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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是有一点，可酸架子也摆得不小，真是入木三分呀。“
丁子恒想想，确乎如此。我们总是觉得共产党官僚主义，只看重党员，不管我们干得多好，依然是拿我们当外人。可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仗着有点本事，就摆一副臭架子等你来“顾”我。现在人家共产党主动站起来检讨自己了，我们这些人还不该回头想想自己的行为吗？丁子恒想过即说：“说起来也是。其实才建国几年，人家也得有一个适应过程，对他们要求太高也不公平。我们虽然读了些书，可未免小家子气重了些，共产党到底是大家风范，人家做到这一步，我们也实在是没话可说。”
苏非聪说：“是呀。开始整风时，我还不太信，心想，又玩什么花头精。可是整风运动一深入，真觉得自己是小人之心。总院领导几次到我们总工室，谦虚得我都不好意思开口。想来想去，自己的毛病也绝不比那些党员少。结果以前一肚子的意思，真到可以说的时候，反而没有了。”
丁子恒说：“我也是呀。听吴总和你这么一说，倒觉得原先满腹意见都消解掉了。我想恐怕我们想要的就只是一份‘看重’，其它别的都可以克服。”
苏非聪说：“话也不能这么说。当提的问题还是要提，特别是工程技术上反映出来的事情还是应该说说。比方进材料浪费太大，都是国家财产，能省为什么不省？
还有些重要的技术岗位，应该以业务水平高低来选用人，而不能只以政治水平为准，你说呢？“
丁子恒连声道：“对抖抖，存在的问题，也应该实话实说。”
因为与苏非聪的一席谈话，丁子恒的心情甚是振奋。这天夜里，他竟一夜未眠，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想，其实我一开始对共产党是十分敬仰的，可后来，见有些党员干部自以为是，好处都要自己得着，才对共产党多少有了些意见。现在想来，其实那无非是少数党员个人的问题而已，怎么能怨在共产党身上呢？不是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哪有现在这样的和平时期得以安心搞水利建设？虽说前些年有些事并不顺心，可是国民党时期就顺心过吗？所叶，丁子恒想，自己过去对共产党的要求看来也是苛刻了一点。现在共产党诚恳地面对我们，希望我们提意见，以帮助党来改正自己不足之处，这种姿态足可解开丁子恒的心结了。丁子恒觉得自己对共产党充满了信心，根本就没有什么意见好提。他想，到会上，不如就这么说好了。
七
1957年5月14日，总工室整风讨论记录：
召集人：吴思湘 金显成记录员：柴启燕旁听：副院长皇甫白沙 政治部主任谢森宝 宣传处处长肖纪 总工会主席张成中吴思湘（总工程师）：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心情十分激动。共产党如此真诚地请我们提意见，实可谓大家风范。其实，共产党之伟大，于这几年国家的飞速发展中，一眼可见。现在我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解放后，我是有明哲保身的打算，以第三者的态度看现实，不是工人阶级立场。
思想上很矛盾，并且很空虚，不愿自己努力跟上去，不愿丢掉旧的想法，怕人说投机。因此在工作上不主动。第三者态度就是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组织不敢靠拢，对党员也看不起，认为他们是靠组织吃饭，而不是靠本事吃饭。总是认为一个社会应该倚重有本事的人才能进步，而不是倚重有组织的人。经过几次运动和学习，有了些变化。尤其肃反后，自己对党的认识提高了一大步，觉得思想改造很有必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主人翁”思想，而不能只抱有“做客”思想。我的缺点很多，主要表现在：第一，不善于联系群众，对群众思想也很少关心，很少同群众交谈，认为那是党的事，与我无关。第二，好面子，做老好人，对不正确的事喜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第三，自己政治学习不够，毛主席写的许多文章都没有看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章一篇也没有读过，心里的基本想法就是自己是搞技术的，看这些也看不懂，不如看看技术资料，也许修水电站时用得着。这看来是不对的。
皇甫白沙（副院长）：不是看来不对，而是肯定不对。
吴思湘：对抖抖，肯定不对。我一定改。下面谈几个院里存在的问题：第一，院领导有贵远贱近作风，对于别人提的意见，采用两种态度。比方，苏联专家提的意见就总认为是正确的，而对中国专家提出的意见不光不重视，甚至怀疑其能力。
同样的问题，中国专家提出来便行不通，而通过苏联专家瓦西连柯提出来，立刻就采纳了。这是什么作风？第二，院领导明是非，辨真理的能力差。无论在工作或生活中，以及有些磨擦事情的处理上，群众和党员之间，从来没有公平过。第三，既不鸣也不放。整风这么长时间了，院领导鸣放过什么？
苏非聪（工程师）：对苏联专家过分依赖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但是我们自己也不够积极，我们这里留学欧美的是多数，很多人在心里都这么想，既然你们请了他们，那就让他们搞好了。苏联专家对坝址判断不准，大家也不吭气，有从旁看笑话的倾向。院领导明知大家有这些想法，却也不去沟通。现在的领导架子也大，有几个人跟技术人员交朋友了？他们知道技术人员都在想些什么？工作作风还不如解放初期时。
董凡（工程师）：党员和非党员中间有距离，可以说有一道墙。非党员也有自卑心理，觉得自己不是党员，做什么事上级都不会信任。所以有些非党员的处长科长，什么事都不敢做主，动不动就要去找党。
潘心源（工程师）：解放初时，见党员个个艰苦朴素，我们非常佩服。现在呢，许多党员都蜕化了，好像觉得这江山是自己的，你们这些人算什么？看到有些党员做坏事，比方个人作风不正、多吃多占这些事，谁敢提？谁不怕打击报复？肃反时我是被整得厉害的一个。整了也白整，一个人被冤枉的痛苦，真是受不了。而领导不是想帮助你把问题搞清楚，反倒是想办法给你找一个罪名来肯定他们的所作所为不错。接着这样的逻辑，全中国人都可以找出罪名来。
董凡：在生活待遇方面，可以在同级的党员和非党员中做个调查，党员工程师生活上有什么样的条件，而非党员工程师是什么样的条件？就连借家具，党员都比非党员要多好几件，这样的小事都不能同等对待，更何谈其它？
金显成（副总工程师）：院里宗派主义肯定是存在的。比方在北京水电局看丰满电站的材料，一定要党团员去要才给，这是什么意思？而听报告会，群众就必须参加，一些高级党员就可以随便不参加，这也不对。救济费多发给老干部，他们薪水本来就高，怎么还要领救济？
丁子恒（工程师）：内业外业生活太不平均。外业队工程师工作辛苦，待遇又低，有些内业的人还看不起外业的人，觉得没本事才去外业队，这简直是一种可笑的想法。叫内业的人到外业工作试试，他根本就担当不起来，而叫外业的人到内业来，每一样研究都能接着去做。所以，都是工程师，内外应该一致对待。
邱传志（工程师）：同是一个院的人，外勤费也不一样。大门森严，而后门洞开。认识的人就开得高，不认识的人就压得低，哪有规矩可言？
张云庭（工程师）：我觉得整风计划和动员是脱节的。叫畅所欲言，可是只扯一些本单位的房子问题救济问题，这算什么整风？应该谈大一点的事。下面我要说的是，一，科学进军叫得响，执行起来有偏差。科学进军只知道依靠几个党团员，而没有依靠老工程师。二，工作作风拖拉。长江防洪标准至今未定，总工室没有起到集体领导作用，各位老总也不统一思想，应该解决的技术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总工程师和专家是什么关系？七个专家七个观点，听谁的？三，工作制度和工作关系不明确，对技术太不重视。有人说我们院是一个梁山泊，好汉太多，不能发挥作用。
叫我看我们还不如梁山泊。梁山泊分工好，大家称兄道弟也团结。四，肃反遗留问题为什么拖到今天也不解决？领导高高在上，你上门去找他他都不理。五，政治学习过于呆板，枯燥，走形式。这样学，能起到什么作用？徒增反感。六，院里对沿江各省失去信用，一未完成任务，二未培养人才，这怎么能不使各省失望？七，宗派主义亟待解决。院里有多少派？内业、外业、上游局、下游局、荆江工程处、党员团员、技术人员，等档档档。形成这些宗派，院领导有责任。我就讲这些。
邱传志：可用两句话概括：上面是官僚主义，下面是宗派主义。
皇甫白沙：听了大家发言，我也很受教育。我们的许多工作的确没有做好，正如邱工所说，官僚主义严重。同时，对知识分子尊重也很不够，过于保护和信任党员，而忽略了应该一视同仁。今天大家提出来这些问题，正是基于对党的信任，是希望党能听到大家的声音，以便改正。
八
民主党派的整风活动多是安排在晚上。丁子恒刚加入农工民主党并没多久，是他的大学同学规划室李琛明死活把他拉进去的。丁子恒几次会开下来，始知开会无非学习讨论，外加东扯扯西拉拉，无甚意义。他原本对政治呀、党派呀什么的就没有兴趣，如此见识一番后，更觉索然。于是但逢有会，便脚底抹油，溜之乎也。而这次，丁子恒想了想，觉得事关重大，便去了。
会议开始了好一会儿，林嘉禾才进来，丁子恒忙热情招手示意。两人平常虽然认识，但也只是点头之交，并无私人往来。发生大毛落水事件后，远在四川的丁子恒给林嘉禾写了一封热情的感谢信。从情感上，他觉得同林嘉禾之间多了一份亲近。
林嘉禾搬了椅子坐在丁子恒附近。林嘉禾说：“信我收到了，干什么那么客气？”
丁子恒说：“你儿子救了我家大毛一命，哪有不谢之理？”
林嘉禾说：“你和你太太都太客气了。好了，这事就到此为止了，我们都别再提，免得我儿子把一件天然应该做的事情当成自己了不起的事迹，容易令他自骄。”
丁子恒惊异地看了他一眼，想了想，方说：“怪不得你家孩子都教育得那么出色。”
林嘉禾说：“过奖了。你搞土壤调查去了？情况怎么样？”
丁子恒说：“工作倒好做，只是中科院那些科学家太难打交道。本来同中科院方面商量好，由我们总院领导，他们那边的王先生和刘先生分别任正副总队长，我们派技术队长。说定后，就正式宣布了‘长江流域规划设计总院土壤调查总队’成立，并且正式行文通知了有关单位。可两位科学家不干了，提出抗议，说土壤总队不应该冠以我们设计总院的名字，这是不尊重科学家的行为，要求我们这边道歉。
扯来扯去，在林院长直接过问下，只好上门道歉、改名，去掉‘规划设计院’五个字，改为‘长江流域土壤调查总队’。科学家们满意了，可这个总队成了一个超然机构，不属于任何一家管束了，有事都不知道找谁请示。两个科学家动不动就说，这个事不该由我们负责吧。我都不晓得下一步再怎么合作。幸亏叫我回来整风。“
林嘉禾说：“中科院那些人，就爱拿大，总以为自己才是科学正宗，其它都是杂牌军，是乌合之众。我们处也都说他们有沙文主义倾向。”
正说时，主持人李琛明大声道：“谁是沙文主义？林工，有话大声谈出来。”
林嘉禾怔了一下，笑道：“将我军了。好，那我发言吧。”
林嘉禾是安徽人，一口绵软的安徽话，说得如歌如吟。林嘉禾谈了四个问题。
第一是统战工作做得不好。共产党发展党员多是青壮年，而民主党派却是老年人为多。有活动都只见“党工团”，而不见“民主党派”，谈不上长期共存。第二是宗派主义，将党员非党员两种对待，就连分房子分家具都不能同等待遇，是党员就分得好，而不是党员就入另册。三是党员干部的水平太差，而且没有什么教养，应该加强文明礼貌的学习。四是对知识分子很不信任，太伤自尊心。
林嘉禾这一说，又引起了丁子恒的共鸣。他想，太对了，哪怕是在工程师提级问题上也极不公平。非党员明明应该提为五级的，却只提成六级。而党员呢，只能提为六级的，却可以提成五级。所以一些人拼命要入党，并不是心里真的信仰这个党或是加入进去以便多做贡献，而是因为入了党就能有诸多好处。丁子恒想到此，觉得这个问题的确可以说一下。
这时李琛明开始发言了。李琛明说：“林工的话给我很大的启发。在我们机关，入了党，就好像有了特权，就能居高一等。无论分房子，发放救济金以及其它实惠的事情，都是党员为主，这是不公平的。另外，机关上层领导官僚主义作风也很严重，上下不通气，也不关心群众的工作和生活，高级党员许多政治学习也都不参加。
谁给他们的特权呢？还有，机关好大喜功现象也很严重。抓这么多人来这里，拉开这么个大摊子，可是真正值得一干的事情有多少呢？像我们这样科班出身的工程师，如果在省水利局，个个都是宝贝，在这里呢？谁也算不上什么。常＃闲极无聊。问问在座各位，哪一个不会打百分打桥牌？为什么都会？不就是没事干以此消磨时间嘛！“
李琛明的话一字一句，铿锵有力。大家纷纷说道：“是呀是呀，可不是吗？”
还有一个人说：“周副院长隔天就到保卫处打牌，作为高层领导，这像什么话？”
丁子恒认出他是枢纽处的工程师赵自强。一个女声说：“多亏他只去保卫处，要是他多往各办公室走几趟，谁受得了呀！”
人们便都笑了起来，丁子恒亦觉得说得有趣。说此话的是总工室的技术员柴启燕。丁子恒想起每次周副院长去总工室，站在一边唾沫横飞地说些什么且不时往地上吐痰时，柴启燕必定找个“林院长找我谈话”之类的理由出门避难。有一回她说着林院长找她而意欲离开时，周副院长说：“这回你的由头没找好，林院长今天早上去北京了。”一时令柴启燕满脸通红，乖乖回到自己桌前坐了。周副院长七扯八拉不知所云地说了半个多小时，最终要走时朝着柴启燕一笑，说：“知道不？林院长哪也没去，正在办公室喝茶哩。”说罢扬长而去。不光柴启燕，整个总工室的人都目瞪口呆。最后总工程师吴思湘说：“人家老革命，跟日本鬼子和国民党不知斗过多少智，就你这小把戏，他还看不透？算周院长为人大度，不跟你计较，换个心眼窄的，你还有什么好日子过？”丁子恒想起这些忍不住也笑出了声。
水文室的田工笑完说：“亏他们保卫处的人能忍受得了周副院长。他每次到我们办公室，我们都吓得不得了，道是何故？他老人家说几句话，就要往地上吐两口浓痰，揪一把鼻涕，真是令人作呕。”
施工室的李工说：“在我们处也一样，衣服邋邋遢遢的，领子和袖口脏得啦，没得话讲，也不晓得他老婆是怎么弄的。我们外人说也不好说，可实在是不舒服。”
林嘉禾说：“他是干部中没有教养的典型人物。他这个样子，叫我们怎么能看得起他？我要是林院长，早要他到工厂当工人去了。林院长这个人也怪，对别人都要求严，偏偏对周副院长宽容无比。”
勘测室的程工说：“周副院长自己也说自己是个大老粗嘛。他当兵出身，没什么文化，叫他文雅他也雅不起来。”
李琛明说：“既没文化，就该到一个没文化的地方呆着，凭什么来领导我们这些有文化的？”
李琛明一句话，仿佛又挑起一个小高潮。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现在就是没文化的领导有文化的，没水平的领导有水平的，诸如此类。会场一阵嗡嗡之声，有如蝇虫聚会。
丁子恒觉得所有的话都讲得颇有道理，尤其对周副院长做派的斥责，他亦有同感。丁子恒曾经在家私下跟雯颖说，看见那个周则贵他就恶心得反胃。但是，当人们纷纷点名道姓批评一些领导以及放肆讥笑他们时，丁子恒又觉得哪里好像不太对劲了。于是整个晚上，他一直是微笑着听人说话，自己却什么也没有说。
1957年（三）
九
一般情况下，丁子恒都在总院机关食堂吃午饭。机关食堂分为甲灶和乙灶，普通职工和家属均吃乙灶，高级工程师和领导干部大多吃甲灶。因服务对象不同，甲灶伙食比乙灶好是显然的。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