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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金祥鑫声音沙哑地答道，他拿着茶杯拉开抽屉翻寻着什么。
“自己做的就比买的好，起码木料实在。做上几件家具，把你家布置布置。”李向南说着，在一张吱嘎嘎发响的椅子上坐下了。现在，他的身高不显了，他被桌子和这摞纸箱夹着，遮挡着，与屋内环境比较融和了，一进门那种强烈的不安和难堪缓解一些了。自己总还算穿戴简朴，要是衣冠楚楚地踏进来更会感到浑身不自在。
“我这沙发不是自己用的，”金祥鑫闷声闷气地答道，“做了卖钱的。”他翻出一个破信封，打开看了看，又摇着头放进了抽屉，“茶叶哪儿去了？”
“我不喝茶，不渴，你甭张罗。”李向南连忙摆手。为了使自己与主人、与这房间尽可能融和，他尽量带上了点他并不习惯的老北京腔。但同时，眼睛却瞥了一下金祥鑫手中那只脏污的玻璃杯。
“那喝杯白水吧。”金祥鑫倒了一杯水放在桌上，又不知在哪儿翻了一会儿，翻寻出几块糖纸脏皱的水果糖，放到李向南面前，“吃糖吧。”他低头不看李向南，动作迟滞地转身往厨房去了。
“好，吃块糖。”李向南显得极为亲热地笑道，剥开糖纸，眼睛看着金祥鑫有些佝偻的背影，心中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郁闷和悲凉。这就是他的小学同学？
厨房一阵水龙头冲洗的声音。金祥鑫回来了，拿着几个水淋淋的西红柿：“吃西红柿吧。”
“好，我吃。”李向南爽快地答应着。
“你怎么知道我调回北京的？”金祥鑫放下西红柿，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把走道里的沙发架搬进门口，一边接着上弹簧，一边和李向南说话。
“我刚听说。”李向南答道。其实两年前他就知道金祥鑫调回来的消息，他没敢这么说，“你现在几个孩子了？”
“三个。老大姑娘，上中学，两个小子，上小学。”
“爱人在哪儿工作？”
“没工作。变着法儿四处干点临时工。”金祥鑫低头干着他的活儿，“你几个小孩？”
“我还没结婚呢。”
金祥鑫抬头看了李向南一眼：“你三十几了？”
“我比你小两岁啊，三十二了。”
“噢……”
“一分手有二十年没见面了。”李向南感叹道，“你还记得四年级暑假，咱俩有一天一块儿步行去香山吗？”
“不记得了。”
“怎么会不记得呢？咱俩也不知道路，以为沿着玉渊潭后面的河一直朝上走就能到。天黑了，咱俩回不来了，叫人给送回来的。”
两个小孩背着水瓶和鼓囊囊的书包，一早晨沿着河流朝西走着。李向南脖子上还神气地挂着个望远镜：“来，咱们看看香山近点没有？”两个孩子站住，像模像样地轮流举起望远镜朝远处天边的西山瞭望着。
“近点了。你饿不饿？咱俩吃个馒头吧。”李向南说。
“现在不能吃，等中午吃，要不该不够了。咱们一人喝一口水吧。”金祥鑫认真地说。
两个人举起水瓶一人喝了一口，抹了抹嘴，又蹦蹦跳跳地拂着柳枝沿河走去……
“不记得了。”金祥鑫仍然低头干着活儿，淡漠地说道。
李向南心中一凉。
“这些年我光顾着挣钱养孩子了。在东北农场是这，回北京还是这。老愁挣不够钱。别的都记不住了。”过了好一会儿，金祥鑫添了一句话。
李向南沉默了半晌，目光随着金祥鑫一下下摸索的手又落到地上一个破旧脏皱的小帆布书包上，那里面装着钉子、螺丝。小书包上绣着三个颜色已模糊不清的红五角星，中间一个大，两边两个小。怎么这样眼熟？童年的记忆又被触动了。他还来不及回想这个书包是怎么回事，就先有一股惆怅悲凉涌上来，随即记忆才闪亮着展露出它清晰的内容：这正是金祥鑫上小学时的书包。
他还带着这份“财产”。
“小时候的事我也记得点，”也许是李向南的沉默使金祥鑫感到了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又声音沙哑地说，“放学了，我老上你们家去看小人书，你家小人书真多。有一回我妈病了，没钱买药，你还帮我从你们家找过药呢。”
这话更增加了李向南的压抑感。自己还在雄心勃勃地想干番事业，而眼前这个同学似乎身心都已衰老了。看着金祥鑫那指头短粗、干裂的手——左手拇指上还缠着块又黑又脏的橡皮膏，他突然涌上来一个思想：自己和金祥鑫属于一个社会层次吗？面对着这样一个在底层辛劳生活的幼时的朋友，他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都显得太“奢侈”了。这是一种说不清缘由但却非常强烈的感觉。
不，自己那不叫精神上的奢侈。自己立志改革社会，要使千百万人更快地摆脱贫穷和愚昧。然而，他突然又想到的是：自己那种改革社会的所谓历史使命感有什么了不起？你能扮演一个强者的角色，不就是社会把你放在了那个位置吗？
终究，他是一个现实的人。他此时实实在在地坐在久别重逢的小学同学面前，他来不及进行那么多思悟。他应该说话。他希望自己能给小学同学一些乐观影响。
“你这是做松花蛋呢？”他问。
门后墙角泡着一脸盆鸭蛋，另外一个脸盆盛着拌好的泥糊，地上是稻糠，旁边是一堆已经糊裹好的松花蛋。
“是。”
“自己吃呢，还是卖？”这一次他没敢唐突。
“卖。”
“现在政策慢慢宽了，挣钱的路子能比过去多点。”
“是。”
“你们厂搞改革了吗？”
“闹不清他们。”金祥鑫还在用力上他的弹簧。
“改革搞开了，以后收入高了，生活就能富裕些。”他宽慰着对方。
“我闹不清这些。那是你们这号能人思谋的事。”金祥鑫举起鎯头敲着钉子。
李向南看着他无言以对。他又感到双方存在的巨大的距离：“那你现在还有些啥指望啊？”
“没有。”
“你下班除了做沙发、干活，还干什么？”
“活儿就干不完。”
“干完了呢？”
“睡觉呗。”
李向南胸口又感到那种压抑，但他还是含笑看着对方：“三个小孩都不错吧？”
“啊……”
“你再说没指望，这几个孩子总是你的指望吧？”
“人总有点指望。”
他还说什么呢？听见大门哐当一声开了，一个姑娘高兴地哼着歌。
“这是老大——姑娘回来了。”金祥鑫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
她在门口出现了。很难相信这是金祥鑫的女儿。一个苗苗条条的中学生。白衬衫，粉裙子，扎成一束的乌亮头发，白嫩嫩的鸭蛋脸，照得屋里似乎都亮了。
她瞥了李向南一眼，然后垂下目光看着脚尖：“爸，柱子让你快去呢。他不耐烦了。”她撇了下嘴，没好气地说着，然后绕过父亲走进屋里，拉开那块白布帘，露出一张显然是她睡的比较素洁的小床，背对着李向南，一边哼歌，一边收拾起床上的东西。
“行，我上完这个簧就去。”金祥鑫答应道。
“爸，我想买把折叠伞。”姑娘转过身撅着嘴说，“同学们都有。”
“咱家不是有伞吗？”
“破成啥样了？”
“我这不是给你修补好了？”金祥鑫放下手中的活儿，站起来，从墙上摘下一把老黄油布伞，哗啦啦撑开，缓缓转着，打量着上面几个补丁。
“我不要。难看死了。”
“能遮雨就行嘛。”
“我不要，我下雨就淋着。”
金祥鑫看了看女儿，愣怔了一会儿，慢慢收起伞，又坐下上开他的弹簧了。“好，给你买吧。”过了一会儿他说。
女儿在一个旧式小斗橱里翻寻着，把一个抽屉放到地上，东西倒出来：“爸，这些东西你还留着它占地方干啥，不怕人家说你？”
李向南扭头一看，是两个“文化大革命”中的红袖章，印着“东方红兵团”的黄字，还有农场编号，上面别着许多毛主席像纪念章。
金祥鑫似乎没听见，过了一会儿抬眼瞅了一下，“放在那儿留着吧。”他毫无表情地说道。
“爸，你再不去，柱子就不管啦。”
“好，我去。”金祥鑫站起来，摘下围裙，“李向南，你先坐会儿，我让大小子在路口卖鱼虫呢，我去瞧瞧就来。燕儿，你陪陪叔叔。”金祥鑫说着走了。
“叔叔，你是我爸爸同学？”燕儿大方地瞧着李向南。
“是。”李向南微笑着走到燕儿跟前。
“你比我爸爸精神多了，我爸爸死气沉沉地像个老头。”
“你爸爸把你们这么多孩子带大，真够不容易的。”李向南看着这鲜花似的女孩，眼前却闪过金祥鑫那双粗茧干裂的手。女儿比父亲长得还高。
“谁让他们不计划生育的。”燕儿撅着嘴说道。
李向南看了看她沉默了两秒钟，问：“你长大想干什么？”
“我？想唱歌。当歌唱演员。”燕儿一甩头发骄傲地说。她从枕头下拿出一个砖头式的小录音机，一按键：“您听这歌好听吗？”
“你的录音机？”
“我借的。”
一个带点童音的很甜美的女声唱起了台湾校园歌曲。
“不错。”
“这是我唱的。”燕儿脸一红，自得地、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学歌可不容易了。家里乱糟糟的，一回来就烦。每个星期天都得跑老远去找老师。”
金祥鑫不会回来了。李向南带着复杂的心情和燕儿告辞。他要去顾恒家了。
在路口，五六个人围成的圈里，他看见了金祥鑫。他蹲在那儿头也不抬地用小纱布网勺在盆里轻轻搅和着鱼虫，然后一勺勺舀进买主的瓶或罐里，一边舀一边还叨叨唠唠地招揽着：“这鱼虫是今儿清早才捞来的，都是活的。您不信？这一搅和，不都还动吗？没错。您要一毛钱的？再给您添半勺……”
李向南没有让他看见自己，悄悄走了。
生活就是这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轨迹。豪华的客厅，阴暗的房间；漂亮的领带，黑污的衬衫；欢乐的童年，沉重的中年；衰老的父亲，漂亮的女儿；雄心勃勃的改革家，辛苦麻木的勤杂工……过去和现在充满着对比，人与人之间充满着对比。什么都不是生活的真理，它们的总和才是生活的真理。一个人感触万端，思想冲突千种，但什么思想侧面都不是他行动的逻辑，它们的总和才是他行动的逻辑。
他不知道，当他走了几十步远以后，金祥鑫慢慢放下勺，抬起头呆呆地凝视着他的背影，混浊黯然的眼睛里似乎透露出什么。
第五章
清晨，自行车流在她面前的天安门广场浩荡奔涌。一个骑车的年轻人从眼前一晃而过，神态很像一个她熟识的人，她脱口叫了一声，扬起手。那人回过头，疑惑地扫了她一眼，她不好意思地一笑，认错人了。那位骑车人友好地笑了笑，走了，走了一段又回过头远远看看她。黄平平觉得有趣地笑了笑，回家走。
一进胡同口，碰见父亲正在散步。一个中年人骑车而过，放慢速度向他打招呼：“黄老，您遛哪？”黄公愚正在想心事，这时停住步，反应地问道：“是。你干什么去？”等着对方到跟前来停车说话，对方却只是招了一下手，“您遛吧，我不下了。”“啊，啊……”黄公愚不自然地点点头，怏怏地看着骑车人远去的背影。
“爸，您愣什么神呀？”黄平平问。
“呸，”黄公愚收回目光，往地上唾了一口，“势利眼。”
“人家怎么势利眼了？”
“以为我就要退休了，不掌权了，就连车也不下了。”
“人家可能有急事，不下车应酬客套了，现代作风嘛。要不，见一个下一个，还走得动吗？”
“他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上个礼拜三也有这么一回。我这不是拘泥小节，他这个人品质就不好，趋炎附势，连一丁点古人的道德都没有，没良心。”
“爸，您再遛遛吧，我先回家了。我今天得开始接二姐管家了。”
黄平平早听够了父亲没完没了的唠叨，赶忙找个借口脱身。
“你们今天把家里好好收拾收拾，我要召集协会的人来商议大事。”黄公愚在后面嘱咐道。
迎面碰见大姐夫曾立波正汗气腾腾地领着两个儿子跑步。“跑，坚持，不许停下来。一点毅力都没有？”曾立波原地跑着，回头冲小海大声训斥着。小海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惊惧地朝父亲看了看，又跑了几步，实在是跑不动了，喘着气放慢了步子。“咬咬牙，跑。听见没有？在学校捣乱有劲儿，跑步就熊包了？”
“大姐夫，又早锻炼呢？”平平笑着打了个招呼，她怕暴躁的大姐夫又打小海。
“啊，一举两得，既锻炼身体，也减少点家里卫生设施的压力。”
黄平平心中一笑，不由得看了看胡同口的公共厕所。
一进院子，“卫生设施”正在发生每天早晨必有的紧张。赵世芬在厕所间外面冲里气汹汹地嚷道：“你快点好不好？小薇憋不住了。你不会到外面公共厕所去上？”
“你让她先用痰盂吧。”卫华在里面尴尬地说。
“谁倒啊？你倒？你倒也不行。你快点。”
这是大家庭里让人难堪而又不可避免的冲突。
黄平平去找夏平，商量一下星期天的伙食。
院子里又发生了洗衣服的矛盾。洗衣机每到星期日照例搬到院中央的水龙头旁，现在赵世芬又冲秋平嚷开了：“不是规定好星期天一家用一个钟头洗衣机吗？”
“是。”秋平忐忑不安地看了看这位与她同龄的嫂子，“这个星期天轮着我们先用了。”
“先用，也不能洗小件啊。”赵世芬看了看放在盆里的衣裳，“不是规定的，只有洗大件、洗床单才能用洗衣机吗？”
“平平和二姐今天早晨说了，洗什么都可以，不超过一个钟头就行。”秋平小心地解释，“你要急着洗，先让你洗吧。”
“什么叫让啊？倒像是我破坏规定了。只让洗大件，是爸爸定的，到底谁说了算？ ”
小华的房门打开了，他睡眼惺忪，烦躁地冲院子里嚷道：“你们别吵了好不好？一大早又吵，让不让人睡觉了。”
“这又不是疗养院，哪有那么安静。”赵世芬的话又尖又刺。
小华瞪着眼气得说不上话来，砰地把房门用力关上了。
“哼，就会摔门。”赵世芬冷蔑地撇撇嘴。
“你们不要吵了，”春平走过来劝道，“不管是爸爸的规定，还是夏平、平平的规定，都不是绝对死的，你们互相照顾着就行了。我看，还是按平平她们的规定办吧，爸爸也不了解实际情况。”
赵世芬一下冒火了。她知道在这个家里数春平和小华对自己最有看法，她也就对他们最没好脸色：“到底谁是一家之长啊？是爸爸的话算数，还是别人的话算数？”她的嗓门很高，有意让黄公愚听见——她不知道黄公愚在外面散步。
小华气冲冲地又开门出来了，把一个方凳往院子中央用力一放，把录音机往凳上一放，按下录音键：“你们吵吧，嗓门大点。录录你们的交响乐。”
“小华，你这是干什么？拿回去。”春平劝道。
“她们觉得好听，录下来让她们天天听。”小华嗓门也高了。
黄平平过来了，后面跟着夏平。“嫂子，”家中只有她一个人叫赵世芬嫂子，“用洗衣机作做些规定，一是为了把时间轮流开，二是尽量节约些电，咱们家电费太高了。”
“为了节约电，爸爸才规定的只允许洗大件啊。”赵世芬一眼看见刚进院门的黄公愚，话音一下更高了，“你们不把爸爸的话当话我还当呢。”
“可像爸爸那样定，又太限制了。”黄平平笑着说。
“怎么了，又吵什么呢？”黄公愚走过来背着手站住，很有家长威严地问。
“爸爸，正好你来了，是你定的洗衣机只能洗大件吧？秋平她们说你的话不算数。”赵世芬诉说道。
“你……”秋平气得不知说什么好。
“嗯，是我定的。”黄公愚很权威地点了下头。
“爸爸，你这样定不太合理，谁一天到晚洗床单啊？”黄平平委婉地说，“买了洗衣机就是为了用的。不用，那不是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