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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９月３０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前夕，李敖在《亚洲周刊》发表了《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一文，进一步表述了他在这一特殊的历史关头所宣扬的国家民族观念。其中写道：
鸦片战争１６０年来，中国人民遭遇了两大挑战，一个是如何避免挨打，一个是如何避免挨饿。如何避免挨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成功地做到了，虽然付出了“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虽然付出了惨烈的牺牲和巨大的错误，但在最后，终于做到了没有帝国主义敢打中国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这种成就，一般小市民未必感觉得很清醒，这是由于小市民和领导人对利益的理解层次不同，小市民关心的重点是家庭利益，领导人关心的重点是国家利益，至少在挨打的局面下，国家利益要比家庭利益优先，这也就是陈毅元帅在日本人奚落中国人穷得没裤子穿还要搞核子弹的时候，发出“宁要核子，不要裤子”的豪语的缘故。
这是李敖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对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做出的最深入的思考。
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１日，为了影响台湾的“总统”大选，中国大陆发表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在台湾产生广泛的影响。次日，李敖在台湾“立法院”对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唯有“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做法，才能开启两岸谈判的大门，解决目前的困境。李庆华则在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阐述，两岸即将面对更严重的情势，新党主张的“一个中国”，不但是务实的主张，更是两岸和平的关键。他认为其他“总统”候选人主张的“台独”、“特殊国与国”关系论或其他主张，都不能带来台海和平。
３月１５日，在台湾大选揭晓的前夕，中共总理朱基对两岸问题发表了态度强硬的谈话，表示“台独”就意味着流血，希望台湾人民“切莫一时冲动，以免后悔莫及”。这一谈话在台湾岛上产生强烈震动。
中央社台北３月１５日电称，中国国民党“中央陆工会”主任张荣恭表示，这是中共有史以来警告“台独”最强硬的谈话，宣示了两岸和、战的底线，中共为防堵陈水扁当选逐步升高反“台独”声浪。张认为，如果代表“台独”势力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当选，两岸就算不会发生立即的战争，在未来四年，两岸关系也将是经常性剧烈震荡，将严重危害台湾的经济发展。独立参选人宋楚瑜则认为，将来国家领导人代表台湾人民的主流意识，我们不要急统，不要急独，要的是真正的和平与尊重。李敖则表示，朱基的说法很清楚，就是“陈水扁上台，中共一定打过来”。他还说，台湾如果寄望美国继续为台湾撑腰，那就是大错特错，美国不会为台湾让美国本土承受中共核子弹的攻击，我们不必寄望美国人会做这样的牺牲。他希望台湾人应该在无奈中做选择，千万不要把票投给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
显然舆论各方都在利用不同的表述方式，抵制倾向“台独”的陈水扁上台。
对这一舆论高压，陈水扁则大呼“不是在帮中国的台湾选特首”，他呼吁选民坚定，不要让国、共两党恐吓。台湾无法接受“一国两制”，不能让台湾成为香港、澳门第二。
事实上，作为台湾第一大反对党——民进党十多年来的强烈影响，并不是几个谈话几个声明就可以消除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台湾的政治，在依照着某种历史的惯性向前发展。
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８日晚，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了获选票数：
陈水扁：３９．３％
宋楚瑜：３６．８％
连战：２３．１％
许信良：０．６３％
李敖０．１３％
陈水扁以险胜宋楚瑜的票数当选。
从这次选票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新党在其他政党中所处的弱势。
李敖拉抬新党的历史使命亦就此告一段落。
台湾的民主进程究竟会走向何处，依然是个未知数。
结帐
最难忘，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２日的清晨，自从那声惆怅的汽笛响起，李敖来到这个奇特的小岛已经整整５０年了。
５０年来，他一天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小岛。在这方曾被李鸿章称之为“伤心之地”的小岛上，他从惨绿少年到玩世青年，从文坛慧星到“人民公敌”，从论战英雄到黑狱重囚，从“笑傲江湖”到竞选“总统”，他与之同生、与之共恨，他在这里跋涉、驰骋、呼啸、叫战，口诛笔伐，纵横捭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时髦不能动。这位文化思想界的孤星，在蒋介石偏安一隅的孤岛之上，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残山剩水之中，在举世滔滔、众神默默的时代，生根、滋叶、开花、结果，度过了驭风而行的青春岁月，迎来了如火如荼的人生的秋天。
５０年来，面对周围赞美的眼睛、挖苦的眼睛、嫉妒的眼睛、仇恨的眼睛、看好戏的眼睛……他率真、他坦白、他自负、他自大、他凶悍、他狂傲、他好讼、他愤世、他玩世、他骂世、他勇敢、他侠义，他痛恨伪善、他树敌八面、他快意恩仇、他穷情极性、他温柔敦厚、他随缘入化、他有口无心、他放浪形骸、他穷凶极恶、他横睨一世、他哗众取宠，他怀救世心怀、他存烈士肝胆、他与时代颉颃、他大难来时不皱眉、他打碎牙齿和血吞，他自负得不做第二人想、他理来情无存、“流水无情草自春”，他自诩是顽童、是战士、是善霸、是文化基督山、是社会罗宾汉、是侠骨柔情的大作家兼大坐牢家，是坦白的思想家、挖黑的历史家、同时还是黑白分明、天马行空的文章大家。他在坦然面对和顽强对抗中，坚信反独裁是一时之举、反暴政才是千秋大业，时代会变、反抗的精神永恒，他以目空一切之人，做手不停挥之事，用笔如刀，六亲不认，以直报怨，鞭及枯骨，朝夕不保，死生以之，弹指之间，他已经６５岁了。
用他的话说，一般人“６５岁以后，大家在等你退休，静养天年；你变成一个不满现实、满腹牢骚、走路一瘸一拐的过气人物”。但他却无职可退、无止无休，他乐观而快乐、愈老愈激进、一袭红夹克、“人生八十才开始”，他看破红尘又回到红尘，出世以后又回向人间，他要对面前的世界进行一番结账的工作了。
账目分两项，一项是思想探索，一项是艺术实践。
中国人的思想与观念，中国人的活动与行为，中华民族的过去、今天与未来，他要把整个中华民族摊开，要对这一切进行一番认真的思考与梳理。它不是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思想家的思想的联缀，而是真正以中国人的思想来作为中国的历史，这便是他所说的要下大功夫完成的世界性永恒性的大手笔——《中国思想史》。
这项工作纷繁而复杂，但他却要一个人完成它。
他要以此作为自己留给中国留给人类的一件礼物，使人类的观念与行为变得清楚而清醒，使人们从此调整未来的行为和方向。“上帝从最初造人类开场、到最后审判落幕，他只管首尾两头；而我却管中间，要清清场，检讨一下上半场的一切。所以，上帝最后可以审判我，但在最后没到以前，我要检讨一切，包括上帝先生在内。”
他已完成的《中国近代史新论》、《中国现代史正论》、《中国现代史定论》等著作，也许算是这场大盘点中的一个子项目吧。
他有一句名言，许多人都不会忘记，当然许多人也不以为然，那就是：“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他用数千万字的《李敖文集》和《李敖大全集》说明了这一切。如今，他又要为中国人的语言定向了。１７世纪的约翰生曾经编写英语辞典为英语定型，他却干脆要编写一部《中文大句典》了。他认为，比尔？盖茨的工程化译写出来的视窗中文，可能为我们的下一代带来中文能力全面退化的威胁，他要以一世功力，借累积阅读古今典籍的经验，选择、辨识、分析漂亮的中文句子语法，为下一代句法作示范。
１９９９年初，他与远流出版公司签订了三年交稿的《中文大句典》的出书计划，字数８００万到１０００万字。这是他在语言艺术上要进行的一项大工程，也是一场总结算。
他在第一次政治犯坐牢期间，曾经构思出数部小说的腹稿，《北京法源寺》只是这数部中的一部，人们亦在翘首期待着那史诗性的著作问世。
２０００年春天，他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谭璐的采访时说，他要写一部“男女关系”的小说，“会谈到情、谈到性等很多方面的命题”，以此对自己阳刚风格的小说做一个补充。这便是他在２００１年出版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上山？上山？爱》。
新千年里的李敖，春风得意马蹄疾，在千禧之年的第一个春天，又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北京法源寺》的情节并不复杂：作品写１８８８年康有为北上谋求上书变法失败，后南下广州，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培养自己的班底。十年后终于上书成功，与谭嗣同、梁启超等协助皇帝变法。以太后、荣禄为代表的落后势力对此百般阻挠，并图谋易位。谭嗣同等欲杀禄挟后，搞宫廷政变，被袁世凯告密。谭嗣同欲“死事”不逃，与其他五位维新人士被杀于菜市口。数年后，康有为、梁启超、佘法师的徒弟李十力分别走上了不同的救国道路。应该说，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是人们熟知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形象早已被历史定型；“戊戌变法”亦是人们熟知的前尘影事，发生过程已家喻户晓，成为常知；民国以来，以“戊戌变法”为题材的戏剧、小说、电影及其它形式的文艺作品亦不乏其例。这一切，构成了《北京法源寺》的阅读视野和艺术创造的形式参照。《北京法源寺》的奇特之处也正在这里，在作品中，这种对人物性格内涵的直接展露，人物的性格行为和情节冲突显然已经退到了次要的地位。作者避开了小说惯常的叙述方法，大胆发挥文学家的想象力，运用“百川归海”式的宏大结构，详人所略，略人所详，避开历史文本的常知部分，把笔墨的重心放在了人物文化思想的纵深挖掘上，放在了对人物的思想基础和思想因素的剖析上，通过人物对话、内心独白以及铺陈扬厉的论辩语言，为我们展示出在中国最幽暗的历史时期一段段动人心魄的思想巨人的心灵历程。从总体上讲，《北京法源寺》的书写技巧是传统的，但作者的创作视野却是现代的。他在继承传统创作理论的基础上，以其渊博的史识、精深的思考，创制出超越传统叙事规范重在表达思想的新式文本，语言汪洋恣肆，气势磅礴，既有汉代大赋的铺张扬厉的气势，又有孟子文章的尚理善辩的文采。《北京法源寺》，不失为我国当代历史小说中一部优秀之作。①
当然，作为历史小说的探索之作，这部作品并非白璧无瑕。比如，作者与叙述者的距离有时过近，导致小说中的一些议论和抒情成为作者情绪的渲泄，以致一些“李敖式”语言的出现。作者走向前台，使本应含蓄的“影射”显得直露，作者和作品失去了距离，也就失去了文学的时间性和历史感。也许正因如此，《北京法源寺》的提名，才在海内外引起一场“风波”。
但在提名问题上，李敖有自己的理解。他谑称，被提名诺贝尔奖证明在台湾受排挤的可向世界进军。“不是我想要这个奖，而是这个奖该给中国人了。”“诺贝尔文学奖１００年来只有４个亚洲人获奖，印度１人，以色列１人，日本２人。中国人从未获过奖，诺贝尔的其他奖，比如物理奖和化学奖，曾经给过中国人，但是他们得奖的国籍已经是美国了。”他认为《北京法源寺》是一部合乎理想主义的小说，自己的著作超过１５００万字，坐过６年两个月的牢，被软禁１４个月，可以说为理想主义受尽苦难。自己有资格获得这个奖。
李敖恨的是文人气短！
李敖争的是民族气节！
有论者谓，中国人首得诺贝尔奖者，非李敖莫属。但也有人对此产生非议，甚至有人不屑一顾，认为李敖是自我炫耀、自鸣得意、在炒作自己，并且对此感到“困惑不解”①。这真是太不了解李敖了！
对于一个为自由而呼啸叫战的斗士而言，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区区一奖于他何有哉！
其实，对于一位向东方强权终身战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能否入选并不重要，单就获得提名这件事本身，便具有一种浓厚的象征意义。它预示着在社会文明发展缓慢的东方，人民的民主意识正在悄悄萌芽、生长，那种“不自由，毋宁死”的为信仰而战的精神正在潜移默化地滋润着人们的心田，它是人类的希望，民族的希望，国家的希望。
大陆《中国图书商报》２０００年４月１８日曾发表焦国标先生的一篇文章，颇能道出李敖“提名”的意义：
中国人在文学的箩筐里扒抉１００遍也没有谁挑出来李敖拿正眼看看，甚至压根没有谁将李敖放进文学的箩筐。的确，即使是被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拿来说事儿的《北京法源寺》也更像论政论学之作。梁启超与谭嗣同论佛学，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与谭嗣同关于去留、死生的交锋，皆是其最精彩之处，也是此类著述里的精彩之最，除了李敖，别人谁也写不来。在这里，他的语言不像他写杂文那样肆无忌惮，可是并不精雕细刻，有时甚至让人感到粗鄙。这就对了！在一个粗粝、野蛮的社会，一切纯文字上的经营皆是罪孽，一切自命为美文的作家皆是罪人。李敖驱遣污言秽语，并世无二人，人皆诟病，我却理解。中国强人不跟人讲理，世间举凡民主、自由、人权、正义、天良、人道、报应，没有他们怕的，惟一对他们能构成一点刺激的就是污言秽语，这跟原始部落里人们的认知水平完全一样，妖邪怕污秽，只有以污秽才能驱妖邪。李敖天性大雅大义，不弱于任何人，之所以做此下作相，实不得已也。几千年的汉字，几万年的汉语，蕴藏巨大能量，就像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水电资源，是李敖第一个开发利用了污言秽语这项潜能。
我心目中有七位贤人。他们是梁启超和胡适、甘地和曼德拉、李敖和柏杨，以及金庸。梁启超和胡适，贤在德才学识，贤在于浊恶世中爱惜羽毛，洁身自好，即便高官厚禄唾手可得，甚至不伸手去取就有人硬塞，你不接住就是看不起我的情势下仍然不失良知的底线。甘地和曼德拉，贤在教主般坚不可摧的钢铁理念，一次次的绝食之苦（甘地），漫长（２７年）的牢狱之灾（曼德拉），不以为畏途，终至事功惊天地。李敖和柏杨，贤在于黑云压城、文网密布中快意恩仇，独戟刺天，为台湾社会撕开重重黑幕。金庸之贤，在于风靡的文字成功（给许多人带来阅读的快乐同样是一项大功德，我不是精英主义者，我只崇拜多数原则）和创办新闻实业的成功。之所以排列这七贤，只是想让您知道李敖在我心中的分量。
２０００年５月，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获奖者不是李敖。
这不禁又要使所有的中国人大发感慨了。
但李敖没有感慨，他不会因为评奖而改变自己，他一如既往地工作、工作、工作，他正在忙于结账、结账、结账。
他要面对的是人类的古往今来，是古往今来的中国人。
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李敖是一座孤峰。
他阅历了太多太多的人世沧桑，立地顶天破苍穹，挺拔威武而不屈；他在一个充斥着畸形与变态的小岛上，神驰于人类忧患，情系于底层民众，用一支铁笔，禀一腔奇情，披荆斩棘，身先士卒，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开辟了一条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斗争的血路；他身系宝岛，心灵却飞翔于遥远的文化思想的时空，那里是大陆的故乡，是中华民族的根，它虽然一片浩瀚、荒凉与死寂，他却要以唐？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勇气，使那片土地苏醒，苏醒，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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