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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革命史上空前的灾难之中，亿万人民都被卷了进去，赵清阁当然也不能幸免，她被批斗抄家，被扣上“反动文人”、“国防戏剧的追随者”等帽子，迫害得她患了脑血栓，瘫痪几年。用她自己的话：“真是九死一生！”
实际上，建国初期，她就和其他三四十年代的一些作家，已经受着长期窃据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权的张春桥极左路线的压制和打击了。她的作品受冷遇刁难，得不到重视，使她沉寂了多年。但她并不灰心，照样默默埋头苦写。1957年4月底，周总理在上海接见电影界人士，但单位没有通知赵清阁参加。总理来到会场，不见赵清阁，就问起她来。第二天，《文汇报》报道了这个消息，赵清阁和她的朋友们怎能不激动！就在这一年12月，周总理再次到上海，在一次与文艺界人士的座谈会上，赵清阁见到了总理。她回忆道：“他握着我的手，端详着我，问我近来身体如何？有什么困难，叫我随时写信告诉他。他对知识分子是多么亲切，多么关怀啊！”赵清阁还讲述了1961年的一件憾事：“那时我正在北京体验生活，总理参加了电影创作会议结束的一次香山晚会，他还向黄宗英同志问起我，谈到他看了我编剧的《向阳花开》影片，加以肯定……”
打倒“四人帮”后，赵清阁身上的绳索被解开了，她焕发了青春，挥笔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粉墨青青》（1979年1—2月号《西湖》），剧本生动地表现出新旧社会艺人的不同遭遇；在《人民日报》、《文汇报》、《读书》、《战地》等报刊发表了不少诗歌和散文。赵清阁在1980年第九期香港《海洋文艺》上，又发表了一部以晴雯为主戏的红楼话剧《鬼蜮花殃》，受到海外重视。这个剧本在六十年代初，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时已写成了初稿，还未来得及发表，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手稿、资料、卡片，还有阿英给她的讨论晴雯的长信，统统被抄。这次发表的剧本完全是重写，这也反映了她在创作上的顽强精神。《鬼蜮花殃》剧本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改名为《晴雯赞》。
茅盾很赞赏赵清阁，1975年，他曾写赠长律《清谷行》（收入197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茅盾诗词》）。诗曰：
黄歇浦边女作家，清才绮貌昔曾夸。
风雷岁月催人老，壮志不移路不斜。
三十年前山城月，文坛对垒旗高揭。
君来奋臂助声威，共向蒋帮张挞伐。
故旧几人今健在，愿君如菊经霜更鲜妍。
1979年4月23日，赵清阁在田汉的追悼会上，见到了邓颖超大姐，大姐热情地拉着她问长问短。当天晚上，又接到电话通知，过了“五一”要接见她。赵清阁说：“我感到惭愧，我用什么向大姐汇报呢？三十年来我是毫无成就的！我走进大姐的会客厅，一眼望见那幅总理‘最后的时刻’的放大绒绣遗像，……我从大姐的身上仿佛又见到了周总理。大姐给我的印象和总理一样，既平易可亲又贤明、严肃。当她告诉我总理在病中还几次谈到我这个渺小的老年文艺工作者时，我哭了。返沪前，大姐百忙中又接见了我。她鼓励我要继续创作，在新长征的路上做出新的贡献。我用总理的一句名言回答她：‘我一定学春蚕吐丝，吐完我最后的一根丝’。”……
八十年代以来，她出版了散文集《沧海泛忆》（1982年，香港三联书店）、《行云散记》（198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浮生若梦》（1989年，华岳文艺出版社）、《往事如烟》及《红楼梦话剧集》（198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等。在九十年代，诚如她在信里所云，虽“老病不堪，脑子还好，笔耕不辍，写写小文，日唯三五百字耳”。这些文章多发表在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解放日报》上。
“浮生若梦幻，处处风雨声”。作为作家、剧作家的赵清阁，伴着多变的风云，颠沛流离在中国文坛上，辛勤耕耘了数十年，以她独特的艺术表现，向人民展示了历史的画面，写下丰富多彩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及电影文学剧本，为中国新文学做出了贡献。
1981年1月初稿
1995年1月10日修订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杨沫
杨沫
李杨杨
1980年10月，我第一次踏进柳荫街杨沫住的小院，当她迎出来同我握手时，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的话一下子从我胸中跳了出来，杨沫“是可以握着手谈‘心’的那种人。”这是因为杨沫很容易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她直率、平易、开朗、心直口快……
童年：有富贵的父母，但没有温暖的家
1984年，对杨沫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她已走过七十年的生活历程。从《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这篇处女作发表算起，她的创作生涯也度过了整整五十年。童年对她已经遥远，但不平凡的童年生活却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二十世纪初，杨沫的父亲、一个思想开明的清末举人从湖南来到北京，考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他留京办起了私立大学。然而，这位大学校长没有把革新之路走到底，却以办学为名，募集捐款，在河北滦平县购买土地，摇身一变成为显赫的大地主，过着实实在在的花天酒地的生活。杨沫的母亲也是湖南人，懂得诗词歌赋。家庭发迹以后，丈夫娶姨太太嫖妓女，她得不到幸福，整日吵闹，打麻将。杨沫就在这样一个物质上颇为富有，精神上非常空虚的书香人家度过童年。
杨沫于1914年8月25日生在北京，她上面有一个哥哥，叫杨成勋，比她大十二岁，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二妹杨成亮，三妹杨成芸，就是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白杨。杨沫那时叫杨成业。
父母不和，各自寻欢作乐。儿女既得不到父爱，也得不到母爱。杨沫说：“幼小的我，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呀？！数九寒天，我穿着露着脚后跟的破鞋，脚后跟生着冻疮，流着浓血；浑身长满了虱子……”（《乡思的朝和暮》）五六岁时，母亲常常打牌看戏，半夜不归，家中只她一人孤苦伶什。有时她害怕，拦住妈妈不让走，自私而暴躁的母亲，居然伸手打她几个耳光，扬长而去。后来，她被送到舅舅家，在那儿寄人篱下。表兄弟们随便欺负她，把她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八岁，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不得不把她接回家，但待遇依旧。这倒使杨沫这个生长在豪门的“大小姐”有了接触下层人民的机会。她同佣人睡一盘炕，放学后，和拾煤渣的穷孩子一起玩。她还常被母亲带到滦平乡下去收租。她回忆说：“在这里，我看到世界上最悲惨的事——看到了地主是怎样残酷地压榨农民，怎样吸干了农民最后一滴血汗的真实景象。他们常常把不肯——也是没钱交租的佃户吊到房梁上毒打。他们住在佃户家里，要鸡、要肉、要吃好的。他们把农民当做供他们压榨的牲畜……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还不懂什么是剥削、压迫。但是我看到了佃农的孩子在严寒的冬天，还光着身子没有衣穿，一个个瑟缩在炕角，用烧热了的土坑来温暖污脏瘦弱的身子。为了给我父母亲交租钱，他们没有钱买盐吃，吃着没有盐味的树叶子……”（《我的生平》）穷与富的鲜明对照，使小杨沫对黑暗社会隐约产生不平，对贫苦的劳动人民产生同情，对地主丑恶的行为愤慨不满。母亲专横、粗暴、常常歇斯底里的变态行为，使杨沫差不多在十岁时，就对母亲产生憎恨、厌恶和敌对情绪。
共产党人第一次闯入杨沫的生活是在她十二三岁的时候。那时她父亲因学校停办而失业，家境日趋困难，全家搬到北京西四附近的皇城根居住。常来这里走动的一位客人叫方伯务。他蓄长发，高个子，长脸，和蔼可亲，气度不凡。这个大学生是她父母的同乡。杨沫喜欢跟这个大朋友亲近，因为他喜欢谈天说地讲故事。有一天晚上，他在杨沫家呆了好久才离去。可是不久，就传来了他被杀害的消息。他是与李大钊等二十人被军阀张作霖绞死的。杨沫在《顺天时报》上发现了这消息后，似乎明白了“大朋友”方伯务那天是来她家避难的，但父母没肯留她。大朋友的死不仅使她悲痛哀伤，更多的是惊奇、迷惑。她在《答亲爱的读者》一文中说：“这个消息给了孩子的心灵多么大的震动呀！当时我是那样地奇怪，他为什么要被绞死呢？他既不是强盗，又不是坏人，他有学问，又那么诚恳、热情、谦虚……直到今天，我的眼前还浮现着他那温和的笑容。于是，共产党员的崇高形象，从小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书香之家，虽然没有给过杨沫温暖的感情，但却使她在孤寂的童年有可能躲到书籍、牌匾、对联以至昆曲中去寻找欢乐。
五六岁时，从家乡来的祖母，常给她讲故事，那娓娓动听的湖南腔把小姑娘带进模糊而美丽的梦乡。老家湖南湘阴东三里村，山巍巍，水青青，大地绿油油，一条弯曲的泪罗江从她心中缓缓流过。认得几个字以后，好奇的小姑娘常上街观看店铺的牌匾对联，什么“德顺老酱坊”、“又一顺羊肉店”，连那红红绿绿的电灯上写的妓院和妓女的名字，什么“翠玉”、“嫣红”，什么“红凤”、“醉妃”，她都好奇地观看。这也是小姑娘最初的文化学习，文学教育。八九岁时短发齐眉、天真无邪的杨沫，见母亲躺在沙发上手捧唐诗，高声吟哦，她也跟着学。渐渐地，连《长恨歌》、《琵琶行》她都能背诵下来。小姑娘对人生充满幻想，在家抓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小小年纪，学着名士派头，起雅号“野鹤”和同学和诗。十多岁，又迷上《红楼梦》，为林黛玉的命运热泪潸潸。后来读武侠小说着了魔，受《小五义》、《七侠五义》、《江湖奇侠传》的影响，放学后，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学武术，梦想投峨嵋山学艺，作个劫富济贫的侠客。听大人谈话也是杨沫重要的文化生活和对社会的了解。家中三教九流，各式各样的客人都有，大人坐在沙发上聊天，有的高谈官场见闻，有的大聊阔人新娶姨太太，哪家小姐嫁给有权有势的丈夫。动乱的时局和不断猛涨的物价也是大人常议论的内容。不管谈什么，杨沫总喜欢躲在沙发的一角，津津有味地听着。杨沫还喜欢音乐。当时著名的昆曲家红豆馆主借杨沫父亲的学校教昆曲。小姑娘每每路过这里，那悠扬婉转的乐声、幽雅动人的演唱，就像磁石般把她吸住。她用全部心灵痴痴地谛听、欣赏，对“如泣如诉，饱含着万种柔情的昆腔曲调”非常喜爱。孩子的痴情感动了红豆馆主并收她作了徒弟。这是她最初的“美的陶冶，美的感受，美的挚爱。”
童年生活没有温暖，不幸的遭遇给杨沫孱弱稚嫩的童心投下深深的阴影。但童年生活也有阳光，大自然的美，书籍、音乐，是她心中的太阳。在那里，她有过欢乐，有过幻想和希望。
少年：在流浪、挣扎中找到了亲人
十四岁那年，杨沫刚刚读完高小一年级，还差一年才能毕业，但为了躲避腐朽的家庭，她自作主张，跑到西郊，考进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过起住校生活。在风景如画的校园里，她除了应付必要的功课以外，全身心倾注在读书之中，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五四”以后，我国反封建、争自由民主的小说、欧洲和日本十八、十九世纪的宣扬个性解放的文学作品深深吸引了她。她渴望新生活，渴望精神食粮。郭沫若的小说《落叶》是她读的第一本新小说。最初读的是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朱自清、冰心、庐隐的作品。接着是鲁迅、茅盾、丁玲、蒋光慈、萧军、萧红及日本的厨川白村、小林多喜二、芥川龙之介等人的作品。杨沫爱上了文学，从小学到中学，作文成绩一直很好。
1931年春，父亲破产，逃亡不知去向，这个家庭瓦解了。母亲把十六岁的杨沫叫回家，强迫她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杨沫正读初中三年级，对社会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对包办婚姻，她毅然反抗，又跑回西山的学校。女儿的行为激怒了母亲，她断绝了对杨沫的一切供给。
现实的黑暗、冷酷，刺痛了杨沫这个十七岁的少女的心，沉重的打击使这个不能自立的中学生“变得像老人似的忧郁、沉默、感到人生是那么可怕……”渴望与绝望在杨沫心中不断地斗争。
几个同学向杨沫伸出友爱的手，帮助她交了两三个月的饭费，勉强维持到暑假。暑假里，母亲威逼加紧，动不动骂女儿不孝，不听话。忍无可忍的杨沫在一个夜晚从家里逃出来，住在同学那里，但找不到工作，无奈又跑到北戴河，投奔在那里教书的兄嫂。“可是，兄嫂见我这么狼狈，怕我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对我的态度忽然变了。这样一来，生活给我的刺激更大了！于是，我整日徘徊在北戴河的海边，海成了我唯一亲密的朋友。我对着大海哭泣，我对着大海呼喊：天地如此之大，难道我不向恶势力屈服，不去当有钱人的玩物，就只有死路一条么？……这时，死亡在向我招手——有多少次，我站在高高的岩石上，仰望着天上的白云，凝视着美丽的晚霞，遥望天水交接的远方，流着眼泪，多么想纵身跳进大海……”（《青春是美好的》）看了这段回忆，我们会自然感到《青春之歌》的准备好像从这时已经开始，或者开始得更早。
但是，生活也在给杨沫以希望。她眷恋美丽的大自然，憧憬青春的活力月p些优秀的书籍，不断激励她追求个性解放，争取民主自由，她不曾就这样结束生命。不久，靠一个同学的帮助，她终于在河北省香河县县立小学谋到一个教书的位置。
两三个月后，母亲患子宫癌病危，杨沫回到北京，带着两个年幼的妹妹守护垂危的病人。不久，母亲去世，哥哥不肯回来，大妹奔了东北长春，小妹杨成芸只有十一岁，投考联华电影公司，开始独自谋生，这个本来就不像个家的家完全解体了。
在河北香河教书时，杨沫结识了北京大学一位国文系的学生玄。1932年她与玄相爱同居，住在北京沙滩一带一个小公寓里，靠玄家里寄来的少许钱维持生活。波折的生活经历，进步的中外书籍，不断给杨沫注入自尊、自强的新鲜血液。她不甘于平庸、琐碎的小家庭生活，不甘于为穿衣吃饭而活着，由此精神经常陷入空虚和苦闷之中。
1933年，一个偶然的机遇，成了杨沫苦闷生活的转折，她终于把眼界从小家庭放进了大世界。
春节除夕夜晚，杨沫来到当了演员的小妹白杨的公寓。那里聚集着十几位东北流亡青年。他们都是大学生，共产党外围组织“剧联”成员，也有共产党员。杨沫与这么多的爱国青年相聚一堂，她的心第一次受到震动。“听到他们对于国内国际大事的精辟分析，使我这个正在寻求真理，徘徊歧途的青年猛醒过来——啊，人生并不都是黑暗的，生活并不都是死水一潭！原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拯救危亡的祖国，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的诞生正在浴血奋战！”（《青春是美好的》）那除夕之夜是杨沫生活道路上新的里程碑。这里程碑式的一幕，在《青春之歌》第一部第十一章中艺术地再现了出来。
杨沫认识了宋之的等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他们宣传抗日，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向她介绍马列主义书籍。杨沫读的第一本理论书是《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还读了高尔基的《母亲》等小说。她空虚的心灵逐渐充实起来，成长为有抱负、有理想的女孩子。她再也不能忍受小家庭的束缚，渴望到广阔天地里飞翔。可是玄是个“钻在故纸堆里的个人主义者，他想的只是个人怎么成名成家。”在小家庭里，共产主义的崇拜者和胡适的崇拜者闹起了矛盾。杨沫为了摆脱束缚，四处奔波寻找工作。从1931年到1936年，她当过三次小学教员，当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她桀骛不驯，不会阿议奉承，结果经常碰壁。哪儿也呆不长，工作时断时续，生活时饱时饥。但那几年，她多是住在沙滩低矮潮湿的小公寓里，为的是便于到北京大学旁听，坚持学习。
此时的杨沫，一颗年轻的心全部被共产主义学说吸引去了。她寻找共产党寻找力量，寻找新的生活方向，甚至到狱中去看望被捕的同志，为他们做些事情。
这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开始拿起笔来参加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