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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经营不动产交易，而李姓家族的其他人都向这些庄号投资。 在西欧，“胜
利的资产阶级”的若干家族是根据已经明显分化后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的；
而中国的家族则不同，一个家族如果思想开放，基本上同情新思想，便常常
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虽然职业的差异仍是很不容易分清的。
显然，导致现代上流社会兴起的逐步变革，对传统书香门第的影响也不
是一般齐的。在清朝最后四十年，许多书香门第都走向衰败而湮没无闻，穷
③
困潦倒。我们能够说这是人们经常所讲的、在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下保证
上流社会不断更新的那种传统流动性的正常表现形式吗？或者说这种现象
已经加剧了吗？根据我们现在的认识还不可能这么说。某些书香门第的衰败
肯定引起过同时代人的注意，但是，由于太平天国以后有功名的人普遍增
② 参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7—18 页。
① 兰金：《浙江的革命运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第347—348
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734—737 页。
③ 特别参见何炳棣： 《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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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这种情况可能就绝对数量而言是明显的，但是就相对数量而言却不是事
实。我们不能肯定1900年以后特权阶级的人数是否继续增加，也不能肯定
是否象从前那样，有一家亡，就有一家兴。然而，对大多数上层分子就读于
现代学校的情况的统计似乎表明，情况并不是这样。而实际上，新式学校费
用较高，同以前只要具备一定文化程度就可以进去深造的书院的学生的人数
相比，中学的学生数就净减了。①
这种变化过程的多样化和不平衡，主要造成了民族的和地区的差异，甚
至引起了敌对，但并没有导致上流社会的各社会阶层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对
立。那种使汉族上层惊慌失措的变革，对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几乎没有什么
影响。一些民族——特别是满族和蒙古族——反对的是那些只会损害它们在
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变化。另一些民族则由于远离新型经济和文化中心，
对变化的影响感觉并不太强烈。因此，把非汉族贵族同汉族绅士联系在一起
的利益纽带（如果不是文化纽带的话）正在松弛。在向现代转变的潮流比较
高涨的沿海各省同这种转变不太明显的内地各省之间，这类情况也是很显著
的。但是，即使在各个最先进的地区之间，新的社会上层的情况也明显地不
一样。直隶的上层人物同官府联系密切，是靠官府的扶植而存在的，起初以
李鸿章为中心，后来则以袁世凯为中心。长江下游的新统治阶级，在政治、
思想和经济观点上都同传统制度更加针锋相对，尽管他们当中很多人原来就
是绅士。在广东，现代的上流社会中的商人比文人占优势：这个上层社会受
到的限制较多，但同时也更倾向于激进，而且海外华侨在它里面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以同乡关系维系的官僚集团（例如李鸿章支持的安徽帮，翁同龢庇
护的江苏文人学者），还有以地区为基础建立的帮和会馆，逐渐被蒙上了一
种新的地方主义色彩；这种新的地方主义更关心的是特别维护本地及其居民
的利益，而不是关心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利益。它比较不大注意个人之间的关
系，而宁愿为一个广大地区及其全体居民献出热情，这大概是民族主义兴起
①
的先声。但是，在其最早的表现形式中，尤其在1900年使南方各省从北方
及义和团在那里的控制中摆脱出来的“东南互保”中，新的地方主义造成了
对立。后来，现代上层社会搞的地方自治那一套，也使各县之间和各省之间
互相激烈地争夺，这是因为各方只关心独占公共的资源，损人而利己。地方
自治有时又倾向于后退，似乎只要把一座模范城市搞得又安定，又现代化，
又同心同德，就可以置整个国家当前的混乱和贫困于不顾。
然而，具有最严重后果的对立还是城乡双方的上层分子分道扬镳：城市
① 十九世纪之末有书院两千多处，学生近十五万人。1909 年有中学七○二所，学生七万二千人；在当时书
院已不复存在了。关于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的相对减少问题，见巴斯蒂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
（第83—85、222—224 页）和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76 页）。
① 参见芬彻：《政治地方主义和民族革命》，载芮玛丽：《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
第185—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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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层人物受到西方的感染，他们寻求变革，而乡村的上层社会则原来是其
文化、政治和社会的温床。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是一个古来就有的现象。
早在宋代，城市就以其高雅的文化和商业吸引着文人学士和农村地主。他们
经常进城游览，有钱人还在城里另买宅第，甚至移居城市。这种向城市流动
的趋势在十九世纪有增无已。商业的发展扩大了城市的规模，提高了吸引
②
力。但是，农村的上层分子这时也被迫进城另辟财源，例如放高利贷，以
弥补由于财产的分散、币值的不稳和佃农反抗的日益增多所造成的地租减
少。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农村经常不太平的局势甚至迫使大财主也卜居城
市。太平军叛乱时期，许许多多的社会上层人物都逃往上海，上海便成了他
们的主要居住地方。③
在二十世纪初，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迁居城市
意味着不仅住在城里，而且关心城市，这样甚至使他们对农村的问题更加漠
①
然视之。在科举废除之后，要取得上层人物的身分就得进新式学校。这些
学校首光办在城里，而且费用高昂，这就使得富户豪门不能再资助乡村学堂
②
了。城镇面临帝国主义的威胁更直接，所以这里的社会上层人士就更关心
军队的现代化和工商业的发展，很少去留心组织民团和发展农业。那些仍然
拥有土地的人则通过租栈、总管和收租人同佃农打交道。官员中因朝廷命令
夺情而使丁忧守制的惯例逐渐形同虚文，也使长期流连家业成为不可能，因
为长期守制在过去往往加强了官员与其祖业的联系。城市的上层人士便这样
逐渐地与乡村隔膜起来，因此就整个动向来说，城市的上层社会与乡村的上
层社会是志趣各异的。
尽管这是总的趋势，但是在 1910年，长沙的王先谦和叶德辉两位绅士
虽身居城市并大量投资于现代企业，却又操纵过一次大概是由他们自己的投
机活动 （他们也是传统的米商）所引起的米骚乱，他们想方设法把矛头对着
③
城市改革的象征，即官办学校、银行和警察所。 然而，进步还在继续，这
从人们的观点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可以看得出来。在富裕市民中，比较明显
的表现是开始关心妇女解放的问题。1894年在广州建立了第一个反对缠足的
团体。随后各省省会都有同样的组织，妇女可用本人姓名与其丈夫一起入
会。经过几次请愿，1902年颁布的上谕便禁止缠足了。于是，这种旧习就在
城市迅趋消失，因为有些认真的地方官要处以罚款；但在农村就不是这样
了。传教士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便举办妇女教育，不过长期以来只办小学，
② 关于几个开放商埠的人口统计，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73—1174 页。
③ 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之研究》。
① 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6—69 页。
② 小学的费用涨了一倍，中学的费用则增加了三、四倍。见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
第84、124、150、218、222、224 页。
③ 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5—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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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主要是在宗教方面，并为富裕之家所不齿。第一所非教会女校是 1897
年2月由徐谟（后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的母亲江兰陵在苏州创办的。不久，
上海、北京和广州也接着开办了女校。官方在1907年颁布了关于妇女教育
的法令。次年，江苏省便拥有女子学校105所，学生4，455人。各省谘议
局都赞助妇女教育事业。民国初年，教育部的官方统计的女生为 141，430
人。妇女也出国留学，最初都是自费。1906年便有十三位妇女前往美国。1907
年妇女也可以申请考政府的奖学金：这一年有600人申请留学美国，批准了
①
31人，其中有3名妇女。1910年有150名妇女留学日本。只要是特别积极
参加革命运动的年青一代，他们都愿意唤起妇女觉醒，并通过文学作品和报
②
刊引起公众注意。他们的呼吁并非徒劳无益。大城市的富有人家开始同意
婚姻自主和妇女可以出外工作。私立小学实行男女同校；在中学，女生的学
习课程也同男生一样。一些男子还支持妇女提出的参政要求。
由于最活跃的分子进城去求学或发财，传统的乡村上等绅士便觉得群龙
无首了。他们对西学既难适应，又不可能真正掌握，西学的优越性使他们的
学识声望受到损害。他们的政治影响被局限在乡、镇和县里。这种影响因具
有地方谘议局提供的法律基础，乡村的社会名流无疑还是相当强大的，他们
敢于滥用权势而不惧怕政府干预；可是，现在他们同上层当权派的联系减少
了，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凭他们所有的关系为所欲为了。他们几乎不可能对当
地社会提供有效的保护。这样，他们先前在大众面前拥有的道德和社会权
威，以及他们作为表率和人望的作用，就被他们曾经支持过的帝国损害了。
目前的研究状况还不能使我们对统治阶级内部新旧两个集团的力量对
比提出确切的数字。但是，设想一个大概，着重指出变化的重要意义，还是
可以做到的。例如十九世纪之末有功名或有爵秩的人的总数为1，443，000，
而在1910年6月散发的、由各省谘议局起草的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的请愿书
上签名的人数为300，000。这两个数字我们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随着传统文人阶层的分化，它不再把自己与帝国视同一体了。虽然其成
员仍然构成特权阶级的多数，但是另一些人已经通过工商业、军旅生涯和技
术工作而使自己跃居平民之上，挤进了上层阶级之中。更重要的是，绅士已
不再象过去那样作为传统的特殊社会集团而把持着社会。他们也不再因为是
支持同一政治制度，或一致信仰儒家思想，或维护共同的合法特权，而团结
在一起了。在新兴的资产阶级同近代上层分子和农村上层分子中间，虽然利
益各异，但确实存在着一种结合。这就是为了捍卫既得利益的一种结合。但
是，这根本谈不到具有建立在基本原则之上的团结一致的感情，而正是这种
感情在过去千百年来保证了文人阶层的团结和帝制的稳定，尽管其中每个成
① H。E。金：《中国新订的教育制度》，第92—96 页。
② 在宣传妇女解放方面，中国妇女常居于世界前列，例如她们创办了世界上唯一完全由妇女编辑发行的日
报。参见吉波伦： 《秋瑾》，第233—2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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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经济状况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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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百姓纵观
一个新的集团：产业工人
在最初，下层阶级中的变化似乎远不是引人注目的。产业工人是唯一的
新的社会集团。他们最初出现于广东和浙江，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的
香港，在那里的洋人造船厂和修理厂做工。这些第一代产业工人最初主要是
由有专门手艺的城市工匠组成的；由于1860年以后兴起的官办企业和外商
工厂需要工人，他们在对大部分工人进行的技术教育中作出了贡献。1872年
左宗棠创办兰州制造局时从广州招募工人，因为他们以手艺闻名。1868年上
海的第一次罢工，就是由新创办的美商耶松公司所属造船厂的广州工人组织
起来的。①
②
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从1894年的十万人增加到1912年的六十六万
③
一千人，这主要反映了大批没有技术的劳动力流入工人队伍。这些劳动力
大都来自农村，往往是新近加入了城市贫民的行列，其中包托大批妇女和儿
童。开始时招工很难，也不稳定，在矿山更是如此。开平煤矿在十九世纪八
十年代雇工一千名，曾经花钱从汕头和广州高价招聘有技术的工人，也从当
地农民中间招收临时工 （他们冬天进矿做工，夏忙季节回乡）。这些当地的
工人在1882年曾举行罢工，要求与南方工人同工同酬。④
这些涉及人员管理方面的问题也许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传统的劳动
组织留传下来的雇工办法仍占主要地位，而自由雇工则被忽视。当时雇工往
往是通过各种中间人如把头和买办进行的。有两种基本制度：合同学徒制和
包工头招工制。前者来自传统的行会，直隶和长江中游一带的纺织厂和机器
厂都采用这种办法。事实上它的传统功能已经消失。招收学徒不过是使用童
工和廉价劳动力的一种借口，他们的地位近似苦役，根本得不到正式雇佣的
保证。上海一带和矿山特别盛行包工制，它的特点是公司授予包工头全权招
工。在整个受雇期间，工人被迫在经济和社会上依附于包工头。这种制度使
工人处在近似于被奴役的状态，很象外商让买办对中国员工全权负责的做
① 汪敬虞和聂宝璋：《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资料》，载《经济研究》，1962 年第3 期第43—51
页。
② 根据孙毓棠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01 页）的不完全估计，三分之一的工人受雇于外国人开办
的工厂。雇工五百人以上的厂矿有六万名工人，其比例也是这样。
③ 陈真和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1 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83
页。后者估计从1900 到1910 年雇工五百人以上的厂矿有工人二十四万人，其中十万零九千人是在外商企
业中干活。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45、1248—12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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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追本溯源，它特别与雇用没有技术的农工和矿工的习惯做法有关。 它
也产生了残酷虐待的行径：例如1881年在湖南招工者来到赌场，将农民灌
醉，诱使他们去赌钱；一旦还不起债，他们就被“卖”到矿上，被迫下井干
活，直到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以后精疲力尽而死。②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人的物质条件在某些情况下也有所好转。江南制
造局的工人在1867年的收入，是同一地区农业劳动力和苦力的四至八倍，
工作八小时后直接收入墨西哥银元一角至二角。那时金陵制造局的劳动时间
是十一个小时，天津机器局是十一个半小时，但是每两周有一天休息，这在
传统职业中是闻所未闻的。然而，随着招工愈来愈容易，每天的劳动时间便
延长了，但两周休息一天的办法还是在普遍推行；在1905年前后，工厂经
常是连班倒地开工，即实行每班劳动十二个小时的两班制，全年劳动三百到
③
三百二十天。 此外，由于铜币贬值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