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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松杰写这首诗是因为自己苦闷。一个苦闷的、性格又偏于内向的人，无法通过向人诉说来排除长年累月堵在自己心口的东西。于是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里，他把这些苦闷都写在了笔记本上。他写出这些，从来也没有打算给人看，甚至也没有刻意保留。对于他来说，这首诗只如一张药方，他通过它来治疗自己。因为他觉得郁积在心头的苦闷倘若再不排除，他或许会生出病来。他现在为人夫，为人父，手上还做着乌江渡工程的资料，他是没有权利生病的。所以，他就自己来治疗自己。
所以，他就写下了这首诗。
吴松杰显然不是文学爱好者，虽然他的文字像诗一样分行，但他却连韵脚都押不好，语言亦缺少节奏感，无法让人读之朗朗上口。何民友把它连抄写带分析夹批判地弄了整整一夜，天微亮时，他将这份十二张纸的大字报贴在了总院最引人注目的墙上。然后，他回到办公室，倚在窗边，注视着那面墙。他渴望看到上班的人们路过那里并阅读这首诗时脸上流露出的震惊的表情。
请好好用我
我只想做一个工具。
做一个有用的工具。
请好好用我。
我可以做一圈皮尺，去丈量土地也可，去丈量公路也可，去丈量大坝也可，甚至去丈量一个小小的稻场也可。
但请不要让我做一条绳子，不要让我去捆绑杂物；也不要让我做一根皮鞭，不要让我去抽打皮肉。
我可以做一根标杆，去测量万丈高山也可，去测量千里江河也可，去测量百尺峡谷也可，甚至去测量一个低矮的土坡也可。
但请不要让我成为一根棍子，不要让我挥舞它前往战场；也不要让我成为一支笔，不要让我用它书写文章。
我可以做一副电钻，去打通挡路的山崖也可，去开凿观察的平峒也可，去探测地下的岩石也可，甚至去墙上钻一个挂物的小孔也可。
但请不要让我去做一挺机枪，不要让我高举它四处扫射；也不要我做去一只长钉，不要让我用它钉死目标。
我已然没有了做人的欲望，因为我知道做人太难太难。
做人有太多太多的东西要重新学起，我深知自己没有能力学会那些。
我应付不了这人世的风云，所以我知道自己达不到做人的标准。
那么就让我做工具吧，做一个简单的工具。
请让我尽工具本分来工作，请按我本来的面目来安排我。
请好好用我，这样或许我还会有用处。
一个人想做一件工具只是一个可怜的要求，这份可怜的要求在我心里已燃烧许久。
我把这些火焰变成文字，就仿佛我把这火焰抛出胸膛。
现在，我连这点可怜的要求都没有了，火焰离去剩下的是冰点。
于是，我连怎样做一个工具也不知道了。
1966年春
这首诗引起的反响，完全在何民友的意料之中，群众的愤怒有如一颗原子弹爆炸，何民友觉得自己似乎看得到蘑菇云。而这首诗的被公开，却完全在吴松杰的意料之外，当他走过这面贴满大字报的墙壁时，发现又有了新的内容，便像许多人一样驻足一观。不料，他却看到了自己。他甚至没有细看何民友的落款，也没有细看大字报对他如何批判，他第一眼看到的是他的那首诗，他立即呆若木鸡。他呆立了许久许久，周围人的议论和斥责他都没有听到，他已经因这惊吓而变得痴呆。他没有思绪没有想法没有对策没有懊悔，他心里只有三个字：我完了。
吴松杰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踉跄着进到办公室的，但他知道，办公室所有人都对他投来异样的目光。这目光仿佛将他心里的“我完了”三个字又浓涂重抹了一遍。
丁子恒这天因自行车车胎没气，一路慢行，走过总院传达室时，离上班时间只差三分钟。他锁好自行车，一路小跑往办公室赶，却见大字报墙下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人，大家仿佛并不在意上班时间已到。丁子恒有些奇怪，又有些紧张，生怕那里的大字报上会冒出与自己相关的事。他鼓足勇气，挤上前去。
一遍看下来，丁子恒的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他的泪水并非因为吴松杰的可想而知的下场，而是因为吴松杰的诗给他带来的深深震撼。他内心所产生的共鸣几乎与他所受的到震撼一样强烈，他从来没有想到，与他同住一楼、平常相遇仅鲻点头示意、既无坏印象也无好印象的吴松杰竟有这样的思想。他刚刚发现，素无交往的吴松杰在某些方面与他竟是那样的相同相通，他甚至懊悔过去没有同他有过放松自在的一聊。他现在才知道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复杂和深奥，任何表象都没有曲径通幽之处。
丁子恒把泪水忍了回去，因为他无权落泪。他甚至不能同情吴松杰，更不可能流露出对其诗的半点赞许。他脑子里也只跳出三个字：他完了。
几天后，院里选文革委员，何民友以很高的票数当选。他当选后，应声走上俱乐部的舞台时，脸上散发着胜利者的笑容，那笑容里甚至透射着灿烂的光芒。这个时候的吴松杰，正在办公大楼的地下室里，没完没了地写交待。他已经把自己的罪行交待到里通外国，随时准备叛国投敌的地步，可是人们觉得还不够。他必须把自己的罪行继续深挖下去。
丁子恒也投了何民友一票，因为他觉得何民友就是搞这行的，他投不投票，何民友都会当选。他想，我犯不着得罪何民友这样的人。
十二
国庆刚过，一场秋雨便狂落而下。凉爽的气息随雨而至，秋风终于把夏天剩余的炎热全部赶出自己的季节，乌泥湖的杨树转眼就把落叶飘洒得满地。清洁工尹妈妈病了，没人清理垃圾，也没人打扫落叶。满地黄叶，陡然间带来几分萧瑟，几分落魄，几分怆然。
丁子恒每天匆匆忙忙地赶去上班。他的血压一直偏高，可是他没有请病假。虽然壬字楼的杜大夫表示可以给他开三天病假，但丁子恒谢绝了。一是他从心里一直不喜欢这位杜大夫，二是他觉得眼前要学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倘若拉下，万一要发言要写体会什么的，他将无法应付。好容易因吴松杰的出现，转移了人们斗争的目标，写他的大字报并没有增加。这个关头，还是小心点为好，至少不要贻人口实。
学习的内容仿佛是丢得满地的线团，每一团都被扯出了线头，每一个线头都在学习。学习32111钻井队的英雄事迹，学习洪山区学习毛选标兵的事迹，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学习《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学习林彪和周恩来讲话，学习尉凤英事迹，学习《纪念鲁迅》一文等等。
学习之中还穿插着无数报告。关于革命大串连的报告，关于丹江口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关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报告，关于何民友与林院长面对面斗争的情况的报告，关于湖北省委检讨书的报告。学习和报告成为生活中的主体内容，丁子恒直觉得自己越学越晕头转向。
宝珠寺的对外运输与人工或天然材料方案的讨论，便挤在这些学习和报告的夹缝中进行。人们已无心争执，只用了半天时间，很轻松地通过了采用天然砂加铁路运输的方案，生产总算有了一点进展。
而林正锋院长的检查也在这时开始了。此前，关于林院长的大字报，只能用层层叠叠一词来形容。几乎各处室都在收集整理他的材料，就连丁子恒，也曾被派到资料室搜寻林院长在各个时期的讲话记录。那些资料经过丁子恒的眼，左看右看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来。拿回去，交给室里的积极分子，他们一下子就发现了许多问题。
看出问题的人便反问丁子恒：“为什么这么明显的错误你就看不出来呢？”问得丁子恒一声不敢吭，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看不出问题来。
这天俱乐部里座无虚席。其他被停职或打倒的反动权威们作为陪衬亦都到场，他们被安排坐在第一排，丁子恒看到吴思湘和金显成也落座其中。他们个个面色发青，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俱乐部这个舞台曾经是他们趾高气扬的地方，他们作报告，演讲，发号施令，所有的情绪都从这台上传达到下面的每一个人。现在他们却在同一地方挨整，他们的沮丧和惶恐替代了他们曾经有过的所有光荣。
检查用了三个小时，林院长沉重地一字一顿地读着他的检讨。与他曾经眉飞色舞地大谈三峡的状态相比，丁子恒觉得他也老了。林院长在检查中认为，这么多年来，他的工作确实有错误，有的错误甚至很严重。但他不承认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不承认一些大字报所说他在当年的革命中当过叛徒。他认为他一直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为革命流过血负过伤，也坐过敌人的监牢，他从来没有当过叛徒。他在检查中，不时讲到自己当年的革命经历，讲到忘情时，脸上竟显出一些激动和得意。这样的神情，很自然地引起在场群众的反感，不时有嘘声四起。
一俟林院长检查结束，立即有人站起来发言，表示他们的不满意。他们认为林正锋是在避重就轻，吞屯吐吐，毫无共产党人的襟怀坦白的品质。丁子恒觉得有的人的发言确有道理，有的人的发言简直是胡说八道。有一个发言的人义愤填膺，演讲般地痛斥了林正锋十几年来的错误领导，列了罪行二十条，每一条都足以将他打成反革命。丁子恒脸都吓白了，他紧张地朝林院长望去，只见林院长面无表情，似听非听地坐在那里。演讲人最后高声呼吁，要求院里即将成立的文革小组上报中央，将林正锋的党内外一切职务都撤干净。
因为话筒失真，丁子恒并未听出是谁的声音。但当演讲人最后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从讲稿上抬起头来向鼓掌的人们示意时，丁子恒惊讶地看到，这个人是王志福。
大字报在检查会后一小时便上了墙。吸引观看者最多的是三张大字报，一张是《是检查还是炫耀还是继续放毒？——质问林正锋之一》，落款是枢纽室革命群众；另一张是《看林正锋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实嘴脸》，落款是王志福；第三张大字报观者更多，题为：《林氏反动司令部和他的黑走卒大画像》，其中点了吴思湘、金显成以及总工室大半老总的名，各处室主任亦有好几个，此外还有一笔带过的业务骨干十几个。丁子恒在一笔带过的这十几人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的心顿时怦怦地跳了起来。细看大字报执笔人，又是“向东方”。丁子恒心头顿时便有怒气，想要骂人。不知道雯颖平素与沈慎之的太太聊天时还说过些什么，这样的邻居真不可往来，就算女人与女人之间，也是小心为妙。
下午，丁子恒想请假提前回家，室主任却通知他，让他立即去总工室一趟。丁子恒心中忐忑，不知祸福。总工室正副老总现大半已被停职，不知下面他将听从于谁。孰料接待他的仍然是吴思湘，这使丁子恒有些惊讶。
丁子恒说：“吴总，您找我有事？”
吴思湘摆摆手，说：“千万别叫我吴总，我现在已经停职了。不过，林院长还在职，他要我停职不停工作。但是，以后的事态会发展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我叫你来，是要赶紧把手上的事情交待给你。乌江渡一直是我主管，现在搞文化大革命，生产进度慢了下来，施工总平面图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我跟金总商量好，把你从宝珠寺调过来，你先把施工总平面图做出来。”
丁子恒心里一怔，转而一喜。他喜欢做事，手上有工作做，便是莫大的乐趣。
丁子恒说：“那是不是表示我可以用全部时间工作？因为我得做许多资料工作才能动手。”
吴思湘苦笑一下，说：“恐怕我没有权力说这个话。”
丁子恒便有些为难，说：“现在每星期差不多一半的时间都在搞运动，剩下一半，也没办法全用在生产上，恐怕我……难以胜任……”
吴思湘叹道：“我无能为力，时间只有靠你自己去调剂去争取。”他停了停，又说：“我和金总觉得调你来乌江渡最合适，一是因为你的业务能力和责任心都很强，二是因为你在运动中的处境相对平静。你长期搞业务，出差又多，很多事情都沾不着你的边。虽然大字报有一些，但也不多，你还可以偏安一隅，从容地做点事。”
丁子恒想起自已被抄得满目零乱的家，想起大字报上自己那被写得又粗又黑的名字，不禁苦苦一笑，说：“您觉得我能从容做事？”
吴思湘说：“你要知道，与那些被揪斗被游街被戴高帽子被天天要求写交待被关在地下室以及被殴打的人相比，你真是十分幸福呀。”
丁子恒怔了怔。许多残酷的画面，带着血泪带着耻辱带着伤痕出现在他的脑海，它们迅速地覆盖了他那只是有些零乱的家和他那只是有些粗而黑的名字。丁子恒想了想，说：“您说得是。”
1966年（六）
十三
文化大革命已经将每一个人卷入这场巨大的风暴里，到处是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二毛每星期从学校里带回一些消息，每每在讲述这些内容时，二毛总是显得十分振奋。而远在北京的大毛信越来越少，革命忙得无暇念及父母。小学生也正式停课闹革命了，这更是令人欢欣鼓舞。三毛早就发表过高论，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不上学，现在三毛终于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闲下来的三毛，觉得自己也应该参与到革命中去。他让嘟嘟当助手，找来许多红纸，将毛主席语录抄写下来，贴得满屋满墙。他还用硬纸壳做了一些语录牌，有一块“造反有理”的语录牌就嵌在丁子恒的自行车前：“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因为这块语录牌，丁子恒夸奖了三毛一句，说三毛为爸爸想得很周到。这句话使一度因挨打而躲避丁子恒的三毛开始重新回到父亲身边。
三毛也怪，他做什么事都仿佛有一种无师自通的能力。他几乎没有练过毛笔字，可他小小的人儿居然也能把字写得像模像样。就连二毛星期天回来，写上几字，都不及三毛的漂亮。于是宿舍里许多人都来找三毛写字，甚至还有一些是请三毛把毛主席诗词写成对联贴在家门口。三毛一下子成了大忙人，成天神气活现地在宿舍里转来转去，希望有人请他前去写字。写完字的三毛，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人们送他一枚毛主席纪念章以示感谢。
三毛曾经收集了许多毛主席纪念章，他将它们别在一块手绢上，经常拿了到江汉路去与人交换。不料有一天，他正在交换时，被几个大孩子盯上了，他们把他逼到水塔下，围着他，从他手上抢走了那块别满毛主席纪念章的手绢。为了这一手绢毛主席纪念章，三毛还挨了父亲的一顿痛打。挨打后的三毛，因热爱这些精致漂亮的像章，疯狂地重新开始收集。
天气越来越凉，这天刮起了北风。三毛决定到武汉大学去一趟，这个主意是乙字楼下的刘四龙出的。刘四龙的眼睛瞎了一只，却并没有因此而与三毛决裂，反倒因为三毛一改以往的霸道，处处谦让于他，而使得两人的关系比以前更铁了。刘四龙说他的大哥刘一狮前天从武汉大学串连回来，送给他几个弟弟每人一个纪念章，纪念章是武汉大学的大学生给的。刘四龙知道三毛一直在收集纪念章，也知道他曾经收集了一手绢的纪念章都叫人抢了。所以他认为三毛应该亲自去武大串连，说不定会要到很多。刘四龙的话令三毛眼睛一亮，他想对呀，小学生不能去外地串连，可是我们在本地串连不也行吗？在本地串连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只要妈妈同意就行了。
对于不许小学生外出串连，三毛和嘟嘟都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难道小学生就不许革命吗？不革命就是反革命，难道你们想让小学生当反革命吗？
对于三毛和嘟嘟每天的抗议和唠叨，雯颖无可奈何。她只是说，你们是小孩子，年龄小，不懂事，如果串连出了事怎么办？她的话总是遭到三毛和嘟嘟更为强烈的反驳：当年海娃送鸡毛信时，不也是小孩子吗？谁说他不懂事？红孩子年龄都比我们小，他们还救大人哩。还有，王二小牺牲时，不也是个小孩子吗？三毛和嘟嘟对少午英雄的熟悉程度远远大于雯颖，他们几乎举出了他们知道的所有小英雄来论证小学生也有权利串连。雯颖被他们驳得无话可说，用三毛的话讲，就是妈妈已经被我们驳斥得体无完肤。雯颖听罢承认他们说得对，但仍然不同意他们出去串连。
不过最终雯颖还是网开了一面，她对三毛到武汉大学串连的要求，给予放行。
于是三毛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