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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地说来他仍然是支持弗洛伊德的。1907年，弗洛伊德邀请荣格到维也纳作客。 两人一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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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相互倾心，一口气谈了整整十三个小时！这样便开始了他们此后保持了六年的私人关系和事业上的友谊：他们每星期通信，彼此交流自己所作的研究和最新的发现；弗洛伊德曾邀请荣格和妻子赴维也纳作客，荣格也邀请弗洛伊德赴库斯那赫特作客；1909年，两人同时应邀去美国讲学，在船上共同度过了为期七周的旅途生活；1910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正式成立时，由于弗洛伊德的再三坚持，荣格当选为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在当时群星荟萃的精神分析学圈子内，弗洛伊德一直给予荣格以最高的评价。 也就是这段时期，在一封写给荣格的信中，弗洛伊德（比荣格大十九岁）曾亲切地称荣格为精神分析王国的“王储”
，并称荣格是他的“长子”。
然而此后不久，两人的关系就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到1912年《转变的象征》出版后，荣格和弗洛伊德的私人关系完全破裂，荣格也因此而脱离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并在整整三年时间内陷入“精神的低谷”而到了“不能工作”的地步。为什么二十世纪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这两位大师之间的关系后来会变得如此严峻？对荣格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分歧和恩怨究竟应如何评价和解释？这些问题也许本来并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然而却毕竟吸引了普遍的关注，并产生出各种各样的说法。 从这些不同的说法中，我们本来可望把握两位伟人思想分歧的焦点，以及彼此所担负的文化使命，然而遗憾的是：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两人的性格和两人私交中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上。彼林斯基（Dr。
JohnM。Bilinsky）在荣格去世后发表
荣格的生平14
的文章《荣格与弗洛伊德》（载AndoverNewtonQuarterly，Vol。
10，No。
2，1969）中说，1957年他访问荣格的时候，荣格曾对他谈到，造成他与弗洛伊德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无意间知道了弗洛伊德与妻子和姨妹之间的“三角关系”
，以及他不能接受弗洛伊德把自己的权威看得比真实本身更重要的态度。 彼林斯基称荣格这样对他说：
当我和我年轻活泼的妻子到达维也纳时（按：指荣格应弗洛伊德邀请第二次去维也纳作客）
，弗洛伊德来旅馆看望我们并买了一束花送给我妻子。 他尽量使自己考虑得非常周到，甚至这样对我说：“遗憾的是我不能真正做到让你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我家里除了年老的妻子以外一无所有。”我妻子听到这句话时感到十分不自然和尴尬。 那天晚间，在弗洛伊德家中吃饭的时候，我试图与弗洛伊德和他的妻子谈谈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所做的工作，但很快我就发觉：弗洛伊德夫人对弗洛伊德正在从事的事业几乎一无所知。 显然，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十分肤浅的关系。后来我见到了弗洛伊德妻子的妹妹。她年轻漂亮，不仅对精神分析学有足够的了解，而且完全清楚弗洛伊德正在从事的工作。几天后，当我参观弗洛伊德的实验室时，弗洛伊德的姨妹问我，她能否和我单独谈谈。她被她和弗洛伊德的关系搞得心神不宁并且明显有一种负疚感。 从她口中我知道，弗洛伊德爱上了她，他们之间的友谊确实十分亲密。这是一个令我震惊的发现，直到今天，我仍能回忆起我当时感到的震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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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彼林斯基的说法，1909年弗洛伊德和荣格应邀赴美讲学之际，旅途中他们曾互相分析对方所做的梦。 荣格告诉彼林斯基：
弗洛伊德很为自己所做的一些梦困扰。 这些梦涉及到一种三角关系——弗洛伊德、他的妻子和他妻子的妹妹。弗洛伊德并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他和他姨妹之间的亲密关系，所以，当弗洛伊德谈到他做的一个梦时——在这个梦中，他、妻子和姨妹是主要的角色——我便要求他告诉我一些与这个梦有关的个人联想。 他痛苦地告诉我：“我本来可以告诉你更多的东西，但我不能拿我的权威来冒这样的险。”
这当然便结束了我试图为他析梦的打算……如果弗洛伊德有理解和弄清这种三角关系的自觉愿望，他的状况本来会好得多
彼林斯基说：在谈到私人关系破裂的原因时，荣格指责弗洛伊德从他做的每一件事上，看到的都是“对父亲的抵制和反抗”
；最后，荣格特别提到，“在我与弗洛伊德关系的破裂中，我对他和他妻子、姨妹之间三角关系的知晓成了非常重要的原因。 此外，我也不能接受他把权威看得比真实更为重要的态度。”
我认为即使这确实是荣格的原话，也未必就代表荣格的全部想法。 荣格是一个“多因论者”。在对梦进行分析时，他一直强调梦不是由单一原因形成的而是由多种原因形成的。那么，在时隔多年分析自己与弗洛伊德私人关系破裂这一极为复杂的问题上，他不会看不到造成这一情形的多种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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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多种多样的原因中，荣格本人的性格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一点早已被许多研究者指出。 霍尔和诺德贝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说：“从童年时代开始，荣格就是，并且以后一直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他不可能沾沾自喜于成为某人的门徒、长子或‘王储’，他要追循他自己的思想线索。在《转变的象征》这本书中，他就是这样做的。 他相信这本书将会断送他与弗洛伊德的友谊，一连好几个月他都为这种想法感到苦恼，以致一直不能完成该书的最后一章。 这一章的标题是‘牺牲’，而现在荣格所要做出的也就正是一种牺牲。”
（《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16—17页。）
如果不忽略其它原因，我认为与“知道三角关系”这一原因相比，性格原因无疑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性格原因并不单纯地表现为不同性格的冲突。 对学者和思想家来说，它首先表现为思想上的分歧。 一个人的性格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他的人生态度和他对世界的看法，而这些态度和看法又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他的基本思想倾向。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是绝不会亦步亦趋地盲从任何人的；他必然要另辟蹊径，追循自己的某些想法一直到形成自己的一整套思想。 而这种思想上的另辟蹊径则不可避免地会被视为“背叛”而导致师生或朋友关系的破裂。这种现象在人类思想史上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到了今天，它几乎已成为一种常识而支配着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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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者和传记家都提到过弗洛伊德的两次“癔病性晕厥”。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到，这两次“癔病性晕厥”都源于弗洛伊德对荣格“性格”的担心。——第一次是在不来梅，那是1909年的秋天，正是荣格和弗洛伊德准备出发去美国讲学的时候。 在和弗洛伊德一起的时候，荣格兴致勃勃地谈起刚从丹麦的泥炭沼地中发掘出来的尸体（据说它们是在特殊条件下得以完好保存的远古人的尸体）。不言而喻，对一向有“怀古之幽情”的荣格来说，谈论这件事本来是很自然的。 然而这一话题不知为什么却刺激了弗洛伊德的神经并促使弗洛伊德怀疑：隐藏在荣格这种“兴致勃勃”后面的潜意识动机，乃是一种针对弗洛伊德的“死亡愿望”
，即一种潜在的“弑父动机”。他几次忧心忡忡地问荣格：“你为什么对这些尸体如此关注？”后来，在吃饭的时候，便发生了弗洛伊德那次著名的“晕厥”。
——第二次晕厥则是在慕尼黑，在第二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召开的时候。 这一次也是在和荣格谈话之后，因为担心荣格最终要“背叛”自己，弗洛伊德在饭桌上晕倒了。著名传记文学家欧文。 斯通对弗洛伊德第二次“晕厥”
所作的描写，表明了欧文。 斯通本人正是从上面所说的“性格原因”理解荣格与弗洛伊德私人关系的破裂的
在荣格的清醒意识之中，他很想和西格蒙德重归于好。他对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仍然十分敬爱。 在他们两小时的散步中，他向西格蒙德保证说他们两人的关系已经和好如初；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将通力合作。荣格说这些话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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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是装腔作势。但是，从荣格脸上那稍纵即逝的微笑，从他那漫不经心的答复中，西格蒙德已经感到荣格内心的压抑——这种压抑的爆发已经为期不远了。 这是卡尔。 荣格内心要求自由、要求独立、要求决裂、要求自行其是的呼声。（《心灵的激情》，下卷，朱安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第431页。）
这当然仍是用“性格原因”来解释荣格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分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关系破裂。这种解释虽然是正确的，却似乎忽略了某些东西。 确实，荣格在性格上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但荣格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分歧以及由此而来的关系破裂却不能仅凭这一事实去作出解释。 仅仅从“性格”出发去解释荣格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分歧，是一种“向后看”的解释和“决定论”
的解释——这其实还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解释，从而在“方法”上正是荣格本人所不能同意的。这里，我并不是要推翻“性格决定论”的解释而只是要对它作一点我认为必要的补充。 考虑到甚至坎培尔这样的荣格权威和非常令人敬重的学者，在解释弗洛伊德和荣格私人关系破裂的原因时，着眼的也仍然是两人的不同性格，我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便不能不颇费一番踌躇和经过再三斟酌。但斟酌再三后我还是认为：在认可研究者们从性格角度提出的种种解释时，有必要提出我自己的补充。我认为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歧根本是思想的分歧。 这一分歧关联着荣格重建精神家园的意向。 虽然一开始荣格可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分歧的实质和深度，我们却不能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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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它视为基于个人意气的性格差异。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歧，只有在把荣格及其思想放在整个二十世纪思想史的背景中，才有可能充分显示出它的内在意义。正如本书试图展示的那样，在对一切文化和精神现象的理解上，荣格最终都表现出与弗洛伊德本质上的不同。 荣格的“后现代意义”
，恰恰体现在这种巨大的不同上。 许多人可能并未看出这种不同的意义何在，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们把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歧视为一种由性格决定的个人分歧。荣格一直强调：对于有创造性的人来说，应该注意的是他的著作而不是他生活中这样那样的琐屑之事。 在荣格漫长的一生中，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分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关系破裂）毕竟称得上是一个事件。 而象征这一事件的，则是荣格的一部重要著作《转变的象征》。这部书的写作从1909年就已经开始，但直到1912年出版，却仍然处于未完成状态。荣格直到1950年还说，他一直感到这本书有重写的必要，却一直没有时间来完成这一夙愿，这说明该书确实具有“指向未来”的“开放性”性质，它在荣格漫长的一生中，确实象征着一种“转变”或“转折”。这种转变的意义，在当时也许并不清楚，但几十年以后应该是比较清楚了。1950年，在该书第四版前言中，荣格写道：
这本书因而成了一个里程碑，矗立在两条道路分岔的地方。由于它的不完善和不完整，它为我后来几十年的生涯制定了必须遵循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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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说，《转变的象征》是在最快的速度中写出来的。“我不得不在我刚刚获得自己的材料时，就匆促地把它们一齐抛出。 我没有机会让自己的思想变得成熟。 整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就像一场不可阻止的山崩。 只是在后来，隐藏在后面的匆促才被我明确地意识到：这是所有那些在弗洛伊德心理学及其狭隘视野的束缚中找不到呼吸空间的心理内容的总爆发。”——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这本书的写作，与其说是基于观点的分歧和性格的冲突，不如说是基于一种迫切需要寻找出路的“生命需要”
，而这种“个人需要”最终将证明是代表了一种时代的需要。在令荣格感到窒息的“弗洛伊德心理学及其狭隘视野的束缚中”
，最使荣格不能忍受的，恰恰是弗洛伊德的因果论方法。“我更多想到的是他整个视野中那种还原论和因果论的倾向，以及他完全无视一切心理事件中如此显明的目的性指向的做法。”
因果论的方法对精神现象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出于在此问题上的特殊敏感，荣格感到自己无论如何无法接受这种“阐释方法”。此外，荣格对因果论和化简论（又称归约论）的不满，必定也包含着不满于弗洛伊德总是用因果简化的观点，把荣格的一切不同意见通通看成是“对父亲的反抗”即一种隐藏着的“弑父动机”。显然，如果不跳出弗洛伊德狭隘的思想框架而走向“精神活动具有内在的目的性指向”这一认识，荣格的“反叛”将不可避免地永远被钉在“俄狄浦斯情结”的耻辱柱上。作为一次无意识的自发喷涌，荣格只是在写完《转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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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后，才逐渐意识到这本书的内在目的性指向以及它将把自己带向何处
就在我刚刚写完手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有神话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呢？
没有神话的生活又意味着什么呢？
一位教父说：神话是那种“在任何地方都始终被任何人相信着的东西”
；因而那认为自己可以不需要神话、在神话之外活着的人就是一个例外。他就像一个被连根拔起的人，与过去、与仍在我们身上继续着的我们祖先的生活、甚至与当代人类社会均没有任何真正的联系……他在一厢情愿的狂热中沉溺于他自己的发明，却相信那是刚刚被他发现的真理……
内在的“目的性”指向甚至在荣格尚未充分明白其意义时，就把荣格带往“它”要去的地方。正是沿着这一指向，荣格才确立了自己的思想，赢得了自己的声誉，并开创了越来越大的后现代影响。 这实际上已经揭示了荣格为什么不能不与弗洛伊德分手，不能不走自己“命中注定”的道路。站在今天反观当时，荣格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对人文精神的寻根以及对未来社会的隐忧，都已经在他与弗洛伊德的最初分歧中露出端倪。 到《转变的象征》一书完成时，荣格对自己开创性工作的目的所在和意义所在已经是十分清楚了——人们没有看出这些迹象，并不是荣格本人的责任。然而在写作《转变的象征》时，一开始，荣格确实并没有意识到这次写作“内在目的性指向”。相反，若按荣格本人的描述，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倒颇有些像他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中对自发创作冲动的描述。 在那篇著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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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荣格指出，真正的艺术家往往受制和听命于无意识中的“异己冲动”。他甚至这样形容创作过程——“他磕手被捉住了，他的笔写的是他惊奇地沉浸于其中的事情……他被洪水般涌来的思想和意象所淹没……他只能服从他自己这种显然异己的冲动，任凭它把他引向那里。”
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1931）和此后的《心理学与文学》（1950）中，创作过程被荣格解释成来自集体无意识的自发冲动，其性质应从如下两个方面去理解：一、它具有“内在的目的性指向”。
（“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二、它具有“超个人”
、“非个人”的特点而不能根据艺术家的个人性格和艺术家个人生活的缺陷去作出解释。（“艺术家的个人生活对于他的艺术是非本质的，它至多只是帮助或阻碍他的艺术使命而已。 艺术家在个人生活中也许是个市侩、循规蹈矩的公民、精神病患者、傻瓜或者罪犯；他的个人生涯也许是有趣的或无可避免的，然而这并不足以说明作为艺术家的他。”）
——这实际上不仅为我们理解艺术、艺术家和艺术创作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而且也为我们理解任何富于创见的思想、理解这种思想的创立与创立者个人生活、个人性格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极具启发的洞见——人毕竟是人，人不可能完美无瑕，然而精神的花朵却不应因此遭到玷污。由此我们便不能不想到：荣格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分歧和个人恩怨，也许远不只是一个意见分歧和个人恩怨的问题。相反，它很可能超出了“个人”的意义而具有一种“命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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