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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四是下午三点走的。他在我家总共待了一个小时。天气越来越凉，老四望着天空发呆。如果没记错，他是在他的手机爆响后变得焦躁不安的。他握着手机对里面大声咒骂，后来，他不光咒骂，还手舞足蹈起来。再后来，他关了机，将手机扔到桌子上。我问他在骂谁？他说在骂他们局长。我说你为什么骂领导呢？他说我愿意骂谁就骂谁，我想骂谁就骂谁。我说要尊重领导，对领导说话要心平气和。他愣愣地看着我，想说什么。可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摸了摸我的头发，说，他必须得走了。他说下雨时他在别人家睡不好觉，而他最忍受不了的便是失眠。他说我要是真舍不得他走，那么现在就去酒店喝酒，喝醉后他再走。他说他回去后就找帮痞子，把他老婆先奸后杀，他就自由了。他说等他彻底自由后，再来拜访我。他说再来拜访我时，希望我的摩托车能修好，那样他就能骑着摩托车去西柏坡旅游了。
“你手里有现钱吗？借我二百。”最后他说，“我来的时候，其实是打车来的，从富丽华出来，我随便叫了辆出租车就来了。从大连到唐山不远，可他跟我要了一千二。我回去只能坐火车了。”
我没送他，我把手里仅有的钱全给了他。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他离开时已经下雨了，我去拿雨伞时，他已经带上房门离开。在桌子上我看到了他的手机。他把我的手机装走了。我坐在沙发上闷闷地量体温。三十九度三。再后来我打开电视，那个女主持人还在介绍蜂乱，她说一名叫边浩的中年男子，开着辆白色奇瑞车经过，看到密密麻麻的蜂群，他立刻买来白糖，兑成水喷在车子外壳上，停在科华中路五号门口一棵被蜜蜂包围了的槐树下，片刻间，蜜蜂就把他的车子覆盖了，边先生说，这样可以把蜂王引出来，找到蜂王蜜蜂就会跟他回家。可是等了近一个钟头蜂王还是没有出现，边先生只好把这辆“蜜蜂车”开到了洗车场冲洗了……
我觉得我根本就没发烧，我觉得一切都正常。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真的，我手里拿着老四的手机呢。而且，我觉得我很清醒，因为我想到了要和主任续假的事儿，我的病假已经超期。单位的电话老占线，我拨了四遍仍然占线。我只好拨了第五遍。我又失望了一次。后来我就紧紧地捏着老四的手机不放，好像它是一条滑不溜秋的鱼。这部手机至少是五年前的机型，又大又沉，我拿在手里就像拿着一只穿了好多年的鞋子一样。再后来我干脆脱掉衣服，我小心翼翼地将左腿卸下，扔在地板上，裸露着身体削苹果。几只黑头蚂蚁爬过来，啃着塑料假肢上的几缕淡血。虽然我一点不喜欢我的左腿，我还是用烟头烫死了蚂蚁。雨越发地大了，好像在打闷雷，闪电鬼魅地在房间蛇游。在雨声中，我似乎听到了蜜蜂“嗡嗡”的歌唱声。
桃红杏红
鲁 雁
表姐夫魏明到我们村“蹲点”的那年还不是我的表姐夫。
魏明进驻红花峪蹲点并不蹲着，而是村里庄外、梁上坡下不住地串遛，他走到哪里都让峪里的女人心里鸡飞狗跳。魏明的中山装很蓝很挺，胸袋上别的钢笔帽在太阳下泛着铜光，前额上斜长的头发随风颤动。那时候峪里的桃花水正四处漫流，坡梁上的土地润润的解透了冻；他的到来盎然了红花峪的春意，也启蒙了我的两个表姐的爱情。
魏明背着行李进村，比通知的早到了一天，弄得大队干部和看热闹的社员都有些慌乱。暖洋洋的风中甩荡着溪边的杨柳条以及村姑们的长辫子。大队长背着两手脚步快得像被赶的鸭子，来了来了，他嚷。大人们脸上兴奋得通红，似乎这天的阳光与往常的很不相同。
红花峪在上级眼里一直不红，有名的落后大队。分田承包本来是头年就该落实的事儿，结果是秋上没行，冬里也没动，分田到人，承包到户，红花峪慢了两拍子。
魏明站在山坡梁上，把铜帽的钢笔别进口袋，拂拂额上的头发，望着春风说，八十年代的春风都吹拂沂蒙山大地了，该行动了。
大队长扔掉“丰收”烟巴子，拍拍腚上的土末子说，该行动了。
我们一群跟屁孩儿，拾起烟巴子分享着。这样的情景我们在电影里见过，跟踪的人把烟头狠狠一扔，真的就要行动了。
坡坡岭岭上的麦苗已返了青，红花峪在那个春天里分了青苗。
大队长是一把手，他的手不光捏烟巴子，还捏巴着六百多口人。我父亲是大队的会计，弄不明白他算几把手，他除了扒拉算盘珠子，还常扒拉那本老字典，给村里的孩子起名儿。
我大姑和二姑都嫁在红花峪本村。大姑家的桃儿表姐和二姑家的杏儿表姐的名儿就是我父亲起的，但她们的名儿不是从字典里扒拉出来的，是从树上摘下来的。
魏工作员住进了大队部，和电影队来人一样，很多人来看稀奇。魏工作员的床头上有崭新的牙缸，还有几本厚厚的大书。
大队长捏着烟巴子说魏工作员得尝尝山里的香椿芽炒鸡蛋。
我父亲就慌忙吩咐人群里的桃儿表姐回家拿鸡蛋。
大队长一面叫人去代销部拿“丰收”烟，一面嘟哝光鸡蛋咋行，还得弄只鸡。
我父亲就慌忙吩咐人群里的杏儿表姐回家去捉鸡。
杀鸡的自然是大队长的兄弟二瘸子，他自告奋勇要跟杏儿去捉鸡，他一瘸一拐跟在后边，像杏儿表姐用辫子牵着的一条狗。
二瘸子就在大队部院子里杀鸡，他一副大干快上多快好省的模范样子，像在表演武松打虎，又像放电影的在卖弄发电机，大搞动静。二瘸子撕扒起鸡毛来又快又狠，像扒女人的衣服一样。
后来明白那蛋和鸡都不会白吃，魏工作员要交粮票和钱，大队里也会秋后算账，给大姑二姑家以及二瘸子加工分。
但那年没有等到秋后算账，就没了公社，也没了大队。取而代之的是乡和村。乍叫沂山乡红花峪村，还真有点别扭。老少爷们又自嘲说，其实叫顺了嘴就行了，山还是那山，梁还是那梁。就像大清朝开始时，要汉人留辫子，都骂娘；到了民国，要剪辫子，又都骂奶奶了。习惯了也就习惯了。
二
我到村部记账屋去叫父亲回家吃饭。
我看到村长蹲在魏工作员住的屋门槛上吃“丰收”烟，父亲抱着账本和算盘站在屋里，魏工作员则倚靠在床头上。
村长从我父亲眼里看到了我，他回头说，开会哩，回去对你娘说，你爹不回去吃饭了。
我用脚踢着石头子儿往回走，在胡同口碰上了桃儿表姐，在一拐弯处又碰上了杏儿表姐。
桃儿表姐抢白说，有人惦着村部哩。
杏儿表姐酸脸说，有人想着干部哩。
我说，洋头一分，大闺女要跟；钢笔一插，大闺女要俩。
桃儿杏儿变成了两只鹰，争着来抓我这小鸡。小鸡爪挠到了鹰们的心痒处。
碾台上正遇到大姑二姑在扫着碾说话，看到我们跑来立马虎了脸，多大的闺女了，甩晃着辫子满庄闹，干活！
桃儿表姐和杏儿表姐一块儿推起碾来，边推边相视而笑。
从此我常见桃儿和杏儿在村部甩辫子，她们不像我，有事没事来转，她们总有充分的理由，要么送吃的用的，要么借书借纸。
开始的时候，魏明只和我说话，不好意思细看她们；日子长了，桃儿表姐那两条垂到腚沿儿的长辫子和杏儿表姐那两条垂到褂边儿的长辫子就成了铁轨，魏明的眼睛常在上面跑火车。
没人的时候，魏明会给我一块少见的奶糖，说，桃儿的脸红扑扑的，圆点儿；杏儿的脸白净净的，长点儿，你说，哪一个好？你都念五年级了，能说出个一二三了。
我伸出两个指头，很快就又得了两块奶糖，然后我说，两个表姐都不孬。
魏明又问，你读过《红楼梦》这本书吗？
老人言：老不看三国，少不看红楼。少年读红楼，老实变风流。何况五年级尚不是读大书的年纪。不过我已经看过越剧电影《红楼梦》。
魏明塞给我一支蓝圆珠笔，问，桃儿和杏儿像电影里的谁？
我说就是给我一支红蓝两色的圆珠笔我也看不出她们像电影里的谁。
魏明就拍着厚厚的《红楼梦》，像是对自己说，桃儿像薛宝钗，杏儿像林黛玉。
后来我想，魏明真老土，当时我要是顺嘴说一句他像贾宝玉，他一定会把口袋上别的铜帽钢笔拔出来。
三
在我念五年级的那年春，也就是整条峪里的女人心里都鸡飞狗跳的那个季节里，我接受了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监视表姐的夜间行动。给我下达秘密指令的是父亲和二姑。父亲把二姑家的酒盅儿咂得吱吱响，说，弄不好要出事了。二姑父给父亲添满酒，也说，要出大事了。二姑说，闺女大了，又不兴像猫儿狗儿似的拴在家里，真是女大不中留，你看看杏儿，还有桃儿，那股骚劲儿，身上要着火了。
接受任务时我并没有感到多么光荣，在表姐后边当跟屁虫儿，是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儿。表姐们到了“身上要着火”变成红狐狸的年龄，我一个十三岁的屁男孩哪是她们的对手。杏儿身子单细，闪得极快，我紧追几步，她却一下子出现在我面前，吓得我像贼似的，杏儿温存地摸摸我的头，说，回去吧表弟，今年要考初中了，光跟大人耍哪行。杏儿消失在黑黑的胡同里，我摸着刚才被她摸过的头，一片茫茫然。是的我今年要考初中了，父亲反而对我的学习抓得不紧了，居然派了我这样的任务。今年分田到户了，父亲常慨叹，又单干了。若干年前，农产由单干到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人民公社，现在又分田承包到户，又单干了，峪里的人就是这么理解的，父亲就常拿醉眼瞅着我说，有一亩三分地等着你呢，你就等着当好接班人修理地球吧。
我倚在石墙上，仰头望着夜空的星星，回味着杏儿表姐刚才摸着我的头说的话，似乎有些意味深长，今年就要考初中了，她说。我突然开始想是留在红花峪修理地球好，还是考出去上学好呢？反正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完成跟踪表姐们的任务。我虽然还不大懂人事儿，但似乎也明白一点“弄不好要出事儿”的严重性了，杏儿表姐和桃儿表姐长得都很俊俏，都很出众，峪里男人们的眼珠子就像带刺儿的草种子，挂满了她们的衣裳。
今晚跟踪杏儿表姐失败了，该去大姑家看看桃儿表姐。往大姑家住的前街走的时候，我才想起最近桃儿和杏儿不大连帮了，各忙各的，就像坡梁上的杏花、桃花，你粉我红各开各的了，争奇斗艳互不相让了。都是魏工作员一来闹的。洋气的人一到山峪里，就像卖虾酱卖海鲜的进村一样，苍蝇们嗡的一声就围上来了。峪里的女人鼻子灵着呢。
到了大姑家门口，正看到桃儿表姐甩着辫子出门，我赶紧躲到墙角，躲过了桃儿却没躲过她身上的那股雪花膏味，我发现我的鼻子也很灵，那雪花膏味引着我拐了七八个胡同口，不知道桃儿是否发现了“尾巴”，反正她是慢下脚步来，这时候月亮升起来了，我看得清桃儿的辫子花了，我意料不到的是桃儿竟解开裤带儿翅起大腚撒起尿来，吓得我心惊肉跳赶忙躲到了墙角后边，这时候就听到了吃吃的笑声，笑声没了，再探时，桃儿早没了踪影。还真是个狐狸精哩！我走到她刚才撒尿的地方，却并没有闻到骚味。
说实话，后来我的胆量之所以这么大，就是十三岁那年春夜里炼就的。在狐狸发骚、野猫叫春的黑夜里，神圣的使命使我走街串巷盯梢偷听像一个幽灵，那时候我还没当接班人修理地球，我倒像一个乡卫生院那黑暗的透视室里的医生，我在暗夜里透视着地球的一个角落——红花峪里的大人们是如何蠢蠢而动的。
我正要乘着月色到魏工作员住的村部去看个究竟，就远远地看到了同样像个幽灵似的二瘸子。他的影子像哈巴狗一样摇头晃脑地跟着他，我则像是一条他看不见的小尾巴。
二瘸子闪进了村长家，也就是他哥家。进他哥家他应该大摇大摆，为什么避墙鬼似的闪了进去？我猜着这里边一定有鬼。大门悄声地关了，我只能绕到村长家的院子后边去。村长家的房子和普通人家的房子不一样，村长家的房顶不是草的，是瓦的，房屋的后墙也不是石头砌的，而是砖垒的，而且还留了后窗，这时候后窗正透出灯光来。我扶着窗墙下的一棵香椿树，估算着爬上两米就能看清屋内的一切。
爬到窗子的位置，我才发觉这不是一棵香椿树，而是一棵臭椿树，因为一簇嫩椿叶正堵在我的鼻子上，臭烘烘的，我果然看到了半开的小玻璃窗内的一切。
二瘸子正和他的胖嫂子在吃炒花生米。二瘸子利索地两手搓了几把，白花花的米子就像脱了衣裳的光腚孩儿，站满了他的手心，他吹吹花生皮，捧给嫂子，胖嫂子突然就变成了忸怩的小媳妇，伸了胖嘟嘟的手指去捏花生米子，捏进自己的厚唇里，还捏进二瘸子的尖唇里，我突然觉得很好笑，这真是一对该拨乱反正的狗男女，春季里的花生种子多么金贵，他们居然炒着吃，还你一粒我一粒玩家家儿。
二瘸子手里的花生没了，他就开始扒胖嫂子的衣裳了，他扒得很快，又像扒母鸡身子的毛一样狠了。然后他吃起那肥硕的胸肉上的花生米来了。耍耍，他吞了一颗花生米说。耍耍，他又吞了一颗花生米说。
胖嫂子抱住他的头说，还耍，当心你大哥回家来。
大哥？二瘸子吞着花生说，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回他正在二狗媳妇身上耕地哩。
吃够了花生，二瘸子也要耕地了。他的一条腿瘸了，犁却不歪，他瞄得还很准，每犁一下，胖嫂子都像老牛一样哞一声。后来他们就不论几下了，连着耕起地来，看来地垄还很长，我心里七上八下身上好像冒出了香椿芽或者是臭椿芽，反正我从树上下来时就觉着自己不是十三岁了。十八岁，二十三岁也说不定。因为我定了一回神又一股劲地爬了上去。
他们穿好了衣裳，又开始搓皮吹皮吃花生了，这回我闻到了扑鼻的炒花生的香味，那香味肯定是压过了臭椿叶味，要不我不会闻到的。二瘸子好福气，有花生吃，吃着花生嘴也不闲着，听说，他说，听说乡教育组要在咱村里选一位民办老师？
是呀，胖嫂说，你大哥说了，不是桃儿，就是杏儿，她们俩都是联中毕业生，墨水儿喝得都不少。桃儿的嘴厉害，性子也张狂，还是杏儿好些，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的。
她们谁也别想当，二瘸子伸手往那肥胸上掏一把，肥水不流外人田，你得在大哥面前使劲说说，这个民办老师该让我当。
胖嫂子撇撇嘴，你在俺身上多使劲，俺才给你多使劲。
二瘸子受了鼓励，一副抓革命促生产的干劲又上来了，将那大花生的外皮扒了，从背后将她推趴到炕沿上，伸两手去抓了两颗花生儿，瞄准了后沟去耕地了。他们大张旗鼓地像搞会
战，我使劲、你使劲地喊口号，一副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样子。
臭椿叶味又压过花生香味了，我溜下树觉得很恶心。二瘸子在联中上了一年半不到，就因为偷女老师的内裤被撵回来修地球了，回到村里仗着大哥一手遮天当干部，地球也没正儿八经修一回，就知道钻娘们旮旯吃花生战天斗地，他这样的也想当民办老师，呸，这臭椿树可真臭。村长在外面老吃人家的花生，没想到自家的花生让二瘸子吃了，谁让人家是兄弟呢，肥水不流外人田。
四
魏明在八十年代初那个大地刚解冻的春天里走进红花峪，是踩着“蹲点”的尾巴来的，也就是说他是最后一批从上边到村里蹲点的工作队员。也不知是红花峪无足轻重还是魏明稀松平常，反正是山峪里来了位从县文化馆抽调的工作人员。一个文化人到山里来除了给女人们煽风点火制造灾情，在别的方面恐怕难有建树……这当然是我后来的想法。当时魏明进驻红花峪，峪里的人都把他看成神圣的“上边派来的人”。他的使命似乎是监督彻底分田到户的，可红花峪在春天里分了青苗，彻底干净地分了土地分了牲畜农具，任务完成了，按说没有他什么事了，可上级部门没有说让他走，他就住下来了，是不是等到秋收，各家各户的承包地里颗粒归仓了他才放心才撤出红花峪呢？其实那时候我就开始怀疑了，都八十年代了还有“蹲点”的吗？魏明是不是在城里“偷吃人家花生”搞臭了，专门跑到红花峪来搞对象的？要不他怎么喜欢桃儿表姐也喜欢杏儿表姐呢？弄得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