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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负责精神，他应该学习。他霍地立起身，握着胡耀邦的手：“胡部长！您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按您的意见办好这件事！”
哪怕政策落实得只快一天，就等于被荡实政策的同志和他们的亲
属少过“一年”的苦日子；因为忍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
在座谈中说到“疑难”案例，大家说得最多最难办的，差不多都是同一个人既强烈反对林彪、“四人帮”，又稍带批评了毛主席的一些错误和对毛主席有些怨声怨语。如有个人说：“我看林彪有野心，就像当年赫鲁晓夫一样，早晚会坏事坏在他身上。”“刘少奇、邓小平都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中央有什么分歧，可以坐下来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为什么一定要打倒？”“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顶峰’，我就不同意。‘顶峰”，马克思主义还怎么发展？”“江青凭什么当中央文革负责人？“早请示、晚汇报，像念经似的。这是搞迷信，很庸俗！”这个人被判了死刑。
有人响应号召“狠斗‘私’字一闪念”，说了一些心里话。他对毛主席在“反右’中说的“引蛇出洞”、“阳谋”，等等表示“一度不够理解”；他认为我们的党“为什么不反对个人迷信？”这样的人，竟也被开除了党籍，判刑十五年。
有人极其强烈地憎恨林彪、“四人帮”疯狂地制造现代迷信，喊出了“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理由是：“党的领袖也是党员，共产党不要‘党皇帝’ 。 ”他还说：“七八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是亡党亡国的路线。”“‘文化大革命’让党组织瘫痪，全体党员靠边站，整个党的干部挨整挨斗，这是严重的反党事件。后遗症已逐步暴露，后果将不可收拾。好人受气，坏人上台，党国全变。不正之风愈加严重，人民生活愈加下降，供应愈加不足。”“江青！还我八亿人口的文艺生活！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必须恢复！不能全盘否定建国十七年的文化艺术电影戏剧！”“沿党的‘八大’路线前进！”这样的人，立即招来惨不忍睹的杀身之祸。
这样的案件，各地都有，有的多达数千起。
罹难者中有干部、工人、教师、学生，也有职务较高的老党员、干部、老红军。他们都被冠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或“疯狂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凶恶的阶级异己分子”，等等。按照毛主席“圈定”的《公安六条》，多数均被处以极刑立即执行，轻的也被处以死缓、无期徒刑和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大反革命集团以后，尽管这些受害者的遗属或幸存于囹圄的受害者本人不断地申诉要求复查平反，许多熟知其情的干部群众也为这些受害者大喊冤枉；但由于“两个凡是”论的出现，绝大多数办案人员都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禁区，谁也不敢贸然向前迈一步，致使这些受难者的亲属至今仍在痛苦的深渊中无力自救。有的父母双亡的孩子到处乞讨，有的老母亲悬梁而去，有的母亲整日在党政领导机关大门前发出撕肝裂肺的冤喊，有的全家绝望至极而全都服毒自杀……
每述及这类冤情惨景，叙述者往往饮泣梗语，听者几乎无不动容且泪水涟涟。但对这类“疑难”大案，究竟如何了断才更情理俱合，座谈者又往往面面相觑，莫衷一是。
对此，胡耀邦所说却出人意料的简单。他说：对待所谓“恶毒攻击”和发表不同的思想认识与批评意见，应有严格而科学的区别。严格这种区别，就是探求真理。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在追求认识的发展上，永远不能设有任何“禁区”；否则，马克思主义就只能停步不前了。我们的同志绝不能作茧自缚，在真理面前设下一个又一个自认为不可逾越的襟区”……
这样的座谈会一共开了三次，从1978年2月下旬起到4月下旬结束，共研究了一百多个疑难案例。每一次前一个会议刚刚接近尾声，后一个会议的与会者就已到中组部报到，使三个座谈会开得十分紧凑。在这前后会相接的短暂间隙，胡耀邦对中组部参加会议的同志鼓劲说：“我们辛苦些，紧张些，哪怕政策落实得只快一天，就等于被落实政策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少过‘一年’的苦日子；因为忍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啊！俗话说人人都应该将心比心。我们当年在干校是啥滋味？”
几乎与此同步，胡耀邦请另一个人主持
的、也分三批召开的中央与国家机关二十多个部委落实政策的座谈会也顺利结束。这三个座谈会，共研究了八十多个疑难案例＿
每一次座谈会结束，胡耀邦都向即将分手的同志说上几句话。他再次强调：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必须全党来抓，从中央到省、地、县，四级党委一齐抓。这种座谈会的方法，可以层层推广。务必要搞清事实，实事求是，作出结论。
胡耀邦在座谈会上的这些讲话，使每一个参加座谈会的同志都感到思想大解放，原则很明确，对平反冤假错案是个大促进。他们回去之后都作了认真详细的传达。
1978年 8月上旬，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又对所谓“恶攻”和一般认识问题作出了有文字可鉴的明确划分，使这类被视为“禁区”的疑难案件的平反，纷纷化险为夷。
个人迷信不是真理，强权不是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象一发重磅炸弹直奔“两个凡是”派的主阵地。
如果说到此为止， 胡耀邦与中央党校和中组部许多同志的一切努力只是推倒“两个凡是” 论的外围战， 那么对“两个凡是”论的直接交锋，则是随之而来的“真理标准”的全党全国大讨论。
上面提到， 在疑难案例座谈会的一年前，即1977年4月，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就率先指出“两个凡是” 不符合马列主义。4月10日。他在给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及党中央的信中说，应当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当时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胡耀邦，积极指导党校讲授哲学与党史的同志，深人研究这一课题。
胡耀邦明确提出研究“文化大革命”并非自此刻始。早在这之前数月，即1977年5月7日，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他就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乌烟瘴气明确提出，应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后来又具体地说，“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这
就是说，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去总结“文化大革命”，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8月25日，中央党校在胡耀邦倡导创办并直接指导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9期，就刊发了一篇经胡耀邦审定的批评“风派人物”的文章。文章说这种人“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这等于又一次提出用实践检查真理的问题。
这样，在当年11月，中央党校的哲学课堂上，就开始批评过去多少年以个人迷信取代了实践检验、用强权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错误做法。
当年12月2日， 在中央党校教育长冯文彬主持的学校党委会讨论党史教学计划时，胡耀邦又针对一些人的不同议论，多次插话或讲话。他说：“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我看这十几年的历史如何，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领导人的讲话，而应该看实践嘛！”
冯文彬当即表示完全同意胡耀邦的讲话。
他说：“要研究党史，就应该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框、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就在这个会议上，胡耀邦布置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等同志搞一个新的党史教学方案，起草成一个文件。
1978年1月18日， 吴江将起草好的文件初稿，送请已去中组部但仍兼任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审定。胡耀邦提出：应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和精神实质为指导；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单纯是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在胡耀邦提出这种真理标准“，并指导《理论动态》初步发表一些有关文章的过程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等人，从“十年内乱”给全国教育战线的严重摧残和天安门“四·五”运动之被残酷镇压等事实出发，也认为必须在理论上和认识路线上，找出一个明确区分路线正误是非的标准。同时，胡福明应（光明日报）所约，于1977年秋天写成了《实践是检查真理的标准》一文。
1978年3月， 中央党校开始组织全校八百多名学员，讨论研究党史的那个指导文件。
在讨论中， 发生了一些争论。 少数学员仍主张以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来评价“文化大革命”，明显地倾向于“两个凡是”。
一、据此，吴江布置理论研究室的同仁孙长江，为（理论动态》写一篇针对性的文章。孙长江以耀邦的多次讲话为依据，写成了这篇文章，题目叫《实践是检查真理的唯一标准》，与南京的胡福明可谓不谋而合。
正当吴江等人研究孙长江的这篇文稿时，中央党校高级班学员杨西光——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被中央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党校学习半年，曾两次与胡耀邦深人交谈，‘支持用实践标准来总结党的路线斗争的是与非。他到《光明日报》履任后，才知道《光明日报》已约来南京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并经报社编辑部作了五次修改，他感到文章的份量还不够，没有着力突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个哲学命题。同时他知道党校的孙长江在写同一主题的长文，遂通过吴江邀请孙长江到《光明日报》，帮助修改胡福明文。吴江嘱咐孙长江：尽量把两文捏合成一文。
孙长江勤奋思考把两文融合成一文后，仍以他自己原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两次送胡耀邦审改。
与此同步，为纪念“五四”运动五十九周年，胡耀邦又组织中央党校的同志撰写了《科学与民主》一文。
这篇也强调了“实践”的文章，于1978年5月4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 上如期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也以“特约评论员”名义，隆重推出《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当天新华社全文播发，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文转载。这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
但在国内，也有人认为这是“砍旗”、“丢了刀把儿”、“反对毛主席”。
吴冷西责难胡绩伟；汪东兴发表严厉讲话……
但胡耀邦说：“真理在手，心里不愁，决不后退！”
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夜晚，“文革”前的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前总编辑吴冷西，就在电话中给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提出了严厉指责。他认为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5月18日上午， 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召见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副部长熊复、《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宣布熊复接管《红旗》，并说：理论问题要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外引起议论纷纷。
（对这两篇文章，事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平化同志你要把关。
很显然，这是一次发动并布置围攻“真理标准”一文的谈话。这对尔后的一些地方阻挠和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实起了“打气”作用。
当天下午，张平化就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地代表团团长——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或宣传部长，召集到当时中宣部所在地钓鱼台东门内的一座楼里开会，传达了汪东兴的谈话。张平化说：关于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我听到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我看了一遍，还没有摸透；至少证明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来看一看。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
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于，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说过，不论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事情向中宣部打电话、捎口信，都可以。
与此同时， 胡乔木去了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对胡耀邦说：“争论是你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要造成党的新的分裂！
6月9日，汪东兴以党的副主席身份，直接找胡耀邦和陈野苹谈话，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和吴德也在座。这次谈话当然不是对胡耀邦进行表扬。
6月15日，汪东兴又召开中宣部和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发表了严厉讲话，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和胡耀邦组织的几篇文章，并对《人民日报》作了一系列批评：
一、《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几篇文章讲得不对，只讲了一面而没讲另一面，没有分析，好像有一股气，在出气。打着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报纸上那么样写，要注意。我给耀邦说，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报纸好像什么都要翻案……这样翻，将来老百姓要算账的。对纪念总理的文章，有的讲过头了，有的还是假造的。
二、《人民日报》记者余焕春（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的发言，竟认为天安门的案子（1976年“四五”运动）还没有彻底翻过来。
这明明毛主席说的是“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谁呀？
三、《人民日报》在《刚刚召开过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对邓副主席的讲话，在标题上用了“精辟阐明”，而叶副主席讲的话，
华主席讲的话，为什么就不标出“精辟阐明”呢？
四、（《以民日报》转载的）徐迟写陈景润的那篇文章，对“文化大革命”那样写，对吗？徐迟还写了一篇周培源，对北大怎么能那样写？北大是毛主席抓的点嘛！
这一系列批评，虽然没有明确提及“真理标准”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但通篇依然突出地强调了“两个凡是”的不可动摇性，其要害是：
“好像什么都要翻案……这样翻，将来老百姓要算账的”“明明毛主席说的是‘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谁呀？”
可是，千百万的冤假错案弄得天怒人怨，不翻过来能行吗？莫说在这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就是在“摔死林彪”，到“活捉‘四人帮’那个变幻莫测的年代，胡耀邦就为如何才能替天下冤苦人助一臂之力而朝思夕虑着。那时他的态度就是“多读书，不出门；有人来，不关门”……无论亲疏远近，来者一律不拒，为许多遭受迫害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平反昭雪或恢复工作而操心劳碌，或出主意，或转材料，虽然从干校回京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自个儿一直在家里被挂着没工作。以后在1975年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江青等人曾发出这种威胁性的信号：“在北京，有几个专门搞右倾翻案的地下联络站，胡耀邦家就是一个！”
然而胡耀邦当时泰然置之。这一次，汪东兴又向胡耀邦他们发出了警告：接受教训，下不为例！把矛头对准毛主席，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但是，争论的实质并非如此！
现在江青之流都已去了该去的地方，整个神州大地要求实事求是、真正遵照真理办事的强烈呼声犹如山呼海啸的时候，汪东兴等人还片面地认为这是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在这之前两个月，汪东兴就似乎按照这个逻辑，坚决不让胡耀邦对新华社《内部参考》一篇报道的震撼人心的批示公开见报。
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正处于紧张修改完善阶段的4月2日，《内部参考》刊登了新华社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