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苏联，真是感到格外的自由和舒畅。从海参崴赴莫斯科途中，几十个同学分坐几个车厢。在彭涟清坐的那节车厢里，几个南方姑娘在一起，整天笑声不断。从来爱说爱笑的彭涟清，笑声格外高。于是她们这节车厢被称作“哈哈亭”，都说彭涟清是“哈哈亭”的“亭长”。在莫斯科以孙中山命名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的三年里，她一直保待了这个外号。
在国外的三年里，彭涟清和同学们除在校学习，还曾到工厂劳动，往各处参观，到黑海边疗养。当时苏联人民的劳动热情和日益改善的生活。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他们感到兴奋和鼓舞。但他们也无时不痛心地想到苦难中的祖国。他们是多么希望中国革命早日获得成功啊！当时中山大学党的负责人是王明，学校的课程毫不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因此，许多同学提出改造学校的主张，与王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彭涟清是这一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在辩论会上，她还揭露王明一伙拉帮结派的恶劣做法。由于情绪激动，发言时，她直呼王明的外号，一口一个“矮子鬼”（因为王明个子很矮）。帅孟奇在回忆彭慧这一段表现时曾说：“在国外学习时，有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和一些基层来的同志合不来，涟情虽是个大学生，却和我们相处很融洽。特别是在和王明进行斗争过程中，我们接触更多。她在这一斗争中的表现是很好的。”
长江岸边
长江岸边的武汉三镇，在彭慧的生活道路上占有重要位置。1927年她到武汉时，那里还荡漾着大革命胜利高潮的余波，使她深深感到革命力量的伟大。那时，她在市委组织部工作，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向警予、何孟雄等革命先烈。他们的崇高形象，使她终生难忘。“七·一五”以后的大屠杀中，她是藏在一艘船的底舱，才躲过了追捕，到达上海转赴苏联的。1930年，彭涟清结束了中山大学的学习，从海路回国，偷渡上岸，来到上海，后又被分配到白色恐怖严重的武汉。
这时，彭涟清的大姐彭淑端正在武汉。彭淑端由于1927年冬参加武汉震寰、裕华两纱厂罢工运动，被武汉卫戍司令部逮捕。和她同狱的十三个姑娘中，五位年龄较大的都被处决了，而彭淑端由于个子小，被捕时少报了几岁，便与其他七个不够法定年龄的女孩子一起，在社会舆论的声援下，于1929年获释。一天，彭涟清一身阔小姐打扮，从上海来到汉口，找到了姐姐。姊妹二人久别重逢，欢喜异常。淑端拉着妹妹上饭馆吃了顿好饭。饭后快走回居所的小巷时，发现那周围已布上了特务的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