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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雇一名经理，畀以差不多绝对的管理大权。所有主并不
逐日逐月地加以过问，而是一年一次地和经理一道检查一下业务，这个经理
②
如果不令人满意，也可以把他解雇。 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期间开办
的三大企业为轮船招商局（1872年）、开平矿务局 （1877年）和上海机器
织布局（1878年），它们管理上的特点与一个传统商号的特点是相同的。第
一，他们全都受商人背景的经理所领导，尽管他们全都捐纳了官衔和拥有半
官方地位。甚至在最初几个月经理轮船招商局的朱其昂便是一个商人出身的
③
官吏。朱其昂在拥有官职的同时，还继续做帆船运输的生意。 当朱其昂未
能筹足私人资本时，他便在1873年由两个前买办唐景星 （唐廷枢）和徐润
所接替。唐景星得到两个正式官员——前任天津道台丁寿昌和天津海关现任
道台黎兆棠——的帮助，创建了开平煤矿。这三个人订立了开平矿务局的章
程和组织结构。但是，当丁寿昌和黎兆棠离开的时候，开平矿务局几乎没有
开始营业。两个广州商人徐润和吴炽昌随即来顶替，与唐景星一起办矿。①
至于上海机器织布局，李鸿章又有另一个前买办郑观应为他效劳，他和
另一个最早建议建局的商人彭汝琮一起工作。1880年，彭汝琮由于与其他商
人投资者不和而离开，李鸿章留下郑观应，并任命了其他五个商人经理帮助
他经营改组后的织布局。只有负责织布局官方关系的候补道台龚寿图原来是
②
一名官员，但他也有从商的经验。 这些人都是绅商。他们都捐纳官衔，因
为官衔已成为任何想进入官衙做生意或寻求官方支持的商人所绝对必要的
条件。他们大多数人以前也是买办。
第二，作为赞助人和保护人的李鸿章在保留他的控制的同时，准许这些
商人经理象企业主那样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行动权。轮船招商局和它的外国竞
争者竞争而取得胜利，并且在1877年因接收旗昌洋行的船队而大大地增加
① 关于李鸿章的几种官督商办事业，费维恺的《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一书中曾加以讨
论。关于轮船招商局最初几年的详情，见刘广京：《在中国的两个轮船公司，1862—1877 年》（哈佛大学，
1956 年博士论文）。
② 《中国经济研究大全》（日文），第1 册第185—187 页。
③ 关于朱其昂的传记，见《清史稿·列传》，卷239 第3 页；又见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
与官办企业》，第108 页。
① 卡尔森：《1877—1912 年的开平煤矿》。
② 严中平： 《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 年》，第84—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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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它的总吨位。开平矿务局在唐景星和徐润负责时因利用商人资金而大大地
扩大了它的资本。至于上海机器织布局在派别斗争猖獗一时的时候，李鸿章
也没有插手下令大改组，一直到1884年郑观应离去，随之丧失了投资者的
支持和管理的知识时为止。因此，尽管唐景星、徐润、郑观应、龚寿图和其
他绅商经理听命于李鸿章而为他效劳，但李鸿章本人却很象一个传统商号的
老板，一般不干预他们的生意活动。他保护这些公司不受官府过分的压榨，
而且多次及时地和异乎寻常地拿官方资金发放贷款，使这些公司得到的好处
远远超过了他因增加取得个人收益的机会以及因提供保护而给自己带来的
好处。
第三，和传统商号的消极的老板们一样，这些早期的大多数股东并不对
他们无权管理的情况提出疑问。象唐景星这样的商人经理比较容易筹集商人
资本，这说明这些股东的投资完全是出于对经理的忠心和信任。至于这种信
任是否有保证，那是另一回事。1884年唐景星和徐润被迫放弃对轮船招商局
的控制，而让位于李鸿章任命的总办（先是由马建忠担任，后是由盛宣怀担
任），因为据查明，唐、徐二人和其他人曾把公司的资金转移去做他们自己
私人的生意。在1883—1884年因中法冲突扩大而引起的上海财政危机，导
致许多商业的失败，其中包括与唐景星、徐润和郑观应有关的买卖。当他们
无力偿还公司的资金而朝廷的御史们又开始弹劾李鸿章（说他包庇他们的不
法行为）时，他们就不得不挂冠而去。同样地，郑观应显然曾把他筹集起来
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资本挪为私用。这就导致他于1884年辞职，并使该局
最后改组，同时移交给盛宣怀管理。
这些经营上的渎职行为反映了传统商号的办事程序的缺点，即它没有提
供独立的查账人去稽查经理的帐目。这类财政上的不正当行为是传统企业的
通病，只要公司和经理把公司资金挪作私用而不出问题，这类行为就可以作
为商业投资的风险的一部分而加以容忍。这和中国官吏之以私人名义利用或
滥用财政收入颇相类似。他只要能够缴足他的征税定额，也不会被追问。
官督与商办之争
这样，在1885年前后，三个最早的官督商办企业中的两个，其经营管
理之权转入了盛宣怀之手。盛宣怀出身于官宦之家，本人也被培训成为一名
官员。他是李鸿章幕府的一员，几乎在1873年轮船招商局开办时就被委派
在该局任职。1882年他虽然表面上已离开招商局去经管天津电报局（它也是
一个官督商办的企业），但是盛宣怀在财政经营上的才能使李鸿章合乎情理
地挑选他做徐润和唐景星的继任者。有了盛宣怀当督办，李鸿章就能够更周
密地执行官方的监督权了。盛宣怀不仅容忍了在唐景星任总办时业已存在的
严重裙带风以及滥用公司资金的弊病，并且还加剧了那些陋习，以及引进了
更多的官僚主义经营方式。轮船招商局的船队没有增加什么吨位，同时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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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和两个主要竞争者订立了“联营协定”，它几乎不能保持自己的利润。这
是指轮船招商局和两个英国运输公司——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之间的
成文协定，它们订出了统一的货运率和集中它们的所有收入，然后再根据每
个公司的实际运输哩程来分配收入。①
说到开平矿务局，唐景星和他的商人同事对它的总方针和财政拥有很有
效的控制，直到唐景星在1892年死去时为止；他们管理矿务局主要采用传
统商号的方式，而不是他们原来想要仿效的那种西方合股公司的模式。就象
他在经管轮船招商局时那样，总办唐景星也不免要挪用公司的资金以投资于
其他矿业、钱庄和投机事业，为他的私利服务。股东大会确实召开过，但都
是敷衍塞责而已。未见有公布每年帐目的记录，虽然公司章程明文规定要这
样做。唐景星也搞裙带关系，他把他的儿子塞进公司，提升他担任高级职务。
当他在1883年旅游欧洲的时候，他还安排他的亲兄弟代拆代行。但事实依
然是，在他任职期间，开平矿务局的业务每年都在扩大，直到它的煤产量达
到二十五万吨左右为止。公司赚取了利润，未受到关于揩油或贪污的直接指
控。唐景星的确作为一位诚实而有能力的经理而享有盛名。他的任人唯亲和
其他传统的陋习应该根据他所生活的文化背景来衡量其得失。
唐景星在1892年去世，他的死标志着开平煤矿滋生大量贪污和企业逐
渐官僚化的开始。新任总办张燕谋是一个汉军旗人和官僚，他的发迹主要依
靠他的腐化的庇护人醇亲王。在唐景星经管时，企业设备的扩充是靠新式商
人的投资来实现的。但是自从张燕谋接任以后，商人们就不再资助，公司只
能转而向外国人借款，于是就为1900年以后外国人的控制提供了条件。
这些事态的发展和早期的情况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早期的时候，商
人经理在筹足私人资金方面相对地说没有什么困难。在唐景星和徐润于1873
年7月负责轮船招商局以后不久，招商局的实收资本增加很快，到1874年
差不多达到五十万两，到1880年达到一百万两。在1881—1883年期间，对
公司的股票求过于供，特别在1882年，公司很快筹足了其被批准的资本额
二百万两。
轮船招商局深受私人投资者欢迎，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唐景星和徐
润操有实权，特别是在1882—1883年之间李鸿章的官方代表盛宣怀暂时重
新调任别处时更是如此。第二，采取等着瞧态度的商人投资者被回收的利润
以及李鸿章的宽厚的庇护态度所打动。因此，这个时期也可以看到商人们对
李鸿章的其他两个官督商办公司同样给予大量的资助。在1878—1882年期
间，唐景星和徐润为开平煤矿筹集了一百万两银子，而在1880年前后，在
郑观应为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划的三十五万二千八百两银子中绝大部分款项
① 见刘广京：《英国和中国轮船在华的竞争，1873—1885 年》，收在考恩编：《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
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中第49—78 页，特别是第75 页注1，它表明，在1884—1893 年间，轮船
招商局分享全部收入的份额不断减少，因为它的船队没有增加，而两个英国竞争者的船队却有增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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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个人筹集的。
可是大约在1883年，商人的热情衰退了，从那时起，越来越少的商人
投资于这些企业或其他官办企业了。有几个因素促成了这一趋向。第一，现
代工业的庞大资本和获厚利的机会，使它成为官方控制的可取的目标。第
二，象盛宣怀这样的官员在经营管理方面以及在安排政府的贷款方面获得了
经验。第三，这些官员还发现，除了使用政府贷款之外还有其他筹措资本的
来源，因为他们有更多的官方朋友用自己的钱投资，同时因为他们控制着几
个公司，使他们能够把较老而实力较雄厚的公司中的资金转移到一些较新而
实力较差的公司中去。最后，这些官员改变了他们的顾问和保护人的角色而
变成了名实相符的官方经理。出身于商人的经理如唐景星、徐润和郑观应已
经纷纷去职，这就伤害了其他商人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
现在不妨试举两个例子。在1887—1893年期间，盛宣怀利用政府贷款
和转拨轮船招商局和也由他控制的一家保险公司的资金，使上海机器织布局
的资本增至三倍，达到一百万两左右。实际上却并没有增加新的商人资本。
第二个例子是漠河金矿，它在1887年由李鸿章和满族黑龙江将军所创办。
他们任命了一个典型的官方经理李金镛。李的功名不高，入过李鸿章的幕，
与商人们交往甚密，以精于做生意而素负盛名。在1887—1889年期间，他
在许多上海和天津商人朋友中间不断活动，想筹集一笔为数不多的款项，计
二十万两，作为金矿的开办资本。但他只筹集了六、七万两。最后，黑龙江
省库不得不借给他三万两，另由一名天津商人在李鸿章担保偿还后提供了第
二笔贷款，计十万两。①
虽然缺少商人投资已经部分地由政府资本和政府贷款来弥补，但官方创
办人仍不断想出新办法来吸引投资者。一种鼓励方法是给官员及其亲友们以
私人投资的机会。看来投资人都是那些负责人的亲密朋友和同事。盛宣怀依
靠的这样一批为数不多的同僚给他办的几个企业提供过私人资本，这就是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天津电报局以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的华盛纺织总
厂、汉阳铁厂和中国通商银行等。可是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持批评态度的
御史的敦促下，经常反对用公款去从事有风险的工业，并且要求提前归还贷
款。
但是，公款对提供官督商办企业的资金来说，仍然是极为重要的。从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到李鸿章于1895年政治上失势以前，张之洞的纺
织业和采矿业等一批企业逐渐与李鸿章的企业互争雄长。中级官员盛宣怀从
来就没有足够的权力来保护他的日益发展的工业网，所以他最初不得不投靠
李鸿章，后来不得不投靠张之洞，以谋求政治靠山和获得政府贷款的支持。
因为清廷不愿意地方财政收入过分地投向工业，所以提交清廷待批的新的工
① 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36—43 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9 第40—42 页载有李
金镛的一篇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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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方案总是包含着允许吸引商人参加的计划。张之洞的许多奏议中也包含这
样的计划，虽然他不信任商人，而且认为他们的思想过于陈腐而不能接受新
工业。这些计划于是变成一种方便的掩护，因为许多省的创办人知道，一旦
方案得到批准，就总能从地方财源中找到一定数量的公款。出身世家大族的
各省官员出于需要和私利的缘故，事实上却日益依赖政府的资金来维持他们
的新工业的运转。因此，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已经
改变，而越来越严重的官僚主义陋习不但无人非议，却反而更加加强起来。
通过利用政府的资源，盛宣怀这个最有成就的官僚企业主控制了许多官
督商办的企业。他在为他的天津电报局寻找资本时，就这样大量地依靠各省
省库和政府贷款，并利用现存电报线路作为贷款的附属担保品。只有长江下
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的那些商业上有利可图的线路才能取得商人的投资。
另一相同的例子是盛宣怀从1896年起为张之洞经营的汉阳铁厂。盛宣
怀原应寻求私人投资来代替业已花在铁厂的五百六十万两官方资金这一惊
人的数字，但他规避了这一义务。然而张之洞改变了这一大企业的地位，即
把它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因为中央政府坚决拒绝再调拨公家资金用于这项
工业。1894年以来，张之洞已奉朝廷之命邀请商人经营这一企业。他拖延了
大约一年，辩解说他仍然需要再进行一些试验，来证明业已找到适于炼钢用
的煤，不然商人就不愿参加。1895年10月16日他上奏清帝说，适用炼钢的
煤已经找到，而且其成品能获高价。他现在准备邀请商人来治厂，但是他说
为了让商人有时间能察看厂址和矿场的位置，他需要政府再拨一笔款子以使
铁厂能维持运转到年终。①
1895年后期，张之洞受到朝廷很大的压力，他只好接受盛宣怀的帮助而
不管条件如何，盛宣怀则提出用每出产一吨生铁抽一两银子的办法来偿还官
本。盛宣怀本想从商人那里筹集一笔数目有限的资本来改善现有设备，但是
这一着未能成功。他抱怨商人们因不能预卜采煤和炼铁能否成功而抱观望的
态度。但是，作为与张之洞安排的一部分交易，盛宣怀得以从另外的政府资
金中提出一百九十万两，指定为京汉铁路购买钢铁之用。到了1904年，从
两个来源筹集到两百万两左右资本：较大的一部分从轮船招商局转来，其余
的部分从他本人以及一些官绅同事处得来 （他们对他的其他官督商办的银
行、轮船、电报和纺织等企业都曾经作过贡献）。②
把某一公司的基金转到另一公司是盛宣怀常用的一种手法。在 1890—
1891年之间的某个时候，盛宣怀利用职权并且不顾会办郑观应的反对（因为
未与商人投资者协商过），从轮船招商局把大约三十万两资金转给了上海机
器织布局。1896年，盛宣怀又命令把另外两笔巨款——轮船招商局的八十万
两和天津电报局的二十万两——转给他新办的中国通商银行。这两笔款项各
① 张之洞：《张文襄公集·奏稿》（许同莘编），卷69 第11、13 页。
② 盛宣怀：《盛尚书愚斋存稿初刊》，卷4 第24—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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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当时那两个公司的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三十或四十。③
张之洞对商人合伙的许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