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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属虚应故事，毫无实益；因为唯有令学生当正课学习，始能使圣经真理，深印心版，不致遗忘。”
2。 辛普森爵士（Sir James Young Simpson 1811…1870）
苏格兰产科专家辛普森因发现三氯一炭烷（哥罗芳）为麻醉剂而成名，为苏格兰医学界最初获得男爵荣誉的学者。辛氏在妇科医学方面，亦有显著的成就。据《辛生传》的作者高敦氏（H。Laing Gordon）在该书里面说：
“我们所以钦仰辛氏，不仅在其发明与发现，不仅在其对科学的贡献，不仅在其文学和考古学的造诣；而尤在其令人敬慕之伟大人格。辛氏立身为人，有崇高的意境，有坚定的信仰；他坚信公理必胜，一切合理的事必然成功。有人问他一生最大的发现是什么？辛氏毫不迟疑的答道：‘我找到救主，乃是我一生最大的发现。’”
辛氏行医三十八年，从未一日旷其职守。辛氏事主虔态，信仰纯正；常常对人说：“我只对主耶稣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3。 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
奥斯勒爵士乃是一个著名医学家。一八一四年曾任麦吉尔大学（Mcggill University； Montreal）医学院教授；十年后，任美国宾州大学教授；一八八八年任霍浦金斯大学（John Hopkins University）医学院院长。以后又任牛津大学医学教授。
奥氏乃世界杰出的医学者之一，春风化雨，桃李遍天下。奥氏不仅在医学上有卓越的地位，在文学上，也有极高的天才。他平时对医生护士的讲词，美妙动人，曾刊有演讲集一册（Counsels and Ideals），书中不仅充分表现其文学的天才，而且引证圣经，尤特别确当，深切感人。
奥氏对宗教有虔诚的信仰，他在其演讲集中有一段说：
“每天起身，第一件事，便要祈祷，与基督同在；则万事俱足，无需他求。每日读经，不可间断；在世为人，立身行事，须从圣经，学习宝训。”（见演讲集二十九页）
奥氏又论‘永生’说：‘人如能相信永生的道理，便得到了人生的至宝。宇宙的奥秘，还有许多尚未显明出来，我们不可一味独逆，不信灵命不朽之理；勿效比罗（Pyrrh 365…275B。C） 之怀疑不信，而应虚心追求。则在人生悲哀愁苦之中，却能找到平安的磐石，那便是我们对复活永生的信心！”（见演讲集二五四页）
（按：比罗为希腊怀疑派哲学家，因怀疑其究竟是否为其老师，竟不予援救。实为对怀疑派之极大讽刺。）
第九章 教育家的宗教观
1。 阿诺德博士（Thomas Arnold 1795…1842）
英国教育家阿诺德博士，是在感化人心的工作上最有成就的人。他成功的秘诀，乃在始终一贯地应用基督教的重大原则。他第一个目标，先在教导学生做基督徒；其次是教其做人的道理；最后，才教他研究学问。阿氏曾都书多种，其著称者为罗马史（History of Rome）。阿氏曾对普及基督教教育，发表其意见称：
“基督教教育的重要工作，不仅在建造辉煌的校舍和延聘优良的教师，而更要移风易俗，从学校到家庭，从家庭到社会，从社会到政府，无论士农工商，朝野上下，都要远离恶行，荣耀上帝，使天国的福乐，降于世间。”
2。 甘培尔校长（Alexander Campbell 1788…1866）
美国伯大尼大学（Bethany Collegg，Virginia）校长甘培尔氏在一八二九年新西那地（Cincinati）举行的著名的辩论大会结束之时，对于‘怀疑论’及基督教两种思想，加以公允的评论说：
一、“倘使怀疑主义得胜的话，则人类永生的盼望完全幻灭，那无异为‘死亡’在它永远的宝座上加冕；那无异为坟墓永固它对于人类的胜利；则世人无论其如何伟大，聪明，良善；无论其如何为人敬崇，爱慕，将永远毁灭，不见其永辉。这无异把万物之灵的人类，与最低对的爬行动物等量齐观；使有灵魂的人类与草木同腐。是则人类不仅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与尊严，抑消灭了其永世的福乐。其最后的归宿只有永远的沉沦与毁灭。诚然如此，则怀疑主义的维护者究竟有何理由可以自夸，这种哲学究竟对人类有何贡献呢？
怀疑主义者所沾沾自喜者，只是使人类茫然不知从何来，更不知其将何往；只是使人类失了其万物之灵的地位，成为一种普通的动物；根本不知追求道德的生活，更不知有所谓上帝，有属天的盼望。诚然照你们的学说，则不仅叫死对肉体得胜，而且使灵魂也永远消灭。怀疑主义者，难道这便是你们的哲学吗？难道这便是你们胜过圣经的理由吗？”
二、“倘使基督教得胜的，则基督信徒，既无良心的责备，又无死亡的恐怖；因为上帝爱世人，祂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作人救主，使一切信祂的，脱离罪恶死亡的权势。而且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救世的恩功，祂已废弃死亡，带给我们永生；祂已经把这种征服死亡的权势赋予祂的信徒，所以每一个活着或者临死的信徒，都可信而有证有的恃无恐地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林前15：35）
主已征服了死亡与坟墓，基督徒凭着信祂的心，也已征服了死亡与坟墓！这是基督徒空前的最大的胜利。而且这种胜利，在一个真正虔诚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临终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亲眼目睹的。……一个真正信徒是常常靠主喜乐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常常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腓4：4）
福音一字，照天使的解释，乃是‘大喜的讯息’（路2：10）凡相信福音的，谁能不喜乐呢？超神论者、无神论者，以致怀疑论者，是不会喜乐的，因为他们的理论如此；犯罪的、作恶的、卑劣的，只有恐惧，因为他们的行为如此。但是一个基督徒，认识了救主，相信祂的应许，和祂完成了的恩功，万无怀疑恐惧之理，而只有喜乐与夸胜。感谢上帝，使我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得到征服死亡与坟墓的大胜利。”
3。 李查曼院长（Leechman）
苏格兰格拉斯哥学院院长李查曼博士，曾在晚年对他的一位出身名门望族的门徒作见证说：
“我虽现已垂老，不久人世，但是我的内心却有无上的平安。我很快慰，能在你面前作见证。这种内心的平安，并非象平常人那种从修养得来的淡泊、宁静，而乃是一种得胜的喜乐。但是你知道这种得胜的喜乐的根源是什么呢？”
他便指着放在书桌上的圣经，加强他的语气，从眼睛里流露出光芒：
“世人都把它忽视了，不知那里而却充满了无上的欢欣与快乐。因为圣经保证我们必朽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林前15：53）”
4。 麦考士校长（James Mccosh 1811…1892）
麦考士博士原籍苏格兰，后任美国普灵斯顿大学校长，于科学和宗教方面，发表好些著名的著作。麦氏于其所著《基督教与实证主义》（Christianity and Positivitism）一书中，曾有一段话说：
“离开了上帝的作为，则一切的力量，便毫无作用：
（一） 机械的力量，不能发生化学作用。
（二） 无组织的物质，绝不能产生一个最低级的动物。
（三） 原形质（Protoplasm）只能从有生命的物质产生。
（四） 有组织的物质，只能从细胞才能产生；但是第一个细胞从何而来的呢？
（五） 植物从种子而来，但第一粒种子从何而来的呢？
（六） 动物不能从植物而变成，那第一个动物从何而来的呢？
（七） 无知觉的物质不能产生感觉。
（八） 单从物质或感觉，不能产生良知。
（九） 无论在人类以前或以后，无论在有科学以前或以后，从来没有人会发觉有新的物种产生，此则连达尔文本人亦承认的！
（十） 我们绝无可靠的知识，
（十一） 凡属人类，甚至野蛮人，都能够认识上帝；而禽兽则无论如何训练，却绝对不能。
基上各点，则所谓进化论，实在是一种不可靠而危险的思想。”
麦氏又在其所著《神治论》（Method of Divine Government）一书中，斥责某些哲学家之愚妄，因为他们否认上帝的作为与安排，而空谈所谓自然的法则，麦氏又在此书里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说：
“一般学者，往往把上帝的事工（科学）和上帝的话语（宗教），放在互相敌对的地位，这是一件大可遗憾的事。其实二者，乃是有密切关系的，是没有冲突的。因重视科学而不信上帝的启示，固属大谬；因相信上帝的启示，而反对科学的研究，亦非正当的态度。因为研究科学，并非不信上帝；信仰上帝，并非遗弃科学。
‘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我们用科学方法研究自然现象，乃所以认识上帝伟大的事工与作为，正所以引导人类进入宗教的境界。所以只要科学能够正确地解释自然现象，正可与宗教相得益彰，正足以阐明上帝启示的真理。所以科学与宗教，并非不共戴天之仇，大可不必自相争执，徒费心力；而应修好言和，起来对付他们的公敌，那便是愚味与成见、情欲和罪恶。
科学有一个基础，宗教也有一个基础，如果能够配合联络，则不仅成一物之两面，而且正可异曲而同工，同归荣耀于上帝。如果说，科学是外院，则宗教为内殿；如果说，科学是圣所，则宗教是至圣所；而现在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血，殿幕已经从上至下裂开，中间隔断的墙，也已拆毁，彼此已经和好，都应同听永活真神的圣言。”
5。 威瑟斯庞校长（John Witherspoon 1723…1794）
普灵斯顿大学校长威瑟斯庞博士，乃为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和一位敬虔的圣徒，曾在讲道的时候，论敬畏上帝对公民自由的重大关系，发表他的意见说：
“一个真正爱护美国公民自由的人，乃是一位真正虔诚，热心维护真道，宣扬福音的人；亦为一位竭力阻止道德腐败的人。谁是公然不信上帝的人，我敢说，他必是我们国家的敌人。当我们国家面监危机之时，每一个美国公民，都应各就本位，作中流砥柱，抵挡罪恶的泛滥，传扬圣道，务使国民都能敬畏上帝的圣名，遵守上帝的律法。你若爱家和爱国，亦应爱你的上帝。在国家危亟存亡之秋，只有真的与神和好、与神合一，守神律法的敬虔的圣徒，才是一位德行高超的志士、忠勇护国的精兵和真有贡献的公民。愿神赐恩，使我们的自由民主建立在圣道基础之上，使自由与圣道，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第十章 史学家的宗教观
1。 计佐（Francis P。G。Guizot 1878…1894）
法国政治家、历史家计佐曾任巴黎大学历史教授；复任内政部长，教育部长，国务总理，主保守政策。计氏不仅在政治上有卓越的成就，在史学上负极大的时望，而且又是一位敬虔的信徒。在法国怀疑主义和无神主义猖獗的时候，计氏绝不随从末俗，不愧为一卫道的圣徒。计氏死后曾得法国政府至高的荣誉。计氏在他的遗嘱中说：
“我信上帝。我敬畏祂，但不敢妄想了解祂，我看到上帝时时临在，时时在施展其作为，不仅在其整个宇宙的永远计划之中，不仅在人类的生命里面，而且还在人类社会中间，尤其在新旧约圣经的启示里面，以及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为人中保，舍身救世的恩功上面。我在圣经和福音的奥秘之前屈身敬拜，我不敢用科学方法来企图解释这里面的奥秘。对于这些问题科学的讨论，我只有敬谢不敏，置身事外。我有充分的信心，因为上帝已准备我为基督徒；我深信我们在神的亮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切仅凭人的理智对于上帝一切无谓争论之空虚。”
计氏又在其所著《欧洲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一书中，论教会在罗马衰亡后的力量，说：
“当欧洲面临暴力侵略，行将沦亡之秋，幸赖有一种伟大磅礴的道德力量，维系其民族生命于不堕，如果那时没有教会，恐将为暴力所征服。因为只有教会，才有道德力量，能维护并宣扬神的教训与律法；只有教会才能宣布伟大的真理，成为要类希望的根基，因为唯有上帝的律法，乃是超越一切的律法，乃是放诸四海而皆准，俟之万世而不移的。”
计氏又论宗教对于近代欧洲的影响说：
“基督教会对于近代欧洲道德学术的发展，实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因为近代欧洲学术道德的进步，主功乃是神学的。史实证明，从第五世纪到十六世纪，一千余年之间，支配人心者，乃是神学。而一切哲学的，政治的，历史的问题，也都从宗教观点出发；甚至数学及物理学也尊重教会的教义。所以神学的精神，几乎成为当时欧洲社会血管里流动的血液；直到培根、笛卡儿时代，才把英法人的思想与心意，带领到神学领域之外。基督教会对于欧洲各国人心影响之大，实非其它各国可与比拟。在东方国家，宗教与学术，是分为两橛的；在欧洲，宗教与学术，乃是‘水乳交融’的。欧洲学术文化的发展，其性质不仅是人文的，也是宗教的；可以说，乃是‘天人合一’、‘人神同工’的结果。”
但是这种绝非意味着欧洲的学术文化受到宗教思想的束缚。计氏论宗教改革运动说：
“宗教改革，乃是一件划时代的大运动，乃是由人心的心志发出来的一股伟大力量，使人类得到自由，可自由思想，自由判断，不受任何权力的限制。换言之，这乃是解放人类理性和反对教会专制的伟大运动，这乃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真正意义。所以改教运的结果，乃是人类思想自由发展一个极大的进步，乃是人类心志解放的重大发展。”
最后计氏又论圣经的权威说：
“在信与不信两种思想斗争中，最有效的作战和致胜的法宝，乃是真神启示的，充满力量的圣经。”
2。 莱基（William E。H。Lecky 1838…1903）
著名的爱尔兰历史家莱基著有《欧洲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 in Europe。1865。2 vols）、《欧洲伦理史》（European Morals from Augustus to Charlemagne 1868。2 vols）及《十八世纪的英国》（Emgland in the 18th；Century；1878）诸书。莱氏虽为一个理性主义者；然在其所著《欧洲伦理史》一书中，有一段对耶稣基督颂扬备至；并论耶稣基督的人格与教训，对于后世人类之伟大影响说：
“基督给予世界人类一个崇高的圣范，虽经一千八百余年长期的变迁，但却始终使人类的心灵里面，充满了一种感人以深的爱心，而且无论在何时代，在何地域，在何环境，都能充分表露与体行，不但成为人类至高无上的德性的典型，而且还是这种伟大德性实践的动力。主耶稣在世传道，仅短短三年，但其影响人心，改变人性效力之宏大，实远胜世间一切扣学爱的探讨和道德家的劝勉。”
“基督徒的圣洁生活，其真正的源泉乃在耶稣基督。不论人心如何败坏，罪恶如何深重，不论大主教会僧侣如何专擅腐化，不论教会如何遭遇逼害，不论狂信派之如何感性用事，都不能损害真正教会之尊严。因为基督的圣范，永远昭垂，乃是改造人心的不易原则。完全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林前13：5），这种舍己无我、无限伟大的爱心，乃是改造人格的动力，亦为一切德性的源泉。”
3。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
英国著名史家汤因比治学精勤，研究广博；其所著《历界学者》为公认的巨著。他治史的方法，注重客观，不象一般史家仅知“平面的分析”，而能作“立体的比较”。其所取材，包括二十种文明，真是总摄古今，光芒万丈。就其否定了一切主观的单一因素的历史论（如黑智儿的唯心论，马克思的唯和论，史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循环悲观论，以及一发心理史观，伟人史观，地缘史观等说），这方面的成就而言，汤氏对史学的贡献，其功实不可抹煞。
汤氏相信，历史是向上发展的，这个世界，要成为“天国”的一部。汤氏以文明的兴起，在于挑战的成功；文明的发展，在于“创造性少数”（Creative Minority）的领导群众，使起初的物质方面的挑战，成为永久的道德精神的挑战；而文明的破落解体，则始于“创造性少数”的自矜自负，致令“个人偶像化”、“制度偶像化”，遂使群众失望离心。但汤氏又认为文明的兴哀，乃是形成“普世的宗教”必经的过程。人类的希望，最后乃在宗教的复兴，使这罪的世界，成为“天国”的一部。
汤氏从其研究历史的结果，综合他的意见，说：
“人类最大的不幸，乃在把人类与神的关系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