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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运动有所缓和，然后在十九世纪之末又勃发起来。杨庆堃曾对《大清历朝
①
实录》记载的民众活动作过定量分析，其频繁程度有如下表：
1836— 1846— 1856— 1866— 1876— 1886— 1896—
年 份
1845年 1855年 1865年 1875年 1885年 1895年 1911年
事件发
246次 933次 2，332次 909次 385次 314次 653次
生次数
《实录》所提供的这些数字看来相当低于实际数字，在辛亥革命前尤其
如此。当时上海的《东方杂志》作过调查，1909年曾发生起义113起，1910
②
年285起。还有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紧接大规模动乱的相对平定之后，
事件的平均持续时间更长，参加人数也增加了。华北（尤其是直隶省）虽然
依然是动乱的主要地区，但动乱已遍及中国的各个省份。③
虽然这些事件都不能与太平军起义相比，但是清末的义和团运动在北方
各省持续了三年，把清王朝拖入了反对列强的战争，接着发生的动乱又远及
四川和满洲。在广西，天地会在1898年发动的短命的起义，在1900年又恢
复了活动，并在1903年威胁到邻省。镇压这次起义动用了几十万军队，但
起义军还是坚持到了1906年。约从1890年起，政府被民变频起闹得惶惶不
可终日。④
这种民众骚乱有什么社会意义呢？在新的研究作出新的结论之前，看来
许多民众运动只具有特定的形式，并没有公开宣称的或显而易见的社会目
的：它们无非是一些骚乱，只反教士、洋人和中国教徒，并且排满，或者反
对现代技术，而不反地主、富人或税吏。据杨庆堃统计，这类动乱在 1876
至1911年《实录》所载的事件中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主要从这类动乱
中产生了组织得更周密、对清帝国的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骚动：即1891年
①
长江流域的排外风潮和义和团运动。
在这些骚乱中，参加者的社会成分是非常复杂的。鼓动者和领导者当中
除手工业者、船夫、小贩、散兵游勇、算命先生和和尚之外，还有许多士绅
文人、有抱负的官员、衙门胥吏、上层地主和商人。农民与苦力、流浪汉、
无家可归者或青少年等，他们在起义军中占少数。义和团的情况就是如此。
① 杨庆堃： 《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载小韦克曼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
与控制》，第190 页。杨庆堃的全部统计只包括那些具有威胁公共秩序的社会抗议和骚动等特点的事件，
而略去了列为“皈依基督教”、“集体向政府捐助军费”和“地方自卫”等项目下的群众性活动。
② 汪诒荪的《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同样将这些事件列了一表（第135 页）。
③ 杨庆堃： 《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第178—187 页。
① 关于这些事件，参见皮雷蒙：《哥老会与1891 年的排外事件》，载谢诺编：《十九和二十世纪中国的民
间运动和秘密会社》。又见韦尔利：《英国、中国与反传教士骚动，1891—1900 年》，第19—44 页；刘
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与制度的变化》，第16—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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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堃的统计表明，《实录》所载光绪和宣统两朝发生的事件中有三分之一
以上都注明了领导者的社会地位：这些人物中的百分之五十七都属于统治阶
级或者至少与统治阶级直接有关系。这些人有士绅文人、官吏、贵族、地主、
有地位的商人、官员的奴仆和衙门的差役。领导层既然有这样的社会渊源，
这就使得动乱都象是内战，而不象是阶级斗争了。
确实，清末经常发生的动乱大部分是秘密会社煽动起来的，这些秘密会
社的成员复杂，它们的宗旨也模糊不清。它们虽然反对现存制度，却又依附
于它；它们起着调节传统制度的平衡的作用。秘密会社的成员与正统社会决
裂的原因，往往是出于个人的不幸遭遇、野心或个性，而不是出于共同的经
济条件。秘密会社具有结拜兄弟的各种特点。它们志在维持在官方秩序以外
的人们的生活，并对他们进行约束，从而使这一秩序不致彻底崩溃。它们在
传统社会中的结合，表现在它们的地方性、它们对过去太平盛世的向往、它
们的许多礼仪和它们传奇式的尊号。一旦形势需要，它们的领袖会毫不迟疑
地与政府当局妥协或互相勾结起来。在十九世纪之末，长江流域许多名门大
族至少有一个成员加入哥老会，以保护亲属免受会友的侵犯，同时又可使会
友得到地方当局的宽厚待遇。
因此，清末的许多动乱很难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战争或阶级斗
争。但是，我们仍不应当否认其经济和社会根源，也不应当根据单纯的政治
对立或叛逆来看待它们。事实上，每次反对外国传教士的骚动，总是发生在
农业歉收或者地方经济出现灾难以后。1886年夏重庆粮价猛涨，愤怒的群众
就烧毁了新教教堂。长江流域在连年遭受水灾和歉收之后，1891年就发生了
骚动。自1895到1898年，山东发生天灾、饥馑及横征暴敛，接着就爆发了
义和团之乱。遭到袭击的传教士往往已经变成了仗势欺人的土地拥有者；他
们获得了大量土地，有些土地还是用欺诈手段夺取的族产或庙产，而且他们
只准许教徒耕种这些土地，却又拒不承担地方上的公共义务。中国教徒被指
责向洋人卖身投靠，以谋求不受当局的管辖和摆脱贫穷。拉帮结伙袭击传教
士的人和大批秘密会社的成员，恰恰都是那些自己知道没有希望得到这种保
护的人们。锐气最盛的民众运动的领导人便是从这些人当中产生的。义和团
的两位主要领袖曹福田和张德成，一个是被遣散的士兵，一个是运河上因轮
船兴起而失业的船夫。
许多排外的骚乱威胁甚至抢动地方上被怀疑倚仗洋人的社会名流的财
产，而且还攻击衙门。拳民虽然主要是反对外国人，但是也提出了社会要求，
尽管他们是与清廷站在一起的。他们的社会纲领超不过原始性的劫富济贫，
以及主要旨在要求一般农民更爽快地供应粮食的“护民”的口号。但这种原
始的社会反抗始终是义和团行动的固有特征之一。1900年以后分散在北方和
四川等地农村继续进行抵抗的集团也都打着这种旗号。清末的排外和反满暴
动的特点之一并不是它们没有社会内容，而是简单的经济对抗被赋予了政治
色彩，这多半是受到秘密会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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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洋人和满族只是引起标志着清末特点的动乱的次要原因；民众运
动也不仅仅是由秘密会社引起的。兵变、匪徒啸聚、劫掠、抢米风潮、抗税
暴动和抗租运动：这些都是常见的地方骚乱的具体表现形式。骚乱常常通过
简单的反抗和自发行动表现出来。遇到歉收，人们就会立即拒绝交租，甚至
痛打地主的监工以表示坚决的抗拒。官吏们变本加厉的暴戾和贪婪也激起了
一些地方性的小事件，例如群众可能把判决不公或下令增税的官吏赶出衙
门；参加公共工程建设的民工可能罢工抗议官员克扣工资；囚犯可能杀死百
般肆虐的狱卒等等。
在各种斗争方式中，赤裸裸的暴力行动占绝大多数。暴力针对统治机器
和压迫。群众袭击衙门、监狱、豪门富户、监工、税吏、高利贷者、商船和
公私粮仓；他们烧毁债券地契和帐本。暴乱的发展开始是缓慢的，然而一旦
展开便呈现其力量，有时只限于个人暴力行动，但是也可能发展到结成一支
名副其实的武装军队。暴动者利用乡下可以弄到的各种武器来武装自己，如
长矛、大刀、棍棒、老式步枪等等；如果事态延续下去，他们还可能得到弹
药供应 （这要感谢秘密会社的帮助），甚至能得到兵员补充。州县官员和地
方名流都清楚知道，人民能够长期忍耐和等待；他们也知道适时让步就可能
扑灭一场正在酝酿的起义。然而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他们取得的成就越来
越小，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开始枯竭，这尤其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一无所有，
只有使用暴力才能生活下去。一旦骚乱发生，官府便越来越可能诉诸武力镇
压以驱散肇事者，既不谋求仲裁，也不搞妥协。但使用武力似乎只会增加暴
力行动。①
除使用暴力以外，1880年以后社会动乱的特点是具有政治色彩。如果注
意《实录》所记载的骚动分布地区，就会发现这一特点。以京师为中心的北
方地区动乱最为频繁；差不多半数事件都是发生在行政中心如北京、各省省
②
会和府县治所。甚至那些偶发的小事件也都表现出这种政治色彩。例如农
民会抓走衙役，或者进城攻打衙门；或许还会有个把落魄文人加入饥饿的农
民一伙抢劫南方农村中的仓米，甚至张贴反诗。即使起事是出于个人或私人
原因，例如加租或家族世仇，但是人们都宁愿去攻击同对方有联系的政治权
力的象征。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义和团起事，社会动乱的政治色彩似乎主要是因
为秘密会社的影响而表现出来的。事实上，由于十九世纪中期的大规模起义
失败以后，下层各阶级处于大混乱之中——人口流动、人心涣散、农村解体、
特权阶级重新掌权肆虐等等，这时它们才发现秘密会社成了那些突然感到身
① 关于对动乱实行剿或抚的手段，其统计参见杨庆堃：《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第
205—206 页。
② 关于对动乱实行剿或抚的手段，其统计参见杨庆堃：《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第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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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危境而束手无策的人们能够依靠的唯一组织。秘密会社发展很快，大量的
散兵游勇、第一批受到技术现代化排挤而失业的牺牲者，都纷纷加入秘密会
社。例如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在长江中下游太平军已被镇压、散兵游勇不
可胜数和轮运也最发达的这一地区，哥老会非常迅速的发展就不是偶然的现
象。遍布全国各地的秘密会社笃信反满思想，即使不首倡起事，也常常鼓动
起事分子向官府挑战。③
不过，在二十世纪之初，秘密会社就不再对社会动乱的政治化起着不可
缺少的决定性作用了，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其影响有任何实质性的减少。同革
命者一起采取行动，表明秘密会社的政治形象有所减弱。但是更说明问题的
是，几次规模相当大的民众运动的发展，都是在没有秘密会社支持的情况下
向清王朝当局提出挑战的；例如在1909至1911年中，浙江、甘肃、贵州、
满洲和山西等地发生的与禁种鸦片的禁令有关的持续几个月的骚动；同一时
期在华中数省发生的反对谷物涨价和提高田赋的暴动；1906年以后各省因人
口普查、资助新学和改革运动而引起的动乱等等，情况都是如此。起事者捣
毁公共建筑、辱骂政府、监禁甚至处死地方官。1910年5、6月间，在山东
莱阳曾发生反对增加苛捐杂税的冲突，当局企图把冲突归咎于地方的上层人
士，结果发展成为空前的暴力行动。参与其事者达四万多人，死伤约一千人。
①
文献材料表明，所有这些动乱都是经济因素触发的，因为经济因素更加
激化了先前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不满情绪。然而，某些作者认为这些社会斗
争远不是反映生活条件的普遍恶化，相反地，却是表明人们难以适应旨在改
②
进整个局势的各种变化。 他们的论据是其说不一的：或者说与十九世纪中
期的内战相比，光绪和宣统年间的民众运动比较软弱；或者说极端贫困只会
迫使农民竭尽全力苟延残喘，没有余力去闹事。诚然，在广州某些地区，农
业的商品化使得农民对地主有较大的独立性，因此他们有勇气拒不交租。③
然而要作出如此概括性的解释得根据详尽的经济研究，可是现在这样的研究
毕竟阙如。目前的研究状况和拥有的材料只能断定，清朝最后几十年虽然有
些农民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真正的穷人所占的比重增加了。民众运动的大
多数参加者就是这一类人。
不过，民众运动之所以影响社会变革，显然主要是由于其政治色彩，这
也是事实。从民众运动突出地看清了清王朝政权机构越来越无力维持社会秩
③ 王天奖：《十九世纪下半纪中国的秘密会社》，载《历史研究》，1963 年第2 期第93—97 页。
① 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2 辑第5—64 页。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第3
辑第465—479 页。
② 参见迈尔斯：《1890—1949 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费维恺：《十九世纪中国的叛乱》，第74 页。
③ 前田胜太郎：《清代广东农民斗争的基础》，载《东洋学报》，卷51 第4 期 （1969 年3 月），第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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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它们还削弱了它残存的力量。有人指责清末农民运动说：它们的目的同
早年的农民起义相比几乎没有改变；它们对外国之侵入中国这一总的历史趋
势仍然比较迟钝；它们放弃了太平天国受西方影响而作的现代主义的革新努
①
力；以及说它们不能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等等。 的确，除了同共和派合
作的起义（尽管它们的政治思想是抄自国外，它们对农村土地改革的主张也
是温和的）之外，这些民众运动从未提出哪怕能与太平天国相比的纲领。它
们从未提出任何明确的“革命计划”。
然而，紧接在这类自封的造反之后，社会进步总是要加速的。民众力量
的不断打击，动摇了维护旧的生产关系和保护社会上层对农民剥削的政权。
当包括社会名流在内的各社会阶级不再支持统治政权时，上述的情况就成了
②
产生任何革命形势的基本因素。 事实上，上层人物虽然指责清朝无能，但
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通过在地方上扩大势力和勒索行为也得到了这个
政权的好处，因此他们极力想维护这个政权于不坠。至于农村的上层人物，
他们的不满和蔑视是由于出现的政治制度不能再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他
们也不知不觉地抛弃了这个制度所固有的相互支持和集体负责的社会观念
和价值观。十九世纪之末许多士绅文人都指出，“私”已经压倒了“公”。
这显然是一种倒退。但是这个“私”又导致另一个“公”的出现，即国家民
族的集体感。社会不太平和对民众愤怒的畏惧，也促使许多社会上层分子从
事新的职业。这种趋向在1891年的骚动浪潮过后遍及华中，在义和团起义
之后更是遍及全国。上层人物的这种转变以及他们逃进城市，在很大程度上
乃是来自下面的压力同他们维护特权的本能相结合的结果。新的工商业者和
现代上层分子经常表示希望多提供就业机会，希望消除大众贫困和愚昧，这
就显然表露了那种埋藏很深的情绪。然而奇怪的是，社会重视技术特长——
清末社会的一个特点——归根结底是义和团的拳头打出来的，而不是洋人的
炮舰和梁启超的谴责造成的。义和团咄咄逼人的拳头迫使当局匆忙寻找新技
术和新办法来保持它的地位。
民众起义在影响清末各阶级的社会动员这一新现象中，也起了重要作
用。这种情况虽然没有影响到社会地位或生产关系，但却表明人们对个人行
动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正在改变。每次骚动本身就是社会动员的一种形
式。不仅如此，民众运动还通过模仿和自卫反应促使各社会阶级的联合，以
便集体干预公共生活。例如他们倡议建立自卫组织，发起保护和发展新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