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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晓光原本是要报考北京大学，但那一年气象专业不招生，只招地震和空间物理这两个专业。“我一想，我天气还报不准呢，还去预报地震？算了吧。就这么着，我决定报考南京气象学院。”但实际上，谭晓光在南京只读了一年。因为他的夫人要生孩子，根据当时的政策，为了照顾77级学生的家庭困难，国家允许这一级的学生转到离家近的大学读书，就这样，他转到了北大78级。
两所学校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给谭晓光非常深刻的印象。南京气象学院管得严，许多纯理工类院校都有这样风格，像半个军事院校。南京气象学院的传统是“两操一锻炼”，“两操”是指“早操”和“课间操”，这是大家必须参加的，早操的内容是跑步，课间操的主题是“广播体操”。那个时候，是为祖国锻炼身体，没有好的身体，怎么可以忘我地学习和工作呢？所以，南京气象学院给了谭晓光一种全新的锻炼，一种井然有序的规律性的集体生活的训练。那是一种朝气蓬勃、只争朝夕的生活方式。
接着第二年，谭晓光转学到了北大，第一件让他高兴的事就是他可以睡懒觉了。在北大，一切都是自由的，没有人要求你必须做什么，而且在这里，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几场讲座，思想非常活跃。谭晓光在这里不仅系统地学习了当时最先进的气象知识，而且受到了强烈的人文主义感染，这些感染对于一个执迷于科学的年轻人来说，是有好处的。谭晓光记得当时他像一块吸水的海绵一样，从他的环境中汲取着一切令他着迷的知识。他喜欢各类讲座，甚至听过电影学院的著名导演讲电影。那拨北大同学，除了出国的，好几个全是如今各大气象台的台长。开学术会议，大家坐到一起，和开班会似的。在八十年代，有一首著名的通俗歌曲，叫《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不知道谭晓光和他的同学相聚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是不是感到这种“光荣”与“骄傲”？
在北京大学的四年，谭晓光几乎没有感到学习压力，因为他在“文革”期间以至后来的观测员生活中，从来没有扔掉书本。他一直在学习各种气象课程，因此，大学上得很轻松，好多东西老师还没有讲，他就已经知道了。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自己感兴趣的数学上，而这在很多年后，当他主持“利用常规资料做短时预报的自动化系统”研制时，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基础作用。不知道是谁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在一生中至少应该做一件十年以后才用得上的事情。”这个人真是智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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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晓光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性格上随波逐流的人，所以他认为自己的一生既没有什么后悔的也没有什么庆幸的。在大学时代，他曾当过地球物理系的学生会主席（气象专业属于地球物理系）。他自己解释说：“当时学生特别注重学习，没有人愿意做学生干部。我想我是共产党员，都不愿意干那我就来干吧！那不能证明我有什么领导才能，最多就证明我这个人人缘好。再说，我不是学习上也没有那么吃力吗？”
其实，许多了解谭晓光的人都说：“谭晓光那才是真正的科研人员，他最关注的是他的专业领域，而至于其他的事情，他很少去注意。所谓名啊利啊，吃亏啊占便宜啊，他都不放在心上。性格随和，从来没有见过他发大脾气，不像有的专家，本事不大，脾气特大。你请教谭晓光一个问题，他从来不会因为这个问题幼稚，或者耽误时间，就敷衍了事。他总是很仔细，很有耐心，只要是他的专业，他一定很认真地对待。”
科研工作者就是白领工人
北京的市民都记得有一年冬天，一场不期而至的雪造成了整个北京交通瘫痪。几乎是一夜之间，北京人知道了“气象服务”的重要性——而事实上，那一场雪的位置稍微偏一点，降到郊区，就一点事情都没有了，正好给冬季农作物盖上一层棉被。但是，偏偏落在城里！如果那天北京的地面温度再稍微高一点点，那么也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偏偏就那么合适结冰。于是一场城市“白色恐怖”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袭来，人们在这个时候想起了气象部门——为什么没有预报出来？
一位好开玩笑的网络写手说，全世界有两个职业是最痛苦的：一个是气象，一个是地震，一旦被人注意，准是出事儿了。你预报准确一万次一百万次一千万次，都没有人记
得，但只要有一次明显的失误，马上成为众矢之的。
谭晓光从事的正是这样一份职业，他是一个和天气打交道的人，他是一个想掌握风云变幻的奥秘的人。一些年轻人在了解他的工作以后，会说：“哎呀，一点儿都不浪漫。”他总是很坚持说：“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你能预报准确，那种成就感挺让人满足的。”
谭晓光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气象台做过几年天气预报员。说起那段时光，仿佛就像是昨天。
“我们做的是短期预报员，也就是今天报明天的天气。一般气象台把预报员分为主班预报员和副班预报员，这是轮流值班的，今天你主班，过两天你就是副班，每个预报员都有机会。但无论是主班预报员还是副班预报员，都要自己处理数据，自己计算，最后开个会，这叫会商，得出明天天气什么样的结论。有的时候主班预报员和副班预报员会发生争执，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么预报主班说了算，因为最后是他签字他负责，不能说让他听了你的，结果报错了让他负责，那不合适。有的大气象台还会有领班预报员，由经验丰富的预报员担任，是固定的，他来协调预报员之间的工作，有的时候，就由领班预报员做决定。如果预报员之间争论得特别厉害，或者遇到重大天气、重大灾害、重大政治活动，那么要领导签字，到底明天天气如何报，这个预报由领导决定，将来有问题，不再追究预报员的责任，最后要由签字的领导负责。”说起预报员的生活，谭晓光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也许从事这个职业的最大好处就在于——无论你是领导还是普通预报员，对你业务水平的衡量非常简单直接——看你是否能报得准，或者你的预报准确率有多高。因为预报员之间无论最后谁听谁的，但在会商的时候都会有登记，这个登记是按照个人的原始意见来登记，谁是什么样的意见，就是什么样的意见，然后，无论你头一天争执得多么厉害，只要过一个晚上，24小时之内，老天爷就公布了正确答案。老天爷并不唯利是图，天道酬勤，只有那些始终勤恳始终努力上进的人，才能被老天爷赏识——预报准确！对于一个有事业心的预报员来说，这就是最大奖赏。
谭晓光在北京气象台做了三年预报员，那三年对于他来说，充满了各种乐趣——他一旦报了下雨，就开始盼着下雨。按道理，他连续值班24小时，下了班正是要休息睡觉的时候，可是他却无端地盼雨，盼啊盼啊。如果报的是夜间有雨，那么更有意思，往往是已经睡着了，但就因为一个很小很小的雨点，他一下子就能醒来——不管睡多熟，只要一下雨，马上就醒了。醒来以后高兴啊，那种高兴比猜中体彩号码还厉害。
如果预报错了，明明说有雨，结果是一个大晴天，或者明明说转晴，偏偏下了一场大暴雨，那可是闲不住了。原本值一个24小时班，要休两天，但要是报错了，这两天就全泡汤了，或者至少是歇不踏实了一一头一天用来跟老天爷对答案，如果没对上，第二天一早就要跑到单位，头天的天气图就得拿出来琢磨。实际上，这种错，换一个事业心不强的预报员根本无所谓，谁也不能保证永远正确啊。再说，当时我们的气象手段是多么有限？主要是依据观测员提供的地面观测，另外一个手段是高空观测，主要是放气球，每天放两次，这样可以看高层的气象要素。不过，谭晓光从来不给自己任何借口，他一直在力求每一次的准确度。
谭晓光大学毕业以后，主要搞的全是24小时至48小时的短期预报。但很快，他就为自己定了新的方向——三年以后，谭晓光调入气象科学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气象局北京城市气象研究所，他把最初的重点设在“短时预报”上，即在更短的时间内做更准确的预报。
按照国际上的定义，上午预报下午的天气，也就是12小时以内的气象预报，叫超短期预报；24小时至48小时之间的预报，叫短期预报；48小时至15天叫中期预报；再长就叫短期气候预测。一般来说，越短时问内的预报准确率越要求高，否则没有意义。在英文中，把2小时以内的天气预报称为“NOWCASTING”，主要靠实况监测来实现，和日常的天气预报“FORECASTING”形成鲜明对比。在我们国家把NOWCASTING翻译为临近预报。
“所谓短时预报，是对超短期预报和临近预报的合称，在国际上是从七十年代开始研究这一课题的，但我们国家进入这一课题研究至少比国际水平晚了十年左右。这是仅从时间概念上来谈，如果要谈研究手段和研究设备，那么落后的就不只十几年，而是几十年了。”谭晓光说。许多长期从事气象工作的科研人员，提到谭晓光，无不发自内心的对他感到钦佩——他不仅有极好的专业素养，而且几乎是一个天生的“科研材料”，他对科研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和发自肺腑的热爱。对于别人来说，枯燥的科研工作，充满寂寞和孤独，但对于他来说，则是无穷无尽的乐趣。
据北京气象学会介绍，1986年，谭晓光开始主持“利用常规资料做短时预报的自动化系统”的研制，攻克了当时在计算机上处理显示气象数据资料图形图表等一系列难关，在实际气象预报业务应用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经专家认定，认为该自动化系统的研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该成果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具有推广应用价值。谭晓光荣获了中国气象学会授予的“涂长望青年科技一等奖”、“中国科学首届‘中国科技协会青年科技奖’”，以及北京市气象局当年科技进步一等奖。紧接着，该项研究成果被推广到华北及许多省市，对我国短时天气预报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
就像流行歌曲唱的那样——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没有做观测员的艰辛，没有做预报员的甘苦，谭晓光怎么能在短时预报上做出这么大的贡献？
谭晓光曾经非常诚恳地谈到他搞这个项目的初衷——为什么要搞自动处理常规数据的研究：“因为预报员每天口常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填图，画等值线，这些全都是手工操作，要花很长时问。为什么‘短时预报’困难？因为你从拿到数据，到处理数据，再画出图来做分析，至少要儿个小时，但由于城市的发展，我们要求气象服务的时间越来越提前，尤其是城市气象服务的要求，一些重大的活动，包括体育赛事，都是要抢时效的，天气预报能早一个小时出来就早一个小时出来。这和‘短期预报’不一样，我们现在每天的常规天气预报就是短期预报，今天预报明天的，一般全都是有固定发布时间，比如北京的，每天都有四个固定时间发布。但短时预报不定点儿，只要有新的资料来，马上要修正原来的，这样，原来手工的处理方式就不行了。那时候PC机刚出来，我就想如果能够利用PC机做自动处理，自动画等值线，那样预报员只要看图就可以了，这将大大节约预报员的时间，减少他们的劳动量。”
在谭晓光做预报员的时候，纯是“手工业时代”，所有的天气图完全要靠手画，气象部门传输数据只能使用电传机，设专门的“翻译人员”，一看电码就自动翻译为预报员所需要的气象数据，填在天气图上。在有些更落后的地方，连电传机都没有，只能人戴着耳机，听“滴答滴滴答滴答滴”，一边听一边转换成数字，那是高强度劳动。谭晓光了解在那样的条件下，要做好天气预报工作的难度，所以当他到了研究所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为他们开发一套系统。果然，自动化系统投入使用后最高兴的是填图员，他们可以解放了。
在气象上，“天气系统空间尺度”在2500公里以上，叫大尺度；250公里到2500公里之间叫中AIPHA尺度，即我们平常的天气尺度；25公里到250公里叫中BETA尺度；2．5公里到25公里之间叫中GAMA尺度。研究短时预报，主要是中GAMA尺度和中BETA尺度。因为条件限制，1984年开始研究时，谭晓光把重点放在常规资料上，也就是日常业务已经应用的资料，像地面观测，参考部分雷达资料，当时还有低分辨率的卫星云图。谭晓光的主要工作是被人们称之为枯燥困难的技术开发工作，他的主要贡献是做了一个“计算机系统”——即使用常规资料做短时预报的计算机系统，这在国内属于非常领先的成果。
谭晓光的这一成果，无论是气象界的专业人士，还是多年从事计算机的高科技人才，都感到极有创造性。预测气象是既寂寞又复杂的工作，比如对于一个预报员来说，是根据天气图来做气象预测，如果一个对流层里有10个标准层，按道理说，就需要把这10个层的天气图全都画出来，才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但因为预报员，即使是一个熟练的预报员，画一张图至少也要20分钟到40分钟，如果遇到复杂的图可能还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而考虑预报的时间只有两到三个小时，所以不可能把10个层全做出来，只能做一些主要的，然后凭经验做出预报。
“但计算机做这10个层的图，不是快捷便当如小菜一碟吗？”谭晓光说。
自动化处理，大大压缩了处理数据的时间。由于谭晓光的成果，现在的预报员再也不需要像他当年那样，辛苦地画图计算，而是全自动模式——所有需要的资料和计算都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获取资料比从前不但更丰富更详实，而且也更迅速便利。
1988年，谭晓光与其他同志共同完成了“北京地区夏季灾害天气短时预报研究”这一课题，经华北区域气象部门鉴定，认为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荣获中国气象局授予的科技进步二等奖。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当年谭晓光被破格评为气象高级工程师，并获得中国气象局授予的“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客观地说，谭晓光在气象台担任预报员期间，所处理过的每一组数据，画过的每一张图表，都为他从事日后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和那些从书本到书本的科研工作者相比，显然，谭晓光更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他一直把提高气象预测预报的准确率放在第一位，他开发和研制了许多急需的应用软件，这些软件以及由他承担的科研课题，都能够很快地应用于气象业务工作中——因为他那五年观测员，三年短期预报员的生活，使他明白气象业务的真正需要。
1992年，40岁的谭晓光被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成为当时全国气象部门享有这项荣誉中最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但是，谭晓光自己则认为，科学家一般科技工作者，和工人农民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普通的劳动者。他说：“要不，怎么科研人员算工人阶级？因为我们搞的都是很实际的工作，算白领工人。将来我们国家进入信息社会，也就是以信息技术和高科技为主的社会，那个时候，劳动者的主体就变成这些人——搞基础理论的或搞技术实现的。所以，科研工作者不会成为文、体明星那样的人物，我们和其他劳动者一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平凡的事情。当然，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例外，有的科学家比较像艺术家，一生起伏跌宕，比较情绪化，但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就是普通劳动者，几十年默默钻研，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哪一朵云彩会下雨
当初谭晓光只是一个爱看云的孩子，现在他自己也有了一个孩子，却是个爱看动画片的孩子。
尽管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搞理工科，像他一样，做一辈子科研工作，尽管儿子当年考大学的时候也是以达到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进了大学校门学了理工科，但如今儿子从事的却是一个与自己的专业毫不搭界的工作，在一个私营的动漫杂志做编辑。
儿子大学四年一直学的是饭店设备管理，对口工作应该是搞暖通，搞水电，可是现在他却一天到晚在单位看动画片，然后写评论，要让谭晓光说：“那叫什么工作呀？不就是哄小孩的吗？”
儿子今年24岁，像如今这个时代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有自己的想法。老爸在气象部门一扎根就是一辈子，儿子却连跟用人单位签一个五年合同都不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