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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华苓喜爱佛罗斯特的一首诗：
这森林真可爱，黝黑而深邃。
可是我要赶去赴约会，
还要赶好几哩路才安睡，
还要赶好几哩路才安睡。
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不肯停步的执拗的旅人，在人生的旅途上不倦地跋涉着……
逝去的光阴是苦涩的，它只是回忆录里的阴影；今天和未来是美好的！诗，像她的座右铭；她，酷似诗中的主人公……
“要努力奋斗，努力后总会有成果的。”她总是这样鼓励人，也鼓励自己，与人奋斗，与环境奋斗……风里，雨里，白茫茫的雪地上，在通往图书馆的道路上，都有她奔忙的足迹；书架上、墙脚边，堆放着各种中外文书籍，她不停地写作，不倦地工作；在火车上、飞机里也不例外，写信，发电报，处理各种事情。聂华苓，每天见她见不完的人，做她做不完的事……
她聪明、精明、开明、能干、勇敢！何达说：“她是一个能够创造奇迹的人。那些看来似乎不可能的事情，对她都是创造奇迹的材料。”
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就是她和安格尔创造的奇迹。
聂华苓思想敏捷。她心里总是装着许多形象、画稿，时刻都会跳出新的思想。
碧蓝的克拉威尔水库是“国际写作计划”的诞生地。那伟大工程的第一砖就是聂长苓在游船上置下的。她向安格尔提出了这个想法，建议创办一个国际性的作家工作室，每年分批把各国作家请到爱荷华城来，为他们提供写作条件。作家们带着浓厚的本民族的文化和地方色彩相会在一起，感情上没有芥蒂，超越横的国家关系，纵的历史关系，真正自由地交换意见，取他国之长，补己国之短，达到促进作家的思想、艺术交流，增进友谊的目的。
当时安格尔认为这个想法太大胆了，每个人的吃、住、路费就要好几千美元，那是一笔多大的款项啊！但在聂华苓的多次争辩之下，安格尔被说服了，同意了。由于聂华苓锲而不舍地奋斗，“国际写作计划”作为爱荷华大学的一个附设组织，于1966年得到了学校当局的赞同。于是他们到处写信，到处旅行，从私人到大企业，募得三百万美元的基金。1967年，举行了第一届“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十人名作家。自此以后，每年9月1日至12月1日整整三个月的时间，爱荷华城的五月花公寓便住进了三四十位穿着各种民族服装，操着各种语言的来自五大洲的作家。
五月花公寓依山傍水，环境幽美闲雅，那条日夜不息地向远方流淌的爱荷华河，那山林、草坪和雪花，更有醇酒一般的友情，都曾出现在许多诗人和作家的笔下。在聂华苓的安排下，作家们一起度过难忘的日日夜夜；畅游密西西比河，到大城小镇领略美国的风土人情，访问农场，在每逢星期二、四的聚会上，轮流进述自己国家的文学创作，或朗诵自己的作品，或为创作理论、流派而自由地交换意见或辩论……谈论广泛，无所不包。
聂华苓虽然在七十年代加入了美国籍，但她是一位地地道道用中文写作的中国作家，写的是中国人，中国事，再现的是中国社会的苦难，中国人民的精神，正像她庄严声明的那样：“我是湖北人！”
中国，是她的“根”，是她的精神的所在。她关心中国的前途，希望祖国早日统一。
她的创作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细胞；她时刻关怀着中国文学的前途和发展。当“国际写作计划”第一次向各国作家发出邀请时，便邀请了台湾作家陈映真，但陈被当局逮捕，蹲了监狱。为了陈案，她和安格尔全力营救——给蒋经国写信，向香港和美国新闻界争取舆论声援，出资聘请美国律师为其辩护……她先后还邀请了台湾作家王拓、诗人痖弦、吴晟等（有的因故未能成行），大陆的作家萧乾、王蒙、丁玲、陈明、刘宾雁、张洁，诗人毕朔望、艾青等人。由她操办的“中国周末”，是“国际写作计划”的高潮。参加“中国周末”活动的，不仅有来自海峡两边的中国作家，而且有来自香港和从台湾旅居美国的中国作家群。1979年，“国际写作计划”所举办的为全国瞩目的第一次“中国周末”讨论会上，聂华苓激动地向大家致词：
今天我们大伙儿在一起，这是中国文坛一件大喜事。我们这
些人，分离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不论多少年，在我们的感受
上，那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日子。太长了！在那一段日子里，中国
人可以说历尽沧桑。我们每个人的历史不同，经历不同。我们对
各种问题，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途”的看法和态度自然也会不
同。
但是，在目前这一刻，我们在一起，我们从不同的地区，越过
千山万水，从北京，从台北，从香港，从新加坡，从美国各地，到爱
荷华来。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我们还是有相同的地方——那
就是我们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感情；我们对中国文学前途的关切。
现在，我们就从这份深厚的民族感情作起点，来谈谈“中国
文学创作的前途”，来表达各种意见，来听各种意见。我们不是来
交“锋”，而是来交“流”，来互相了解，互相认识。我们今天不可能
得到任何具体结论。我们现在这一刻在一起，那就是结论！……
1980年9月13日，聂华苓在第二次“中国周末”讨论会上又致词说：
今天是中国作家的三代同堂，老一代的，中年一代的，年轻
一代的，介乎老年的中年的，他们合在一起，就是一部中国现代
史，包括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动，国家的兴衰、人世的沧桑。因
此，他们到爱荷华来和我们这些海外作家和世界许多地区来的
作家相聚，这实在是一件大事，一件大喜事。他们千山万水来到
这儿和我们相聚也说明了一点：人在大陆也好，人在台湾也好，
人在海外也好，我们血管里流着同样中国人的血——这一丝血
缘关系是不可分割的。
我们要感谢大陆的政府和台湾的政府赞助他们到爱荷华
来。我们希望从今以后，每年都有作家从大陆和台湾到这儿来和
我们相聚。我相信这也是在座所有海外作家的愿望。……当然，
这样的聚会最好能发生在北京，在台北。
这些热情的话，是这位海外“流浪儿”至为感动的心音。她所表达的这个愿望，已经成为现实。中国，在进步，历史在前进！
远离母亲的人，也许更爱母亲。聂华苓，随着历史的前进，对祖国的爱也在加深。她关心着中国的前途，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今天，中国的将来……
“国际写作计划”占去了聂华苓的主要的时间和精力，为世界各国作家的交流和创作，慷慨地贡献着自己。虽然她从未停止过自己的创作，但如果不是这项工作，她的创作无疑会数倍地增加。
“国际写作计划”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重视，许多私人和大公司解囊资助，1970年又得到美国国务院的帮助，于是这个国际作家写作室便发展成有着很高国际声誉的庞大的文化机构。在过去的二十八年中，已经先后接待了中国、法国、日本、东德、西德、菲律宾、印度、伊朗、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土耳其、香港、阿根廷、巴拿马、柬埔寨、南朝鲜、新加坡、利比亚、乌干达等七十来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位诗人和作家，成就巨大。由于聂华苓和安格尔创办和主持的“国际写作计划”对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1976年世界各国三百多名作家曾提名他们夫妇为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候选人。倡议书说：“安格尔夫妇是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在艺术史上，从没有一对夫妇这样无私地献身于一个伟大的理想。”
四
聂华苓，有过生活的不幸，在坎坷的风雨之途，除了痛苦，长期没有一个令人安心的归宿。但在异邦，她有了个颇为美满的家庭。她和诗人保罗·安格尔，相亲相爱，为了共同献身的事业——文学，从播种，到收获，从探索，到开辟，到建设，携手努力！
养马人家出身的安格尔，是一位近似传奇的人物。他从小喜欢文学，爱写诗，有豪侠气质。有人认为他是一位庄园诗人，但他喜欢和“人”交往，喜欢研究人，喜欢靠幻想做事情。他，影响过聂华苓，在创作中……
1927年，在爱荷华州的华盛顿中学，安格尔以班上诗人的名义写了一首诗，埋在给学校新植的一棵树下，但是树死了，而他的诗名却大了起来。同年，该诗夺得耶鲁大学青年诗人奖鳌头。之后，他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周游欧洲列国。1941年回爱荷华大学，创办写作硕士学位，这在教育史上是一种革命，学生仅凭一部小说，一首长诗，一个剧本，就可以得到学位，同长篇论文有着同样的价值。多年来，安格尔创办的作家工作室培养了像写《欲望号街车》的田尼西·威廉斯那样的剧作家，菲利普·莱文那样的小说家和W·D·斯诺德格拉斯那样的诗人……
1964年，聂华苓从台湾飞到爱荷华大学，当了作家工作室顾问，成为安格尔的得力助手。感情是在生活里产生，又在共同的事业中建立的。当他们办了“国际写作计划”后，更是以一种无私的崇高精神，创造各种条件，推动世界范围的文学创作。1977年，六十九岁的安格尔退休后，聂华苓接替他，成为“国际写作计划”的主持人，而他为全时间的工作顾问。
在北京，我两次访问聂华苓，都由年逾七十，被称为“旋风”一样的诗人安格尔招待，端茶倒水、照相，还忙着接电话……他笑对我说：“我是华苓的秘书……真的！”聂华苓乐呵呵地看着他。我觉得，他们是如此和谐，相爱、如此体贴，彼此搀扶着走人生的路，渡历史的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爱好。乐观的安格尔是一位永远不肯清闲的人，在创作上，他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至今也没改自己的爱好——搜集世界各国的衬衫和脸谱。这其中，大概可以看出各民族文化的一个侧面吧？！
惯于羞涩地微笑和沉思的“聂华苓”，许多人谈“她”，许多作家写“她”。一位著名的美国小说家描述说：“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中国，非常非常女人的女人。”她爱穿中国衣服：入冬，一件银白色袄，琵琶袖，元宝领，或是淡黄色的中式短袄；入夏，一件中式旗袍……爱子女，爱母亲，她有一颗母爱的心！
有人这样写她：“……像走在雪地上，极少回顾留下的纤纤足迹，而却目视前方、寻思，在她已选定的道路上，怎样才能落好下一步。”“她正像典型的中国女人，不是光芒逼人的太阳，不是闪闪烁烁的星星，而是朦胧中透出明朗的月亮。”
聂华苓是世界文坛名人，但她又像一位“谦谦君子”，对谁都那么好，平易近人，不过也不是同谁都能一见如故。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缺陷的，她能容忍人生的错误，她说：“人总是有缺点的，但是你要尽量往一个人的可爱处看，慢慢你就会觉得，那些缺点也都是可原谅的。”
每天，她都有千头万绪的事情。大脑，像一块银幕，生活不停地在她的思想里显现出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在她办理这件事时，往往还想着另一件事。所以，曾有人这样写她：“有时你正和她聊天，忽然发觉对面的她，却沉醉在自己的思想领域中，带着惯有的羞涩微笑，凝视着杯中茶，她是那么的专注。你忘了没有被注意的尴尬，反而好奇，什么是她东飘西飘的思想云彩？她又会忽然惊醒过来，接着你已遗忘的话题，了无痕迹地聊下去。”
“她是真诚的，”许多见过聂华苓的人都这么说。
有一次她陪别人去买旗袍衣料，那位朋友想买一块蓝的，但又喜次另一块绿的，一时犹豫不决，于是征询她的意见。她善解人意，一眼就看透了朋友的心意，十分体谅地笑着说：“两块都买了吧！”那位朋友激动地拉着她的手，感谢地说：“你真太好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她的自尊心是极强的。“中国人”，那是一种骄傲。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遇到中国人，她总是讲普通话；对身在美国的妹妹，她讲家乡话；对她的外孙，她认真地教他们中文……在她搬家的时候，她总是费尽心力地打扫就要离开的旧居。她戴着大橡皮手妻，拿着刷子，把炉子、烤箱洗了又洗，擦了又擦，不让炊具上留下一点油渍，把墙壁用去污水几乎洗得脱了皮。她所以满头大汗地拚命刷洗，只有一个简单而自豪的原因：“总不能让人家说我们中国人不干净！”
聂华苓，过去有过与生俱来的寂寞和孤独、“化不开的人生的悲哀”。生活压迫她，环境压榨她，但她没有屈服，没有趴下。“我从小就是不爱哭的女孩！”她不消沉，总是不停地同环境奋斗！她说：“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苦也好，乐也好，谁都不能停，谁都非往前走不可。”所以何达说，在聂华苓的性格中，“有三个最强的动力：第一是喜欢战斗，第二是喜欢给予，第三是喜欢胜利。”游子的悲哀已消融在她的奋斗之中，岁月磨炼了她的心志，她顽强地走着路，三十年后，带着一家人，微笑着，出现在故乡的扬子江畔……
五
宇宙有无数星体……
如果把宇宙比作文学的宇宙，聂华苓则是一颗灿烂之星。四十余年，她运转着，也探索着；黑夜，孤独，寂寞，痛苦，她都经历过。但逆境没有扭折她的笔……她已经出版了二十本书，其中包括中篇小说《葛藤》（1953年，台北《自由中国》），短篇小说集《翡翠猫》（1959年，台北明华书局）。《一朵小白花》（1963年，台北文星书店）、《聂华苓短篇小说选）（1980年，香港海洋文艺出版社）、《台湾轶事》（1980年，北京出版社），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1960年，台北学生出版社），1964年台北文星书店再版，1965年三版；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桑青与桃红》（1976年，香港友联出版社；198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千山外，水长流》（1984年，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香港三联书店）、散文集《梦谷集》（1965年，香港正文出版社）、《三十年后——归人札记》（1980年，香港海洋文艺社；同年，湖北人民出版社）、《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1983年，香港三联书店；1986年，花城出版社），英文专著《沈从文评传》（即《A Critical Biogravhv of ShenTs'ung－Wen》；1972年，纽约的Twayne Publishers出版），英译中 《德莫福夫人》（亨利·詹姆士著；1959年，台北文学杂志社）、《美国短篇小说集》（1960年，台北明华书局）、《遣悲怀》（1970年，台北晨钟出版社），中译英《The Purse》（其中收有聂华苓的小说三篇；1963年，香港Heritage Press）、《巨花文集》（两卷；19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等。她的这些作品，有的已被译成英文、葡萄牙文、波兰文、匈牙利文、意大利文、罗马尼亚文、希伯莱文发表，短篇小说《王大年的几件喜事》英译曾在以风格严谨、立论公正著称的美国著名杂志《大西洋》月刊刊出，后来收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和在纽约出版的《国际短篇小说》中；她的另一篇小说《珊珊，你在哪儿？》也收入《国际短篇小说》和在意大利出版的《世界小说集》中，并于1979年3月由《上海文学》转载，成为台湾、海外中国作家在国内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在创作上，聂华苓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台湾轶事》是她从1949十到1964年十几年台湾生活里所写的短篇小说的精华，是从那个时期所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中选出来的。作者在1979年除夕为在北京出版这本短篇集所写的短序《写在前面》里说：“那些小说全是针对台湾社会生活的‘现实’而说的老实话。小说里各种各样的人物全是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他们全是失掉根的人；他们全患思乡‘病’；他们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我就生活在他们之中。我写那些小说的时候，和他们一样想‘家’，一样空虚，一样绝望——这辈子回不去啦！怎么活下去呢！”
“小说里的人物是虚构的，也是真实的。”作者说，“现在，我要高兴地大声告诉他们：‘你们全回家啦！你们要和老家的读者见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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