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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或留充内府库藏，或交官营手工业作坊，或转售给商人，而获巨息。抽买的数额，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规定，太宗时，抽买货物的一半，仁宗时，抽买货物的十分之三，南宋则往往抽买货物的十分之四。
除抽解、抽买之外，尚有禁榷之制。所谓禁榷，即只许官府收购，配给其值，绝对不准售与商人。禁榷之外的货物再行抽买。太平兴国初，对舶来商品全部实行禁榷。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始定八种禁榷货物，其余三十七种药品为非禁榷货物，非禁榷货物在抽解之后，国家抽买一部分，余者可任舶商与民贸易。
由于国家重视市舶，因而市舶发展很快。北宋时，贸易品种不过五种余种，南宋时已达三百余种，市舶课收入亦大增。绍兴七年皇帝赵构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可见，市舶课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宗。
七、杂 税
宋开国之初，一度废除若干杂税，事隔不久，这些废除的杂税便全部恢复了，于是，五代所有苛征杂敛之法，均被宋朝承袭，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杂税最多的朝代之一。其中，对人民扰害最大，国家收入较多的杂税有下列诸项：
（一）印契税：太祖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开始征收印契钱。初，只有典卖房产田地输印契钱，徽宗宁三年（公元1104年），典卖牛畜也征契税，并规定典卖牛畜契纸、租税钞（凭证）、典卖田宅契纸，均由官府印造，用者除纳笔、墨、纸张工墨钱外，另收息钱助赡学用，收息不得过一倍。从契税负担来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规定，按典卖钱额为标准，每贯收契钱四十文；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浙江及福建等七路，每贯加增二十文，充经制移用，总共收钱不得过百文。南宋以后，契税更重，致有按民户物力科配的现象，名为预借契钱。
（二）经总制钱：经总制钱系经制钱与总制钱的合称。经制钱首创于北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当时方腊起义方兴，东南军旅之费告急。两浙、江东发运经制使陈亨伯，请求淮、浙江湖、福建等七路，在卖酒、鬻糟、商税、牙税、契税、头子钱、楼店钱等七色税种既定税额的基础上，每贯增收二十文以充经制之用，叫做“经制钱”。这种税，以官名定税名，属地方附加性质。实际上是一种无名杂敛。经制钱不独立征课，而是在若干税种之上，略征附加税，然后归而为一。此税虽不直接课于百姓，而以商贾为课税主体，但商贾势必将这些负担转嫁给百姓，实质仍是对百姓的盘剥。行之不久，因其病民而罢。宋室南渡后，又恢复此税，并得到广泛推广，而且税率屡增，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
总制钱系仿经制钱而成。自经制钱实行后，卢宗厚亦按经制钱的方式税上征税，后翁彦国为总制使，亦仿其法增收少许，归为一目，也以官名税，称为总制钱。靖康初，一度废除。南宋恢复征收，而色目更广。经制钱与总制钱合并之后，每千文征收五十六文。北宋时每年约得二百万缗，南宋初只收百万缗，绍兴十六年以后，岁达一千七百二十五万缗。
（三）板帐钱：板帐钱系东南诸路港口供军征收的钱，《宋史》载：“以“添助版帐为名，不问罪之轻重，并以科罚，大率官取其十，吏渔其百。”后来发展成为无孔不入的苛敛手段。“如输米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赇而课其入，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与消除而抑纳，他如此类，不可遍举。”
（四）月桩钱：月桩钱始于绍兴二年（1132年），当时韩世忠驻建康，需军饷，令漕臣以经制钱、上供钱等供应，漕臣愿动用所领之钱。于是以大军需用月饷为名，均摊各地，月饷的拨付，宋代称为月桩。均摊各地之大军月饷，本无名目，于是以用途名税，称“月桩钱”或“大军月桩钱”。 在两宋，这种既无固定数额，又无一定的征税对象，随时需用，随时摊派的杂税，各色极多，如曲引钱、纳醋钱、户长甲帖钱、卖纸钱、保正牌钱、折纳牛皮筋角钱等，更有甚者，诉讼不胜，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官吏恣意贪求，没有止境；民间受弊，不可胜言。
（五）和买：和买在唐后期即实行过，宋始于太宗。当时，马元方为三司判官，他建议在春天青黄不接的困乏之时，将国库之钱预贷给百姓，至夏秋冬输绢于官。这是和买绢的开始。和买成为统治者重利盘剥的手段，这时和买已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成为变相的赋税，其弊病主要有如下几点：
1强制抑配。国家和买，本应根据百姓的有无，负担能力的大小，分等和买，但在执行中，往往抑配于民，以收重息剥夺细民。
2给钱少、输绢多，不等价交换。百姓所得之钱甚少，而官府索取之钱甚多，刻剥甚于商人，如布，市价每匹千文，官府和买仅给四百文，与市价较之少给钱五分之三。
3和买之息过重。春贷钱于民，其息竟达五分。
4和买变折。和买应经绢偿还，但常常转折他物，如折收钱、麦等物，又称折帛钱。由于折变比例不合理，人民的负担往往加重许多倍。
5和买之外另加手续费。在和买时，又向百姓索取市例钱、头子钱、朱墨钱等不同名目的手续费，从而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6名为和买，实为强夺。名义上是官府给钱和买帛绢，实际上往往不给钱而强取之。这种现象在北宋后期屡见不鲜。
这些手法根本没有宽恤之意，相反是一种变相掠夺。至南宋时，和买竟不给钱，而随两税输纳，这时，和买就成了地地道道的田赋附加了。
（六）身丁钱：计丁输钱，称身丁钱，系五代税制的延续。宋制男年二十至六十为丁，南方各地均计丁课税。但各地征收的内容及数量不尽不致，有的课钱，有的课米。课征方法，多随二税带纳。
宋朝杂税无穷，上列数种，只是常见的几种，此外尚有上供钱，宋初“有额上供四百万，无额上供二百万。”其中无额上供即属额外摊派；免行钱，系指商行向官府纳钱，以取得不再承担和买义务之权利，这种购买特许权的钱，称免行钱。然而在实行中，官吏仍不免低价购买或不付钱而白拿；河渡钱，系指在坊场河渡津关之处，向过路行旅征收的钱；房屋税，“及潘美定湖南，计屋每间输绢丈三尺，谓之屋税”；“营田户给牛，岁输米四斛，牛死犹输，谓之枯骨税”；称提钱，指为稳定纸币币值所征收的钱，但多移作军费；竹木税，是对贩卖竹木所征收的杂税，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宋人言“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实际还有增加，所以，人民赋税负担日益沉重。
宋朝的工商税收及杂税也有减免之例，但由于统治者日益腐朽，减免的次数和额度都十分有限，既使减免也是慑于人民反抗，不得已而之，而且减免受益者，多是官僚、商贾，人民则得不到减免的实惠。
第四节 辽、金时期的赋税
一、辽国的赋税
辽国在得到燕云十六州以前，以畜牧渔猎为主，以剥夺奴隶的剩余劳动为财政源泉，因而没有完备的赋税制度。自得燕云十六州以后，农业得到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发展，这时，赋税制度逐渐建立起来。
（一）辽国的田制与户籍
辽国田制简单，大致分三类：1公田。辽西北沿边各地设置屯田，战时打仗，平时放牧、垦田，积谷以供应军饷。在屯民户，力耕公田，不输赋税。2在官闲田。即国家的无主荒田和公田，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年）募民耕滦河旷地。十年后征租。3私田。辽国私田包括契丹贵族俘掠奴隶设置的投下州军占有的土地、被掠奴隶放为平民者所占有的土地、原汉地民户占有的土地，皆为私田。
辽国户口按民族划分，有契丹、汉人之分，按经济地位划分有奴隶主贵族、平民和奴隶之分，按缴纳赋税的状况划分有在屯户、二税户、丝蚕户、一般的税户之分。二税户又有投下二税户、寺院二税户之分。
统治者为聚敛赋税、均平徭役，曾多次检括土地和户口。如兴宗继位诏说：“力办者广务耕耘，罕闻输纳；家食者全亏种植，多至流亡。宜通检括，普遂均平。”兴宗重熙八年（公元1039年），萧孝穆又请籍天下户口，以均平徭役；道宗时，也曾多次检括户口。但由于封建剥削过重，民户多隐匿逃亡，括户成绩不佳。
（二）辽国的田赋、徭役
辽国有三种田制，同时有三种赋役制度。公田在屯之民，山兵役，不纳赋税，所产之粟，悉输官以给军饷，民户相当于官府农奴。在屯之民虽不纳税，但“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 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 ，一遭寇掠，贫穷立至。”四丁中有二丁出役，由此可见其徭役负担是很重的。在官闲田之民，则计亩租，以赋公上，税率不详。召募耕垦滦河旷地的农户，尚可免十年租赋。私田的赋税情况，各不相同。投下二税户，纳课于官，输租于主；寺院二税户其赋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汉人占有的土地则按亩出粟，但私田常被侵扰。后来，山前后未纳税户的契丹民户，迁于密云、燕乐两县，亦占田置业纳税。此外，在宜桑麻之地，聚集民户种桑麻。此类民户称丝蚕户，仅供应丝蚕，而无田租。
辽国后期，徭役苛重。圣宗时，户部副使王嘉令渤海居民造大船，将粟米运往燕地，水路艰险，多至覆没，激起渤海居民的反抗；天祚帝时，曾下令汉人富民，凡家资在三百贯以上者出军士一人，自备器甲，限二十日会齐，扰民滋甚。
辽国赋役不均的状况十分严重。士庶有等差，富人也可贿赂契丹贵族以逃避赋役，致使赋役几乎全由贫民负担。
（三）辽国的商税
辽国的工商税主要有铁、盐、酒和商税。铁课早在阿保机时就出现了。阿保机以渤海俘户在上京道饶州置长乐县，内以一千户冶铁纳贡。东京道尚州东平县有铁冶户三百，按赋税制供应铁。至于铜、金、银等矿，均由国家专营。盐则置榷盐院管理。酒课一般征之于投下军州。商税包括市肆之税和国境之税。投下军州的市肆之税归投下，其它市肆之税归朝廷。辽与宋结盟后，曾先后于边境州县设榷场，与宋贸易，在榷场设官，征收税款。
二、金国的赋税
金国赋税制度较辽完备。主要赋税有田赋、徭役及盐课、茶课、瓷课、商税等。
（一）金国的田制与户籍
金朝田制包括官田、私田两类。官田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女真初入中原，军队大肆掠虏，百姓流亡，耕地夷为旷土，成为官田；其二，女真人移入中原之初，即将大量民田括为官田，此后又不断拘刷土地，使官田数量不断膨胀。这些官田或转变为牧场，或租给汉人佃种而收租，或授给奴隶主。昌明三年（公元1192年），南京、陕西两路，计有牧地九万九千二百余顷。贞 五年（公元1217年）河南租地计有二十四万顷，南京路官田民耕者九万九千余顷。私田是指汉人占有的耕地，金朝将私田分为九等，分等纳税。
金朝对女真居民实行受田制度，受田的多少，以占有牧畜和双隶的多少为依据。凡占有耕牛一具（三头）、民口（包括奴隶与女真平民）二十五口者，受田四顷四亩；占田不得超过四十牛具，即耕地一百六十余顷、民口一千，耕牛一百二十头。对女真奴隶主授给肥田沃土，而贫苦平民则拨给瘠田薄土。实际上女真奴隶主并不受授田限制，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如豪夺民田，多占官田，冒占官田，以兼并大量土地。
由于官田被奴隶主贵族冒占和大片土地被兼并，使国家赋税收入急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金朝统治者多次实行括田和通检推排制度，以清查土地核实财产，增加赋税收入。
括田，亦名刷田，是指国家派遣官吏到地方查实贵族地主冒占官田的一种措施。大定十九年（公元1179年）世宗派括地官张九思到各地拘括被占去的官田；两年后又令拘括豪家占夺的官田，括田本意是拘括豪家占夺的官田，但括地官往往将一般地主、百姓占有的私田尽括为官，结果括田虽然使朝廷增加了土地，但极其扰民。
通检推排，是指国家派遣官吏去全国依次清查土地、核实财产的措施，亦作“通检”、“推排”。目的是通过通检推排，判明贫富，以均派物力钱和科差。大定四年（公元1164年）十月，世宗首次派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二十四人“分路通检诸路物力，”以定赋役。以后，又多次采行通检推排。通检推排有利于增加政府控制的户口、平均赋税。但在实行过程中，诸使往往以苛酷多取物力钱为功，妄加百姓产业数倍，甚至不准百姓申诉，如有申诉，即严刑拷打，赋役不均的矛盾仍未解决。
金朝户籍制度规定，将民户分为正户与杂户。正户是女真人，杂户包括汉人、契丹人、渤海人。正户服兵役，但赋税负担较轻，杂户则负担繁重的赋税与徭役。
田制和户口是金朝征收赋税的基础。
（一）金朝的田赋与徭役
1金朝田赋，公田输租，私田输税。金朝规定：私田按土质分九等，按等输税。平均起来，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又纳秸一束，每束十五斤。夏税以六月至八月为缴纳日期，秋税以十月至十二月为缴纳日期。每期分三限，即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缓一个月期限。输税距离远者，有减免的照顾。距离三百里外，每石减五升，以后每超过三百里，每石递减五升。
女真猛安、谋克纳牛具税。牛具税始征于太宗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当时“太宗以岁稔，官无储积无以备饥馑，诏令一耒粟一石，每谋克别为一廪贮之。四年，诏内地诸路，每牛一具，赋粟五斗，为定制。”
汉人赋税负担按规定即较女真人沉重得多。实际执行时比制度又有加重，因为第一，田赋制度虽然规定按田地九等，分等定税，实际征收时，并无等次之分，均按上等征税。魏子平曾就此对世宗说：“……今乃一切与上田均税之，此民所以困也。”第二，田赋浮收十分严重。贞 三年（公元1215年）刘炳曾论及此事，他说：“今众庶已弊，官吏庸暗，无安利之才，贪暴昏乱，与奸为市。公有斗粟之赋，私有万钱之求，远近嚣嚣，无所控告。”第三，抑配之弊严重。百姓以赋役繁重，不免逃亡，而逃亡户的赋税，均摊派给未逃亡之户，致使未逃之户，赋增数倍。史载：“（叶县）自兴兵，户减三之一，田不毛者万七千亩有奇，其岁入七万石如故。”由此看来，每亩所征并非五升三合，（夏秋两税），而是将近六斗。此外尚有女真人强占汉人土地，仍令汉人输税等等弊端。这都是人民难以承受的负担。
2金朝徭役：有兵役与夫役两种。兵役初由女真人承担，后来汉人、契丹人也承担兵役。兵役十分繁重，不少人久戍在外，甚至有十年不归者，还要自备衣服等物。夫役是指临时征调的民夫徭役，如治黄河，营建宫室，修筑城墙，运输官物，围场打猎等等，都征调民夫服役。由于官府频繁役使，民不堪其苦，往往全家外逃，或者出家为僧道，以避重役。至于有官职的品官之家，则享受免役特权，按物力出钱而不服役。那些纳粟补官而官阶不够荫其子孙的进纳官、各司吏人、译使、系籍学生、医学生等，也享有免一身之役的优待。
（三）金朝的工商税及杂税
金朝手工业产品的税课有十项，即盐、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
盐课仿北宋之钞引法，官府置库，以造钞、引。商人贩盐，按引缴价，领得钞引，凭钞引到盐场领盐贩销。盐引的批发，由盐司主管，盐引的缴销由各州县负责。金代盐课，每石课盐一百五十斤，为正课；另加盐耗二十二斤半。盐课均由汉人负担，猛安户不负担盐课，其所辖贫民及富人奴婢，皆给盐、离盐场远者，还可计口授值。
茶课用茶引制度，买引者纳钱或折物，每斤为一袋，六百文，后减为三百文。此后，因耗财过甚，于是限定品级引茶，初限七品以上方允许饮茶，后定亲王、公主及现任五品以上官。所蓄之茶，只能自用，不得出卖或送人。
酒课初禁私酿，而由官府招酒户酿酒，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公元1189年），改行曲课，许民酤酒。
金银矿允许民间开采，官征产品的二十分之一。由抽分官负责抽分征税。此后又行包税制。世宗年间取消坑冶税。
此外，金朝对制瓷实行抽分制，百姓经营瓷窑，官府派官抽分。
商税由商税务司负责征收和管理。商税务司设在中都，各地设商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