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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前言
对历史的所有思考，都要求概括；而对中国历史进行思考、概括却成了
一个特殊问题。“中国”一词事实上是现代语言中概括范围最广泛的一个概
念。这个词指的是一个生息之地极其广袤、历史记录最为悠久的最大的人类
群体——在这几个方面，中国是无与伦比的。只要想想“中国”或“中国人”，
就会形成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无论从人口、年代或从土地面积来看都是这
样），其概括程度之高，在其他历史领域中几乎是不能企及的。自米诺斯时
代以来的欧洲是一个较小的政治实体。我们对欧洲的知识较多，对中国则相
对地无知；如果竟因此说欧洲的历史要比中国还复杂，那就未免自以为是
了。直到近代之前，中国的历史记述要更为广泛。也许，中国比欧洲更为强
烈的统一意识产生了比欧洲更高的一致性，也许部分是由于中国传统历史学
家首先关注社会秩序、国家及其统治阶级，因而造成了这种错觉。
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向当代各个民族展示昔日的中
国的形象，人们正在对业已高度概括的中国历史记录进行研究，以寻求对历
史事实的种种综合归纳和统一的观点。这个工作是迫切需要的，但难度很
大：公众既需要了解历史的概貌，往往同时又寻求预定的结论，期望着据以
或则揪出坏蛋，加以声讨；或则确认罪责，为之惋惜；或则为某些学说辩诬，
重新加以肯定。
这就意味着，研究中国历史学家对本国史所作出的种种贡献，必须较平
常更加细致，而对外人所写的中国史，尤其要详加考察。例如，西方的近代
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与中国的关系史，这是外国人特别容易研究的近
代中国的一个方面。自然，自1840年（或者说自1514年）以来，外国对中
国的多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甚至，以鸦片战争这场外国入侵作为中国
近代史的起点，都已成为习惯。但是，所有这些外来影响只形成中国人民日
常生活环境的一小部分，而四周的风土人情和遗传下来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环
境中仍居统治地位，而且变化缓慢。那么，外国势力对十九世纪中国的影响
会不会日益显得不那么大了呢？是会这样的，但不是由于这些影响本身的规
模或重要性有所减小和削弱，而是因为关于中国本土的经历的知识日积月
累，致使它们相形见绌罢了。
本书上卷因此不是始于外国商业的入侵和鸦片战争，而是从北京着眼，
即从十九世纪初期清帝国在中国和亚洲腹地的典章制度开始。接着便讲述十
九世纪上半叶北京在行政管理和社会秩序方面日益增长的国内问题。在对太
平天国和捻军的叛乱以及对历尽艰险、来之不易的同治中兴的论述中，还可
以看到内部失调以及复苏的迹象。中国的经济，乃至中国的军事体制，都显
示了一个虽然古老、但却远远没有停滞的社会内部的活力。面对着这种种史
无前例的压力，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知道怎样奋斗求存。到了王朝的末期，
满洲人在亚洲腹地建立的这个帝国在十八世纪期间的文治武功，显然已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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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民从中国本部向满洲、蒙古、新疆和东部西藏这片广大的边境地区的扩
张打下了基础——这一长期的大规模移民运动，乃是早在十八世纪就已开始
的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的结果。
广州贸易——一条有来有往的渠道——的兴起不过是汉族在人数、移
民、贸易乃至投资方面的巨大扩张最著名的一例。中国人的这部分扩张活动
早已在海外发生，与欧洲人的扩张活动并驾齐驱。它发生在清帝国的疆域以
外，参与其事的是中国沿海的人民，从而形成了一个次要的传统，其历史之
长，大约为在官方历史上居统治地位的大陆官僚帝国的主要传统的一半。以
帆船从厦门和广州到东南亚（南洋）进行贸易，这种航海事业的开始大大早
于欧洲殖民列强到达同一地区的时间。只要回顾一下蒙古人接收南宋海军、
蒙古人在1292年远征爪哇、早期的明朝在1405—1433年横跨印度洋的远航
等等事实，就可想象这种情况的一般了。诚然，蒙古势力于十五世纪四十年
代再次崛起，使明朝无暇南顾，而另一个实行海禁的亚洲内陆型帝国——清
王朝又取代了明朝，这样，中国皇帝对沿海一带的领导权于是告终。但事实
仍然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东南亚殖民地统治者，仍然
愈来愈依靠中国的商人和经纪人经营零售业和履行特许专卖户或小包税人
的职能。华侨成了欧洲殖民地的一个特殊的中间阶级；同样地，他们也成了
暹罗统治者所不可或缺的人物。在暹罗，某个华侨便建立了却克里王朝，它
直到今天还在曼谷进行统治。中国海上的航海家和企业家尽管得不到北京的
赏识，有时甚至还受到申斥，但他们仍然这样地参加了东南亚的近代初期的
商业革命以及从而导致的殖民主义活动。
当这一日益加速增长的国际贸易终于通过广州南面的虎门而打开了进
入中国的道路时，或者进行合法贸易、或者进行鸦片贸易的广州、汕头和厦
门的商人们就成了日后扩大国际接触的原动力。尽管外文的商业资料过多而
中文的商业材料目前尚少，我们仍可以知道，中国的对外贸易显然是一种中
外合营的企业：事实上，通商口岸一旦开放，洋行的买办便经营着大部分贸
易，既从通商口岸入口，也通过通商口岸出口。不管外国侨民怎样考虑他们
的主权、他们的条约权利或者他们的炮舰火力，香港、上海及其他贸易地点
都是中国人的城市。既可以说中国人参与了外国人对中国的开发，也可以说
外国人参与了中国对它自身的商业开发——这两种说法几乎同样符合事
实。东印度公司的大宗广州茶叶贸易从1784年到1834年前后增长迅速，而
茶叶归根到底是来自中国。与远在新疆和满洲的中国农民和商人一起，沿海
中国的航海者和企业家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活力；鉴于他们几乎没有得到本国
政府的什么帮助，他们的表现就更加突出了。
如果说对外贸易是中外人士都积极参加的一种双边活动，那么，还有一
种考虑可据以评价外国对晚清历史的影响：在十九世纪期间，在几乎所有各
个民族的经验中，对外交往越来越显得重要了。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乘外国
船只飘洋过海的小规模华侨移民相比较，大批欧洲移民到新大陆的时间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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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对英国公众来说，鸦片战争在战略上不如第一次阿富汗战争那么关系
重大，义和团之乱也不过是英布战争长期磨难中一段引人注目的插曲。就大
多数民族而言，工业化来自国外；许多方面的变化的重心被认为是在本国以
外。国际的科学和技术，如同国际的政治和贸易那样，越来越对世界社会的
全部生活作出贡献。从这个观点看来，外部影响对晚清的历史起了空前重大
的作用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
现在，中国进入了世界社会，这给本身就深深地受到外国影响的种种历
史事实的阐述提供了依据。这些阐述把中国的经验与其他民族的经验联系起
来。首先用“帝国主义”的概念，其次用“现代化”的概念来联系。其办法
是通过类比，即设法在中国寻求普遍见之于其他各地的现象。
帝国主义和现代化二词都几乎属于超历史的范围。历史学家真要使用它
们，就需要加以精确的界说和具体的例证。一般地说，帝国主义指外国的主
动行动，现代化则是国内的进程。在经济方面，帝国主义还没有达到使中国
殖民地化的地步。还没有出现外国人只是为了出口贸易而发展的种植业经
济。即令是工业棉纺织品的输入——马克思主义经典所归咎的祸根——也并
未摧毁中国的手工织布的生产；手工织布业由于有了价格较廉的机制棉纱而
得以延续到二十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因为农户中不如此就无活可干的成
员就是用这种棉纱来织布的（织布所入不足以■口，但仍可以增加他们微薄
的家庭收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约还有百分之七十的棉布出自手工织
机。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人的家庭仍然多么需要利用它们的无业劳动力。手工
织布固然是贫困的标志。可是，从遏制工业棉布的垄断这一点看，它也表明
整个中华民族怎样躲过了沦为外国商品的广大市场 （香烟和照明煤油例外）
的厄运，而躲过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太穷。这个例子可以提醒我们，关于与外
国帝国主义者发生关系时的晚清中国国内的各方面情况，我们还有更多的东
西需要了解。
帝国主义引起的心理影响虽然是缓慢地积累而成，却是灼然可见的。帝
国主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题，在思想和心理方面愈到后来便愈显得重
要，因为它诱发了民族主义的兴起；但是这个主题在计量经济学的领域中却
未能占这么大的份量。中国人关于受外国剥削的观念已经比剥削本身更为广
泛和更加容易地形之笔墨，载诸文献。外国人咄咄逼人地维护特权，作为主
要大事记入了历史，而在这个方面，传教士是可以与＇外国＇商人一争高低
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和炮舰外交、条约权利与外国人的存在，当时尽人皆知
无人不晓，今天也仍然是历史遗产的一部分，人们记忆犹新。
后来的局外人的一种观点——即关于现代化的观点——在应用到中国
时，由于它兼收并蓄地包罗了主要为近代西方所发展的各种社会学科的思想
而受到损害。社会科学力求客观，不受先入之见的束缚，但这种努力却可能
因它们是西方文化的产品而大受影响。如果是这样，它应该是一个暂时的问
题，将会随着世界性文化的成长而消失。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现代化一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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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的高度概括性。我们认为现代化一词是对各种进步思潮的概括，这在社
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包括历史在内——都有具体的例证。现时代的各方面
都在普遍成长，给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等可以分析的领域带来了复杂
性、变化和发展。但是，上述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该学科的术
语加以界说的。要断定有一个单一的原则全面地适用于每一个领域，这就是
进一步的信仰方面的事了。这样做在逻辑上可能是令人满意的，但历史资料
既然如此混乱，这就不易办到。把形容词“现代的”升级而成为“现代化”
这一抽象的统一体，真能提高我们的理解吗？这个术语有可能成为一只方便
的篮子，象“生活”这个字眼那样，用来盛放许许多多基本上不知其为何物
的东西、未经译释的信息和没有解答的玄理。和任何术语一样，这个术语一
旦被具体化为一种自在之物，它是有可能取代思想的。
随着当代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和著作的不断增加和发展，我们应当可以
指望，人们对那种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提供初步结构的无所不包的概括的要
求总会减少了吧。晚清时代的具体经验和思想意识应该成为主要的课题，我
们这一卷书的许多部分就是照此办理的。虽然文学和艺术令人遗憾地不属于
这一卷范围，但哲学和政治思想这方面的历史却使我们大长见识，从而可以
洞察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又是怎样发生的。总之，晚清对西方的反应现在
开始显得只是一个次要的主题；主要的过程乃是在新条件——包括西方的影
响——下中国继续对它的过去所作的反应。一句话，刺激就在你发现它所存
在之处，有刺激就会有反应，否则就根本不成其为刺激。
例如，经大运河运送漕粮以供应北京的制度日渐败坏，这使得政府在十
九世纪二十年代作出恢复沿山东向北京海运公粮的努力，这是讲求实际的行
政官员们在经世学派传统主张范围内实行的一项制度兴革。但只是在十九世
纪七十年代才采用轮船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地，自强运动的理论基础——
即借西洋技术以保卫中国——可以被看做是传统的经世论在新形势下的应
用。只是在经过许多灾祸之后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
义的思想才被夹带而纳入儒家的意识，当作维新运动的必要纲领。最后，改
革家的斗争主要不是直接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反对那些使帝国主义得以实现
其野心的中国的传统。清末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同意一句古老的儒家格言：
“苟齐其家，其谁敢侮之？”中国的力量必定来自内部。对于以古代经典培
养出来的学者来说，鼓舞他们寄希望于中国的未来的主要力量仍然来自它的
过去。对于研究晚清史的当代历史学家来说，这就使得理解中国伟大的传统
如同理解十九世纪一样重要。我们必须知道孙中山之前的一代代中国人头脑
里想的确实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也不能代替的。
芮玛丽（1917—1970年）通过她的学生和朋友以及在两本分别探讨十九
世纪六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头十年——即本卷的起讫两个时期——的书中，留
下了她对晚期中华帝国史的研究成果。从哈佛大学1952年博士论文发展而
来的《同治中兴》一书全面地分析了有清一代的问题和政策——这一工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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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她以前，而且在她以后都很少有人进行。根据她 1965年组织并主持的
一次学术会议上的成果编辑而成的《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一书，是第一部全面论述这个问题的研究著作，它汇集了六、七个国家
的现代学术研究的成果。芮玛丽从1945到1959年为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战
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建立了中文图书馆；从1959年直至她不幸逝世以前
她担任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剑桥中国史》本卷很多地方得力于她筚路蓝
缕之功，我们特将本书奉献给她，以志永念。
费正清、刘广京识
1977年10月
（张书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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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晚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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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
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几乎没有不属于农业部门或不与它发生密
1
切关系的。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应相应地对十九世纪中国农业的结构和发展以
及它对其他经济成分的影响进行分析。但是在优先讨论农业时，我差不多同
样注意到了手工业、近代工业、贸易和商业及财政制度。如果这些区分显然
是老生常谈，那么我只能以自己的能力有限和另一个可能的借口来辩护，即
除了一些值得推崇并且数量日增的例外以外，我写这篇概论所必须依靠的一
些中国的近代经济史著作历来都是叙述性的。
对以下各部分材料的处理不可避免地是选择性的。我在各个部分中将集
中论述满洲王朝最后五十年内那些在一定背景中的新的或正在变化的情
况，直到1911年和很久以后这个背景依然是一个在经久不变的社会结构中
起作用的并且基本上没有变化的混合体。这并不意味着中华帝国在最后一个
世纪中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相反，意识形态的风暴和政治风暴摧毁了这
个儒家的帝国。但是基本的经济变化和近代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发生，并不是
因为在晚清经济制度中它们自身有这种动能。它们显然是一种新的、可能仍
旧是脆弱的政治组合体的副产品，这个政治组合体本身只有经过了几十年的
政治斗争、外国入侵和内战以后才得以形成。
人们在一开始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与相当数量有启发性的地方
局部材料相反，还没有一种全面的精确的计量材料，也不可能为民国以前的
中国令人满意地取得这样的材料。这种情况再也没有比象国民收入这样的基
本估量表现得更为明显了。表一经过修正，反映了对十九世纪中国国民总产
值的估计，就我所
表一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国民总产值估计
1 ①本文作者感谢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经济委员会和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所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