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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年夜，叔叔回上海过年来了，姨妈也带着益胜哥来“拜早年”，我上楼时，家里非常热闹。我还没有来得及向长辈们一一称呼，爸爸就严肃地叫了我一声，整个屋子都静了下来。
“为什么不把成绩单拿出来？”爸爸说，“不及格，还想不让家长知道！”
这是爸爸对我第一次发火，当着祖母、妈妈、叔叔、姨妈、益胜哥和自己家几个弟妹的面，我简直无地自容。
祖母一向疼我，冲着爸爸说：“刚进门还没有坐下呢，慢慢说不行吗？”
姨妈是客人，也立即满脸笑容地打圆场：“一次不及格不要紧，用用功，下次就及格了。这次益胜的成绩也不好，秋雨又刚从乡下出来……”
叔叔则一直看着爸爸，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阿坚告诉我的，”爸爸说，“他儿子全部及格。”
“不怀好意。拿着儿子的成绩单比高低，哪有这种朋友！”叔叔说得很干脆，然后转头问我，“不及格的同学多吗？”
“超过一半。”我说，“这两个学期老师和高中同学都在校园里炼钢，我们天天要到外面去捡废铜烂铁，还要参加消灭麻雀的运动，没多少时间做功课，而我还要画画。”
叔叔一听更有把握了，对爸爸说：“超过一半的学生不及格，那么谁的不及格也不会成为新闻，他儿子又不与秋雨同班，一定是他指使儿子专门去打听的。”
“但他儿子全部及格了，因此也有理由骄傲。”爸爸说。他被叔叔一搅，已经不对我生气了。
“这就是我不喜欢上海的地方，你来我往都是小眼睛。”叔叔说。
这个年过得很窝囊。
二
我初中进的是陕北中学，原来叫晋元中学，是纪念抗日名将谢晋元的。一九四九年以后可能考虑到谢晋元是国民党部队的将领，就改以共产党的圣地陕北命名，而且附近又正好有一条陕西北路。其实，它真正的坐落地是新会路，玉佛寺北面的一条小路，离我家很近，步行时间六分钟。
正在我数学不及格的关口上，陕北中学嫌校舍小，把高中部搬走了，留下一个初中部，叫新会中学。这事使爸爸有点沮丧，他原来千方百计是想让我上一所重点名校的，怎么转眼变成了一所毫无历史的初级中学？但很快他也就认命了，我的数学不及格，也许只配进一所差一点的小学校。姨妈一直说的上海与乡下的教育差距，确实不能小看，他想。
大人们忘记了的是，中小学生对一门课程的好恶亲疏，主要决定于任课老师。过完寒假开学第一课正是数学，年轻而腼腆的徐新荣老师走进教室才讲了十分钟，我就知道，自己要与数学这个冤家结亲了。从此，我们班好些男同学的主要游戏，就是在吵吵嚷嚷间蹲下身去，随手捡一块石子在泥地上画几笔直线、斜线和圆弧，比赛谁能把这道平面几何题证明得更快、更简捷。我两个星期就完全“开窍”了，只抱怨课本上的题目太少，每天放学钻到新会路、西康路口的普陀区图书馆去借数学书，逮住题目就做，就像一年前对绘画的着迷。
我的数学成绩很快已是全班第二名，第一名是张翊钰同学，他太厉害了。后来每次数学竞赛，徐老师不让他参加，只要他帮着出题目，阅卷，因此我也就永远是第一名了。不久上海举办全市分片数学竞赛，我获北片第七名。这事不太痛快，徐老师的不痛快是，那天张翊钰同学病了，不能去参加；我的不痛快是，我失分在第一题，不是因为运算，而是不知道试题中所说的“燕尾槽”是什么。否则，稳进前三名。
我没有把自己在数学上翻身的事，告诉爸爸。
一天吃中饭时，爸爸的态度又有点严肃，问我：“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阿坚好几天不太理我了。”
我想了想，说：“可能是学校重新分班的事吧，我昨天在校门口见到他儿子，他也爱理不理。”
“什么叫重新分班？”爸爸问。
“一个年级的十二个班级，全部按照成绩重新分班。”我说。
“你分在几班？”爸爸问。
“一班。”我说。
“他呢？”
“九班。”
“你怎么还有那么大的差距？困难到底在哪
里？”爸爸有点急躁。
我告诉爸爸，这次分班，不是越大越好。
爸爸听完我的说明，对我在数学上的彻底翻身极其惊讶，但很快又严肃了。他说：“这样分班是错误的，伤害多数学生的自尊心，又容易造成对立。我这就去学校找老师说。”说着他就转身下楼，传来推脚踏车的声音。
一个小时后他就回来了，乐呵呵的。原来学校的教导主任接待了他，说他的意见是对的，下次不再这么分班了，这次只是为了应试辅导时对症下药。教导主任还大力夸奖了我，说我在数学和语文的综合成绩上名列全校第一，高中能考上全市任何一所名校，让爸爸做一个选择。
爸爸充满了成功感，与我商量，问我是考格致中学，还是育才中学？
“我想好了，考离家最近的培进中学，步行不到五分钟。普通的学校也有优秀老师，而最重要的是学生本人。”这是我这一年来的切身体会，对爸爸有说服力。
更大的说服力没有说出来。当时已经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里早就吃不饱了，我不可能每天饿着肚子步行很久上学、回家，更没有钱坐公共汽车。
于是我就进了培进中学。这个学校是新搬来的，后来又搬走了。当时就在我家南面江宁路、康定路口的一个旧巡捕房里，原来叫戈登路巡捕房，戈登是一个英国将军的名字。
二
果然，不太知名的培进中学顷刻之间就把我带进了人文学科的“狂欢节”。
高雅而美丽的刁攀桂老师每次一上作文课就兴高采烈地问大家：“大家猜猜看，我又要朗诵谁的作文了？”
当时的男女同学还不会齐声叫喊一个人的名字，他们用目光代替了叫喊，我立即红着脸低下了头。
刁攀桂老师的朗诵，是一种最神奇的语文教学法。乍一看，她似乎没有怎么教我，却用声调告诉我，哪一段写得不错，哪一段写得平泛。有些字句不妥，她略有顿挫，似又微微皱眉，但这只是一瞬间，很快她又眉飞色舞地朗诵下去了。她给了我一种有关写作这件事的无限喜悦，这比表扬和纠错都重要得多。这种喜悦自她植入之后，一直浸润于我的生命深处，直到今天。
紧接着她，端然肃然的汪穆尼老师又把我们带人了古典文学天地。当时正好育才中学的老校长段力佩先生出任静安区教育局副局长，下令“每个中学生肚子里必须烂掉五十篇古文”。这是一个带有竞赛性质的辛苦事，汪穆尼老师除了课本中的古文外还补充印发了一大堆，不能少了五十篇。我由此通读了《论语》，背熟了《离骚》和大量诗词。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市作文比赛中获得大奖，获奖作文立即被收入语文补充教材，于是又要红着脸，低着头听汪穆尼老师逐字逐句地分析这篇课文了。
他问：“请同学们回答，在这一段里，作者运用了哪几种修辞手法？”他把眼睛扫向全班同学，只是不看我。
比语文更花精力的是英文。孙钰老师抗日战争期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随即进入了美军翻译训练团，解放后要在履历表上填写这段历史的证明人，他觉得应该拣大家知道的填’，就填了“蒋中正”。这件事让他后来在“文革”中多吃了不少苦头，但已经足可证明，这是一个多么不谙世事的天真人物。我现在还想不出来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他如何通过非法途径弄到了英国刚出版的教材和练习册，印发给我们当课本的。他把英语教学当作了一场近乎疯狂的游戏，不断出英语墙报，演英语剧，唱英语歌，还在几个公园里设下了一个个十分恐怖的英语路标，叫我们去寻找。现在想来，没把他当作美国间谍抓起来真是万幸。
对语文和英文如此投入，我高中时的数、理、化成绩就一败涂地了。想到初中时能够让数学在几星期之内彻底翻身的奇迹，因此没太当一回事，但越来越发现翻身的希望已十分渺茫。难为情的是，刁攀桂老师的丈夫刘启钧老师正好在教我们物理，我丑陋的物理成绩怎么对得起刁攀桂老师的优美朗诵？为此，我也曾下狠心用过几天功，换来刘启钧老师在试卷上方的一行字：“士别三日，当刮目相见。”可惜到第四日，他又不得不闭目了。
报考大学的过程，我已在《长者》一文中有过详细叙述，不再在此处重复。当时浑身充溢的，是高中毕业生才有的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骄傲。我坚信自己能轻易地考上任何一所我想考的文科大学，因此完全不在乎名校，只在乎“最难考”。那年全国最难考的文科高校就是上海戏剧学院，而且，恰恰又是离我家最近的高校。
近，对我至关重要。为了我读书，全家都跟着搬来了，我再远离，这算什么事儿呢？
当时的大学，还严格地实行班级制。入学后我的同桌叫李小林，她是著名作家巴金的女儿，于是我也就很快见到了巴金先生。早年在乡间那个黄鼠狼出没的小书房，我就读完了他的《家》、《春》、《秋》。
我们的带班辅导员，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古典文学教师盛钟健先生，他主修唐代文学，是朱东润、王运熙先生的弟子。但在整个上海戏剧学院，推崇的是英、法、俄文化，而且讲究的是感性面对，而不是抽象概括。尽管当时的社会气氛，已弥漫着一片极左思潮。
四
叔叔最高兴的，是我的作文获得全市大奖。他要我多买几本获奖作文集寄去，好送给单位同事。不久，他又来上海了。
爸爸也高兴，但读完我的那篇作文他沉默了。为什么来了上海好几年，写来写去还是乡下的事呢？
他倒不完全是怪我。连评审委员们也这么喜欢乡下，这是什么缘故？
他把这个想法说给叔叔听，叔叔只是淡淡地说：“来一下上海也可以，以后不知会到哪里去。”
爸爸对叔叔的这种口气，总是不太理解。
我到后来才明白，他们之间的这类差异，问题主要出在叔叔身上。
叔叔由于自己对上海的脱离，总是有意无意地看淡我们全家对上海的进入。这种心态，已经明显地有失公正。对此，他自己其实也感觉到了，却一时无法点破，成了隐隐的一块心病。
以我为例，他已看到，上海这座城市以一种多年沉积的文教力量，对一个乡下孩子进行了全方位的塑造。如果说他觉得那些功课在小城市里也能完成，那么在一个人的整体文化素养上就不是这样了。他每次来上海，总会很饥渴地先看一些外国电影，却发现我几乎已经和同学们一起看过全部当时被允许放映的苏联电影、意大利电影、美国电影和法国电影，可以很知心地与他讨论银幕上的《白夜》、《白痴》、《上尉的女儿》、《奥赛罗》、《第十二夜》、《偷自行车的人》、《百万英镑》、《天堂里的笑声》、《红舞鞋》……这只有在上海才有可能。他很清楚，谈论这些作品和它们的背景、作者，也可以在各地大学的课堂里，但最适合的地方还是在上海的落叶梧桐、斑剥洋楼间。
本来，安徽的一切是他的彼岸，但这么多年下来，他对彼岸已渐渐失望。结果，反而是上海成了他的彼岸。他不想承认自己当初“从旧世界突围”的青春激情已经蜕变，只叹息自己落脚的环境不太干净。
好几次来上海，他都要我为他抄写几封寄给北京领导机关的投诉信。不是为自己的事，而是为安徽隐瞒下来的巨大灾情。他说，老百姓太苦了，北京却不知道，凡是安徽写给中央办公厅的信都被截留和侦察，因此他只得到上海投寄，又只得让我抄写。我在抄写中看到了另一个叔叔，与平日温和谈吐的叔叔完全不同。
祖母知道我在为叔叔抄信，会问起信中的内容。我说了一些，祖母就叹气了。叹完天灾之重、人祸之深，便再叹一声：“他不会在安徽成家了！”
当时爸爸、妈妈也在一旁，爸爸就对妈妈说：“他成家的事，你明天随意地问问他，我和妈不方便。”
那几天叔叔在上海，住在福州路、浙江路口的吴宫旅馆，他单位驻上海办事处的所在地。第二天下午他回家，祖母到厨房做菜去了，妈妈就当着我的面与他谈起了成家的事：“你给单位领导说说，以后就在驻上海办事处工作吧，也好在上海成了家。上海人多，选对象方便。”
叔叔说：“嫂嫂，我比过，我们那里，环境不好，人倒贤惠；上海相反，环境不错，人吃不消。”他说的“人”，当然是指女性。
妈妈说：“那里有看上的吗？”叔叔看了我一眼说：“反正侄子也大了，我做叔叔的不用避他。是她们看上我。只要我的布鞋放在门外，我的工作服挂在门外，总有人抢着洗干净了……”
妈妈问：“猜到谁了吗？”
叔叔说：“我叫几个助手去打探过，是两个本单位的女职工。这两个女职工都已经有人在追求，我如果挨一下边，会被那些追求者恨死。也有不少人给我介绍社会上的，其中有一个演员特别主动，但我想过，不合适……”
“其实上海有很多好女人，好像更适合你。”妈妈说。
“再说吧。”叔叔一笑，轻轻摇了摇头。
他站起身，朝我挥一下手，要我跟着他去吴宫旅馆，去认识他们单位的两个人。
“今后家里有事可以请他们帮忙。”他说。
五
我到吴宫旅馆门口就笑了，上海旧书店就在边上。当年叔叔在这里买过《祭侄帖》，外公在这里卖过《苏东坡集》。斜对面，正是外公第一次请我吃饭的鸿运楼。
叔叔先把我带进一个房间，是他这几天的住所。他让我坐下，然后很认真地与我商谈一件事。
他先问：“你每个月向家里要多少钱？”
“五元。”我说。
“怎么这样少？伙食费呢？”他问。
“伙食费有助学金。五元只是零用。”我说。
他说：“从下个月开始，你不要问家里要钱了，我给，但要对爸爸、妈妈说是助学金增加了。你每月初都到这里找我的同事领钱，我已关照过他们。另外，你还要留心家里在什么地方缺了钱，算一算数字，一起领，交给爸爸、妈妈时只说是你的稿费。全家已经那么拮据，他们还是不让我补贴，真没有办法。”
我知道家里的困难，同意找个借口，不拿家里的钱了，但觉得“稿费”的说法太离谱。爸爸知道，那篇得奖作文的稿费是二元钱。
叔叔说：“反正你得过奖，有理由说稿费，他们也不会去查。”
于是，我在隔壁房间认识了叔叔的两个同事。下个月，我从他们那里领了十元钱，五元留给自己，五元试着冒充稿费，交给爸爸、妈妈。
爸爸没有怀疑，只是说：“稿费买书，这要成为规矩。”立即把钱还给了我。
祖母则在一旁说：“还在读书就挣钱了，真可怜。这钱大人不能要。”
我只得把这五元钱送回吴宫旅馆。叔叔的那两位同事说：“留着吧，当下个月的零用钱。”
其实，我当时所谓零用，也就是买书，好在书店就在隔壁。
叔叔的那两位同事还与我聊了一会儿天。他们很羡慕叔叔，说他技术出众，又一表人才，永远是女孩和媒人关注的焦点，但他总是推托说，在上海已有对象。有几个媒人还托他们，在上海查访一下他的女朋友，如果不怎么样，她们要想法换下来。
他们问我：“你叔叔在上海有没有对象？”
我想说没有，但又觉得叔叔这样推托可能有什么考虑，便改口说：“不知道。”
六
风风火火要给叔叔做媒的，是姨妈。
“再好不过的了，”她对祖母说，“当年要排法租界里最体面的人家，十个指头伸出来，这家一定在里面。全家会英文，基督徒，这最小的女儿比志士小六岁，正好，人也本分……”
祖母说：“这样的好人家，看得上我家志士吗？”
姨妈说：“看上了！那天志士带我们那么多人坐
轮船夜游浦江，我放了消息过去，她妈、她姐和她本人也都买票上了船，一来一回看了三个钟头，结论是可以交往！”
祖母喜欢与姨妈讲话，但总觉得她讲话喜欢加油加醋，要打折扣。但叔叔年纪确实也不小了，祖母要我写一封信到蚌埠，提几句姨妈所说的事，希望他什么时候有空来见个面。
给叔叔写这样的信我下笔有点为难，好在算是转述祖母的旨意。
叔叔没有很快回上海。姨妈来催问过好几次，每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