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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党人的政治思想基本上直接来源于由法国革命弘扬的资产阶级政治自由学说，而其经济思想则比较明显地带有亚当·斯密、赛依、西斯蒙弟等人的理论的痕迹。就此而言，十二月党人无疑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信徒。但在有关实现目标的手段问题上，十二月党人的观点与当时欧洲的自由主义理论是有所区别的。在19 世纪的英、法等国，自由主义者已放弃了有关可以采用任何方式争取天赋权利的主张，而希望通过温和的改良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当时一位著名的法国自由主义作家曾说：“我们必须保存作为革命果实的政治创造……但是我们必须从这项创造中抹去革命。”这番话表达了自由主义的普遍倾向，也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由于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失去了革命性。而十二月党人活动的舞台是仍然实行着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俄国，在这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上，首先面临着破坏旧制度的任务。在十二月党人看来，现在的俄国就如同1789年前的法国，因此，只能以公开的斗争和革命的手段来完成这项任务，改变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这种观点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主义是一致的。十二月党人希望用法国革命的思想来实现俄国的1789年。十二月党人差不多都有法国文化背景，他们这一代贵族基本上都是在法国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18 世纪后期以来，几乎全俄国的贵族都崇拜法国，聘用法国人当家庭教师。这也许有助于说明，何以十二月党人大多是天主教徒。有些十二月党人还曾直接在法国受过教育，如穆拉维约夫一阿波斯托尔兄弟是俄国驻西班牙大使的儿子，他们被父亲安排在巴黎读书。很显然，这些“1812年的产儿”早已受到西方文明的滋养，而远征西欧的经历则使他们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托尔斯泰也曾认为，十二月党人的运动主要是外国影响的结果。十二月党人运动还受到1820 年开始的欧洲反对专制主义斗争新高潮的促进。那时，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被迫恢复了1812年的宪法；那不勒斯国王在人民的推动下同意实行宪制；葡萄牙驱逐了独裁者并成立了国会；希腊发生了反对土耳其暴政的起义；法国，比利时、德意志境内也出现了蓬勃的革命运动。“我们目睹各国的王位被恢复，又被推翻。我们的思想已经对革命、对革命的机遇、革命的好处习以为常了。”彼斯特里承认：“那不勒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事件对我有很大影响。”英、法、美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但在世界范围内，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进程仍在继续。对许多欧洲封建国家来说，它们面临的问题正是法国在1789年所解决的。事实是，19 世纪20 年代欧洲革命运动的精神动力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主义。神圣同盟的盟主亚历山大一世也很清楚，造成“灾难”的原因正是比拿破仑的征服更有力量的资产阶级学说。十二月党人的纲领和运动与欧洲的革命是一致的，因此，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同样是难以否认的。
沙皇政府也认为，十二月党人运动是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有些十二月党人的同时代人直截了当地称十二月党人运动为自由主义运动，卡拉姆津把十二月党人起义说成是“我们那些没有理智的自由主义者的荒谬悲剧”。起义失败后，亚，别斯图热夫在写给尼古拉一世的信中说：“我在口头上是一个超自由主义者，但这只是为了得到我的同志的信任。在内心深处，我是倾向于君主制度和温和的贵族政体的。”这个自白至少表明，十二月党人是把自由主义奉为原则和信条的。
十二月党人运动是以先进贵族为主体的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运动。十二月党人想把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移植到俄国土壤上来，想走西欧北美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在俄国尚未具备以革命方式建立资本主义秩序的成熟条件。他们没有想到，即便是一次成功的密谋，也不能够使俄国人民立即真正得到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先进的西方文化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在宗法制的俄国结出果实。十二月党人有许多弱点，但产生这些弱点的原因与其说是阶级的局限，不如说是历史的局限。
十二月党人的运动，开创了19 世纪俄国的解放运动，他们的思想影响着后来的先进分子。如果说后来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发扬了他们的斗争精神，那么自由主义者则更多地继承了他们的理论观点。从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来看，十二月党人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先驱。
二、不平凡的30—40 年代
抗争与探索：浪漫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哲学书简》
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加紧了对思想界的控制和监督。为了防止自由思想的传播，政府竭力加强“精神堤岸”，实行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查封了一批登载过触动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文章的杂志；同时，通过出版、学校、教会等途径，强化对官方思想体系的宣传。1832年，保守的贵族思想家谢·谢·乌瓦罗夫伯爵提出了“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公式，马上为沙皇政府所首肯，并作为俄国的基本政治口号贯彻于社会生活之中。在这个公式中，前两项是不难理解的。所谓民族性，指的则是俄国人民“特有的”顺从、笃信宗教、忠于沙皇的品德。乌瓦罗夫认为，俄国既然是在东正教、专制政治、农奴制条件下发展起来的，那么这种制度也就是不可动摇的。为了保持稳定，就必须发扬俄国人民传统的民族性。根据这个理论，现存制度是要永远保留下去的。
然而，即便是在统治阶级上层，自由主义思想也还没有绝迹，尽管其锐气已被消磨掉。
这一时期负责法律编纂工作的斯贝兰斯基非常重视自己事业的价值，认为通过法律汇编可以摆脱国家治理上的混乱状态，使人民能够处在一个法律环境中，扩展他们对法律和法制的认识，从而为实现政治自由作好准备。经过多年努力，他在1830年编出了《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1833年又编成15 卷的《俄罗斯帝国法典》，但未获尼古拉一世批准。这时的斯贝兰斯基远较亚历山大一世改革时期的斯贝兰斯基谨慎，其思想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倾向。从西伯利亚归来后，他与过去的论争对手卡拉姆津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并受到其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后期著作中，自由主义的原则开始同东正教国家的精神目标联系起来。
莫尔德维诺夫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仍然十分活跃，是国务会议中的头面人物、自由经济学会主席、俄美公司负责人之一，还是保险公司、私人银行的倡导者。他不同意十二月党人的做法，但赞成他们的思想，并和斯贝兰斯基一样与他们有过密切的联系。现在，他继续大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观点，说自由是人民活动成功的唯一准则，只要消除对生产力自由的限制并充分使用这种生产力，俄国的经济就能得到高度发展。他呼吁奖励自由劳动，采用机器生产，扩大银行信贷，吸收外国资本，制订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税收政策，以便发展工商业、加快技术进步。他还提出了一些旨在促使农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建议，如普及农业教育、推广农业机器、实行改良的轮作制、建立示范农场等。他回避了国家制度的问题，但就城市自治、司法制度和国民教育的改革发表了意见，并在建立经济统计制度、向人民提供医疗服务、设立公共图书馆等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他的很多建议成为60 年代之后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地方自治局中的主要活动内容。
斯贝兰斯基和莫尔德维诺夫只是代表了官方的贵族自由主义的余波。俄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剧烈变动孕育着思想的新发展。
19世纪30 一40 年代，俄国的工业革命揭开了序幕。纺织、造纸、制糖等行业率先采用了新技术，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自由雇佣劳动开始在工业中占主导地位。地主经济的商品化趋势加强了，许多地方的开明地主纷纷成立农业协会，讨论和交流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方法和手段，并出版杂志，改进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建立示范农庄，举办农业展览会，推广改良的种子、牲畜和农具。商业也出现了繁荣局面，40 年代全国约有4000 个集市，出现了一些新的商业中心；对外贸易也迅速扩大，把俄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30年代，一个私人股份公司修筑了从彼得堡到皇村的25 俄里铁路。尽管守旧派把铁路称为“有害的病症”，但这种先进的运输手段还是被逐渐采用了。同时，公路建设数倍、数十倍的增长，内河航运也迅速发展。由于帕·利·希林格在1832年发明了电磁电报，1835年在彼得堡建立了俄国第一个电报局。生活在前进，农奴制俄国在缓慢地朝资本主义方向演变。
在沙皇政府的压制和摧残下，先进的俄国知识分子继续顽强地抗争，进步思想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不断进发出闪亮的火花。如同赫尔岑所说，这是一个“外在的奴役和内心的解放”交织的时代。
十二月党人运动失败后，莫斯科取代彼得堡成了俄国社会精神生活的中心。在莫斯科大学这所曾经培育了雅库什金、尼·穆拉维约夫、卡霍夫斯基、尼·屠格涅夫等著名十二月党人的学府中，关心社会、追求自由的思想形成了一股潮流。俄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萨宗诺夫”写道：“崇尚文明和怀念真正的人民传统以及热爱自由的思想，在这个学府里找到了最后的容身之地。”赫尔岑（1812—1870）在回忆他在莫斯科大学的生活时说：“我们和我们的同学在教室里公开谈论我们所想到的一切事情，禁诗的手抄本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我们阅读禁书并加以评论。而且，我也不记得教室里发生过任何告密和变节叛卖的事情。”“这所失宠的大学产生的影响日渐扩大，俄国的年轻力量从各个地方、各个阶层流到这里，就好像流进一个总蓄水池。在大学的课堂里，他们清洗了从家里带来的各种偏见，达到了一个共同的水平，彼此亲密友爱，然后又分散到俄国各地和各阶层中去。”
在莫斯科大学，学术空气十分浓厚，思想争论非常活跃，教授与学生联系密切。在确定的日子里，格拉诺夫斯基山、卡维林、列奇金那里经常聚集着许多大学生。他们不仅就科学题目，而且也围绕现实问题和文学现象进行深入的交谈。许多热情奔放、意气风发的大学生自发地组织起一些小组，其活动的影响很快超出了大学的范围，成为开创哲学、政治思想和文学新流派的开端。在这些小组中，最有名气的是分别推崇德国浪漫主义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斯坦凯维奇小组和赫尔岑一奥加略夫小组。
斯坦凯维奇是一位年轻的哲学家和诗人，他天赋极高，富于理想主义，曾广泛阅读了德国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和哲学作品，主张以一种世俗的、思辨性的宗教来取代他和他的朋友们早已不相信的东正教。他的朋友有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阿克萨科夫、波特金、巴枯宁、卡特科夫、萨马林等人。1831年，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团体，研究文学和哲学问题。致力于在德国诗人和哲学家的思想中寻求真理，不过问政治。他们出版了《望远镜》、《莫斯科观察家》等刊物，宣传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提倡启蒙的人道主义理想。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俄国思想界的精华，尽管在观点上并不完全一致：他们中出现了西欧主义者、斯拉夫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但在当时，他们都迷恋于德国的精神文化。
斯坦凯维奇认为，正确地理解康德、谢林以及黑格尔的哲学，可以引导人们去认识并存的正义和邪恶，追求永恒的美、和平与和谐。他指出，不仅要进行能够改变社会表层结构的改革，而且更应追求人的自身的塑造和自我超越。对人类来说，唯一的救助来源于自我更新，也唯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获得真理和幸福。为此，必须从哲学家和诗人那里汲取知识，向康德、黑格尔、歌德等智者学习，以实现精神的自由。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教育他的追随者去争取一个和谐的、充满永恒的爱的纯洁世界。
30年代，德国浪漫主义在俄国进步青年中风行一时。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最早表现为18 世纪70—80 年代德国的“狂飙突进”时期，它追求无限的自由和无穷的境界，渴望完美和革新，充满了个性解放和公民权利不受侵犯的激情。浪漫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由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而引起的失望，这种情绪主要表现为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及社会进步的有限性的不满。在艺术上，浪漫主义融个性、非理性、主观想象和感情为一体，反抗18世纪古典主义的朴素、客观和平静。浪漫主义思想进入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极大地刺激了俄国思想界的理想主义倾向，并使之具有强烈的激进色彩。尽管斯坦凯维奇小组没有直接议论政治，但俄国生活的现实不可避免地在小组的活动中得到反映：他们都希望使人民摆脱农奴制从属关系，获得人身的自由和解放。而且，小组成员后来几乎全部积极地投入了政治活动。德国浪漫主义对俄国思想界的渗透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沙皇政府促成的。尼古拉一世的政府不愿让自己的臣民到法国去，因为法国被认为是一个经常发生革命、处于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国家。政府鼓励青年人去德国的大学学习，因为那个国家相对平静地处于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之下，俄国青年会在那里被训练成更加忠实于沙皇的奴仆。当时，柏林还很少具有西欧都市生活的色彩，初到这里的俄国贵族甚至感到它一点也不像个欧洲国家的首都。但是，这里的大学、科学和黑格尔所称的“思想的王国”已享有盛誉，并使柏林成为欧洲思想运动的又一个中心。在这里，人们希望接受教育、获取知识以赶上时代步伐的精神面貌是俄国人难以想象的：大学的课堂里总是挤满了人，除了学生，还有官员、军人，甚至妇女。但是，更使俄国青年心动的是这里日益激进的思想倾向，他们深受其影响并将其带回自己的祖国，这一结果是沙皇政府所始料未及的。
尼古拉一世着意防范的法国社会思想也没有能够被阻挡于俄国国门之外。赫尔岑和奥加略夫在莫斯科大学组织的小团体就是以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同斯坦凯维奇小组不一样，赫尔岑一奥加略夫小组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们一开始就确定了一个主要的目标，即一定要建立社会主义。赫尔岑后来回忆说：“我们的思想是混杂的，我们宣传十二月党人运动和法国革命，后来又宣传圣西门主义和法国革命；我们宣传立宪与共和，宣传阅读政治书籍并把力量集中在一个团体里；我们最努力宣传的是憎恨一切暴行和政府的一切专横。”在小组中，他们研讨傅立叶、圣西门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探索人类生活的新的伦理道德准则。每一次集会上，他们都要朗诵雷列耶夫和普希金的禁诗，同唱法国诗人贝朗瑞的歌曲。他们甚至在冬天戴的也是法国式的黑丝绒无檐帽和三色旗围脖。奥加略夫在《一个多余人的自白》这首诗中表达了小组成员的心声：“我们是傅立叶、圣西门的学生，决心为人民和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生，我们要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石……”尽管小组很快就被破坏，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为后来以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
1836 年，在第15 期《望远镜》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致某女士哲学书简（之一）》的文章，作者是彼·雅·恰达耶夫。恰达耶夫出身贵族，曾是骑兵军官，参加过1812 年的卫国战争，1821 年加入了十二月党人的秘密组织“北方协会”。十二月党人起义时，他正在国外。1826 年返回俄国后，潜心研究哲学，曾受天主教的天命论及社会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在《哲学书简（之一）》中，恰达耶夫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俄国现存制度的野蛮、迷信和残酷的奴役性，他发表这篇文章时署名“涅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