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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太平天国的领袖受着阶级地位和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提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这一纲领由于与历史条件不相适应，在贯彻中就遇到困难，使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不得不退回到当时条件容许的范围。钢领上规定要消灭的东西，结果还是被保存下来，后来实行的经济政策，只是在旧制度上作部分的改革，从太平天国的赋税制度可以看到它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
一、田赋
太平天国没有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但革命烽火所及的地区，封建土地制度不能受到一定的打击，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区所受的打击程度不同，土地关系和田赋的征收情况也有所不同。
（一）照旧交粮纳税
在太平天国占领区里，土地一般仍属地主所有。佃户向地主交租，田赋的征收也仍沿旧制，向地主征收。杨秀清等在定都天京后向洪秀全上书：“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太平天国赋，主要分地丁和漕粮两项。漕粮纳米，一年一次。地丁纳钱，分上忙、下忙两次征收。为了便于征收，许多地方是沿用清官府原有征收簿册作征收依据。
（二）着佃交粮
着佃交粮是佃户直接交纳田赋。也有的地区叫“着佃收粮”、或“着佃还粮”、“着佃启征田赋”的，李鸿章向皇帝的奏报中称为“着佃交粮”。
着佃交粮一般是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力量比较强大的地方，地主受到革命势力的打击，有的逃亡，有的不敢向佃户收租，有的佃户也不肯向地主交租，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天国采取变通的办法，改为随田征税，直接向佃农征收，即着佃交粮。
此外，太平天国对官僚的“妖产”和庵、观、寺、院，公田、学田等一律充公。也行“着佃交粮”，有的史学家认为，“着佃交粮”是太平天国的一个创举。
（三）田赋行收额
太平天国的田赋行收，较清王朝合理。每亩征收额较轻。根据太平天国1861年所发浙江海盐易各由单两件所载亩数与粮数计算，每亩平均征米一斗；又据浙江石门所发易知单七件所载计算，每亩平均征米一斗七、八升。比较高的，如江苏吴江丁漕合计每亩征米三斗一升。较少的例如1861年在太平（今当涂）、芜湖一带，每亩只征米四升。一般亩征在一斗至二斗之间。也有地丁征银的，如吴江1860年下忙每亩征钱五百文，次年上忙每亩一百八十文，加耗六十余文，后加至三百五十文。
太平天国的田赋征收较之清王朝有着十分明显的优点。首先太平天国杜绝浮收。在田赋征前，先发易知由单，使人民知道他应纳的数目，并在单上写明：“该监军等如敢浮收粒米……许该粮户据实具禀，即行按天法。”在地主、文人留下有关太平天国田赋的史料中，也没有太平天国田赋浮收的记载。杜绝浮收，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其次，太平天国田赋制度的合理性表现在灾荒减免、小户免征，富户多征上面。1862年，浙江海宁一带歉收，太平天国政权就曾根据灾情轻重，对民户给予不同程度的赋税减免，或七五折、或五折、或三折，也有全部豁免的。小户免征情形，如奉化自五亩以上起征，四亩以下可免征纳钱粮。对“贫户无力完者”，太平天国“有力者倍完以足之”。火药捐、海塘费、军需捐、田捐等多种。均按田亩摊派。
二、工商杂税
（一）关卡税
太平天国在各地水陆要冲设立关卡，对往来货物征收通过税。关卡主要设在长江沿岸武昌至南京一带。据《金陵续记》记载：太平天国在太平（今安徽当涂）、芜湖、安庆、九江、武穴、武昌等六处设关，检查来征载货民船，征收杂税并给完税单。关卡设立情况：每隔二三十里即一卡，由大关派人进行复查，有完税单者丙收照单钱一百文，如无税单则照章收税。而在在京附近，设关三道，为天朝提中关、提头关、提下关，由于头下两关受中关统辖，所以三道实为一关。这样在长江沿岸合共七关。此外，在占领区各城镇及水陆交通要道也设关卡征税。如“徐六泾港生意极盛河海各船稠密，……港内设苏关，外口设海关，完税抽厘。”太平天国的关税，分内地贸易关税和对外贸易关税。内地贸易属于水道的关卡所征的关税，初期并无一定规章，仅以商船的容量为征税依据，将各船“所载之货分粗货细货。粗货船一丈，抽税钱二千，细货倍之。大率以盐、布、棉花、煤、米为粗货，丝绸、苏货为细货。”1853年，从芫湖获得清廷“户、工各部则例”后，即参照则例征收。从现存史料记载看，可能主要从量征税。如1862年2月太平天国发给吴江商人全利的“捐票”载明：“运载粮货四十担，……实完捐银二钱四分。”前引《金陵续记》也载有“所过私盐，每担索百文”，均属从量计征。旱路所设税卡，征税对象大都为“肩挑、手拿，”“车担往来”的小商贩流动买卖的货物。
太平天国十分重视对外贸易，进口的主要是大米等粮食和一般日用品。对鸦片则严禁。出口以丝茶为主。对进出口关税的征收极为严格。沈梓《避寇日记》中记载了商过清廷关卡和过太平天国关卡的不同：“鬼子所能霸占者惟官兵耳，若长毛则无益也。自上海至此共过五关，惟得胜关系官兵所守，并不看船，不纳税，自此以来，过长毛关皆看船报税，虽鬼子且奈之何哉。”外国商船过太平天国关卡必须纳关税，才放行，否则即予扣留，毫不放松。进出口税率，资料缺乏，无法备述，仅知丝每包征出口税四元。
（二）商税
太平天国曾对商店商贩课税。这些税收各地名称不一。主要有两种：
1店凭捐。太平天国统治区的商店营业必须领取店凭，缴纳店凭捐。捐额各地不同，一般按资本大小征课。1862年秋，常熟的商凭捐额定为“数千至百数十千”文不等，征收方式，一般是先派定各城镇应纳总额，再由地方政府向当地商店按等分摊。
2日捐、月捐、股捐。这是由坐商缴纳的营业税。营业税一般按月、按年或分期征收。据光绪（相乡县志）载：“市上列肆，按生意大小，派出月捐，店捐，股捐”。而以按日征收较普遍。如《海角续篇》载：“各乡镇多开张店铺，无论大小，每日俱人捐钱。”征收税率，据载：“生意一知，抽钱五文。”也有称“勒各店抽厘，每千五十文。”一般税率可能为百分之零点五至进分之二，个别地主，如宁波较重，征百分之五。
太平天国也对牙行等中间商进行课税，相当于牙帖费。
（三）手工业税
太平天国对从事手工业者，也要课征一定的税。如在安徽怀宁县发给榨户朱物吝、朱玉桂的《榨坊照凭》上载：“今特议立章程、每榨给凭一张。大榨一榨能出油二百余斤者，则每日取税油四斤；小榨能出油一百余斤者，则每日取税油二斤。……所有应纳税油，……每月一解，至总油盐衙过称查收。”由此可见榨油手工业以实物纳税，税率约百分之二。此外，酱园、丝车等手工业也有征税的记载。
（四）杂捐
太平天国杂捐有多种，春中主要有：
1门牌捐：是对各户发门牌时收取的费。门牌是太平天国为管理户口，“以便稽查而杜奸宄”，而实行的制度，也是人民依附革命的一种表象，所以又称“良民牌。”门牌捐的征收，有的名户一律，有的视资才的多寡而定轻重。征额各地也不一致。
2丁口捐：是一种以人口为课征的对角的捐税。可能只在局部地方推行。1861年，海宁花溪有“每人日征二十文”的记载。
3田凭费：是发给确定土地所有权的凭证时收取的费用。常熟“业户呈田数给凭，方许收租，每亩出田凭费六十文。”1862年初，“又要耕种自田领凭，每亩米五升，折钱一百二十五文。”同年秋，“每亩四百至数千。”在佃农不肯向地主交租，实行“着佃交粮”的地方。太平天国还向佃农颁发田凭。如吴江、震译两县给办农发田凭，每亩钱三百六十，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
4特捐：是太平天国对地主的一种临时摊派。派捐数量按资产多寡而定，“多者数知，少者亦数百。”
除上述各项课捐以外，还有一些课征名目，如：房捐、柴捐、局费、经造费、免冲钱、上忙公费、天王捐等。有的实行的时间不长，有的实行的范围较小。其记载不详。
太平天国后期为形势所迫捐税较多，比前期加重，给人民生活带来一定困难。尽管如此，太平天国的赋税比清政府统治区要轻。呤 对两者作过比较，他说：“太平天国的税收机构与腐败不堪的满清厘卡适成鲜明的对照，是公正的，正规的，简便的。”就连太平天国的敌人如雷寿男也说：“贼假仁义使地方相安，……又善取之，轻取之，民浙有乐于相安者。”咸丰十年正月王柏心致曾国藩书也说：“贼专恃刮敛，以充战糈，然尚能疏节阔目，民畏之怨之，犹尚恕之，……此所以根株盘结，历八九年而不可摇者也。”
总之，太平天国的赋税，对旧制度即有沿用，也有改革与创造。由于始终处于战争环境，其赋税制度处于初建阶段，还不完善。但与日趋半殖民地化的清王朝的赋税制度比，有一些带根本性的区别。如太平天国在减轻农民负担，打击地主豪富，对外坚持保护民族利益等方面是旗帜鲜明的。
第十章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赋税（上）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窃夺了政权，建立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由于南京国民党政权对外制造帝国主义，对内压迫人民，除级矛盾日益尖锐。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憎爱分明了武装斗争，终于在1949年结束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二十多年的统治。
第一节 概论
一、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概况
国民党政府建立初期，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摆脱1929…1933年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加紧了对中国的争夺，妄图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输出市场、资本输出市场和原料供给地，最后将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更是野心勃勃，为了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于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不北。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努了全面侵略中国的大规模战争，侵占了华北、华东、华南的广大地区，并在沦陷区实行殖民统治。与此同时时，美国则利用借款拉扰国民党政府，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势力，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的控制。抗战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趁英、日等国暂时无力向海外输出资本之机，打着借款和“援助”的招牌，扩大对华投资，独占了国统区市场，把国统区变成了美国的附属国。
在帝国主义扶植下，国民党政权向军事独裁方向发展。从它建立的那天起，就抒矛头指向人民革命，妄图扑灭革命运动。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在美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下，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了全面的反革命内战，但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加速了它的灭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打击下，它迅速土崩瓦解了。
国民党军事独裁政权不仅对人民进行残酷镇压，而且依靠其政治军事强力，在经济上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很快地集中了巨大的财富，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庭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集团。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核心是金融资本。它赖以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手段是金融垄断。国民党政府建立后，自1928年设立中央银行开始，到1935年止，先后控制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又开设了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同时，还控制了其它一些有相当实力的二流银行。在此基础上，于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政策，从而初步完成了对中国金融的独占。
1939年10月成立了“四联总处”，作为最高金融统治机关，使四行的地位得到加强；同时也加强了对私人金融业的管制。由于四行的垄断地位，使四行的存款额占到当时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百八之八十到九十。抗战胜利以后，四行二局接收了一大批敌伪银行资产，实行更得到扩张。到1946年6月底，官僚资本银行占国统区银行总数在三分之二以上，达到二千四百四十六家。
商业方面，国民党政府以资源委员会及其它垄断组织控制了锑钨的运销以及棉纱棉布等货物的买卖。抗战期间，又成立了“贸易调整委员会”、“专卖事业管理局”等机构，垄断了丝、茶、桐油、猪鬃、钨、锑、锡、汞等主要进出口物资，进行统购统销；对食盐、糖、烟、火柴等日用品实行专卖；对花、纱、布、钢铁、煤、木炭、汽油、煤油、水泥等实行管制。这些机构，严格垄断了国内外贸易。
在工业方面，四大家庭官僚资本由举办军事工业始，进而对民族资本工业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吞并。1943年，在大后方的三千七百五十八家工厂中，官僚资本工厂资本总额占百分之六十九以上。这些工厂无论是在工人数量或动力等方面，都占绝对优势。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日伪工厂二千四百一十一家，其中百分之九十转移到四大家族垄断资本手中去了。在接管大批敌伪企业的基础上，四大家庭还成立了许多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垄断组织。在国统区全部新式工矿业资本总额中，四大家族官营工业资本占了百分之七十至八十。
至于交通业方面，四大家庭更是独占了全国的铁路网、公路网、轮船公司、航空公司等。
在农业方面，国民党政府设置了农产调整委员会，作为控制和垄断农业生产的机构，直接控制了农村的经济作物。中国农民银行还直接控制着农业贷款，成为农村最大的高利贷主。四大家族还直接占有土地，垄断农业生产，榨取农民血汗。
总之，四大家庭的垄断势力已经从金融业进一步扩大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无论在商业、工业、农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垄断地位。官僚资本发展到了顶峰。
与官僚资本迅速膨胀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族工业的衰退和破产。
中国的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占或曾有过短暂的发展。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民族工业即已陷于萎缩状态。
1927年至1937年间，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益，由于国民党政府连年进行反革命战争，加重财政搜刮，更由于四大家族开始了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加上农村经济严重衰败，因而民族资本新设厂数逐年减少，工厂注册数和资本额逐年下降，大量工厂改组和歇业。甚至连较大的民族资本企业，也不免陷于破产或半破产乃至被吞并的危急状态。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其中包括经济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工。旧中国工业的百分之七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仅从沿海地区的工业看（这里的面粉厂占了全国面粉厂的百分之六十二，纱厂占百分之七十七，火柴厂占百分之五十三。主要的国防工厂也分布在沿海），战争开始以后，虽有部分工厂内迁，但多数工厂却来不及搬迁而陷于敌手，损失惨重。
内地的民族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所需工业品一向依靠帝国主义各国的进口和沿海各省供应。抗战开始以后，帝国主义和在华外国工厂对中国工业的压力减轻，沿海工业产品的内销也中断。而随着国民党政府的西迁，沦陷区人口大量流入后方，对工业品的需要量增大，以及战争所需要的物资增加，以内地工业发展提供了需求市场；随着沿海工厂的内迁，技术力量也进入内地，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国民党政府中央和地方的官僚资本以及民用资本也需要找出路，加以抗战初期物价上涨幅度不大，对工业生产还有一定刺激作用；因为战争的缘故，国际市场扩大了对战略物资的需要，也刺激了后方资源的开发。所有这一切，促使内地工业发展。从1937年起，后方新设工厂数逐年增加，到1942年新设工厂一千一百三十八家，其中民营厂占一千零七十七家。
但是，民族工业的这种发展，基础十分薄弱，发展时间极为短暂。从1943年开始，这种发展就开始缓慢下来，并趋于衰落。这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