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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５月６日，李敖与胡因梦结婚。
胡因梦喜好星相，更听信卜算，为能与李敖结百年之好，她请台湾佛学中人林云出主意，在林云授意下，她坚持要在李敖床上的四角钉上铜板。李敖“坚持原则”，不肯照办。为此两人还闹了一场小别扭，胡因梦说李敖“不爱她了”，这些观念上的分歧日积月累，渐渐成为两人分手的诱因。
结婚的当天晚上，胡因梦的父亲胡赓年请女儿、女婿吃饭。
胡赓年，生于１９０４年的东北沈阳。抗战时加入国民党。曾任中央军校教官，韩城县县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抗战胜利后，负责旅顺、大连的接受工作，后转任青年团主任，《中央日报》社长，“立法委员”。他在吉林女子师范教书时曾经是李敖父亲的朋友和同事。１９４９年到台湾。
对这次吃饭，李敖印象深刻。当时，胡赓年谈到自己的“立法委员”生涯，突然得意地说：“３１年来，我在‘立法院’没有说过一句话！”李敖听后，感到很难过。他难过的不是此公放弃了他的言责，因为他们其实都放弃了；难过的是，他放弃了言责以后，居然还那么得意！这未免太不得体了。于是他忍不住回他说：“‘立法委员’的职务就是要‘为民喉舌’，东北同乡选您出来，您不替东北同乡说话，——一连３１年都不讲话，这可不对吧？一个警察如果３１年都不抓小偷，他是好警察吗？这种警察能以不抓小偷自豪吗？”后来，李敖以此为由头，写下了杂文《永远失职，永不失业》。
就在李敖与胡因梦结婚的第二天晚上，李敖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对方恶狠狠地说：“李敖，我要杀你全家。”李敖笑着说：“我只一个人，你怎么杀我全家？”对方说：“好，那我就杀你一个。”李敖大声说：“那你排队吧！要杀我的人一大堆，还轮不到你呢！”
次日，李敖又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那时已是深夜三点钟，一个自称中视林导播的，打电话找胡因梦。李敖说：“现在是夜里三点啊！”对方说：“没错，我知道是深夜三点钟，你叫不叫胡因梦来听？她不来听，明天我就公布胡因梦跟我的床上照片。”李敖说：“林导播，胡因梦在跟我结婚前，就开过一张名单给我，名单里面没有你，可见你是冒充的，如果你有照片，那你公布好了。”李敖的作风就是如此，他用奇特的方式处理来自周围的干扰，决不让对方使自己呕气。
李敖大隐于市，常常几个月不下楼，神龙首尾皆不见。但他并没有与世隔绝，他出版《独白下的传统》，也正是要用这本新书，使读者如见其人，并为仇者所痛，亲者所快。
海外杂志有一种说法，说“他们（国民党当局）把李敖放出来了！是他们的决策，是他们的一着棋。”是以此来表示其言论自由和民主。对此，李敖说：“事实上，这真是既不了解国民党又不了解李敖的浅见！第一，国民党没有慧眼和雅量下这种棋；第二，李敖的个性与人格也不屑被国民党这样下棋。国民党并非‘说放就放’的弹性政权；李敖也非‘你说放就配合你放’的弹性人物。这种浅见，真未免高估国民党和低估李敖了！”他从复出一开始，就作出了很充分的心理准备，准备再次遭受“封杀”。
他此时此刻的斗争锋芒所向已经不再像当年在文星时那样，局限于中西文化的论争，李敖现在把矛头直接对准了社会现实，对准了国民党当局，对准了社会上的一切邪恶势力。他认真地思考着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发表自己对社会改革的见解，“以历史批判当政政党，以笔杆左右党外选情。”
有人说李敖像三国时曹操借黄祖之手杀掉的那位祢衡，朋友也劝他“勿作祢衡”。李敖在回信中以屈原见太卜郑詹尹的话作答：“宁正言不讳，以危生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他说：“难道老朋友以意气风发献身真理始，以妻财子禄屈服现状终，这种局面，是你忍看和愿看的吗？你的朋友里面，我的朋友里面，你我共同的朋友里面，这种人还少吗？又何必多我一个李敖呢！”
他认为祢衡并不是有意找死，他只是“宁正言不讳”而已。至于“正言不讳”以后别人杀不杀他，他无所谓。他没有兴趣去教育敌人，或揣摩敌人的水准。他在这一阶段发表的《奇情与俗情》、《第一流人的境界》、《蝙蝠与清流》、《重要不重要与不重要重要》、《擦鞋者言》等杂文中便表露出他此时的心境。
俗话说：上得山多终遇虎。祢衡碰到曹操讲道理，可以不死，碰到黄祖那样的敌人，也只有一死了之——君子“患有所不辞也”。
李敖如此不思悔改，再一次激怒了国民党当局，压力再一次铺天盖地涌来。
首先是舆论对李敖进行封锁。
复出文坛后，李敖一直在《中国时报》开专栏，现在《中国时报》的负责人高信疆终于受到压力，官方要他在国民党全会期间，停刊李敖的文字一个星期。
于是，李敖致信高信疆辞去专栏，抗议某方面“直接间接扼杀异己的言论，究竟要闹到什么地步才同归于尽？”
在舆论封锁之后，接着便是组织舆论工具要把李敖斗臭。
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开始围剿李敖。
也就在此时，李敖与胡因梦的关系发生更大的危机。由于李敖与萧孟能之间的房产纠纷，胡因梦也被牵扯进去。胡因梦认为李敖趁萧孟能出国期间，侵吞了萧的古董和家俱，拍卖了萧在水晶大厦的房子，退租了花园新城的房子，并且把与萧共有的天母“静庐”的房产换到了胡因梦的名下……胡因梦想，“我‘幻想’中的李敖，是个具有真知灼见而又超越名利
的侠士，而不是一个多欲多谋，济一己之私的‘侠盗’。”如今她感到，这个幻想彻底破灭了。与李敖结婚后，压力始终不断，国民党逐步封杀她在演艺事业上的发展，使她非常沮丧。于是，她打定了与李敖分手的主意，并卷入了帮助萧孟能索回财产的官司之中。
就在他们结婚后３个月零２２天（８月２８日），李敖从报上看到胡因梦参加了国民党幕后策动的斗臭李敖集会，并口出“伪证”。李敖想：“全世界无此婚姻行规或婚姻伦理、也无此做人或做人太太的离谱行为。”于是，他放下报纸，通知叶圣康等朋友们，告诉他们决定招待记者，宣布离婚。
当天下午，李敖在大陆大楼举行记者招待会，并散发书面声明一纸：
一、罗马凯撒大帝在被朋友和敌人行刺的时候，他武功过人，拔剑抵抗。但他发现在攻击他的人群里，有他心爱人布鲁塔斯的时候，他对布鲁塔斯说：“怎么还有你，布鲁塔斯？”于是他宁愿被杀，不再抵抗。
二、胡因梦是我心爱的人，对她，我不抵抗。
三、我现在宣布我同胡因梦离婚。对这一婚姻的失败，错全在我，胡因梦没错。
四、我现在签好离婚文件，请原来的证婚人孟祥柯先生送请胡因梦签字。
五、由于我的离去，我祝福胡因梦永远美丽，不再哀愁。
李敖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８日①
此时的李敖没有悲哀，没有沮丧，没有忧愁，没有痛苦，而只有一种感情，那就是仇恨。他要用一种超乎常人的奇特方式，向世界表示自己的战斗力。
也许是这一纸声明在起作用，不久，李敖又赢得了一位空中小姐的芳心。这位小姐对李敖说过一段话：“李敖，你有许多优点，其中之一是你跟胡因梦离婚前后，她说了你那么多的坏话，可是你却不说她一句坏话，那时我还不认识你，可是我跟姨妈们谈起来，大家都欣赏极了。”李敖听了，用梁启超的两句诗答道：“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在李、胡婚变中，究竟性格的成分占了多少，政治的成分占了多少，局外人已很难说得清楚，但至少在胡因梦的理想生活中，像李敖这样危机四伏的生活是难以适应的。一个是梦里求真，又操练情感；一个是浑身是戏，亦幻亦真。本想着天地绝配，天长地久，谁料想，阴错阳差，缘尽梦醒。李、胡的证婚人孟祥柯（孟绝子）也无奈地说：“在李敖的天地中，胡因梦找不到真善美。李敖的天地中不是没有真善美，但那是董狐、司马迁、文天祥那一类血泪染成的真善美，是‘慷慨过闹市，从容做楚囚’式的真善美，是悲壮而深沉的真善美，而不是胡因梦心目中的真善美。”“大女人主义”的胡因梦也许忘记了“大男人主义”的李敖的爱情箴言：“我相信，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
大概是这一次离婚离得太干脆了，当天晚上这一消息就上了电视新闻。
就在胡、李婚变的同时，国民党《中央日报》也带头以专论攻击李敖，《新生报》干脆用漫画骂李敖是狗……
所有的目的就是要把李敖批倒斗臭，让他在群众面前抬不起头，说不出话。
官方控制的各家报纸，在发表李敖的文章和新闻与批评李敖的文章和新闻的处理上，是以３０比１的比例进行的，而且关于李敖的文章和新闻，即使发错了也不按《出版法》和《中国新闻记者信条》给予更正。
正是在官方一路追杀李敖的同时，又出现了萧孟能控告李敖“背信侵占财产”案。李敖不得不又投入了这场官司之中。
第一审地方法院宣判李敖无罪。李敖却不“见好就收”，他准备办一份杂志，利用这块阵地来继续战斗。这便是后来在台湾风靡一时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
李敖创办评论的构想来自于日本的一位思想家河上肇。河上肇从１９１９年起办个人杂志，共出了１０５期，除六期外，都是他个人的文字，对日本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但他后来因杂志惹祸，被当局逮捕入狱。李敖从这位异国思想家身上得到了灵感，也想办一份思想性的杂志，最初起名叫“李敖评论”。消息传出后，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当时的《时报杂志》有一篇石敢言的文章颇具代表性。他说：“以李敖的本身条件、经历和现仍有的支持读者来说，李敖比大多数人更有资格办杂志，更应该办杂志，更能发挥杂志对社会的功能性……然而……杂志是社会舆论，不是个人舆论：杂志从事探索真理的工作，不能成为真理独断的刽子手。‘李敖评论’则毫无疑问地充满着个人主义、英雄崇拜的色彩，相对的则欠缺作为社会公器的基础。‘李敖评论’何异于‘个人评论’或‘片面评论’……我们乐于见到李敖出面办杂志，乐于见到李敖在杂志里开辟‘李敖评论’专栏，用以评鉴社会之事或人，用以反映不平或揭橥理念、思想……但是，我们坚决反对李敖搞个人权威，把杂志存在的基本意义抹杀，把杂志的反应功能极端化、一己化。”“敢请李敖把‘李敖评论’改名为‘千秋评论’或‘肝胆评论’或‘事实评论’或其他任何客观化的名称。”①为了不在杂志名称上搞“名词之争”，李敖吸收了石敢言的建议，就把杂志定名为“李敖千秋评论”。
１９８１年４月１８日，按照官方“出版法”第九条规定，李敖顺利地申请得到了《千秋评论杂志》的执照，但就在执照发下来的第５５天，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７日，地方法院又重新裁判李敖有罪。官方以“出版法”第１１条“技术击倒”了这个执照，即“被处二月以上之刑，在执行中”，“不得为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人或编辑人”！
尽管李敖从多方面提出证据表明萧孟能所告不实，但事实是：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０日，李敖突然收到台北市市长李登辉的来函，说：“一、准‘台湾高等法院’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９日剑刑勇字第２６号函略以：李敖因侵占罪经判处有期徒刑六月确定。二、依出版法第１１条第３款规定，被处二月以上之刑在执行中不得为杂志之发行人。另同法施行细则第１６条各款所列情事之一，未依同法第十条之规定申请变更发行人登记，注销其登记。”李敖从这里真正地悟出了官方借此案封杀《千秋评论杂志》的味道。
关于此案的情况，李敖后来得知不少。原来，冤狱之构成，与国民党“军机处”王升主持的“刘少康办公室”有关。王升如果不介入，萧孟能绝无胜诉之理。连萧孟能的律师李永然都承认：“在法律的层面上，我们打不赢这场官司。”
就这样，作为杂志的“千秋评论”胎死腹中。
数年后，李敖锲而不舍，对萧孟能“千刀万里追”，追究出萧孟能诬告自己的内情。由于政治因素已结案，法官乃依法判决，于是萧孟能先后两次入狱，在第三次被李敖控告并判其入狱的前夜，他逃往美国，受到台湾警方的通缉。
禁止李敖出境
在国民党当局眼中，李敖是特大号的政治犯和异己分子，所以，一直被列入限制出境人员的名单之中。
早在１９６４年５月１８日，李敖正沉浸于中西文化论战之中的时候，美国大使馆的高立夫（Ｒａｌｐｈ Ｎ．Ｃｌｏｕｇｈ）致信邀请李敖访问美国，两周后（１９６４年６月１日），李敖又收到林诺华（Ｌｙｎｎ Ｈ．发Ｎｏａｈ）的信，洽商访美细节，但国民党当局刁难李敖，要与之“交换条件”，被李敖拒绝，遂未成行。
１９８０年，台岛的民主空气有所缓和，李敖为了试验一下这种限制是否取消了，于当年８月，委托一家旅行社代办出境手续，结果旅行社回话说，别人都通过了，唯独李敖的手续未办成。
不久，警总保安处处长郭学周约见李敖，他从上衣口袋中掏出出境证，笑嘻嘻地交给李敖说：“情治机关不会刁难李敖的。”
李敖遂将出境证交给了旅行社，但在“外交部”领户照时，又遇到了麻烦。经办人汪应松说：“从新闻媒体报导中证实，李敖与胡因梦有离婚行为，但在李敖的户籍誉本上却是‘未婚’，因此不能发护照。”
原来，李敖与胡因梦结婚时，胡的户口、图章皆在胡母手中，一时迁不到李敖名下，所以结婚时未能及时到户证机关登记，不料还没登记，两人就又离婚了。
李敖明白这是官方在有意刁难自己，便写信质问“外交部”部长朱抚松。当年１１月１５日，“外交部”领事事务处出面解释，说“查申领护照按规定须据实填写护照资料卡，台端所填资料卡之婚姻状况经查与事实不符，用特函达，请即亲自或以书面委托他人前来本处办理更正，以凭发照”。
李敖乃再次写信给朱抚松：“这是户政机关核发的合法文件，作为公家机关，‘经查手续’自以‘公文书’为依据，‘公文书’上关于我的婚姻状况，你们不引为依据，反倒依据报章来‘查’，难道一小块剪报便可以推翻附卷的‘公文书’了吗？”李敖还在信中说：“你太太徐钟珮在《我在台北》一书中骂你是‘死鬼’，有道理。因为我所填资料卡中，全无与事实不符之处，是‘死鬼’手下公务员自己弄错了。”
朱抚松已知理屈，又见李敖揭开了自己的私生活，紧张了，大骂了一通汪应松，下令即发护照。
如此看来，出境似乎没问题了。李敖准备出国旅行。就在李敖准备上飞机的时候，出境证又被“警备总部”收了回去。李敖打电话给保安处找郭学周少将，对方推托不在，并对收回出境证的原因“无可奉告”。此时，李敖真正明白了：“外交部”和“警备总部”在轮流扮黑脸，轮流踢皮球，最终的结果就是让你出不去！
当局的这种态度直到十年以后依然未变。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０日，全美华人协会在波士顿举行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并颁发杰出华人成就奖给华人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李敖、柏克莱大学加州分校校长田长霖、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李天和。
全美华人协会是美藉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等人发起，于１９７７年成立的非牟利性组织。其宗旨是增进华人间的友谊，保障其合法权益，促进美中两国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交流。该会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