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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蔡元培的自由主义，不止于教育方面，而他之办大学的思想及其主张，本基于他社会政治思想的扩大和延伸，应该说他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们从《蔡元培全集》中，不难从《社会改良会宣言》（1912）、《关于不合作宣言》（1923）、《我们的政治主张》（1922）、《与〈国闻周刊〉记者的谈话》（1926）、《〈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序》（1935）等篇中，领悟到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理念追求，那就是以人权、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为价值标准；以公开而受监督、为全民利益、保障个人自由、促进个性发展为基本原则；以教育与学术为根本途径；以阶级互助、和平渐进方式推进社会发展，主张与恶势力不合作；重视人权问题，大力宣传人权思想，长期为保障人权而斗争。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九二二年四月，以蔡元培为首发表的政治宣言，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签名者共十六人，除蔡先生外，另有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知行、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征、丁文江、胡适。在十六人中北京大学占十一人，可视为自由主义的大聚合及其政治宣言。宣言发表之初，曾影响当世，后来成立的王宠惠内阁即被称为好人政府。但是他们的努力最后失败了，其中原因是不言自明的：中国恶势力强大，没有民主基础，即使好人政府也难敌之；中国民众觉悟及其要求不高、力量不强，仅有一些知识分子难成气候；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见实际上并不统一，后来发生分化是必然的；先前兴起的好人参加政府，时间不长又演变为好人退出政府的行动，蔡本人即不止一次地提出退出政府的主张。在他看来，不论好人参加政府，还是好人退出政府，都是自由主义者的理念体现。虽然这次好人政府的行动并未成功，但是所提出“好政府主义”，“好政府”要有两个涵义却有着深远价值。这两个涵义是：“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还强调“好政府”要有三个原则：一是一个“宪政的政府”，“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二是一个“公开的政府”，“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有计划的政治”，这种“计划是效率的源头”。（第4卷，第187—191页）当然这种“好政府主义”，从理论上来说，主要是针对无政府主义，从实际上来说，是针对北洋军阀这个坏政府。它所代表的是北京大学的一批知识分子改良社会及其政治的努力和追求，显然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据《胡适的日记》载，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一日胡适拟撰出《我们的政治主张》后，“打电话与守常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请几个好人加入。知行首先赞成，并担保王伯秋亦可加入。”于次日，约会者均在蔡元培家开会商议，“他们都赞成了，都列名做提议人。”（见下册第352、353页）从这里可见，蔡在《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件事上，他所扮演的角色，称他为领袖人物是名副其实的，当然称胡适为主角也是恰如其分的。
在这里，我们还需指出，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是蔡元培开创和奠定的，而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继任者是认可这个传统和继承了这个传统的。可以说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九年这个历史时期所一以贯之的，正是自由主义传统。
下面恕我再引用这几位继任者的言论，来说明他们在坚持自由主义传统方面所作的努力。
蒋梦麟一九一九年任北大总务长，一九二三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三○年重返北大任校长。他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他指出：“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有，决非偶然之事。……这是什么缘故呢？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上，作激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已屡经试验了。……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精神。……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蒋梦麟不愧为蔡之得意门生，从这番话中不难看出是得真传的。（原载《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故蒋对接续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是有他的功劳的。
胡适的一生精力，可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北京大学：于一九一七年回国后，就深得校长蔡先生的赏识和信任，并委以重任，成为一直是有职有权的人物。头年是哲学研究所主任，次年为英文部主任；一九一九年代理教务长，翌年转为正式教务长；一九二二年成立国学研究所，就任编辑部主任，主编《国学季刊》，并兼校务委员等职。先后任过哲学、外国文学、英国文学、教育、中文等五个系的主任；一九三一年出任文学院长；一九四六年担当校长，直到一九四八年底止。可见胡适在北京大学的作用和影响，在形成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远非一般人可比。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衍化为一种与保守主义、激进主义鼎力而三存在的富有影响力的文化和政治思潮，浸浸然大倡，不能说胡适不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自然首先受益者而能源远流长者成为自由主义传统者，又非北京大学莫属了。
傅斯年在抗战胜利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虽然前后只有一年，但是从他的教育思想看，不论主政北大，还是执长台大，其言论和实践的自由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傅在论及大学的良好学风时，归结了四句话：“宽博的胸怀，爱人的气度，坚贞的风节，乐善疾恶的习惯，都是造成良好的学风所必需要的。”他又强调：“这个好的学风，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爱校爱国爱人民的心愿。”在这里，他认为：“没有自由的思想，便没有学术的进步。”要求得科学进步和学术发展，必须思想自由。在此，自由乃科学进步和学术发展之前提条件（转引自《傅斯年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文章到此，本该结束了。然忽又想起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第一代布道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他是首先发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呼喊的第一人，显然应视为开中国自由主义先河的人物。早在一九○三年即将英国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一书翻译出版，他在“译凡例”中宣称：“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在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真理事实，虽出自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为自由。”在严复看来，“自由者，各尽天赋之能事，而自承之功过者也”。“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则有自由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这里显然指明，有了天赋自由，才有人人平等；有了人人平等，才有民主政治。故此，西方近代社会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没有思想自由，政治民主难以实现；没有思想自由，学术难以“黜伪存真”。写到这里，我又觉得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应该上溯到严复，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肯定对北京大学有着重要的启导意义及其作用。当然，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一九九九年八月三十日于速朽斋
自由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
？ 赵 诚
读了九九年第四期《书屋》上雷池月与谢泳二先生对中国有无自由主义传统的讨论。我想谈一点看法，以期与各位关心此问题的朋友磋商。我认为二位先生的价值取向上基本一致，但对中国知识界在近现代史上有无自由主义传统看法不同，讨论涉及到中国在选择苏联模式现代化道路之前，在以欧美为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上究竟走了多远。从二位讨论中，我同意谢先生认为当时知识界有自由主义精神的观点。
我认为自由主义在新文化启蒙运动中是一面高扬的大旗，在这面旗帜下，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此后，虽然救亡压倒了启蒙，或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启蒙本也是为了救亡，启蒙时追求人道、理性（科学）、民主、自由的精神，一直是中国知识界公认的强国之道。除袁世凯、张勋之流外，主导中国政治的朝野各支政治力量在他们相争时也从未有谁不高举民主自由宪政的政治理念来标榜自己、责难对方。但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思想学术流派，引进中国后未曾得到充分的阐述和透彻的理解，长时间处在较稚嫩的状态，也未形成一个专门的派别。直到六十年代，台湾学者殷海光先生继胡适之后作为自由主义的第二代大师而起，自由主义在学术上作为一个流派在中国的台湾才算于学林中入了道。自由主义学派到了这个阶段后，殷海光的弟子、后在美国师从于当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林毓生先生，仍认为其师殷先生对自由主义精髓的把握不到位。不过自由主义学派在中国成熟与否，并不能与一九四九年前中国知识界有无自由主义所“肯定的容忍、多元与法治”（林毓生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99页，1988年三联书店版）精神下，追求自由独立的学术文化活动成为一个概念。自由主义的倡导人胡适先生在国民党退出大陆前，一直是中国知识界的领袖，其显赫长久的地位，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和学界对他的认同都是不言自明的。
不错，自由的实现必须是一个法治社会，中国从来没有进入法治社会，因此，自由只是几代中国人追求的一个梦。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自由和人权从未惠及小民，但是这并不能说中国的学界从没有自由的空间。实际上传统社会对读书人的尊重到民国之后并未有丝毫减少，他们可以说是社会的主流与中坚，因此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一直都是学人在呼风唤雨。辛亥革命后，中国学界的精英除了碰上张作霖这样的土匪出身的军阀外，一般还能受到执政者的敬重。马寅初这样的人成了执政者的阶下囚，也不过软禁几年而已，其学术地位并不因此受影响。其他学界名流成为执政者的座上客也不会是叫人受宠若惊的事。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层，享有一定的自由并不是无稽之谈。晏阳初先生在河北定县进行的平民教育试验，不但拒绝了张学良先生强邀其纳入地方军政府系统，而且谢拒了对晏先生事业极为敬重和关注的当道者蒋介石邀请其将事业纳入中央政府体系的诚恳要求，坚持了其民间办教育的立场，这并没有使他在中国的平民教育事业发展空间受到任何来自政治上的限制。一九三八年《资本论》三卷本的中译本合法出版，一九四八年王亚南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仍能自由出版，足见当时学术自由是存在的，言论也有相当的空间。自西学东渐以来，从冯桂芬、容闳、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到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诸公的努力，包括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目的和原则的限定，中国在学术文化教育新闻言论诸方面可以说是有大发展，有大建树。从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王国维、鲁迅、陈寅恪、郭沫若、巴金、沈从文、刘海粟、徐悲鸿、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储安平等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在自己活动的领域有大建树的人，都出自这个时期，特别是从现代大学引进中国之后，名牌大学基本上是中国自由思想的重镇。蔡元培主张“兼收并蓄”办北大后，中国学界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勿庸置疑，从洋务运动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界的活跃和取得的成就，是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前所未有的。没有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精神原则和文化上群体对自由的追求，这种文化上群星灿烂的局面是极难出现的。从另一面来看，仅有自由的追求，而没有一定的社会活动空间，这种局面也不能出现。不错，在国民党建立统治后，这批在精神上追求自由的学人在内忧外患中仍然面对着一个人治和专断政府，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但这个政府专权的合法性仅是在“训政”和“戡乱”时期，而自任领导中国进行革命的国民党，在理论上必须实现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所设定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革命目标，也是不容置疑的。由于在法理上这个政府的权力不能无限，所以当时中国知识界追求精神自由还有其空间。
至于在自由的追求中，学者在政见上左倾或右倾，则是另一个问题。不能与知识界有无宽容和追求自由的传统混为一谈。最终不见容于国民党政府的储安平，对国民党“党文化”对青年理性发展的损害曾有过严厉的批评，并指出国民党二十年的统治最终演成了“一场烂污”。在这种情形下，学界中有人想换一个政府，倾向于反独裁反腐败争民主为口号的当时的在野党，也不是不可理解的。陈立夫在九十年代中期出版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讲到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说：由于国民党军事和财政政策失败，“弄得老百姓痛恨我们”，“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共产党成功”。（《成败之鉴》第338页，台湾正中书局版）抗战后国民党政策的失败，这是学界中一部分人和学生反政府的根本原因。人们想换个政府看看，是当时的形势。左倾思想之发展是对“一场烂污”失望的另一个希望，只是这些人始料未及结局与他们想象的并不一样。本世纪上半叶和中叶在世界范围内左倾思想潮涨，但在没有建立全能政府的地方，左倾思潮的存在和张扬并不能说这些地方就没了自由传统。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战后西方影响很大的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的左倾倾向就断言其影响所及的地方没有了自由的传统。事实上，马克思和列宁都是流亡到有言论自由传统的外国，才在研究与论战中将其理论形成主义的。马克思被自己的祖国驱逐，而有自由传统的英国接受了他，并给他提供了得以完成学术活动的场所。这就是至今英国人拒绝德国人将马克思的墓迁回德国的理由。因此，学者政见的左右倾，不能证明当时的学校有无学术自由。
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看，除第三国际这一脉外，持有社会主义观点的人也不一定都是一元论者。从第二国际演变来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坚决地捍卫自由多元法治的社会，其实从一八九九年，受费边社影响的伯恩斯坦在《前提与任务》中就提出：建立保护少数的民主制度、“运动就是一切”，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止境，也不可预料，不能人为地规定发展阶段和终极目的。在“回到康德去！”这些主张后，这支左倾的社会主义力量，实际上就认同了自由主义容忍、多元与法治的原则。二十世纪西方民主国家的左右主流派从未置疑过民主自由的价值，只是自由主义者强调社会在法治下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自然就会出现效率并因其结果而各得其所，而社会主义者认为某些经济活动方式没有公平地对待劳方和公共的利益，在注重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时更强调通过分配来矫正这种不公平和保护弱势群体。在一九九○年后，西方左右两派在市场经济、国家和民间在经济上各自能发挥优势的领域、维护基本公平、保护弱者的观点上分歧进一步缩小。而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英国费边主义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对当年一部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影响较大这是事实，但四十年代中国观点左倾的学人并不一定就主张放弃自由。只是他们在关于自由的学理上不精，而又急于救国，张东荪的计划社会与文化自由互不妨碍就是典型一例。而潘光旦虽注意到当时还未荣显的哈耶克刚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也认为“他对集体主义的评论大体是很健全的”。但潘认为该书“对一切计划经济表示反对，殊失之偏激。……哈氏认为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不能两立，过分的抨击计划经济和集体主义的措施，我是不赞成的”（谢泳《潘光旦与哈耶克》，1998年第五期《博览群书》10页）这说明当时自由主义学理在中国确实未能深入，只有储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