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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这种灭绝信义，不顾羞耻，欺善凌弱，自私自利的举动，就是他们所谓人道，所谓人权，所谓新信仰，所谓新生活！”《结婚前的一吻》同样是写婚姻恋爱的，但故事截然不同，它以喜剧的形式，尖锐地讽刺了尽管是进步了的、但仍然没有跳出封建束缚的婚姻制度所造成的极大误会。婚前男女允许见面和通信，但只能见一面，因此一直到结婚的那天，男女双方才搞明白，对象认错了。《前方战士》表现了一位信守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战士，不受汉奸的威胁利诱，坚贞不屈的高尚品德。
在袁昌英翻译的英国勃拉得霍士的《寂寥似的》独幕剧的引言中，有一段话强调新进的文艺家应当“实地研究我国下层社会的悲苦或慰安的情形，来多创造维新戏剧，有生命的戏剧。因之可以影响及于改良社会，改良生活”。这便是袁昌英的文艺思想，她的创作也正说明了这一点。阿英评论袁昌英和陈衡哲时说：“她们的意识形态和新文艺运动初期（也可以说是1927年以前）的一般女性作家，有很不相同的所在……一般的女性作家，虽然和她们同样的不为封建阶级所有；但在一般女性作家所表现的资产阶级的意识看来，却潜藏了相当浓重的残余的封建意识，而陈衡哲和袁昌英所反映的创作中的意识形态，至少，在所有的女作家的前面，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现代中国女作家》）
五
碧波荡漾的东湖和松林，桂花掩映的珞珈山，是武汉极美的风景区。1932年至1937年，袁昌英就居住在这里。她写了大量的散文、杂文和评论，发表在《现代评论》、《独立评论》、《现代文艺》及《武大文哲季刊》等杂志上。连同1932年前两三年的一些零散作品，袁昌英将其收集起来，出版了《山居散墨》。这本集子是袁先生在这一时期从事教学、研究和创作的实绩。理论评论方面的著作，包括《论戏剧创作》、《文学的使命》、《法国近十年来的戏剧新运动》，以及介绍莎士比亚、易卜生、哈代、皮兰德罗等著名作家的创作特色的文章。由于她精通英文、法文，有较深厚的外国文学艺术修养的功底，她的研究是比较有系统有价值的。在一些文艺观点上，也有自己的见解，像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目的等等。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同时存在一些糊涂的看法。
这本集子中的随笔部分，写得相当精采，有些是记录她在国外生活的所见所闻，写得像小说又像散文，既有揭露西方社会黑暗的，也有歌颂美好高尚品德的。这些赴欧游学的生活片断描写，写出了较深刻的思想意义。最后三篇《游新都后的感想》、《再游新都后的感想》及《新春感言》，以个人游历为主，叙事、记游、写景，追忆往事、古今感怀、咏物抒情，无不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袁昌英这位爱国者，将多年的私蓄交给学生捐献国家。这年冬天，武汉大学迁校至四川乐山，袁昌英全家溯江而上，来到四川。先是在重庆南岸暂住，然后到乐山，与周鲠生、刘秉麟两家同住在城中心的鼓楼街的一所中式宅院。八年的抗战岁月中，这座山明水秀的川西小城，成了他们的家园。1939年9月18日，日寇狂轰滥炸，全城精华付之一炬。袁昌英家被烧得精光，一家人死里逃生，暂住亲友处，一时靠亲友周济生活。以后为逃避空袭，搬到离城四十里的农村。1943年，他们搬回城内住陕西街，与苏雪林家为邻，凌叔华也住得很近，三位当时有名望的女作家经常往来。
在国统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靠薪水生活的人，日子日益艰难，但袁昌英一直保持饱满的精神，她教授莎士比亚、希腊悲剧、近代欧洲戏剧和法文。除教课外，她还写作。在她的一篇散文《忙》中，生动地记录下当时的状况：“忙，像我这么一身兼数种要职的大员，怎样会不忙呢？我是个主妇。当然跑厨房，经管柴、米、油、盐、酱、醋、茶……我又是母亲……又是个教授，每星期八九个钟头的正课，编讲义，看参考书，改卷本……因为我自命是个作家，就有许多杂志、书店、机关、社会邀我作文章。”
在这期间，袁昌英创作了四幕话剧《饮马长城窟》，出版专著《法国文学》，还把发表的散文、杂文，结集为《行年四十》出版。
在她的散文中，有一部分是歌颂抗战，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品，她在文章中呼吁：“中华民族是不朽的，我们必要牺牲个别的小生命来维护这种民族的不朽……”她的抗战剧本《饮马长城窟》，歌颂了国民党军人中爱国抗战的力量，揭露了汉奸叛徒的罪恶。
写《法国文学》，是在一个暑假，她不顾酷热，推开家务，躲进一间“幽暗不见天日的储藏室兼便房的屋子里”，埋头苦干。三个月，写成了十万字。
杨静远回忆说：“我母亲总是抱着活一天就要积极有为，不虚度光阴的向上的态度，这对我影响特别大。1941至1945年，我在武大读外文系。在她的影响下，我开始对写作、翻译发生兴趣。她鼓励我大胆地写和译，不要怕幼稚、不成熟，路是闯出来的。”
袁昌英就是这样奋斗不息地对待一切工作。
七
1949年5月，袁昌英全家在武汉迎来了解放。在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感召下，经过学习，她对马列主义有了认识。杨静远说：“我看到母亲经过艰苦的思想改造，逐渐消除了疑虑，对共产党转而信任和拥戴，对新社会充满感情，情绪很高。她常把我的小孩举在膝上一边颠动，一边高兴地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她写过一篇谈思想改造体会的文章，形象地用外国文学中火凤凰的典故作比喻形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经过烈火锻炼，旧的躯壳化为灰烬，从灰烬中诞生了神鸟——精神的新生。她还热情地将毛主席诗词译成英文。她在政治上有积极要求，加入了民主同盟，并被选为武汉市政协委员。
武汉大学外文系撤销后，袁昌英转到中文系任教，为了便于学习新的文艺理论，利用苏联的资料，她以六旬高龄开始学习俄语，并达到了能翻译资料的程度。
袁昌英曾参加武汉三次文代会，被选为武汉市文联执行委员。1956年，她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杨静远回忆说：“这时期，我从母亲的通信中，感到她心情舒畅、振奋，向共产党靠拢，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和热望。”
袁昌英的晚辈，终生挚友周如松（周鲠生之女），对袁先生了解颇深。她说：“袁先生为人胸怀坦白，开朗豁达，平易近人，朋友们曾笑她的字典上没有愁字。但她的思想单纯，心直口快，从不谙人间利害关系，因而也有无形见罪于人之处，招致大祸。”到了1957年，她积极参加鸣放，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开除教授职务，下放到图书馆劳动。一年后，由法院判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交街道监督劳动，每日扫街……从此，她坠入痛苦的深渊。1964年，她的右派帽子被摘去了，但并未重新起用。她这样一个热爱工作并有着旺盛精力的人，被迫呆在家里，同家庭妇女、保姆们一道开会学习。这种沉重打击，并未使她完全绝望，她每天仍然练楷书，读文学刊物，打算以有生之年重译莎士比亚著作。1966年，她遇到更大的不幸，9月，与她生死患难四十五个春秋的杨端六先生病故。1970年，又遭到进一步迫害，被当作“五类对于”遣送还乡，回到湖南醴陵农村老家，住在一个远亲家里。这种遭遇，对于一个学者、作家来说，精神上的痛苦和寂寞是难以言状的。1973年春，当地公社调查了她的问题，为她落实政策，作了不是历史反革命，属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结论。但是，七年的折磨摧残，耗尽了她的生命力，就在这一年的4月28日，她与世长辞，葬在家乡她父亲的墓旁。
1979年秋，武汉大学共产党的组织为她落实政策，改正了右派问题，同时，武汉市法院也撤销了于1958年所做的错误判决。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袁昌英作品选》（李杨编选），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出版她的作品。
袁昌英，这位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早期女作家，她的戏剧集《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等著作，虽然现在只能在图书馆的藏书室里找到，但作者的名字，却应该公正地写进文学史册之中，让她有血有肉地站在我们现代文学史上……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庐隐
庐隐
阎纯德
在庐隐的作品中，我们也看见了同样的对于“人生问题”的
苦索。不过她是穿了恋爱的衣裳。……
……在反映了当时苦闷仿煌的站在享乐主义的边缘上的青
年心理这一点看来，《海滨故人》及其姊妹篇（《或人的悲哀》和
《丽石的日记》是应该给与较高的评价的（茅盾《中国新文学大
系·小说一集·导言》）
庐隐，在“五四”时期是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曾有许多年几乎被人遗忘了。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家们，把庐隐留在海滨多年，一任历史的风浪扑打那颗悲苦的心，以致被淹没。
只有十三四年创作生涯的庐隐，是时代的产儿，为我们留下作品十一部之多，这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财富，也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透镜。茅盾说：“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我们看见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们在书中苦闷地徘徊，我们又看见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们在书中叫着‘自我发展’……”（1934年，《文学》）
一
庐隐，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她的父亲是前清举人，母亲是一个不曾读书的旧式女子。庐隐出生前，已有三个哥哥，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父母却盼望再生一个女儿。1898年5月4日，她在福建省闽侯县城内降生的那天，外祖母去世了。因此，母亲认定她是一颗灾星，便把她交给一个奶妈去喂养。婴儿时代的庐隐，从未享受过母亲甜蜜的抚爱，全家人都讨厌她；两岁时生了一身疥疮，满了三岁，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但她却养成了爱哭、爱闹、拗傲的脾气。这时她得了极重的热病，母亲对她完全绝望。慈母般的奶妈把她带到山青水秀的乡下，村野的空气和阳光使她很快健康起来。当父亲当了湖南长沙知县时，她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可是她却悒悒终日，总是怀念着养育她的奶妈。这段乡下生活，在《海滨故人》这个中篇小说里，有着美丽的回忆：“露沙住在奶妈家里，整整地过了大半年。她忘了她的父母，以为奶妈便是她的亲娘，银姊和小黑是她的亲姊姊。朝霞幻成的画景，成了她灵魂的安慰者。斜阳里唱歌的牧童，是她的良友，她这时精神身体都十分焕发。”这里的露沙，实际上就是庐隐自己。
父亲乘船赴任，在到长沙的途中，庐隐受了损伤的幼小心灵，并不懂这是要随父亲去享荣华富贵，只是终日望着海水哭闹，竟哭得父亲心头起火，抱起她便向碧水抛去，幸亏被一个听差搭救，才免一死。
六岁时，父亲因心脏病在长沙去世，一群毫无援助的孤儿寡母马上陷入愁海之中，舅父得到消息，立刻打电报要接他们到北京。母亲把父亲历年积存的一万多两银子和一些东西变卖了，折成两万块现款，然后到北京外祖父家生活。
舅父是清朝农工商部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家里房子多，还有大花园，庐隐的表姊妹就有二十来个。到北京的第二年，她因母亲厌恶，不得入学，但却拜了没有进过学校的姨母为师，才算开始启蒙教育。但是，读书对于她是真正的惩罚。每天早晨，姨母教她一课《三字经》后，便把那间小房子反锁上，让她独自去读，待到中午，再叫她背，背不下来，便用竹板或鞭子抽打，有时还不给饭吃。那间房子，除了书桌和椅子，一无所有，使她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荒凉，对于读书，她没有一点趣味。每每从门缝向外望，“有时听见哥哥们在院子里唱歌，或捉迷藏，我的心更慌了，连忙把书丢在一边，一窜两跳的爬上桌子，用口水把窗纸舔湿了，戳成一个洞，一只眼睛贴着洞口向外看，他们笑，我也跟着笑，他们着急，我也跟着心跳，一上午的光阴，就这样消磨尽了。等到十一点多时，我听见门外姨母的脚步声，这颗幼稚的心，便立刻沉到恐惧和愁苦的漩涡里去……”（《庐隐自传》）她遭到姨母的责骂，手心被打了十下，满面怒容的姨母托着水烟袋走了，刚刚揩乾眼泪的庐隐，还得挨母亲的一顿打骂。她，永远看不到母亲的好脸色，在这个寄人篱下的家庭中，她不如婢女。但刻毒的责罚并不能制服她拗傲的脾气。每天除了在那间比牢狱还可恶的书房里关半天外，她不愿见任何人，总是一个人溜到花园里，同鸟儿、虫儿、花儿相亲相爱。
庐隐和婢女住在一起。每逢舅父家里有什么喜事或请客，母亲便把她锁在另一个院子里，怕她为他们丢脸，而她的哥哥妹妹们都打扮得像小天使，在人群中飞翔……这种非人的摆布，使她麻木了；虐待摧毁了幼小心灵里的爱和希望，她只有怨恨，恨家里所有的人，于是心里产生了对生命的厌恶，她模模糊糊地觉得：“假使死了，也许比活着快活……”
庐隐在家读书的成绩极坏，于是在她九岁那年，被送到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慕贞学院去读小学。学校的楼舍壮丽、冷森，在她的感情上罩了一层空虚的感觉，但学校里那片大草坪，那碧绿青翠的颜色，各色盛开的花儿，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位当校长的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女人，在她入校时对姨母说：“信道理（宗教），守规则……每年只暑假回家，平常是不许出学校的……还有她将来的婚姻问题，也由我们替她主张。”这些话，每个字都像一块恐怖的石头投进了她那小小的心海，溅起了悲苦的浪花。
后来，在她回忆这段生活和学校的教育时感慨地说：“这是一所专门收容无产阶级者的学校；到处都显露着贫瘠的阴暗空气，据说这些学生都是从各乡村贫寒的教友家里送来的，不但在这里可以不花钱读书吃饭住房子，同时便连暑假回家的来往路费都是学校供给的——而学校当局唯一目的，就是使这一群天真的孩子信教。他们是抱着宣传宗教的绝大信心，来吸收这些为了利益而信教的教徒，……养成一群奴隶性的教徒，这些人毕业了，便分发到各乡村各教堂，再依样炮制，于是洋奴便一天多似一天了……”
这所教会学校的学生有两种生活：一是每天吃老米饭、窝窝头和不放油的咸菜；一是有钱人的子女，进小厨房。庐隐家里虽然有钱，但她却和这个学校的“无产阶级”一起，吃那种最低劣的饭。她在那里受了罪，但是她的厄运并没有走完，快乐之神离她还很遥远。这时，她的脚长了疮，几乎使她成了残废；后来肺管破裂，又吐血又止。
病好了，她同大伙去作礼拜，但幼小的心里并没有上帝的位置，所以她东张西望，很不专心。这时美国人朱太太在她身边跪下，用颤抖的声音劝她：“亲爱的孩子，上帝来祝福你！”
“我不信上帝，我没有看见上帝在哪里！”她说。
“哦！亲爱的孩子，上帝正在你的左右，你不能用眼睛看见，但是他是时刻都不离开你的……主呵！你用绝大的力量，使这个可怜的孩子皈依你吧……她是你所迷失的一只小羊，主呵！你领导她……”朱太太虔诚地祈祷着，并哭起来。
这时，弱小的，心灵空虚的，没有母爱、被兄妹抛弃、又经病魔折磨的庐隐，为了朱太太的话，感动得哭了起来：“我信了，我真的信了！”庐隐就是这样皈依了宗教，她后来说：“宗教的信仰，解除我不少心灵上的痛苦，我每次遇到难过或惧怕的时候，我便虔诚的祷告，这种心理作用，我受惠不少……现在虽觉得是一件可笑的事，但也多谢家教，不然我那童年的残破的心，必更加残破了！”
1911年，当革命军在武汉高擎义旗的时候，残忍的家庭竟抛下庐隐和她的两个表妹而躲到天津租界去了。待清王朝被推翻以后，她在大哥的帮助下，第一次开始练习作短文，由于她拼命用功，竟考上了高小。这时母亲和亲戚的脸上有了喜色，从此笨小鸭居然有了聪明之誊。后来她更加勤奋，不久又考取了师范预科，这更使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