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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闪射出一种恼怒，这把他吓住了。“走，”她说，“你走好了！在你心目中我算什么？还不如一张破纸片。你想走，就走好了。”
“说真的，我不愿意，”他紧挨拳头，怒火直冒，无可奈何地捶着。“我是不愿去，可是他们要我！他们是强者，我是弱者。他们的意志经过几千年的锤炼。他们组织严密，奸诈狡猾，他们早已准备就绪，像迅雷一样，一下就落到我们头上。他们有的是意志力，而我只有神经。这是一次力量悬殊的战斗。人是奈何不了一架机器的。若是人，那倒还可以较量较量。
然而那是一架机器，一架杀人机器，一件没有灵魂、没有心脏和理智的工具。你能拿它怎么样！”
“可以，只要坚决，就可以跟它斗！”现在她像疯子似的大声叫嚷着，“如果你不行，我行！你软弱你的，我可不。我决不对一张废纸卑躬屈膝。我决不用生命去换取一句话。只要我能管着你，你就别想走。我可以发誓，你病了，你神经不正常。盘子当挪一声，也会把你吓瘫的。这一点是任何一位大夫都可以看出来的。你就在这里看看病吧，我和你一起去，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大夫的。他们肯定不会让你服兵役的。人得自己保卫自己，咬紧牙关，意志坚决。你想一想你那位巴黎的朋友让诺：他被关在疯人院里观察了三个月，人们用种种检查折磨他，但他坚持下来了，最后人家还是把他放了。一个人不愿干，就必须态度鲜明，不能逆来顺受。这事可关系到全局呀，别忘了，人家要夺走你的生活，你的自由，你的一切。因此，得起来反抗。”
“反抗！！怎么反抗法？他们比所有人都厉害，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
“这话不对！只有世界上的人心甘情愿的时候，他们才是强大的。一个个的人总要比概念强大，但他必须保持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意志。他只要明白，他是一个人，将来还要做个人，那么现在他耳朵边那些用来麻醉人的词藻，什么祖国啊，责任啊，英雄主义啊，就统统成了空话，成了散发血腥味的，散发热的、活人的血腥味的空话。你说真话，对你来说你的祖国真像你的生活一样重要吗？你觉得一个正在更迭君主陛下的省份如同你用来画画的右手那么可爱吗？除了那看不见的、用我们的思想和热血筑在我们心里的正义之外，你还相信另一种正义吗？不相信，这我知道，不相信！因此，如果你要去的话，那就是自己欺骗自己……”
“我真的不想……”
“你的意志力真差劲！你压根儿就没有意志力了。你一味任人摆布，你这是犯罪。你自己正沉而于那些你自己所厌恶的东西里，并豁出命去干。为什么不宁愿为你所信仰的事业去献身呢？把鲜血献给自己的思想——很好！为什么要为那异端思想去卖命？裴迪南，别忘了，要自由，就得意志坚强，那边的那帮家伙是什么东西？是些凶恶的傻瓜！要是你意志薄弱，让他们把你弄到手，那么你自己就是个傻瓜。你总是对我说……”
“是的，我说过，这些话我都说过，哈叨来呼叨去，为的是给自己壮胆。我是在说大话，就像小孩在黝暗的森林中由于害怕而唱歌壮胆一样。这一切都是谎言，这一点我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地感觉到了。因为我一直很明白，他们召唤我，我就会去的……”
“你要去？斐迪南！斐迪南！”
“不是我！不是我！而是我内。已有什么东西要去——而且已经走了。我告诉你吧，在我心里有个东西站了起来，就像是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战战兢兢，唯命是从！这中间你讲的，我都听着，我知道这些话是千真万确的，合乎人情的，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我应当做并且必须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我对此很清楚，很清楚。因此，如果我去，那是非常卑鄙的事。可是我要去，我是鬼迷心窍了！你鄙视我吧！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可我实在无可奈何，没有别的办法！”
他双拳捶着他面前的桌子，眼睛里射出一种迟钝的、兽性的、囚犯式的光芒。她不敢看他。她非常爱他，因而害怕自己看不起他。桌上的饭菜还没撤掉，桌上有一盆肉，已经冰冷，像腐尸似的。面包是黑的，掰成了细屑屑，像炉渣似的。房间里充满了饭菜冒出的热气。她感到嗓子里一阵恶心，对一切都感到恶心。她推开窗户，空气吹进来；她微微颤抖的肩膀上空出现了蔚蓝的三月天穹，白云抚弄着她的头发。
“看，”她轻声地说，“往外看！只看一眼好了，我求你。也许我讲的这些并不都对。语言总是不容易表达清楚。可是我现在看到的，却是真的，这不会骗人。下头有个农民在扶犁，他多年轻、壮实啊。为什么他没遭屠杀？因为他的国家没有打仗，虽然他的田地离那边很近，但法律就管不着他。你现在也在这个国家，所以法律也管不着你。一项法律，一项看不见的法律，它只能管到几块路牌之内，这几块路牌的那一边它就管不着了，这难道不是真的吗？
你看一看这里的这番和平景象，难道不感到那项法律是毫无意义的吗？斐迪南，你瞧，湖上的天空是多么澄净。你看那色彩，多让人高兴啊！你到窗户跟前来，再对我说一遍，你愿意去……
“我真的不愿去！我真的不愿去！这你是知道的！你要我看这些干吗呢？我对一切，一切都很清楚！你只是在折磨我！你说的每句话都使我很痛苦，任何东西都帮不了我的忙！”
她看到他那样痛苦，心就软了下来。怜悯心使她失去了力量。她悄悄地转过了身。
“那什么时候……裴迪南……叫你什么时候去领事馆？”
“明天！本来昨天就该去的，可是那封信还没有送到我这里，今天他们才把我找到。明天我得到那里。”
“要是你明天不去呢？让他们去等吧。在这里他们奈何你不得。我们不用那么着急。让他们等上八天。我给他们写封信，就说你卧病在床，我的弟弟也是这么干的，他赢得了十四天时间。最糟的情况无非是他们不相信，从领事馆派个大夫来这里。和这位大夫也许能谈得来，没有穿军装的人多数总还是人，也许他看看你的画，会认为这样的人是不该上前线的。
即使帮不了忙，那至少总争取了八天时间。”
他沉默不语，她感到这种沉默是对她的反抗。
“斐迪南，答应我，你明天不去！让他们去等吧。我们得心里有所准备。你现在精神恍惚，他们就可以随意摆布你。明天他们就是强者，而八天以后你就是强者了。那以后我们的日子将会多好．你想一想。斐迪南，斐迪南，你听见没有？”
她摇着他的身子，他们然若失地凝视着她。在这迟钝而若有所失的目光里，对她的一席话没有丝毫反应。他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只是他心灵深处的恐惧和不安，她过去从未见过的恐惧和不安。慢慢地他才镇定下来。
“你说得对，”他终于开了口。’‘你说得对。的确不必那么着忙。他们会把我怎么样？你说得对。我明天肯定不去。后天也不去。你说得对。这封信就一定会送到我手上？我不会正好外出旅行了吗？难道我就不会在生病吗？不—～我已经给邮差签了字。这也不要紧。你说得对。得好好考虑一下。你说得对！你说得对！”
他站了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他机械地重复着，然而话里却缺乏信念。“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一他心不在焉地、呆头呆脑地老是重复这句话。她觉察到，他的思想已经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到离这里很远的地方去了，已在他们那边了，已经交了厄运了。“你说得对，你说得对。”这句没完没了的话，这句只是在他嘴唇皮上打了个滚的话，她再也听不下去了。她悄悄地走了出去。可是她听到他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好几个小时，像个牢房里的囚犯一样。
晚上他也一口饭没吃，现出呆滞的、心不在焉的神情。那天夜里她才感到他内心的恐惧；
他紧紧抱住她柔软、温暖的身体，仿佛要躲到她身上去似的。他那滚烫的、颤抖的身体紧紧贴着她。然而她明白，这不是爱情，而是逃遁。一阵痉挛，他吻她的时候，她感到了一滴眼泪，又涩又威。随后他又一声不吭地躺着。有时她听到他在叹息，于是她给他递过手去，他就紧紧地抓着她，仿佛好把自己支撑住似的。他们两人都不做声；只有一次，她听到他在啜泣，就想安慰安慰他。“还有八天时间呢，别去想这事了。”她劝他去想些别的，对此她自己也感到羞愧，因为他的手冰冷，心脏剧烈地跳动着，由此她感觉到，只有这一种思想占据着他，支配着他。她知道，决没有什么法宝，能使他从这个思想中解脱出来。
在这所房子里，沉默和昏暗从来也没有如此沉重。整个世界上的阴森恐怖都集中在这所房子里了。只有时钟，这个铁制的时间哨兵，还依然一步上一步下地继续不停地走着自己的路程。她知道．时间每走一步，她心爱的人就离她远了一步。她再也无法忍受了，从床上跳了起来，使钟摆停止了摆动。现在时间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恐惧和沉默。他们俩并挨着，默默地躺在床上，心里波澜起伏，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冬日晨潮朦胧，浓重的霜雾笼罩在湖上。他起了床，匆匆穿好衣服，犹豫不决地、慌里慌张地从这间屋子走到那间屋子，来回数次。后来他突然拿起帽子和大衣，悄悄开了门。后来他还常常想起当时的情景：他的手碰到冰冷的门闩时抖个不停，怯生生地回头看看是否有人盯着他。真的，那条狗像朝着一个蹑手蹑脚的小偷那样向地扑了过来，然而它认出了他，他在它身上抚摸了几下，狗就温顺地缩了下去，不住地摇着尾巴，想要跟着他。但是他用手把它赶了回去——他不敢出声。随后他就突然从山上的羊肠小路跑了下去，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慌张。有时候他还停下来，回头看看那座渐渐消失在迷雾中的房子，随即又跑开了，一路被石头磕磕绊绊的，仿佛有人在后面追他，一直向山下的车站奔去，到了那里才停下来，衣服都湿了，冒着热气，额头上汗水淋淋。
车站上站着几个农民和默默无言的普通人，他们都认识他，都向他打招呼，有的人看来情绪不坏，想跟他攀谈攀谈，可他避开了他们，现在和别人说话他感到又羞愧又害怕，但是站在湿流浪的铁轨前空等着，又使他感到很难受。他不知干什么才好，于是往一台磅秤上一站，掷进一枚硬币，望着指针上面小镜子里他那张苍白的、冒着汗气的脸发呆，他跨下磅秤，钱币咋哈一声掉了下去，这时他才发觉他忘了看数字。“我疯了，完全疯了。”他轻声地喃喃自语。他对自己都感到恐惧了。他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想强迫自己把一切事情再明确考虑一遍。可这时他旁边的信号钟敲响了，他猛地站了起来。机车已经在远处长鸣。火车呼啸而来，他跳上一节车厢。地上有一张脏报纸，他捡了起来，呆呆望着这张报纸，自己也不知道看了些什么，他只是望着自己的手，那双拿着报纸不住颤抖的手。
火车停了下来。苏黎世到了。他摇摇晃晃地走下火车，他知道自己将会被弄到哪里去，他感到这是违背他自己的意愿的，然而自己的意愿很软弱，而且越来越软弱。有时他还想试一试自己的力量。他站在一块广告牌前面，强迫自己从上读到下，以证明自己是可以自由地控制自己的。“我不必那么匆忙，”他说出了声，话刚在嘴边咕嗜了一下，他又继续往前走了。
他焦躁不安，心烦意乱，像有一台马达在推动他朝前走似的。他束手无策，环顾四周，想找辆汽车。他双腿在颤抖。一辆汽车从他身边驶过，他叫住了车子，像个投河自杀的人钻进了汽车，说了声：“到领事馆街。”
汽车疾驶。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他觉得自己像是在奔向一个万丈深渊，汽车飞驶，把他带到他自己的命运中去，然而他从汽车的高速度中却感到一阵快意。听天由命吧，这反而使他心里好受一点。汽车停了下来，他下了车，付了钱，就乘上电梯，电梯一开，机械地把他送到楼上，他又从中感到了一阵快乐。仿佛做这一切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权力，是那强迫他的、从未见过的、不可捉摸的权力。
领事馆的门还紧闭着，他接了按门铃，没有回音。他感到浑身灼热如焚：回去，快走，下楼去！但他又投了按门铃。里面传来了缓慢的脚步声，一个仆役笨手笨脚地开了门。他的穿着寒酸，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显然正在打扫办公室。“您有何贵干？……”他粗声粗气对斐迪南嚷道。“是约我……我……到领事馆……馆来的。”他结结巴巴地回答。见了一位仆役都结结巴巴的，他自己也感到羞愧，因而准备回头跑了。
仆人傲慢无礼地转过身去。“下面牌子上写着：‘办公时间：十点至十二点’，你不认识字吗？”不等他回答，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斐迪南站在那里，全身一阵痉挛，心里感到无比羞愧。他看了看表，才七点十分。“疯了！
我真是疯了。”他结结巴巴地自语着，像个老人一样颤巍巍地走下楼去。
两个半小时——这段时间无事可做，真是可怕，因为他感到每等一分钟，他都要失去一份力量。刚才他曾振作起精神，作了准备，斟字酌句，胸有成竹，把整个场面在心里作了预演，然而现在在他和他积蓄的精力之间落下了一道两个小时的铁幕。他吃惊地感到，自己心里的全部热情都化成了烟，要说的话，在神经质的逃遁中相互践踏，碰撞，一句句都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了。
他曾经这样设想过：当他到了领事馆，立刻通报给了军事科科长，他和这位科长曾有一面之交。他是有一回在朋友家认识他的，和他一般地寒暄了几句。他知道他这位对手是个贵族，英俊潇洒，八面玲珑，温文尔雅，自命不凡。他喜欢表现得宽宏大量，关心别人，而不以官员的面目出现。这种虚荣心是他们人人都有的，都希望别人把他们看作外交官，看作可以自己做主的重要人物，所以斐迪南在这里打算这样做：先通报进去，客气有礼，先一般地寒暄，然后就问起他的夫人。那位科长一定会给他让座，并递给他一支香烟，等他的话一停，科长就会客气地问道：“有什么事要我为您效劳吗？”科长一定会这样问他的，这一点很重要，不能忘了。随后他得冷冰冰地，漠不关心地回答说：“我接到一封信，我想去那边到M区去了解一下。一定是弄错了。那时候曾特别宣布我是不适合服兵役的。”这些话要说得非常轻描淡写，让人马上觉得他对这件事是毫不在乎的。这时科长就会拿出那封信来——他那副懒洋洋的样子他是熟悉的——向他解释说，这是一次新体检，他一定早已在报上看到过这项要求了吧，即过去退役的现在必须重新报名。听了这话，他依然非常轻描淡写地马上耸耸肩膀说：
“原来是这样！我是不看报的，我没那份时间。我得工作。”那位科长一定马上就会看出，他对整个战争是漠不关心的，他是自由自在、独立不羁的。当然，科长会向他解释，他必须服从这个要求，对他个人来说是很遗憾的，可是军事当局以及其他……这时候态度该厉害点了。
“我理解，”他得这样说。“可是现在我不能中断我的工作。我已经与别人谈好，举行一次我个人全部作品的展览会，不能不讲信用。我已经向人家作了保证。”随后他就向科长建议，或者给他把期限延长，或者由这里领事馆的大夫给他重新作次检查。
到此为止，一切都很有把握。但从这里开始事情就会出岔子。如果那位科长一口同意，那么无论如何总算赢得了时间。但是，假如他彬彬有礼地，以那种冷冰冰的、敷衍了事的态度，突然打起官腔来，客客气气地对他解释，说这样做就超越了他的权限，是不允许的。这时候，他就要表现得果断。他先要站起来，走近桌子，以坚定的声音，用非常坚定的、不屈不挠的、发自内心的果断的声音说：“这我已经知道了。请记录在案：由于经济方面的责任，我不能立即应召，要推迟三个星期，以尽到我道义上的责任；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都由我自己承担。当然，我并不想逃避我对祖国的义务。”他挖空心思想出了这些措辞，感到十分得意。
什么“记录在案”，什么“经济方面的责任”，听起来煞有介事，冠冕堂皇。如果科长还要提请他注意这件事情的法律后果的话，那这时语调就得更尖锐些，并冷冷地将这件事情收场：
“我懂得法律，知道此事的法律后果。但是我刚才说的话就是我的最高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