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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老虎一看要翻四清的案，立马把队伍拉来。两派对立，必然撕打起来。由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寡不敌众，韩天寿和武云英还是被“卫东司令部”劫走了，关押在一个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天天拷打逼问，交待他们打击迫害石大夯的罪行，强令武云英给石大夯平反，武云英却拿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劲头，别管你怎么骂，怎么推搡，他就是守口如瓶。两派为了争夺韩、武，不断发生武斗。韩天寿一再叫嚷：“大夯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罪恶之大，罄竹难书！”多次怂恿韩老虎揪斗石大夯，因大夯有“卫东司令部”昼夜严加看守，并不断四处转移，韩老虎总不得手。石大夯见两派是为自己而斗，觉得自己有责任，一再要求出去。李碾子说：“你要出去，他们会揍死你的。”
然而好景不长。村里的两派正在为石大夯针锋相对斗争的时候，中央下发了一个保卫四清成果的通知。这一来，“卫东战斗队”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李碾子和韩正忙想不通，四清明明是错误的，怎么还要保卫呢？尽管想不通，也不敢与中央指示违抗，还是不解自散了。石大夯也被加上“右倾翻案”的罪名，被韩老虎揪出来游街批斗。
通过这次折腾，韩天寿的心彻底凉了。韩正忙虽然是自己的儿子，却和石大夯站到一边反对他，一下子把他气病了，晚上睡觉也哼哼。由福满见韩六子如此生气，就劝他：“犯不上跟这畜生生这么大的气。”同时骂正忙是吃里爬外的大浑蛋，正忙就跟她吵。正忙气愤地说：“你俩这么闹，我没法在村里待了！”
韩天寿气哼哼地说：“你小子长大了，翅膀硬了，滚吧！”
“我就不信混不上碗饭吃！”韩正忙一赌气，从家里抱了床被子就进城了。
韩天寿生气骂道：“你小子永远也别回来，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
正忙真的走了，韩天寿又有些后悔。由福满也抱怨他：“我说叫你悠着点，你不听。现在弄僵了，看你怎么收场。”
“我当着支书，这小子硬是跟这个坏份子挺近乎，这成什么体统！能不生气吗？”
“他不是和晚霞在恋爱嘛！”
“他浑蛋透顶，咱家怎么能娶坏分子的闺女当儿媳妇呢！”
“我看对大夯你也甭这么狠。他下台这么长时间了，批也批了，斗也斗了，在村里臭么？现在全国这么乱哄哄的，一旦有个变化，你也得留条后路呀！”
“后路？现在我是逼上梁山，只有进路，没有后路了。”
韩天寿确实坐着没底的桥……这几年东堤下大队的工作平平，生产连年下降，公社经常批评韩天寿无能。
社员们慢慢醒过闷儿来了，造反造不出庄稼，批斗斗不出粮食，地里减产，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对批斗也就不感兴趣了。
新成立的县革命委员会对批斗走资派不感兴趣，革委主任杨旭要把鲁子凡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鲁子凡要去东堤下村，杨旭打电话请示陈列夫。如今陈列夫也已解放，被结合进地区革委会当了副主任。陈列夫了解鲁子凡，也关心石大夯，就同意了鲁子凡的意见。杨旭怕鲁子凡和石大夯来往，特意嘱咐韩天寿：“要严密监视鲁子凡和大夯来往。”韩天寿就把鲁子凡安排到离大夯家最远的三队。
鲁子凡放了到东堤下大队如鱼得水。他多次在这里蹲点，人们都熟悉他。白天跟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晚上人们找他聊天，李碾子有事就跟他商量。
为了产量上“纲要”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平均亩产斤），公社要求粮田全部种成杂交高粱。李碾子知道社员们早就怵头吃杂交高粱了，找到老鲁气愤地说：“领导只知道杂交高粱高产，就不管这东西难吃。难道社员就是吃红高粱的命吗？”
鲁子凡只笑不言语。
“现在社员们天天吃杂交高粱，都拉不出屎来了！”
“那就找有经验的老农商量商量，看根据咱村的土质种什么合适。”鲁子凡终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要说种地，最有经验的还是大夯，可他……”
鲁子凡见碾子有顾虑，便说：“这是生产上的事，又不是阶级斗争。”
这次鲁子凡来东堤下村，没有找过大夯，是怕给他添麻烦。他知道有人在盯着他，还是避讳点好。亲近在心里，不一定那么显鼻子露眼。他了解大夯，头上那顶帽子并没有把他压垮，这把锋利的剑没有卷刃，还在关心着大队的事。虽没明说让碾子去找大夯，可那意思已经表达出来了。
晚上，李碾子来找大夯，一见面就说：“老鲁叫我来找你。”
大夯心里一热，忙问碾子：“啥事？”
碾子便把公社叫种杂交高粱的事说了。大夯说：“谁都知道高粱难吃，可它增产。不然就显不出成绩，不能受表扬。”
“当官的为自己脸上贴金，就叫社员们天天吃杂交高粱呀！”李碾子不满地说，“我都吃得大肠干，拉不出屎来了。”
大夯说：“是不能光吃这玩艺儿“那你说种什么？”
“应该种什么，我不说你心里也清楚，就看看你敢不敢了。”
碾子发愁地说：“公社一天两头检查，露了馅怎么办？”
“动动脑筋呀！”
石大夯压低声音、比比划划地对碾子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一下子把碾子说乐了：“还是你的招儿多。”
地里挂锄了。公社组织生产联查，由各大队主管生产的革委副主任参加，顺着田间公路骑着自行车子转，挨大队检查。全公社绝大多数大队种的全是清一色的杂交高粱，长得青绿青绿，十分喜人。带队的郭松刚由公社副书记提为革委主任，最担心东堤下村不听指挥。因为李碾子对这事想不通。没想到他还听话了，种的全是杂交高粱。人们议论说：“要叫石大夯，想不通绝对不种。”
昨晚郭松着凉，突然想拉肚子，就让人们在路旁抽烟歇会儿，自己钻进庄稼地里拉屎。没想到里面种的全是玉米。他像吓着似的提着裤子跑出来，气愤地大声叫着：“李碾子，李碾子！”
碾子知道包子露了馅，心里并不慌张。现在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就是批我斗我，这玉米也变不成杂交高粱了。他装傻充楞地问：“郭主任，是不是碰上蛇了？怎么提着裤子出来了？”
“我问你，这地里怎么全是玉米呀！”
“不可能吧？”碾子仍在装傻，“种子是公社统一买的，杂交高粱咋会变成玉米了呢？”
郭松把碾子拉进地里，指着满地的玉米，气急败坏地说：“你看看，这是杂交高粱吗？”
碾子暗暗窃喜。他冲着这大片玉米故做惊讶地说：“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兴许是种子出问题了吧！”
“不可能。别的大队没问题，怎么单单你们有问题？”
“这我就不知道了。”
李碾子本想搪塞过去，郭松却把人们都领进地里看那片玉米。严肃地说：“大家说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农业学大寨，是伟大领袖的号召。学不学大寨，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是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学大寨就必须大种‘两红’即红高粱、红薯）。东堤下大队却阳奉阴违，对抗学大寨运动，这是严重的路线斗争。回去告诉韩天寿，立即把这事给我查清，找出幕后策划者，进行大批判！”
李碾子心里笑了，“郭主任，你甭想刨根问底，就是神仙也查不清楚了。”
一路上，郭松一直在琢磨，这是谁的主意呢？他的脑子突然一闪，问碾子：“是不是鲁子凡在背后捣鬼？他可是有名的老右了。”
碾子摇摇头，“郭主任，老鲁是来劳动改造的，他才不会管这闲事呢。”
“要不就是大夯。”
碾子使劲地卜愣脑袋：“大夯戴着帽子，他才懒得管这事呢！他傻吗？”
“那这是谁的主意 ？莫非是韩天寿？”
李碾子见他猜这猜那，就把这事揽到在自己身上：“这事谁也不怪。我是主管生产，要批你就批我。”
“你？”郭松瞪了碾子一眼，“你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典型。你要能想出这鬼点子来，那就不是碾子了！”
碾子见郭松满脸疑惑，便说：“年年种杂交高粱，社员们都骂我祖宗三代了。我怕再挨骂，又怕公社查出来，就在地头路边搞了点鬼。该批该斗该检查我顶着。”
“你认为，这事批批斗斗就没事了？没那么便宜！”
碾子见郭松抓住不放，心里敲起了小鼓：“还要怎么着？”
郭松把眼一瞪，恶狠狠地说：“给我把玉米全部拔掉，改种杂交高粱！”
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要发生了，这个新上任的郭主任真的要下绝手。这一百多亩玉米是全大队社员们半年的口粮，如果拔掉那将绝收。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做。他嬉皮笑脸地与郭松软磨：“郭主任，我错了，检查还不行吗？”
郭松受了捉弄，满肚子是气，怎么肯放过去呢，这也太便宜了。再说，如果不认真对待这事，今后的工作怎么开展？他把脸一沉，强硬地说：“李碾子，限你们五天内把玉米全部拔掉，一律种上杂交高粱！”
“拔掉？”李碾子为难地抓起脑瓜皮，“这玉米都长半人高了，拔掉多可惜呀！”
“这是资本主义的苗，坚决拔掉，种杂交高粱。”
“现在都啥节气了，还能种高粱吗？”碾子觉得这个郭松太不懂生产了。
郭松想想，“发动社员移栽。”
李碾子一听傻眼了。他故作笑脸地说：“郭主任，别逗了。移栽一百多亩高粱，要用多少苗子呀，到哪儿弄呀？就是有苗儿，这一百多亩，还不栽到驴年马月啊！”
“这我不管。”郭松断然说，“先把玉米拔掉，然后再栽杂交高粱。完不成任务，拿你是问！”
李碾子把这事向韩天寿一汇报。韩天寿抱怨说：“我早就对你说，这办法不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吧。公社要处分，你可兜着！”
其实，这事李碾子跟韩天寿商量过，韩天寿吃杂交高粱也怵头。他天天让由福满给他抠屎，由福满就骂。因此，碾子一出这主意，他举双手赞成。现在公社追究起来，他却一退六二五，抱怨起碾子来。碾子老大地不高兴，心里说，有了成绩你揽过去，出了问题脱干坯！他心里这样骂着，嘴里说的却是：“韩主任，我可向你汇报了，大主意你拿。”
韩天寿不假思索地说：“那就听公社的，发动社员拔玉米。”
碾子见韩天寿如此不负责任，把脖子一拧，不满地说：“拔？说得轻巧。拔了秋后吃什么？让社员们喝西北风啊！”
“郭主任不是叫移栽杂交高粱吗？”
“到哪儿弄这些苗子呀！”李碾子眉头一皱，“再说，现在高粱都半人高了，也移栽不活呀！”
韩天寿见碾子不听指挥，生气地说：“说你目光短浅，还不认账。我们看问题不能光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公社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至于高粱苗子，那是你的事！”说罢，扬长而去。
千斤重担压在了李碾子身上。这是关系到社员生活的大事，决不能稀里糊涂，晚上他又去找大夯商量。
石大夯在思谋着，旱烟抽了一袋又一袋。他深深叹口气说：“现在又像大跃进那年了，到处是瞎指挥。公社不关心群众死活，是怕丢了自己的乌纱帽。他们吃的是皇粮，管凉不管酸。社员们挨饿是大事，遇事要有主心骨，一定得挺住。为了社员们，就是吃点苦也值！”
碾子听大夯的，豁出去了，不就是挨批挨斗吗？大不了也给戴顶帽子！
碾子迟迟没有行动，公社天天打电话催。韩天寿怕丢官，就想先把玉米拔掉，他亲自给队长们开会布置。队长们骂他：“你光知道向上舔，也得为社员们想想啊！”
东堤下大队的玉米依然在地里长着，而且越长越高，渐渐长天穗了，怀胎长棒棒了，吐红缨缨了，十分喜人，成了全公社的一道亮丽的景观，谁看了谁说这玉米长得好。只有郭松黑虎着脸。他批评韩天寿无能，韩天寿骂李碾子不听指挥。郭松要撤李碾子的职，碾子说：“我早就不想干了。”
郭松下不了台，转不过脸，只好让李碾子到公社作检查。
正巧，地区拉着各县主管农业的革委副主任来滏阳县检查生产。杨旭听郭松汇报过东堤下大队偷梁换柱种玉米的事，怕地区领导批评，就想绕过东堤下村。地革委副主任陈列夫却执意要那里看看。石大夯办社和那年发大水时，他都来过这村，想看看现在的情况。杨旭拗不过，只好硬着头皮等着领导批评。不料陈列夫见东堤下大队的玉米长势很好，异常高兴地说：“看来玉米也能增产嘛，何必非种杂交高粱呢？这东西社员们都不愿吃。”
杨旭、郭松和韩天寿没想到这位地区领导不仅没有批评他们，还肯定了他们的做法。陈列夫拍拍杨旭的肩膀，兴致勃勃地说：“老杨啊，看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让这个大队给大家介绍介绍经验吧。”
杨旭附在陈列夫的耳朵上，悄声说：“这个大队主管生产的副主任，为这事正在公社做检查呢。”
郭松一看，这回又砸了，心里一个劲地瞎嘀咕。
陈列夫问郭松：“这是怎么回事？快把那同志叫来介绍经验啊。”
韩天寿这才屁颠屁颠地赶紧到公社请李碾子去了。
李碾子没有向地区领导倾诉自己的冤屈，只是实事求是地讲了自己的想法。最后，他对陈列夫说：“我认为，农业学大寨要学根本，不能光学皮毛，更不能照猫画虎，生搬硬套，要从实际出发。”
“好！”陈列夫带头鼓掌叫好，“当前我们不少社队学大寨学偏了，有的甚至把学大寨当成了一根整人的棍子，这就大错特错了。李碾子同志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值得表扬。这么好的同志怎么能停职检查呢？赶紧恢复他的工作。”
众人鼓掌，李碾子羞得脸红了。他说：“实话告诉大家，这功劳不能记在我的账上，这是石大夯的意见，鲁子凡同志支持。我可没这么大胆子。”
陈列夫一听乐了。看来鲁子凡并没有被运动吓倒，石大夯也没被那顶帽子压垮。他俩还在为群众着想，心里不由地一喜。他想去看看老鲁，可一时又离不开。于是对碾子说：“你给老鲁捎个信儿，让他抽空到地区找我一趟。”
鲁子凡听说陈列夫找他，激动得一夜没睡好。他想地委可能要安排自己的工作了，天不亮就坐公共汽车到地委去了。没想到陈列夫不跟他谈工作安排，而是让他到省委党校去学习。
对于上党校，鲁子凡很不感兴趣。这几年，党校的学习跟着运动跑，变来变去的没个定盘星。上次刚学了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下次就进行批判。还是那些老师，还是那几张嘴巴，今天这么讲，明天又那么讲，越学越糊涂，简直白浪费时间，他不想去。可陈书记指定滏阳县就让他去，只好遵命了。
进党校学习，鲁子凡早有戒备。尽管每次都重申“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扣帽子，结果总是出头的椽子先烂。反右时，他因如实反映了农业社的一些问题，就挨了十几天的批判。要不是历史清白，工作积极，差点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他遇事加了几分小心。然而，山难改，性难移。大跃进那年，县里逼着他们公社放卫星，他不满地说了句“简直是发烧说糊话”，反右倾时再次挨批判，并受了严重警告处分。这两次教训太深刻、太沉重了。他再也不敢掉以轻心，随便开口说话了，遇事慎之又慎。会上会下都要管住自己，一是情绪，二是嘴巴。无论开会还是学习，他从不主动发言。就是领导点到自己头上，也是人云亦云地应付几句，决不敢掏心窝子说话。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有人旧事重提，给他扣了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罢了他的官，大会小会批斗了若干次。后来是因造反派起内讧，打派仗，才把他这只“死老虎”扔下。因为他为人和气，不摆架子，人缘极好，“查三代”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才没有受什么处分，只是让他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次来党校学习，他再次告诫自己，处处谨慎，多加小心，在政治上再不能裁跟头了。他抱定这样一种态度：多学多想，决不外讲。
在开学典礼上，他却觉得这期党校与往常不同。学习内容不再跟着当前工作跑了，要学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毛主席的《实践论》。省委书记在开学典礼上讲，“我们党是靠‘两论’起家的。在工作中却只注意了《矛盾论》，忽视了《实践论》。工作不从实际出发，习惯于凭想当然办事，解决问题也是简单地一斗了之。结果阶级斗争抓过了头，经济建设却落了后。要想把工作做好，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一定要补上这一课。”
鲁子凡从省委书记的讲话中，捕捉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