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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弗洛伊德去世之际，荣格关于弗洛伊德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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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写到：‘所有那些关于人性本善的滔滔而谈，自原罪的教义不再被人们理解之后，已经弄昏了那么多人的头脑，而现在却被弗洛伊德席卷而去，我们期盼着那仅剩的一点残余也被二十世纪的野蛮一扫而光。’（CW，V。15，P46。）尽管出自不同的背景，他的这一说法却与他瑞士的同时代人卡尔。 巴特的说法毫无二致。 然而，与卡尔。 巴特不同的是，荣格走得更远。 邪恶和悲剧是如此深深地渗透到事物的本质中，以至荣格被迫深思甚至是上帝中黑暗的撒旦本性。“
这的确是十分沉重的肺腑之言。 技术极权时代表面繁荣下掩盖着的危机，的确已使世界黯淡到甚至基督教也不能拯救的地步。 也正因为如此，人文学者的悲哀就不仅限于失去的乐园不能复得，而且还深广到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找不到现成的、曾经有过的、人类可以赖以栖身的家园。 但是从另一生存维度，通过与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一切宗教传统作坚持不懈、立足于现代和后现代处境的对话，通过重新恢复文学、历史文本那已经丧失了的神圣内涵并使这一内涵从当代境遇和当代阐释中透显出来，通过显发和揭示当代种种象征的古老的神话学含义，世界又并不是不能投射出一线隐隐的希望。然而，正像仅仅基督教（或东方新儒学）已不足以使人确立得救的信心，仅仅道德和宗教也不足以重新振拔沉沦已久的人类精神。 很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缘故，荣格才对艺术和审美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热情。 不同于历史上宗教和道德总是认为文学艺术败坏人心而蓄意加以排斥的局面，今天，致力于重建精神家园的人已经逐渐认识到当代文学和艺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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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文学和艺术）所具有的神话功能、神学功能和宗教功能（当然并不仅限于此）。也许，唯有通过以一种艺术的和审美的态度去使许多东西成为意义不确定并因而永远有待阐发的象征（无论是宗教意义上的象征还是美学意义上的象征）
，逐渐退隐的神圣意义才有可能再现真善美的光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学和艺术这一集中体现了人类精神创造力的领域，便不再如扬雄所说是所谓“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相反，它应该是通过叙述、抒发、表现、隐喻、象征等方式营构精神家园的“英雄用武之地”。
在赞布里斯基对荣格的概括性阐释中我们看到，荣格对当代人文学者发生影响的第三种方式，乃是荣格本人对精神那无穷无尽、令人惊异的创造力的敏锐感觉和浓厚兴趣。“一次又一次地，从极有天赋的心灵、头脑中和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思想、直觉和象征中，产生和迸发出了携带着生与美的力量、能够治愈和猛然唤醒的力量、能够把工作与爱——把逻各斯与厄洛斯——结合在一起的力量。 这是来自自性（tbese1f）
的创造力，它似乎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对人们行使着它的力量。“
“创造性想象和情感用它们的作品滋养着我们的灵魂，它们能够纠正我们片面的自觉意识和自觉思维……并且几乎总是带来一种价值上的补偿。”这就正像荣格本人在《心理学与文学》中所做的那样，赋予了艺术作品以一种拯救性的价值和力量。站在我个人的阐释立场，我认为荣格身上更值得重视的是他对人类精神现象的高度尊重。 这种尊重是对精神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尊重。 在荣格看来，精神和精神现象有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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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它并不附属于某种外在的东西，因此也就不能用这些东西去对之作出解释。精神现象从梦、幻觉、想象一直到神话、宗教、文学、艺术，在较浅的层面上固然可以用现实生活、历史社会去对之作外在的解释，但其深邃的精神内涵和象征内涵，却不能简单地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生物学的角度去予以诠释。 这种外在的诠释被荣格视为“客观层面上的分析”
，它的巨大弊病，就是导致对精神和精神现象作简单、片面的理解。 这种简单、片面的理解，最终是要把精神和精神现象肢解、打碎以便缩减和消解其固有的价值，使之成为另一些东西（如物质基础、生物冲动、经济目标、政治需要）的附庸，从而剥夺其独立存在的地位和意义。 在十九世纪的气氛中，在当今对金钱和实利的信奉和追逐中，许多人早已不再相信精神还有什么独立的地位和价值，但与此同时却又因精神的失落而产生出巨大的焦虑、苦闷和空虚。 不过，尽管人们普遍感觉到因精神空虚而产生的痛苦和焦虑，却很少有人意识到：精神家园的丧失，乃是因为我们自己对精神采取了放逐的态度，把它视为物质的奴婢、肉体的附庸。 从而，只要我们自己改变这一态度，给精神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应有的尊重，不再把精神和精神现象从起源、性质和意义上归结为精神以外的某种东西，我们便不难摆脱因精神失落而产生的种种苦痛，找到重返精神家园的悠悠归路。另外要声明的一点是：本书虽然被定名为《重返精神的家园》，却并不等于我认为我们此刻就有一个既定的、现成的、可以当下回归的精神家园，也不意味着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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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舒适而温馨的精神家园。“重返”仅仅是一种譬喻，甚至不妨说是一种譬喻的譬喻。在本书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中，“重返”不妨被读解为“营构”
，因为在本书作者看来，唯有通过建设性的阅读、聆听、对话和诠释，东方和西方的人文学者才能共同“营构”起可以“重返”的精神家园
荣格的生平rongedeshengping
一、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卡尔。 古斯塔夫。 荣格1875年7月26日出生在瑞士东北部康斯坦斯湖畔克思维尔的乡村里。 他的祖父（与荣格同名的卡尔。 荣格）
1822年从德国迁居瑞士，任巴塞尔大学的医学教授。 有一种说法认为他（荣格的祖父）是歌德和索菲亚。 兹格拉（荣格的曾祖母）的私生子。 但这一说法恐怕永远没有得到证实的机会。荣格的幼年生活中有过许多传说，这显然是那些传说当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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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的父亲（约翰。 保罗。 阿基里斯。 荣格）是瑞士的新教牧师；母亲（埃米莉。 普莱斯维克。 荣格）出身于巴塞尔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家族。小荣格是父母唯一幸存的儿子，他的两个哥哥在荣格出生之前就夭折了。荣格生下来六个月，他的父亲被派到莱茵河衅另一个偏僻乡村洛芬去当教区牧师。 在那里，可能由于婚姻不谐的缘故，荣格的母亲出现了精神障碍，需要送进医院治疗几个月，小荣格就交给了他的姑妈和女仆照管。 关于荣格母亲的精神障碍，我们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以详细说明。 也许，在另外一种文化环境中，这种精神障碍也算不上什么精神障碍，因为它完全可以被对此习以为常的人视为正常，就像那些对自己对他人都十分麻木的人根本感觉不到自己和他人内心的痛苦一样。在风景如画的瑞士乡村，当荣格的姑妈初次让小荣格看见巍峨的阿尔卑斯山的时候，荣格立刻被它吸引，嚷着闹着要到山上去。 他的姑妈只好哄着他，答应以后带他去。 山峦、湖泊、河流和乡村，千百年来一直是瑞士人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小荣格感受到生命与万物的沟通和交融。 荣格一直热爱湖泊，他曾说：“没有水，人就根本没法生存。”
这正应了中国古代“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的格言。早在荣格刚能记事的时候，荣格的父母在婚姻上就存在着问题。 父亲和母亲的寝室是分开的。 荣格和父亲合住一间寝室。 他记得夜里听见母亲发出奇怪的、神秘的声音，弄得他整夜心神不宁。 他常常做一些可怕的梦；例如有一次，他梦见一个人影从他母亲房里出来，人头和身体逐渐分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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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浮在空中；此后颈上又长出一个头，也逐渐与身体分离而从空中飘走。 这些梦一直保留在荣格的记忆中，荣格晚年把它们写进了自己的自传。荣格的父亲性格急躁、容易发怒，是一个颇难相处的人；他的母亲则因为经常处于情感压抑的状态而时常有一些歇斯底里的发作。 当荣格实在忍受不了这一切的时候，他就独自一人躲到阁楼上去，在那里，他有他最好的朋友——他自己用一块木头雕刻的人像。 在孤寂的时候，小荣格常常与它作久久的对话。 木雕和对话给了荣格以精神的安慰。 人们不妨说：早在那时，荣格就在对现实的逃避中，开始了与远古精神的对话，并且正是在这种对话中，他才不自觉地为自己的精神发展找到了一条出路，而没有滞留和走入“死巷”和绝路。霍尔（C。S。Hal）和诺德贝（V。J。
NOrdby）在叙述荣格童年时代的经历时，有意强调了死亡给荣格造成的早期印象。 荣格自己在自传中也提到过这些印象。 在偏僻的山区，经常有当地的渔夫在险恶湍急的瀑布下丧生。 荣格一直到老都清晰地保留着对那些葬礼仪式的回忆：一只又大又黑的箱子放在一个黑洞洞的深坑旁；身穿黑色长袍、头戴黑色高帽的牧师主持着整个仪式；他们的面孔阴沉而忧郁……荣格的父亲是牧师，亲戚中有八个人也是牧师，因此可以说，在荣格的童年生活中，他几乎被这些身穿黑袍、板着面孔的神职人员所包围。 许多年来，他们的面孔和表情一直让小荣格感到害怕。 这大概正是他后来不愿选择牧师这一职业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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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本人小时候也曾几次临近死亡的边缘。 有一次他摔破了头，鲜血流满了教堂的台阶。 还有一次他险些从横跨莱茵瀑布的桥上摔下去淹死，幸亏女仆眼疾手快，及时从桥栏边抓住了他。 我们不知道这些童年时代的经历是否导致了荣格对人生的恐惧，因为按照尼采的说法，古代希腊人对神话的热爱，正是因为他们特别敏感的心灵感受到了生存的可怕。换句话说，正是死亡恐惧，导致敏感而富于艺术想象力的希腊人创造出了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 那么，荣格对神话和艺术的热爱，有没有这种内在的因素呢？
荣格四岁的时候，家庭搬迁到维塞河畔距巴塞尔三英里的克莱恩—许宁根。在这里，父母开始了荣格的学前教育：父亲教荣格拉丁文；母亲则给他读一本儿童插图本的外国宗教读物。那上面画着印度神话中的众神，荣格觉得非常有趣，常常独自一人翻阅里面的图画。 也许从那时开始，在不知不觉中，荣格就对东方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十一岁那年，荣格从乡村学校转入巴塞尔城内一所很大的学校。 在这里，置身于富得难以想象的人们中间，荣格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巴塞尔的绅士们住的是豪华的公馆，说的是高雅的德语和法语，坐的是套着高头大马、装饰得漂亮精致的马车。他们的子女举止优雅、衣着讲究、花钱大方，整天谈的是去阿尔卑斯山、去苏黎世湖、去荣格也渴望去的那些地方消闲度假。 荣格，这个贫穷牧师的儿子，脚上穿着破烂的鞋子和雨水浸透了的袜子到班上上课，对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充满了嫉妒。他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家庭，甚至开始可怜起自己的父亲。 在此之前，他一直没有意识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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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实际上有多么贫穷。学校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它占用了太多的时间，荣格认为这些时间本来可以用来读他真正感兴趣的书籍；他有很强的求知欲，但他发现：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东西完全不能满足他的精神需要。 他后来因为经常发作一种晕病而休学六个月。 在这六个月的时间中，他一头扎进父亲的藏书室，沉浸在凭自己兴趣读书的快乐中。 在乡村中，大自然给了他一种拯救，他重新感觉到与树林、岩石、沼泽、河流的亲切联系和神秘沟通。荣格的父母对儿子的晕病十分担心，他们请了一个又一个医生，却没有一个医生能够诊断出这是一种什么病。 一位专家曾认为很可能是癫痫，但据此而进行的治疗却没有任何效果。 荣格对自己的病一点也不在乎，相反他的感觉比在学校里要好。如果当时就有精神分析并且已经达到今天的水平，那么任何人都不难揣测：这种精神症状很可能源于一种逃避的需要。 在当事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无意识中的精神需要通过一种微妙的伎俩，达到了它希望达到的目的。但荣格终于意识到自己给父亲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担忧，那是在有一天，他无意间听到父亲和一位朋友谈话的时候。 当时，父亲的朋友问起荣格的病，荣格的父亲回答说：“医生们已经说不清他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如果他真的患了一种不治之症，那简直太可怕了。 我已经花光了我仅有的一点积蓄。 如果这孩子将来不能自谋生路，前景真是不堪设想。”
突然面对严峻的现实，荣格形容自己有五雷轰顶、大梦方醒的感觉。 从此以后，疾病不翼而飞（以后也从未复发）。他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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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跑进父亲的藏书室，重新温习拉丁语法；他重新回到学校上课，学习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刻苦。 荣格后来说，从这次生病的经历中，他真正懂得了神经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从童年时代开始，荣格就有过许多他不敢告诉任何人的梦以及因这些梦而产生的想法。 在荣格的家庭和他生活的环境中，问题一旦涉及宗教，提出问题的人就犯了大忌。 即使在荣格很小的时候，当问及有关宗教教义的问题时，他得到的回答也只能是：“这是不能怀疑的，在这个问题上你不能有任何动摇。”
不能有任何动摇的教义使荣格的精神发展受到压抑，他感到在自己和父亲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墙。 荣格后来回忆说，他的童年是在几乎不能忍受的孤独中度过的。 在孤独中他只能求助于大量的阅读以便弄清那些使他苦恼的问题。 问题的答案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能找到的，为了获得暂时的轻松和解脱，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逐渐成为荣格精神上的喜好，这为他未来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学养打下了基础。广泛的精神兴趣终于没有被僵死的“原理”和教义所窒息。到十六岁的时候，宗教问题上的困境渐渐被其它兴趣，特别是哲学兴趣所取代。柏拉图等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吸引着他，但他最喜爱的哲学家却是叔本华。 叔本华最关心的问题是人生的痛苦，他为这种痛苦找到了一种东方式（而不是基督教式）的解决方式。 这里，东方思想的启示，通过叔本华哲学，使荣格对人生有了一种新的透视和展望。就在这段时期，荣格开始从一个缺乏信心、沉默寡言的人，一变而成为一个积极活跃、爱说爱笑的人。 由于有了较多的自信，他跟许多人建立起了友谊，有时还向他的朋友们
02荣格：神话人格
谈起自己刚刚形成的思想和看法。 殊不知这些他十分珍爱的思想，一旦说出来，遭到的却是别人的嘲笑和敌视。 这可是荣格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 叔本华曾经说过：我们读书的时候是在用别人的头脑思索。 青少年时代的荣格读了许许多多的书，所有那些死去的作者都仿佛一齐在他头脑中复活了。他为此既感到兴奋又感到害怕，希望通过与别人的交流而获得自我确证。 而别人，由于根本没有思考过这类问题和根本没有读过有关的书籍，很自然地便感到他的想法古里古怪，甚至怀疑他是一个凭胡思乱想杜撰理论和概念的吹牛大王。 与此同时，一些老师也不相信他在他这样的年龄便思考过这些问题，因而指责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剽窃和抄袭。 荣格再次感到孤立，再次退缩回自己的内心世界。 只有在那里，他才感觉到他在外部世界所未能得到的安全和自尊。荣格回忆自己在青少年时代是一个孤独而书生气的人：被宗教和哲学问题困扰，对世界满怀寻根究底的好奇心。 显然，即使在那时，他已经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孩子，就像他以后是一个不同寻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