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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妈，相信我能写好。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他。”
第二天，我就把信寄出了。
过了一星期，我计算叔叔的回信应该到了，便赶回家去。
九
上楼梯时就觉得不对，只听得两个人的脚步声慌慌乱乱，原来祖母和妈妈都抢着来迎我。
妈妈抢先讲了那句话：“你叔叔没了！”
“啊？”我霎时呆住，脑中一片空白。
“是胃病。”这是祖母的声音，像来自旷远的乱山。
我立即把脸转向祖母，突然清醒，这是这位曾经是十个孩子的母亲的最小一个儿子的失去！但我还说不出话。， 祖母又讲了一句：“我已和你妈妈一起去过蚌埠，把骨灰盒——拿回来了。”我以为她会大哭失声，却没有。
当然不是胃病。祖母和妈妈从来不会撒谎，讲半句假话就暴露无遗。我扶着祖母坐在椅子上，捂着妈妈的手到门背后，说：“告诉我厂
妈妈直捷地说，叔叔是自杀。祖母知道当时自杀就算犯罪，决心把我们瞒住。
七十五岁的老太太，亲自坐夜班火车赶到蚌埠，厂区内，到处都是打倒叔叔的大标语。
祖母蓬乱的白发，飘拂在她最小的儿子被倒写的名字上。
十
叔叔只是一个一般的技术人员，不是当权人物，凭什么打倒他？
妈妈哽咽着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到处要抓“牛鬼神蛇”、“反动学术权威”，那里地方小，找不到什么权威，就把叔叔算上了，主要是有人揭发他吹捧《红楼梦》，是放毒。
“《红楼梦》？”我背脊发凉，居然是为了这本书，这本他一直不许我阅读，反复说是“太悲苦”的书！
妈妈还在说：“把他押在垃圾车上全城游街，他哪里受得了这等屈辱，回来大声与造反派辩论，说《红楼梦》是一部优秀古典名著，结果被说成态度恶劣，再一次游街。”
“他打倒后一再抗议都没有人理他，最后只能……”妈妈顿了顿，又说了下去，“是用剃刀割动脉，抢救过两次，但你叔叔是何等刚烈的人……”
对于余家，这是山崩地裂般的一件大事。
十一
没有时间体味其中的强烈悲情了，只有快速采取一系列应变措施——， 表妹以女儿之孝，抱着叔叔的骨灰盒到西郊的古北公墓安葬，全家护送。那天爸爸也请假从关押地出来半天；
爸爸立即明白自己已经完全没有自杀的权利。在叔叔的帮助也失去之后，他不能听任全家衣食无着而独自离去，更不能听任祖母在失去了最小的儿子后再失去最后一个儿子。他决心重新在关押地思考，今后怎么办；
我和表妹决定立即向所在学校申请，争取第一批下乡劳动，自食其力；
大弟弟已经十八岁，托人介绍到渔业公司出海捕鱼，可以贴补家用；
妈妈操持家务，抚养着两个未成年的小弟弟。但后来知道，她背着我们悄悄地去从事无人愿意做的体力劳动：替附近一家电机小厂洗铁皮，成天赤着脚，浑身水淋淋；
祖母双目发怔，看着云天，手上又拿起了佛珠。念的依然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们从小听熟了的……
当一切安排停当，我便日日陷入沉思，在沉思中变了一个人。
十二
我的沉思，主要是想重新理解叔叔。
他一生挚爱《红楼梦》，最终也为这本书死去。他像贾宝玉一样为逃离肮脏、寻求干净而远行，但最后却坐上了最肮脏的垃圾车。
为此他宁肯以鲜血来洗涤，洗出一个干净的“太虚幻境”来驻足。正是在这里，出现了贾宝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敢和刚烈。
很长时间，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没有充分理解他。有一次，随手翻阅颜真卿的字帖，突然浑身一震，赶快回家问妈妈，那次收拾叔叔遗物，有没有见到一本章帖？
妈妈说，那时叔叔的宿舍已被多次翻抄，我们去时连一个日记本也没有找到，哪里还会有什么字帖？
我不知那本颜真卿的《祭侄帖》到哪儿去了，脑中又浮现出叔叔当年在福州路旧书店柜台前微微颤抖、小心轻问、隆重捧持的动作。
当时叔叔并不知道颜真卿祭侄的史实，但我相信初次接触的神秘感应。帖子刚刚打开，一种千年难逢的气韵在向他召唤。后来，他持帖而问、伴帖而行、傍帖而眠，当然早已懂得帖里的一切。
今天，我这个侄儿捧着《祭侄帖》反祭于他，似乎觉得其间有一种故意倒置的天意，一种悲情浩荡的预设，一种英雄人格的反馈。我也因此在游动的墨迹间找到了一种能够阐述他生死选择的精神图谱，听到他在三次割脉后对我的最后嘱咐。
面对毁坏盛唐气象的叛臣逆贼，文化大师颜真卿全家都举起了刀戟。他亲自率兵抗逆，堂弟颜杲卿被逆贼脔割，连遗体残骸都无法完整。侄子颜季明也被杀害，留下的只是一颗头颅。但朝廷对这样的烈士却不闻不问，只得由颜真卿自己来祭。这样的祭文，怎能不大气磅礴、感天动地？
颜真卿撰写这篇祭文时四十九岁。二十七年后，七十六岁的他还在另一个叛将前不屈不挠，壮烈捐躯。
在一个混乱而血腥的时代，一代文宗成了一代英雄，而且还拥有一个英雄的家庭，这实在是中华文化史上最珍罕又最响亮的一页。我相信叔叔对于这篇祭文的很多词句，都会晨昏吟诵。那么，此刻也让我来复诵一段：
土门即开，
凶威大蹙。
贼臣不救，
孤城围逼。
父陷子死，
巢倾卵覆。
天不悔祸，
谁为荼毒？
念尔遘残，
百身何赎？
呜呼哀哉！
吾承天泽，
移牧河关。
泉明比者，
再陷常山。
携耳首榇，
及兹同还。
抚念摧切，
震悼心颜。
方俟远日，
卜尔幽宅。
魂而有知，
无嗟久客。
呜呼哀哉，
尚饕！
我几次想把这篇祭文翻译成现代散文，但实在无法放弃这种一顿一位、一步一哭的恸人节奏。里边有些句子，例如“天不悔祸，谁为茶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如能借来悼念叔叔，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十三
然而，完全出乎意料，上天还为我的叔叔安排了一个更隆重的悼念仪式。
虽然隆重，却很少有人知道。我们默默地隆重在心里。
事情还须回到安徽。
正当叔叔刚烈地在蚌埠三度割脉而死的时候，在同是安徽的太湖县，也有一个与我叔叔同龄的男子陷于灭顶之灾。但他不能像我叔叔那样处置自己的生命，因为他已结婚，而且有了三个孩子，一家老小都靠着他。
他的学历比我叔叔高，是老牌大学生，整个县城学历最高的人。他遭难的时间也比我叔叔早，是“右派分子”，也就是在我家从乡下搬到上海后不久他就抬不起头来了，到文化大革命，更是变本加厉，天天挨批。
平时，他总是向三个孩子封锁自己挨批的信息。但有一天他突然得知，一个声势浩大的“对敌斗争高潮”又要掀起，他和他的妻子，必然要在县城里不断地当街批斗。这还能瞒得住孩子们吗？
三个年幼的孩子，看到自己的父母挂着牌子、浑身捆绑着被人殴打，会怎么样？
对此他毫无办法。很想先找孩子们谈谈，但每次都开不了口，最后终于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把孩子们支出城去。
他想起了自己一九五四年曾以一个抗洪干部的身份进驻过一个叫叶家湾的小村庄，便决定把三个孩子藏到那里去。这事通过一个正好上街来的农民，说妥了。三个孩子也就住到了举目无亲的叶家湾。
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是女孩，才五岁，有一天庄村口遇到一个不懂事的农民慌张地对她说，好像看到她爸爸、妈妈在县城街上挨批斗。小女孩一听便不顾一切地一头撞向那个农民，哭着喊着说是造谣，其实她小小的心里早有疑惑：爸爸妈妈为什么把我们放到这个荒村中来呢？我们来了之后为什么不来看我们呢？现在一听，便知真相，但她不愿承认，只能向着那个农民哭喊。
过了很久，传来消息，爸爸妈妈可以接孩子回城了。她连续表演了几夜的歌舞，感谢乡亲们的收留。
多少年后，这个村的乡亲凡有喜事，例如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必然要放映她主演的电影表示庆祝。
她，就是我的妻子马兰。
叶家湾的乡亲都说：“我家马兰”。
当我知道这段往事之后，曾经问过岳父马子林先生：“这么小的三个孩子，要送走，为什么不送到亲戚朋友家里去？”
“怕给亲戚朋友带来麻烦。这种麻烦，对于农民，对于村庄，就不太在乎了。”岳父回答。
“叶家湾连一个远房亲戚也没有？”我问。
“没有。”
“把三个孩子送到这样的小村子里，心里有没有一点害怕？”我又问。
“不送更害怕。”岳父说，“马兰的性格你知道，多么强硬。记得她才一岁多一点，刚会走路，那天看到我回家满脸不高兴，她要为我点烟解闷。当时我抽
长长的旱烟杆，用一根长香点燃，小马兰举着长香正要为我点，手却被长香烫痛了。她不哭不吵，只是要把那支伤害了她的长香从香堆里找出来。我们大人不知她找到后会干什么，已经把那支长香藏了起来，小马兰爬上爬下非要找到不可，最后终于被她找到了。你猜她怎么着？居然把那支长香用小脚跺得粉碎，一小截、一小截地碾，连一点儿也不留下。才一岁多一点已经是这个样子，如果到了五岁看到爸爸妈妈受侮辱，那就可想而知。她一定不会放过，她一定拚命。”
“那一定。”我赞成岳父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小孩子看到父母亲被斗被打，很容易产生对社会、对人类的抵触。我不希望马兰他们有这样的抵触。”
这话使我非常感动。
这一对在安徽太湖县城的街道上被口号声、辱骂声包围着的年轻夫妇，马子林先生和沈毓秀女士，心里所想的一切完全出乎批斗者们的意料之外。他们想的是：“批吧，我们的子女不在。他们不会来报复你们。”
马兰多年来一直向我打听叔叔因《红楼梦》而死在她家乡安徽的种种情况。她找来叔叔的照片细看，每次都心事重重。
她已经主演过十五集的电视连续剧《严凤英》，并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悼念仪式。这部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全国观众投入的程度至今还记忆犹新，说“万人空巷”，并不为过。这就是说，她把这个历史悼念仪式推向了全国，从而确立了自己所在剧种的道义尊严和艺术尊严。
她本是一个舞台剧的演员，由于这部电视剧，同时被评为电视“飞天奖”和“金鹰奖”的最佳女主角。全国观众对她所做的一切，非常理解。
我叔叔与严凤英只有一岁之差，而且在差不多的时间自杀于同一个省份。叔叔不在文化界，却同样为艺术而死，为《红楼梦》而死。
马兰还要为叔叔做点事。
十四
终于，就在叔叔去世二十五周年的祭日里，黄梅戏《红楼梦》在安徽首演，轰动全国。
全剧最后一场，马兰跪行在台上演唱我写的那一长段唱词时，膝盖磨破，鲜血淋漓，手指拍击得节节红肿，场场如此。
所有的观众都在流泪、鼓掌，但只有我听得懂她的潜台词：刚烈的长辈，您听到了吗？这儿在演《红楼梦》！
第三章
一物一物
一
我一直担心被关押的爸爸会不会精神失常，但终于奇怪地发现，他在度过最初一年的惊慌和愤怒之后，倒是越来越镇定了。他以前在家里过于严肃，现在每次见到去探望他的家人，却满眼亲切。他渐渐已经不太在乎“阶级异己分子”这顶帽子，却在努力避免成为“家庭异己分子”。
相反，精神失常的是批判他的那些人，而且越来越严重。
我们学院也是同样，被打倒的老师痛苦过一阵也就认命了，而造反派学生却越来越举止混乱，后来全乱到了自己头上。
由此我明白，失去行为权利的人很难大幅度疯狂，真正疯狂的，只能是那些自认为拥有无限行为自由的人。
学院的造反派从一九六七年夏天开始全面发疯，竟然要把“造反派”改成“狂妄派”。
后来，又说“狂妄派”是造反派中的先锋队，并自命为全国狂妄派的创始者，在一张很大的中国地图上插上一面面小旗，挂在路口，展示全国“狂妄运动”的蔓延规模。
不久，高音喇叭在宣布，“全国狂代会”即将在我们学院召开。
校园里一下子挤满了操各地方言的人群。青年为主，也有不少中年，男女几乎各半，大多是身材瘦削、眼睛发亮、脚步匆忙。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神态却像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吕兆康同学碰了一下我的手，轻轻说：“原来看到那么多狂兄、狂嫂吓了一跳，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狂叔、狂婶。”
我说：“你看那儿，还有狂公、狂婆呢。这正叫，狂妄不分老少，发疯不分男女。”
正说着，高音喇叭突然震响，兴奋的声音劈头盖脑：“全国狂代会即将召开，革命人民欣喜若狂……”还没说完，嘭，高音喇叭被砸了。
广播室就在路口。这个广播员本来就够激进的，得知高音喇叭被砸便蓦然站起身来，准备去与阶级敌人搏斗，谁知说时迟那时快，一群北方口音的大汉冲了进来，“你们敢说欣喜若狂？”
“为什么不能说欣喜若狂？”广播员口气很硬。
“欣喜若狂的‘若’字是什么意思？”一个大汉问。
“‘若’是‘好像’的意思，怎么啦？”广播员反问。
“若狂，也就是好像狂，我们狂妄派是真狂，你们才是若狂！”大汉说。
几个人应和道：“若狂是假狂，假狂就是假革命，假革命就是反革命！”
很快响起了口号：“打倒欣喜若狂！我们都是真狂！”
到这时广播员才知道，自己的狂妄劲头，已经落后了。
这真是一物降一物。
大汉们呼啸着走了，广播员关掉机器，闭着眼睛想了一想。他一时还想不明白，疯狂是一场比赛，永远没有止境。昨天的疯狂拿到今天一比，变成了小疯假狂，那明天怎么办？难怪交通大学的造反派起了一个名字叫“反到底”。但这个“反”字现在又没有味道了，看来要改成“狂到底”、“疯到底”。
他睁开眼睛看到正在窗口伸头探脑的我和吕兆康。对我这么个人，他出于造反派的坚定立场还不想搭理，便对吕兆康说：“你们是戏剧文学系的，请问这欣喜若狂的成语……”
我们笑一笑就离开了。
二
“狂妄派”与一般的造反派区别在哪里？
对此，我冷眼旁观，作了一番比较。
“狂妄派”相当于造反派中的“原教旨主义者”。本来，造反派都是“奉命造反”，目标空洞，后来看到中央在号召夺权，也就轻而易举地夺了权，掌了权。掌了权做什么呢？他们就不知道了。毕竟是学生，考虑到今后的前途，有的人开始了悄悄的专业自习，并与老师接近。另一些学生，则当起了“逍遥派”，甚至谈起了恋爱。这些现象引起了一些激进造反派的警觉，认为这是革命步伐的倒退、革命意志的衰败，因此要用极端主义的方式来重振雄风，这便是“狂妄派”的出现。
能打倒的都已打倒，那么如何来确定新的革命对象呢？“狂妄派”的目光，从政治领域转向专业领域，从头面人物转向中间人物。
在“狂妄派”看来，一切专业活动都必须否定，用极端主义的政治标准把它们一一批臭、碾碎；同时，一切中间人物都必须鞭笞，用极端主义的政治标准将他们一一侮辱、威胁。
用“狂妄派”的话来说，已经打倒的一切都是“死老虎”，而大量没有打倒的普通教师、一般职员，则是隐藏起来的“活老虎”。理由是：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没有去刺杀日本兵，竟然苟活了下来；他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奔赴延安，竟然留在了上海；他们在民不聊生的时代还在学校里领薪水，而没有把薪水捐献给贫苦大众；他们在解放之后分不清两条路线，没有与刘少奇、邓小平展开斗争……
“狂妄派”绝不认为除了政治斗争之外还有别的社会生活，除了政治身份还有别的个人身份。一个人如果不关心政治，一般的造反派会批判他麻木不仁，“狂妄派”则会断定他是伪装麻木，因此很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