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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就在儒家学者中很流行。康有为并非致力于这方面工作的第一人；从十
八世纪后期以来，若干儒家学者已以各种校勘和训诂的理由，试图讨论考证
学是否配得上久受崇敬的汉学这一名称。他们认为，“真正的”汉学不是考
证学（后者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东汉儒学中占优势的潮流，即古文学派）；
而应是今文学派，即早在西汉流行的儒家思想形式。这样，始于汉代而久已
被人遗忘的知识领域的论争，在清代后期又在儒家学者中间恢复了起来（见
上卷第三章）。
康有为的一个挑起争论的论点是在晚清今文学派学者——特别是当时
该学派的一位学者廖平——所奠定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个论点的内容是，
考证学 （儒家的古文学派）的知识源泉，都可以通过文字校勘来证明它是伪
造的；因此，真正的汉学——即可信的儒家学说——是今文学派所独有的。
①
康有为的目的是要力斥汉学之非，因为它对社会道德的冷淡态度可悲地
偏离了孔子教导的本意；更重要的是，他要重新肯定关心政治和政制改革是
儒家的主要宗旨，他相信这就是今文注疏的精髓。1898年，他在他的维新思
想的第二本主要著作《孔子改制考》中提出了这一解释。
按照康有为的观点，孔子尤其是一位伟大的革新者，他不但是儒教的先
②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75—111 页。
①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48—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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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般的创立者，而且也是建制之“王”。依据今文学派一些神秘的说法，他
认为孔子在死前不久受天之命，要为即将到来的新王朝设计新制。用康氏的
话说，孔子是一位“圣王”或“素王”，是以改制为务的。但是，在康氏的
图式中，改制意味着什么呢？在今文学派原来的文献中，“改制”是一个广
泛而含糊的概念，带有宗教神秘色彩，它更多地是暗示礼仪的改变，而不是
现代意义的制度革新。但是，康有为的“改制”理想却有改变制度的全部现
代涵义，就象在他的改革纲领中所清楚地反映的那样。通过他对儒教教义的
解释，他设法为自己改革传统中国政体的基础寻求文化上的支持。
在康有为看来，改制不但可取，事实上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把历史
的变化看做直线的进步。这种观念表现在他对孔子的描绘中，因为他把孔子
描绘成救世主式的、有远见的“圣王”，这位“圣王”认为历史是通过若干
特定的阶段向理想的未来作直线的发展。尽管康有为的直线历史观显然主要
来自他所读过的西方思想的著作，但他是根据今文学派的三世说来阐述这个
道理的。按照他对这一种学说的解释，孔子认为人类历史不可抗拒地从据乱
世通过升平世发展到最后的太平世，或如他以后在另一图式中提出的那样，
经过小康世到达大同世。每一世都有与它相当的政治制度：据乱世为专制君
主制，升平世为君主立宪制，太平世为共和政体制。随着历史通过三世向前
发展，改制是不可避免的。简而言之，制度的变化是历史进程中固有的现象。
①
康有为把历史看成经过各特定阶段向前直线发展的进程，他的这一概念
也包含了历史进程最后将在理想的大同社会趋于完成的信念。他思想中的这
种千年至福世界的理想，是他自青年时代即已专注的普救众生的宏愿的反
映。从“大同”理想中的明确表达看来，这一宏愿发自两个方面，一是追求
理想的人类共同体的强烈道德感，一是对于他认为的人类社会到处都充满的
苦难所引起的深刻而自觉的反抗精神。结果就使他产生幻想：在道德高尚的
共同体中，苦难将消失，幸福无处不在。按照康有为的观点，人类的苦难虽
然形形色色，但都出于一源，即来自人们根深蒂固的自私心，和随之而来的
自己高于他人的习性。因为有了这些习性，社会到处出现了不平等现象，这
种种不平等束缚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他所描述的未来普遍幸福的人类
共同体中，康有为强调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和任何歧视。这种激进的社会平等
思想将涉及废除几乎全部现存的人类制度，包括国家、私有财产和家庭。在
这个意义上，康有为的乌托邦“大同世界”充满着激进的平等主义和普济众
①
生的思想。这表明康氏的世界观是揉合了诸家之说的。
所谓“大同”，是康有为从儒家的乌托邦思想推导出来的。内容上它很
象儒家的“仁”的理想，因为这二者都象征着对人人具有高尚道德的完整的
① 萧公权： 《康有为与儒教》，载《华裔学志》，18 （1958 年）第88—212 页。
①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52—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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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的渴望。然而康氏对社会道德的激进主义超越了儒家所能接受的限
度。例如，家庭在儒家思想中占有中心地位，所以仁的最终实现将导致产生
道德共同体，但这种共同体只是家庭的扩大，而不是超越于家庭之上的。大
同理想甚至含有超越象家庭这样的主要社会机体之意，由此可见，康有为的
社会乌托邦理想吸收的大乘佛教、基督教和墨家学说的思想，至少与吸收的
儒家思想一样多。
康有为的这种世界上人人具有高尚道德的乌托邦理想，虽然已为他的门
人和亲密合作者所知，但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并未公开发表。而且，在他的
历史发展观点的体系中，这种人人幸福的理想只是与遥远的将来有关。这
样，他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仍是一个富强的国家。他的思想体系中起作用的部
分仍是他对儒家的激进解释，其核心是有关改制的思想。简言之，虽则康有
为把实现普遍幸福的共同体作为他最终的目标，因此不能把他视为民族主义
者，但他的思想明显地包括了民族主义这一大因素。
总之，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公诸于世的那部分思想对士大夫有重大的
影响。他的思想中包括一整套西方的政治价值观，这是康有为与其他同时代
维新派思想家全都具有的，所不同的是康氏用一种思想体系来阐明这些价
值：这个体系不但把它们纳入对儒家总的解释之中，而且将它们和清末国内
的重要思潮联系在一起。由于康有为以人们熟悉的传统形式提出问题，因而
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发挥的号召力比以往用其他形式所发挥的要大得多。尽管
他对儒家思想的激进解释使他的许多同时代人感到愤慨，新思想仍取得了不
可忽视的影响。虽然许多中国士大夫仍然讨厌西学，但他们不能对它置之不
理。由于康有为的思想吸引了大批中国文人官僚对西方思想的注意，西方思
想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学风的改变提供了有力的刺激。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政治上，它要
求改制，这意味着怀疑政府的政治效率。更重要的是，他主张的民众统治、
参政和立宪政府等西方政治观念都和其他政治维新派多少有相通的地方，这
样就一起向传统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随着这些新政治价值观对公
众意识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不但面临着行政管理崩溃的现实，而且开始了
以辛亥革命为结果的政治瓦解的进程。
思想上的意义也同样重要，这是康氏对儒家进行激进解释的结果。诚
然，儒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有过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对儒家基本的社
会…政治价值观和信仰，却是很少被准许各抒己见的。康氏已经使人对这些
主要的价值观和信仰产生疑问，这一事实即意味着作为中国信仰核心的儒家
正日趋衰微。当康有为在改变长期被公认的孔子形象和孔子学说的价值观的
内核方面走得如此之远时，其含意就更加严重了。任何读过康有为的富于煽
动性解释的人必然产生一个感到烦恼的问题：儒家的本来面目和特征何在？
这个问题的出现预示着这样一种后果：使儒家学说从一直是无可怀疑的信仰
中心，变成了其基本特征是可疑的和有争论的一种思想体系。对于许多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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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个问题的出现必然是一大震动。它冲击着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用
梁启超的话来说，就象火山爆发和地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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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运动
康有为发表他的维新思想体系无疑对思想界的变化是一种强有力的刺
激。当他以此激起和组织一场维新运动时，冲击就更大了。这个运动的基础
在康有为于广州创立私塾长兴学舍（他在那里教着一小批勤奋好学之士）时
就已奠定。它的课程已有所革新，不过仍维持着儒家的格式，尽管如此，它
实际上已与当时的儒塾背道而驰了。课程中基本上包括康氏对儒家学说的激
进解释，着重研究大乘佛教教义、中国的非儒家思潮和西学；其主要目的之
一是向学生灌注康氏的政治意识和维新理想。因此，这些学生中有许多人后
来都致力于政治活动，就不足为奇了。其中，梁启超成了康有为在改制运动
中的主要助手。①
尽管康有为在 1888年已上书朝廷倡言变法，但是他推动变革的活动直
到1895年才以持久的大规模运动的形式出现。他重新开展这一运动的直接
原因是中国在中日战争中的败北，此事对公众意识所产生的刺激比以往任何
一次对外战争的失败都要大。首先，这场灾难使中国遭受的物质损失比以往
的挫折都要大得多。除了被迫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和支付令人吃惊的赔款之
外，它还丧失了对最后的重要属国朝鲜的宗主权，而且向日本割让了自己的
大片领土——台湾和辽东半岛。这样巨大的牺牲出现在二十余年大声疾呼的
“自强”改革之后，似乎是特别令人震惊和感到不吉利的。最后，由于中国
历来轻视日本，把它看成在文化和力量上都不如自己的落后国家，所以，深
深的丧师辱国之感特别具有辛辣意味。
在1895年春天，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同到北京参加会试。当中国被
迫于这一年4月和日本在下关签订屈辱的和约时，康有为立即抓住这个机会
鼓动和他一起应试的士子坚决反对和约，并向朝廷请愿要求变法维新。结果
引起了一场戏剧性的反对和约的请愿。一千三百名士子签署了由康有为起草
的激动人心的奏折，敦促朝廷拒绝和约，着手改革。所有这些主张和请愿都
没有受到理睬。然而公众关心国事的气氛已经造成，从而激励着康氏进一步
开展他的运动。①
这次维新运动比起康有为在1888年单独首先发动的那一次，范围要大
得多。在那时，他的努力没有超出向皇帝上书言事和向朝廷大臣游说的范
围。而这时康有为继续进行新的尝试，即在1895年初夏继惊人的群众请愿
之后，又向朝廷提出两个大胆的变法请求，企图从上面首先开展改革。与此
同时，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作出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他们在向朝廷请愿的
同时努力争取来自下面的支持。这些尝试的基础是维新派长期梦寐以求的目
标：在中国建立立宪政府和国民参政制度。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单纯上面的
①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41—47 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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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辅之以“开民智”。
为了促进这个运动，康有为和他的合作者创立了新的组织和新的宣传工
具。最重要的组织是学会，它起两个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执行促进思想一
致和组织团结的最重要的一体化功能，没有这些，要形成一个现代国家是不
可能的。其次，它的更特殊的任务是教育和动员文人士绅。康有为及其朋友
虽然希望看到“开民智”的良好形势，但他们也同样地知道中国民众普遍缺
乏教育，还没有为承担这样一种任务作好准备。在普遍教育和群众启蒙实现
以前，许多地方有赖于中国社会“中产阶级”——有功名的绅士——的领导。
一方面，这个阶级构成地方上的社会精英力量，比人民群众受过较好的教
育，能力也较强。另一方面，和官僚们比较，绅士更适合于领导民众，因为
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接近民众，与民众的关系也较密切。由此可以看出绅士
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重要性，正如梁启超所说，绅士“以其于民之情形熟悉，
可以通上下之气”。
但不幸的是，绅士们还没有作好扮演中间人角色的准备，也没有作好充
当广大群众的启蒙领导的准备，因为他们既没有政治动力，又不省察国内外
大势。而且，就他们的教养而言，他们很少有公民精神和组织才能。为了克
服这些缺陷，年青的维新派把学会看作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动员的最有效的工
具。
这些学会是根据地区和专门化知识这两个原则组织起来的。它们首先在
北京和上海开始创立，接着在各省、府、县、镇成立分会。同时，为了用新
知识教育官、绅人士，各种专业学科的学会纷纷成立，遍及全国。维新派期
①
望用这种方法组成全国范围的学会网，以促进“民智”。
康梁集团用来推进运动的另一个新手段是报纸，他们认识到了这是在民
众中间传播新知识、新观念以及促进思想一致的有力工具。虽然康有为向朝
廷吁请变法的努力归于失败，但他不顾官方的压迫和社会的阻挠，利用学会
和报纸来推进“开民智”的工作，这一努力是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里
程碑。
康有为在组织学会方面的第一次尝试是 1895年8月在北京建立强学
会。尽管康有为是该会背后的动力，但当时中央政府一位地位不高的官员陈
炽却被推为正式负责人。起先，学会办得很成功，不但将首都许多有志改革
的学者官僚集合在一起，而且有一些西方人士参加，如英国公使欧格纳，传
教士李提摩太和李佳白。更重要的是，它的会员名册中包括一些清朝政府中
的高级官员，其中有张之洞、王文韶和刘坤一等几位总督，有翁同龢、孙家
①
鼐和李鸿章等几位朝廷命官。许多捐款使学会的财政也很充裕，会员们每
十天定期集会一次，听取有关时事的公开讲演。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22—227 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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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被委任为书记员。当日报《中外公报》由学会主办出版时，梁启
超和麦孟华 （康有为的另一个学生）成为该报编辑。该报通常只有一篇由梁
启超或麦孟华撰写的时事述评文章，但偶尔也转载一些广学会出版物中的作
品。为了促进它在北京的学者官僚中间的传播，采取了免费和京报一起分送
的办法。最盛时它在北京发行三千份。
在此期间，康有为认为上海是“南北之汇，为士大夫所走集”，便于1895
年秋天在当地成立强学会分会。分会从当时在南京代理总督职务的张之洞那
里接受许多经费，经办自己的报纸《强学报》，和《中外公报》一样免费散
②
发。这样，在多事的1895年春天以后的几个月里，在学者官僚中间出现了
若干新的和重要的动荡，它们不但唤起普遍的民族危机感，而且将这种危机
感纳入要求变法的直接的和协调的运动中去。
然而，这些组织的努力立即遇到了政府方面的压制。张之洞撤回了他对
上海分会的财政支持，而且封闭了报纸，因为报纸用孔子生辰纪年而不用清
朝年号纪年而触怒了省当局。显而易见，张之洞从这件事中看出了它对清朝
不忠的不祥倾向。同时，北京的学会也受到政府的打击，尽管它在上层得到
相当大的支持。1896年2月，一位御史指控强学会非法组织了一个团体，这
个团体可能会在士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